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本身可以是對寫作的刺激
新京報：你開的第一門課是什麼？
包慧怡：我最早同時開了兩門課，一門是給留學生開設的英語寫作，一門是英語文學導讀。後者是一門比較泛的課，隨便大家怎麼上。記得和我在平行班上課的老師講的主要是愛倫·坡的短篇小說《黑貓》之類的。我選擇的文本是一半小說，一半詩歌，8+8，這樣可以涵蓋到十六位作家。因為是「英語文學」導讀，我還特意選擇了不同地區的英語文學，愛爾蘭、加拿大、美國、英國，還有華裔和一些少數族裔。如果只是西方正典就沒什麼意思，而且各個地區都有自己的文學史。
但這樣上課自己挺累的，因為每週都是全新的東西。剛回來的時候，基本整個星期都是備課、上課，基本沒有自己寫作、科研的時間。可能一年之後才逐漸勻出時間來。
新京報：這會打擊到你自己的寫作和翻譯創作嗎？
包慧怡：確實有打擊。看你什麼態度，教學本身也可以是刺激。因為我經常「夾帶私貨」，比如高階英語，可以用統一教材，但我給他們上的是翁貝託·艾柯的thebookoflegendarylands，講述文學中虛構的地理。一方面我認為大三的學生讀艾柯是沒問題的，雖然是英譯（由義大利語譯為英語），另一方面這樣能把一門所謂精讀課同時變為藝術史、思想史、文學史的課，就比較有意思。復旦這點還是比較好，教師能夠自由選擇用什麼教材。因為是我自己喜歡的作家、喜歡的文本，因此備課本身也是一個刺激，刺激我形成一個良性迴圈，進而去寫些什麼。
但這也是我逐漸琢磨出來的，「原來可以這樣教」。實踐了幾年以後，學生反饋也挺好，所以永遠不要低估學生的學習能力，要試了才知道。
新京報：在你的專業領域方面，從愛爾蘭回國之前，你知道國內的研究狀況大概是怎樣的嗎？
包慧怡：我的研究涉及古英語和中古英語詩歌、中世紀文學中的地理想象、中世紀與文藝復興博物志和感官史、手抄本中的圖文互動。出國之前，我覺得這方面的研究還是很欠缺的，因為資訊比較閉塞，無論是讀書資源、教學資源還是學術共同體，基本不太夠。但回國以後我發現，這幾年是有所改觀的，原因之一是更多出國留學的博士回來了，他們有的去得比我還早，在那兒讀的時間更久，七年、八年，再往後兩三年才回來。
在今天，許多人認為在繪本或影像小說中，影像是為文本服務的，是illustration，是示例，是說明。但在中世紀，雖然有些手抄本的影像是出於裝飾目的，但更多手抄本的影像和文字是各自為政、各有各的生命的。儘管文本處在中心，影像是包圍文本的，但影像經常會對文本的含義發出挑戰，因此不能純粹把影像當作裝飾，而要結合文本統一考量。它還提供了一個開放性的解釋空間，這種開放精神我自己也比較喜歡。
阿蘭·德·里爾（alaindelille）有一句我特別喜歡的拉丁文名言，大意是：世界萬物，如我們，像一本書像一幅畫，在鏡中。這個斷句，可以理解為「像一本書、一幅畫或一面鏡」，可以理解為「像是鏡中的一本書或一幅畫」，因此書和畫是互為映象的，我個人更喜歡後者的闡釋。書是文字，是我自己更習慣的表達方式，但畫向你舉起了一面鏡子，讓我看看我自己。
其實整個人類歷史就是在書和畫對質的過程中不斷推進的。逛博物館時最迷人的也是這一點，有時候一件器物上一本正經寫的文字，與影像呈現出的是完全不一樣的。在今天儲存差異越難，我們就越要在自己的研究中做到這點。至少在這片自留地中，不要提「邊緣敘事是為中心敘事服務的」之類的理論，允許多聲部的存在，讓一座花園裡的植物同時開口，這不是一件很迷人的事情嗎？
當這些詞彙密集出現時，這種文體就像在你面前放煙火
新京報：除了古英語、中古英語、拉丁語、蓋爾語，你對不同的語言還始終保有熱情和好奇嗎？
包慧怡：語言還是非常迷人的，因為語言不只是一套符號體系而已，語言背後永遠是理解世界的方式。多解鎖一種語言就多一雙看世界的眼睛。
比如古英語和古冰島語中的「迂迴表達法」（kenning）是非常美的，話不說直，完全以謎語去陳述：大海叫「鯨魚之路」，戰士叫「戰鬥的蘋果樹」，特別形象。而寶劍是「亮晶晶的蔥」，這會有點陌生化：為什麼？他們對蔥有迷戀嗎？蔥怎麼殺人？但是我能感覺到一種奇異的美。
他們對雪花也有幾十種不同的說法。為什麼不用snowflake（英語中的「雪花」）呢？其實snowflake本身也是一個複合詞，但它比較直白，而冰島語會用一些不相干的詞彙組成複合詞來指代雪花。當這些詞彙密集出現時，這種文體就像在你面前放煙火一樣。不光是修辭上的愉悅，你會想象這種語言背後是怎樣一種心靈，怎樣一種生活方式，使得他們圍繞在篝火邊時要用這樣一種表達講述他們的人和事。這麼一想，這些人就都活了起來，你就立刻脫離了當下所身處的現實，進入語言中的「更為真實」的世界。
每種語言背後都是這樣的奇妙世界。雖然波斯語我學得很淺，但也被迷倒了：他們的核心動詞很少，就百來個，因此需要用許多動片語成一個動作，比如「站起來」這麼簡單的動作，在他們的表達中就成了「pullyourselffromchair」，把你從椅子上拉起來。其實波斯文難在它的字母書寫體系，因為它使用的是阿拉伯字母，阿語我學過一個多學期，但我的圖形記憶能力不是特別好，現在的確很多都忘了。
但不是說忘了就等於白學了，即便最後沒有熟練掌握，它為我想象力開啟的口子也是很珍貴的。我被語言中暗藏的思維方式迷住了。起先只是對異域文化獵奇，之後它所描繪的藝術傳統還有建築形態我都想去進行整體把握，由此進入了一個不斷求知的過程。雖然我終其一生也沒辦法成為阿拉伯語言文學大師，但在這個過程中我被帶著去了很多漂亮的地方，異域的歷史、文化、心靈都吸引著我，而串起這一切的正是它們的語言。這趟旅程無論如何都是值得的。
世界上還有什麼東西能讓你那麼耐心而紮實地進入，給你特別平靜的感覺，讓你與生活重新發生連線呢？雖然是通過比較抽象的方式，但你會覺得蒙在表面的霧氣在一塊一塊被擦去，世界會一點一點亮起來。學語言的過程本身就是很開心的。
新京報：在使用不同的語言時，你會呈現出不同的性格嗎？日本女記者伊藤詩織，在遭受性侵後寫了一本書講述自己多次起訴的經歷。她曾為遭受性侵感到羞恥，沒辦法用日語啟齒，但用英語她卻可以更勇敢地表達自己的觀點。
包慧怡：會的。其實我們是impersonating（扮演，模仿）了，你會想象，在使用這種語言的群體中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ta是你外在表現的一種，ta是你同時又不是你。這也是為什麼我覺得雙語寫作非常重要。雖然小說和詩我都有用雙語寫作，但英語創作幾乎完全沒有發表過。它對我來說是一個分類，有一些表達用中文太難處理。當中國文化中的恥感和我的分寸感糾集在一起的時候，用英文寫作就能獲得極大的自由。
重要的不是作品本身，而是我在這個過程中得到了解放，把之前自己加給自己的、沒必要的鐐銬鬆掉了。成年之後為什麼生命力會萎縮？因為你在自我規訓的過程中不斷給自己戴鐐銬。小孩特別開心，看姜老師家裡的小孩，天不怕地不怕，在那兒跳芭蕾舞，轉二十圈，直到把自己轉到地板上。而成年人可能轉到第十五圈或者第五圈時腦子裡的叫停機制就會出現。其實讓自己跌倒，也不會跌死。這個姿勢應該維持終生，我們才能夠不虛此生。
最可怕的是，我們本來就在寫作裡求自由。本來想好了，作為一個社會人，我要活下去就有一些鐐銬不可避免，但我要在鐐銬上求自由——作為一個寫作者，我們的幸運之處是還有另外一層現實的生活，這一切都可以化為隱喻的語言在作品中呈現。本來寫作就是我們一退到底不能讓渡的自由。如果人在長大的過程中，在寫作上也進行自我設限，這是很可怕的：在你覺察之前，有些東西你已經寫不出來了；你還沒有意識到，你的一部分自由已經被奪走了。
有個聲音在你寫出來之前就在那兒，一旦那個聲音開始出現，寫作就被殺死了。往積極的方面想，這是把寫作者一步步逼向本質，逼成一個成熟的寫作者。如果你的故事對你足夠重要，無論如何你都能找到一個辦法把它講出來，而且並不違背真相。要繞過的障礙越來越多，對寫作技巧的要求就越來越高。
像托爾金一樣，在自己的世界裡，用文字成為一個小小的神
新京報：外界的限制是否會影響你的寫作和表達？
包慧怡：歷來就是這樣，沒有辦法。可能我們是受限較多的一代，但有時候也要警惕「受害者心理」，老覺得自己是最不幸的一代。我覺得不是的，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問題。抱怨不會帶你到任何地方去，最終要用你的產出改變此刻和將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