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以百計的人來到特拉法加廣場，以鋪路石為枕，每個人都身懷著差不多的故事。不多久，政治煽動家們就意識到，這群受壓迫者是一支現成的軍隊，他們怒氣沖天、退無可退。倫敦人早就察覺，特拉法加廣場位於城市東西部的分界線上，將窮人和富人分隔開來：這條人為的邊界，就像讓無權者失語的隱形束縛一樣，很容易被衝破。1887年，社會革命的可能性對一些人來說近得可怕，但對另一些人來說又尚有距離。在特拉法加廣場，威廉·莫里斯、安妮·貝贊特、愛琳娜·馬克思和蕭伯納等社會主義者與改革家的日常演講一呼百應，成千上萬的人結成遊行隊伍，高喊口號、揮舞旗幟、湧上街頭，並不可避免地發生暴力衝突。倫敦警察廳和弓街的裁判法院加班加點，試圖控制抗議者，將他們認為的窮人和煽動者驅逐出廣場，但是，就像不可壓制的潮水一樣，他們剛被趕走，就又湧了回來。
11月8日這天，警察總監查爾斯·沃倫爵士下令禁止在特拉法加廣場舉行一切集會，釀成了一樁大禍。那些把位於倫敦市中心的這一地點看作普通人的集會場所和政治行動論壇的人視之為一種蓄意的宣戰行為。群眾計劃在該月13日舉行示威。名義上是要求釋放關押在獄中的愛爾蘭議員威廉·奧布萊恩，但抗議者所表達的不滿遠遠超出了這起案件本身。超過四萬名男女聚集在一起，提出他們的訴求。迎接他們的是兩千名警察，連同女王近身衛隊和擲彈兵衛隊。衝突瞬即爆發，警察用警棍砸向抗議者。儘管有人呼籲和平示威，但許多參與者還是揣上了鉛管、刀子、榔頭和板磚。最終，40名抗議者被逮捕，200多人在騷亂中受傷，且至少有兩人死亡。不幸的是，這場後來被稱為「血腥星期日」的事件並沒有標誌著衝突的結束。打碎玻璃的叮噹聲和爆發的眾怒一直持續到下一年年初。
在上述的兩幅場景中，有兩名女性的生與死將成為19世紀的標誌。一位是維多利亞女王，這個時代以她的名字命名：1837年至1901年。另一位是個叫作瑪麗·安或「波莉」·尼科爾斯的流浪女子，她是那一年在特拉法加廣場風餐露宿的眾人之一。與女王不同的是，她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被遺忘了，儘管世界會非常著迷地記住，甚至津津樂道於殺害她的兇手的名字：開膛手傑克。
從女王的金禧之夏到1888年8月31日「波莉」·尼科爾斯遇害，大約隔了12個月。在公認被開膛手傑克殺害的五名受害者中，或者說，在那些被警方確定為由同一人所殺的東區白教堂地區的死者中，「波莉」·尼科爾斯是最初的一人。在她遇害之後，人們於9月8日在漢伯裡街附近的一個院子裡發現了安妮·查普曼的屍體。該月30日的凌晨，開膛手成功地進行了兩次襲擊。在這起所謂的「雙屍案」中，他奪走了伊麗莎白·斯特賴德和凱瑟琳·埃多斯的生命，斯特賴德的屍體是在貝納爾街附近的達菲爾德小院裡被發現的，而埃多斯則在主教廣場被害。這一連串謀殺後，他稍事休息，並於11月9日實施了最後的暴行：在米勒公寓13號裡，瑪麗·簡·凱利橫屍床上，屍首被徹底肢解。
白教堂謀殺案的殘酷性震驚了全倫敦和無數讀報紙的人。開膛手殺害的所有人都被割喉。五人中有四人隨後被開膛破肚。除了最後一樁外，所有這些殘暴謀殺都發生在黑夜掩護下的戶外地帶。在歷次案件中，兇手都成功逃匿，沒有遺留下任何透露身份的蹤跡，以至於無法辨別兇手是男是女還是多人。鑑於這些謀殺案都發生在人口稠密的地區，公眾、媒體，甚至連警察都承認兇手很有一套。開膛手似乎總是能如鬼魅般領先當局一步，這使謀殺案顯得更為恐怖，彷彿魔鬼作祟。
設在白教堂的倫敦警察廳h分部已經竭盡其所能，但由於以前從未遇到過如此級別、如此重大的謀殺案，他們很快就發現自己無法應付。警方在整個地區進行了挨家挨戶的走訪，收集並分析了大量的法醫材料。那些聲稱是目擊證人的人、想要幫忙破案的人和其他熱衷編造故事的人，他們的證詞和來信讓警方應接不暇。總計有2000多人被面訪，300多人作為嫌疑人接受調查。即便有蘇格蘭場和倫敦城警察的額外援助，警方依然毫無斬獲。真正的線索無疑已經遺失在他們疲於處理的那些雪花般的檔案中了。與此同時，當警員們在筆記本上塗寫、在黑暗的小巷裡跟蹤可疑的嫌犯時，開膛手還在不斷殺人。
隨著「恐怖之秋」的持續，記者們蜂擁來到白教堂，他們每個人都拿著削尖的鉛筆，繞著這座駭人聽聞的金礦打轉。在開展調查的警方和提心吊膽的東區居民之間，媒體總歸要橫插一腳，結果可謂是火上澆油。鑑於警方沒有提供任何確鑿資訊，報紙便熱衷於提出他們自己關於兇手及其作案手法的推測。報紙銷量劇增，記者變著法地搜尋更多的內容和更好的角度。添油加醋、胡編亂造的「假新聞」在所難免地見諸報端。然而，報上的謠言和貶低警方努力的激憤報評，並沒能平息那些白教堂住客們的焦慮。到了9月中旬，報紙形容當地居民是「驚弓之鳥」；大多數人嚇得不敢在晚上踏出家門半步。「大呼小叫的」人群聚集在勒曼街的警察局外要求逮捕兇手，當地商人還成立了一個「白教堂警備會」，迫切想靠自己來解決問題。與此同時，媒體瘋狂地猜測罪犯的身份：他是住在白教堂的人；他是來自西區的有錢「上等人」；他是水手，是猶太人，是屠夫，是外科醫生，是外國人，是瘋子，是一夥勒索犯。附近地區的居民開始攻擊任何符合這些描述的人：帶著醫療包的醫生被襲擊；攜帶包裹的人被上報給警察。儘管案件讓人噁心，但它也激起了許多人怪異的興趣。正如勒曼街警察局外的人越聚越多一樣，兇案現場亦是如此。一些人站在那裡，凝視著犯下惡行的地方，希望能找到答案，而另一些人只是被這一恐怖的場面所吸引。
針對這五起謀殺案，警方未能成功逮捕和指控任何嫌疑人，這使得人們想要以審判形式伸張正義的熱望怎麼也平息不了。相反，唯一能提供一些答案和部分結論的是針對這些謀殺案的歷次死因研訊。每起兇案發生後，白教堂和倫敦城都會公開進行死因研訊，並由報紙廣泛報道。和刑事審理很像，在死因研訊中，證人也會被傳喚到陪審團面前，陳述他們關於案件的證言，目的是拼湊出一幅清晰而官方的案情圖，以釐清兇案是如何發生的。現存有關這五名受害者的資訊，大部分都來自死因研訊中的證人陳詞；然而，這些陳詞對案件的描述有很大問題。問詢的方式不夠刨根究底，陪審團很少進一步追問，且證言的前後不一和怪異之處從未遭到質疑。總之，那些在研訊過程中披露的資訊只不過是蜻蜓點水，而潛藏於水面之下的種種可能性要幽深得多，也晦暗得多。
如果說白教堂謀殺案揭露了什麼，那就是該地區窮人所身處的難以言喻的可怕環境。特拉法加廣場上的安營紮寨和聚眾騷亂，只是顯眼地外現了倫敦東區及赤貧地區長久以來的頑疾，如同一記咳嗽，直接咳到了建制派的臉上。而開膛手傑克的出現，若也比作咳嗽的話，那比前者還要來得更響、更猛烈。
在維多利亞女王統治的絕大部分時間裡，記者、社會改革家和傳教士一直在厲聲譴責他們在東區見到的恐怖景象，但到了19世紀70—80年代間，隨著「長期蕭條」對經濟的影響，情況開始變得愈加嚴重。倫敦幹粗活兒的勞工大軍們——那些縫製和清洗紡織品、搬運磚塊、裝配貨物、在街上兜售和卸貨的人——他們的酬勞微薄，且沒有保障。碼頭上的臨時工每週的工資可能不超過15先令；在大街上展示廣告的「三明治人」每天恐怕只賺1先令8便士。更糟糕的是，租金一直在穩步攀升。為了給鐵路工程和沙夫茨伯裡大道這樣寬闊的新道讓路，首都各處大片的貧民住房被毀，結果將倫敦的窮人趕往了更擁擠不堪的寥寥幾處地方。
白教堂是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地方之一，但絕不是首都唯一的貧民巢窟。正如社會改革家查爾斯·布斯在19世紀90年代對倫敦貧困地區的全面研究所揭示的那樣，整個大都會都氾濫著貧困、犯罪和苦難，甚至在相對舒適的地區也是如此。然而，白教堂的名氣甚至壓過了伯蒙德賽、蘭貝斯、南華克和聖潘克拉斯，成為公認最骯髒的地方。到19世紀末，78000人擠在這個由倉庫、寄宿屋、製造廠、血汗工廠、屠宰場、「傢俱房」、酒吧、廉價遊樂劇院和集市組成的街區裡。密集的人口使其不僅在精神和文化上多種多樣，語言上也是五花八門。至少兩個世紀以來，白教堂一直是來自歐洲各地移民的聚集地。19世紀晚期，為了逃離窮苦農村生活而背井離鄉的愛爾蘭人在其中佔了大頭。到了19世紀80年代，躲避東歐大屠殺的大批猶太逃亡者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在一個對其他民族、種族和宗教高度懷疑的時代，即使在貧民窟內，各路人也不見得會和諧共處。然而，不管他們出身如何，布斯手下的社會調查員仍然認為這些居民所處的社會階層相當統一。除去一些中產階級例外，白教堂的大部分居民都被認定為「貧窮」「非常貧窮」或「預備犯罪」。
斯皮塔佛德是該區中心地帶跳動著的一顆黑暗之心。在這裡，靠近果蔬市場和基督堂高聳的白色尖頂，坐落著該地區——甚至整個倫敦——最糟糕的一些街道和住所。多塞特街、特勞爾街、弗勞爾迪恩街，以及與它們相鄰的小街道，這些地方甚至連警察都望而卻步。街道的兩旁主要是廉價的、如同犯罪溫床般的寄宿屋（或稱「廉宿」），以及內部潮溼、搖搖欲墜的破舊住宅，住宅裡頭被分割成獨立的「傢俱房」出租，這些街道和裡頭窮途末路的居民成了英國所有朽爛事物的化身。
那些從維多利亞中產世界的安全地帶誤入此深淵的人，會被眼前的景象嚇得張口結舌。破敗的人行道、昏暗的煤氣燈、浮著油花的汙水、滋生疾病的死水潭和堆滿垃圾的道路，無不預示著樓房內部赤裸裸的恐怖。2.4米×2.4米、蟲害肆虐的房間裡住著一大家子人，連窗玻璃都是碎的。衛生督察曾發現過五個孩子擠在一張床上，身旁還躺著一個他們已經死去、等待下葬的兄弟姐妹。人們睡在地板上，或是成堆的破布和稻草上；有些人當掉了所有衣服，過著衣不蔽體的生活。酗酒、營養不良和疾病充斥著這個地獄的內部，當然也少不了家暴——事實上，絕大多數的暴力形式你都能在這裡找到。連青春期都沒到的女孩，就開始靠賣淫賺錢了。男孩也同樣容易淪落去偷盜。在道德高尚的英國中產階級看來，面對著如此殘酷、折磨人的貧困生活，正常狀態下支配著人類關係的每一種善良和正義的本能，都已被侵蝕殆盡。
這一點在公用寄宿屋裡最為明顯，寄宿屋為那些窮得連「傢俱房」都租不起的人提供容身之處。無家可歸者得以有了一個臨時住所，夜晚降臨，他們有時躺在寄宿屋散發著惡臭的便宜床鋪上，有時忍受著濟貧院臨時收容所的壓抑氛圍，有時索性就睡在大街上。乞丐、罪犯、妓女、老酒鬼、失業者、老弱病殘、臨時工和拿退役津貼計程車兵，他們都是寄宿屋的常客。大多數住客都可以歸入上述幾類。僅在白教堂就有233家公用寄宿屋，據估算收容了8530名無家可歸的人。當然，多塞特街、特勞爾街和弗勞爾迪恩街的寄宿屋名聲最差。每晚4便士就能在悶熱發臭的宿舍裡租到一張硬邦邦、爬滿跳蚤的單人床。8便士可以租到一張同樣骯髒的雙人床，四周有木板隔斷。既有單一性別的寄宿屋，也有男女混住的寄宿屋，但那些男女都收的寄宿屋，眾所周知是最烏煙瘴氣的。所有住宿者都有權使用公共廚房，該廚房全天開放，直到深夜。住戶們把這裡當作一個聚會場所，做著可憐巴巴的飯菜，拉著別的房客或其他願意來做客的人一塊兒痛飲茶和啤酒。在這些廚房餐桌前坐下的社會調查員和改革者，對他們眼前的怪異舉止和耳邊的汙言穢語深感震驚，連小孩都滿口髒話。不過，他們真正看不慣的還是暴力行為、骯髒到可恥的環境和氾濫成災的廁所，外加隨處可見的裸體、隨心所欲的性交、酗酒以及忽視兒童的現象。在「廉宿」裡，貧民窟裡所有令人不快的東西都集中到了一個屋簷下。
警方和改革者特別關注公用寄宿屋和賣淫之間的聯絡。不論男女，只要能支付4或8便士的床位費，就不會有人管這位「宿客」問東問西的，於是這些地方就自動變成了淫窩。許多視賣淫為主要收入來源的婦女都住在寄宿屋裡，或是以寄宿屋為據點拉客，特別是在《1885年刑事修正法令》出臺後，許多妓院被強制關閉。這就導致了大量妓女不得不選在住所以外的地方接客。有8便士雙人床的寄宿屋是一個方便的地方，妓女可以把在街上攬到的客人帶到這裡來。其他妓女選擇睡在便宜的4便士單人床上，而在外面的黑暗角落裡接客，幫客人快速地來上一發，通常都不做全套。
寄宿屋為面臨各種難處的婦女提供了容身之所。雖然她們中的一些人會依靠所謂的「臨時賣春」籌錢，但籠統地認為所有人都這麼做就大錯特錯了。居民們在湊「夜宿費」時可謂各顯神通。大多數人從事收入微薄的臨時工作，如清潔、洗衣和販賣商品，並通過借錢、乞討、典當來加以補貼，有時候還會去偷需要的東西。找個男伴過日子也是支付費用的重要一環。這些關係往往是短暫的，全因生活所迫，不過也有些持續了數月或數年，儘管他們從來沒能成為教堂認可的神聖關係。中產階級的觀察家們經常感到震驚，為什麼貧窮男女可以如此輕易和迅速地建立和解除這些伴侶關係。兩人之間有沒有生下小孩似乎也關係不大。自然，這種道德準則與公認的標準相差甚遠，並且使人們又多了一層困惑，弄不清這些邪惡寄宿屋的女住客們究竟靠做什麼來維持自己的生活。
在開膛手的恐怖期間，報紙急於用貧民窟生活的生動細節來激起民眾的羞憤，經常斷言白教堂的寄宿屋「是名副其實的妓院」，住在那裡的婦女，除了極少數例外，都是妓女。在見識過那些可怕的案件後，公眾都願意相信這種說法。誇大其詞被奉為事實。與此同時，倫敦警察廳總監在謀殺案高峰期寫的一封信卻道出了一種完全不同的情況。在經過一些粗略計算後，查爾斯·沃倫爵士估計，大約有1200名妓女居住在白教堂的233家公用寄宿屋裡。然而，更重要的是，他對這一說法進行了限定，承認「我們沒有辦法確定哪些婦女是妓女，哪些不是」。換句話說，當警察都無法分辨妓女和良家時，報紙就沒有資格妄下定論。
沃倫的數字引出了另一個耐人尋味的猜想。假設寄宿屋的住客有8530人，其中三分之一，即2844人是女性，如果這些女性中有1200人可以被認定為妓女，這仍然表明她們中的大多數，即1644人，根本沒有從事任何形式的賣淫活動。與白教堂公用寄宿屋的住客一樣，開膛手傑克的受害者和她們的生活已然被纏入了一張由預設、謠言和無端猜測所織就的蛛網。這張網在130多年前就已經出現了，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直到今天，它都幾乎沒有受到任何擾動和質疑。絲線黏附在波莉、安妮、伊麗莎白、凱特和瑪麗·簡的故事上，並決定著它們的形狀，而這些絲線代表的是維多利亞時代的價值觀。這些價值觀從屬於男性、專制政權和中產階級。它們形成於一個婦女無法發聲和沒有權力，窮人被視作又懶又壞的時代。130多年來，我們對這個交到我們手上的塵封的包裹深信不疑。我們很少冒險去看裡面的內容，或嘗試去揭開厚厚的包裝，正是這些包裝使我們無法瞭解這些婦女或她們的真實歷史。
開膛手傑克殺的是妓女，或者說人們一直這麼相信著，然而在他殺死的五名受害者中，有三名根本沒有明確證據能證明她們就是妓女。一旦有屍體在黑暗的院子裡或街上被發現，警察就認定她們是妓女，斷定是某個瘋子引誘她們到這些地方賣春然後殺了她們。然而，沒有證據能證明這種猜測，過去沒有，現在也沒有。相反，在死因研訊過程中可以確定，開膛手傑克從未與受害者發生過性關係。此外，在每一起謀殺案中，死者都沒有掙扎的跡象，且謀殺似乎是在完全無聲的情況下發生的。附近的人都沒有聽到任何尖叫聲。屍檢結果顯示，所有女性都是在躺著的情況下被殺害的。至少有三起案件的受害者是睡在大街上過夜的，在她們被殺的當晚，她們拿不出錢去住寄宿屋。在最後一起案件中，受害者是在床上被害的。然而，警方如此執著於他們那套有關兇手如何挑選受害者的理論，以至於漏掉了最一目瞭然的一點：開膛手瞄準的是正在睡覺的女性。
在探尋這些謀殺案真相的道路上，不可靠的原始材料一直是個障礙。死因研訊為我們提供了有關兇案本身和受害者的大部分資訊；然而，在五個案件中有三個的官方調查檔案已經丟失。唯一能依靠的只有一些經過編輯、修飾的報紙報道，其中有聽岔的，也有自己發揮的，從中可以看出案件的大致情況。我非常謹慎地對待這部分檔案，不會把裡面的任何內容當成真憑實據。
我寫這本書的目的，不是追查和指認兇手。相反，我希望追溯五名女性的足跡，在她們所處的時代背景下去思考她們的經歷，並沿著她們的道路穿越陰霾和光明。她們的價值遠不止我們以為的那幾具空蕩蕩的人類軀殼：她們是哭著要媽媽的孩子；她們是墜入愛河的姑娘；她們經歷過分娩之痛和雙親的死亡；她們歡笑著慶祝聖誕的到來。她們與兄弟姐妹爭吵，她們流淚，她們懷揣夢想，她們受傷，她們享受微小的勝利。她們的人生軌跡是維多利亞時代眾多女性一生的縮影，而她們的結局又是如此異乎尋常。正是為了她們，我才寫下這本書。我之所以提起筆做，是希望如今的我們現在可以聽清她們的故事，並將那些一度從她們的生命中被殘酷奪走的東西交還給她們——那就是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