好的寫作者都是雌雄同體的
新京報：你翻譯了大量瑪格麗特·阿特伍德、伊麗莎白·畢肖普、西爾維婭·普拉斯等女作家、女詩人的作品，你覺得女性的身份會讓你對女性作者有天然的親近或更深的理解嗎？
包慧怡：因為我沒有當過男性，我從小就是生活在這具皮囊裡（所以我沒有辦法判斷），我一直在想，大家口中所說的「女性」是什麼？小時候我會有點焦慮，覺得自己女性氣質缺失，性格比較野，跟著男生上樹撒野，打群架，如果不是成績好，老師應該會一直請家長，只不過我的成績掩飾了這些事情，讓我可以繼續無法無天下去。
到底如何定義女性氣質？長大之後我發現，和男性氣質掛鉤的都是褒義詞，勇敢、決斷，諸如此類，與女性氣質掛鉤的褒義詞也不是完全沒有，比如溫柔。但在我看來，一個人，首先應該是一個「人」，ta為什麼不能既溫柔又果決，既善解人意又殺伐決斷？涉及寫作，尤其如此。我翻譯過的男性作家中，例如我喜歡的f.s.菲茨傑拉德，他們最吸引我的那部分都是有點雌雄同體的。假如我們把「對於外在世界的敏感性」稱之為「女性視角」，所有作家都必然擁有女性視角，否則他們就沒法完成自己的工作。但這又好像歧視男性了，為什麼男性不能敏銳地觀察外在世界？所以怎麼走都是一條死衚衕。不應該讓某一個性別壟斷某些優點或缺點。倒不如由作品或者我們自己說話。
新京報：倒不是說女性必然擁有相近的女性氣質，更多時候是一種相近的生命體驗把女性聯結在一起，比如痛經，比如高潮，比如懷孕。另一方面，女性相對於男性在社會中所身處的「第二性」的位置，也讓她們更能理解彼此，更能理解其他同處弱勢的群體。
包慧怡：在同理心方面，從機率上來說，在我的經驗裡當然是女性更具同理心，我也不知道這是文化塑造的還是與生俱來的，但事實就是如此。這恰恰是女性閃閃發光、需要彼此守護的一部分，此外最好在男同胞身上多培育一點這種sympathy（同情心）。我總喜歡說，sympathy的詞根syn+passos就是一起感受、受苦的意思，要對他人的苦難多一點想象力。直觀的痛苦，例如痛經，男性確實沒辦法真的感受，當然現在也有模擬產痛的體驗，據說大部分男性在疼痛達到十級中的四級時就不能忍受了。我家屬也預定了這項體驗，想知道會痛成什麼樣子，雖然我不生孩子，也想試試看，體驗分娩的痛苦。
如果哪一天我改變了想法，我想懷孕生子這件事是能拓寬我的生命體驗的——我不知道這樣說會不會太輕浮——它能讓我受苦。雖然生活已經挺苦的了，但它能讓我感受千千萬萬女性所共享的另一種苦，儘管這種苦不是非嘗不可，但受苦對成長是有價值的。這有些自私了，但說實話，我也不相信有任何生孩子的理由是不自私的。
新京報：在你較為熟知的作家中，安吉拉·卡特和瑪格麗特·阿特伍德時常被貼上女性主義的標籤，但你好像不是很認可這種做法，包括阿特伍德本人似乎也不願承認自己是女性主義的作家。一方面我認為她們的作品是具有女性主體意識的，另一方面也覺得，貼上女性主義這個標籤是不是把她們的作品窄化了？
包慧怡：其實我是在替她們辯護。我沒有覺得不能給她們貼標籤，但她們倆都激烈反對這一點，安吉拉·卡特在訪談裡尤其強調這一點，而阿特伍德則是用一種調侃的語氣回應。包括2020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露易絲·格麗克，她們作為作家都不希望自己被標籤化。因為一旦進入了「主義」，就意味著你可以被當作刀槍，用在文學之外的地方，之後就沒辦法寫作了。作家對此在意、愛惜羽毛，我是可以理解的，我認為有時候也是必要的。如果只在純文學的領域探討，其實別人貼什麼標籤，自己是不必在意的，反正我不在意，因為你無法帶著文學史的後見之明看待自己。考慮到她們倆所處的特定的年代，（貼標籤）可能意味著像普拉斯自殺後被造成了一尊神，多出許多粉飾，用在本人原先預料不到、違背本意的地方。作家在這方面可能有一些警惕，不喜歡被歸類，但這並不意味著她們不是女性主義者。當然，這也取決於你怎麼定義女性主義。
你不能把消除偏見的過程從他們手裡剝奪
新京報：是否可以說，對她們而言，「女性主義」這個標籤的內涵是政治的，而不是文學的？
包慧怡：我覺得阿特伍德還是挺介入政治的，除她以外，大部分作家，尤其是詩人、小說家，包括我自己在內，在政治方面都不太在行。當然我也意識到，無論我介入與否，我都已經生活在它的結果裡了。但是作為寫作者，我只能用自己在審美上能接受的方式去介入包括女性主義在內的政治議題當中。
我個人最反感的可能是以「公知」的方式，當然「公知」這個詞本身是中立的，只是我不喜歡直接搖旗吶喊這種方式，我不喜歡這樣使用語言。在能力上，我存在知識盲區，要補課的東西太多；在審美上，我對語言可能有點潔癖。如果別人沒有我這個潔癖，能夠以這種方式起到好的效果，那也挺好的，我有時候也會轉發。
我覺得如果發表斬釘截鐵的判斷和觀點，那麼潛臺詞就是希望別人也像我這麼想，藉此吸引同類，或者把異類爭取為同類。可這與我所相信的是相悖的。在我看來，每個人得要得出自己的結論，「意見領袖」這種詞在我這兒就是一個悖論，意見為什麼會需要領袖？有種說法是，對於一些自己沒有能力形成判斷的人，需要正確的觀念引導。可我總認為，每個人都能形成自己的意見，儘管現實中我也看到了許多盲目、偏激的觀點，彷彿是未經思考說出的。可即便如此，也不能剝奪他們試錯的機會，他們也許會為自己的偏見付出代價，從中吸取教訓，你不能把消除偏見的過程從他們手裡剝奪，告訴他一定要像我這麼想才是對的。人不應該通過這種方式完成自我實現，或者說代替他人完成自我實現。
歸根結底，人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把握世界的真相？對我而言，這個真相是存在的，但它是在流動的，真相對每個人都會呈現不同的面貌。
我也會反思，如果想要改變世界，是不是這種直白的方式確實更加有力？但我又對隱形的力量充滿信心，文學作品也許並不比搖旗吶喊弱，只是它作用在更幽微的方面，不那麼容易用關注度來量化，需要給它更長的時間，更多的耐心。假設我寫了一部作品，裡面有獨當一面的女性角色，或者描寫了屬於女性自足的世界，儘管我傳遞的資訊不夠明晰，但是我相信，讀者理解了這部作品，也就理解了作者的立場。
新京報：在我看來，女性拿起筆寫作本身就是力量，只是方式不同。胡安·巴斯克斯在接受《新京報》採訪時曾說過：寫小說和寫評論屬於完全不同的寫作，寫小說是因為對人生有困惑，寫評論是因為對人生很確定。當然，他說的評論特指社會評論和政治評論。
包慧怡：反思他的這個觀點之後，我覺得我永遠不會寫評論。我可能只有一瞬間的確定，這個世界對我來說太不可把握了，我對「存在的自信」本身都感到不確定，這方面伊麗莎白·畢肖普等詩人是我的同類。
不要說五年、十年，就連一年之內，我的一些想法也在不斷自我修正。我的理想是當一輩子學生，我更享受在講臺下面不斷被開啟、不斷被刺激、不斷突破自我認知的過程。在講臺上面，我多多少少有些「表演」的成分，因為我如果磕磕巴巴、不停自我修正，學生的聽課體驗會非常糟糕，我不得不呈現得非常確信，但我內心始終在為自己打問號，你有那麼確定嗎？你真的相信剛剛說的話嗎？在這個意義上，我還是更適應學生這個角色，我不害怕邊界被打破、重新去嘗試，但我會對保持一個無懈可擊的姿態感到恐懼。
每一代人的具體經驗都是在變化的，能傳遞的只有會自我生長的東西，就像播撒種子，直接給人一盆花也是不對的。教育是很難的事情，真正理想的情況是像蘇格拉底那樣，擁有始終處在對話中的生命。但在今天，那樣一種對話已經不可能了，你沒有辦法讓五十個人同時參與到你的生命裡。講臺的設定本身，就已經違背了教育的理念，因為它代表著一個自上而下的單維傳播方向，而能夠自上而下傳遞的，要麼是事實性的東西，要麼是太過武斷的觀點。事實性的東西，學生通過自學一樣可以掌握，教師要做的，是激發，而激發只有在雙方平等的情況下才可以發生。因此，我對教師這個身份一直有一些懷疑，在我的理想當中，教學不是知識點的傳遞，而是一個點亮和邀請的姿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