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5年8月26日—1888年8月31日
1鐵匠之女
汽缸運轉，皮帶傳動。隨著鉛字和墨水印在紙上，齒輪發出咔嗒咔嗒的聲音。地板嘎嘎作響，燈光不分晝夜地亮著。在一些房間裡，長長的印張掛在晾衣架上，從天花板垂下；在另一些房間裡，木箱高高地堆在一起，裡面裝滿了小小的金屬活字。有的房間裡，人們彎折皮革並定型，將金箔壓印到封面上，裝訂成冊。還有一些棚子用來蝕刻銅板、鍛造字樣。商店裡堆滿了書籍、報紙和雜誌，瀰漫著新紙張和撲鼻油墨那令人愉悅的香味。艦隊街，連同它周圍的所有小道，就像是一個佈滿巢室的印刷業蜂巢。每個辛勞的工人都裹著帆布，髒兮兮的罩衫和汙跡斑斑的圍裙是唯一的時尚——越是烏漆墨黑，就說明工人越努力。幹印刷的小夥子們從頭到腳都是墨粉，跑來跑去地忙活。在以出版業聞名的聖布里奇教區，幾乎沒有一個人可以誇耀自己的手指沒沾染過墨水，也不會有人想以此自誇。這裡是作家、印刷工、新聞工作者、書商以及所有文字相關從業者的家園。
艦隊街及其人口稠密的支巷裡人流如織。正如一位作家所評論的那樣，從聖保羅大教堂附近的拉德蓋特山上回頭望去，眼前「除了烏泱泱、亂糟糟、快速移動著的人群、馬匹和車輛之外，什麼都沒有」，看不到「哪怕一碼的人行道——只有沿著一排排房子湧動著的人頭，而在馬路上，同樣是人頭的海洋」。在這條寬闊的大道和與之平行的高霍爾本大道之間，是小巷和通路構成的緊湊網路，小路兩旁是腐爛的木結構建築和潮溼的磚頭大樓，自17世紀以來，它們一直是印刷商、思想家和貧窮作家的家和工作室。鄰里之間捱得極近，連一個噴嚏、一句哀號甚至一聲嘆息都能聽得清清楚楚。夏日裡，家家窗戶大開，幾乎每條街道都能聽到蒸汽動力和手工操作的印刷機的撞擊聲和攪拌聲。
正是在這片嘈雜聲中，在一個侷促的舊房間裡，卡羅琳·沃克將她的第二個孩子瑪麗·安帶到了這個世界上。瑪麗·安出生於1845年8月26日，當地報紙說這是「晴朗而乾燥的一天」。她出生的地方是一棟有200年曆史的破舊房屋，名叫道斯公寓，坐落於鞋巷的火藥衚衕，這地址名配得上查爾斯·狄更斯筆下任何一位女主人公。事實上，《霧都孤兒》的作者在年輕時做擦鞋工時，就已經對這些破敗的公寓和惡臭的小巷很熟悉了，後來他還在附近的房間裡奮筆疾書過。波莉——卡羅琳·沃克的女兒的愛稱——人生中最初的幾年將在這樣的住處裡度過，正如小說中的費金和他手下的扒手男孩們一樣。
沃克家從來都不富裕；鑑於她父親職業的侷限性，他們也不可能成為富裕的家庭。愛德華·沃克在泰晤士河對岸的蘭貝斯學會了鐵匠的活計，直到「墨水街」的工作隔著河向他招手。他先是利用自己的技術轉行當起了制鎖匠，然後，考慮到他所在的地段，很可能又轉而鑄造鉛字或設計印刷字樣。雖然鐵匠是一門講究技術、受人尊敬的職業，但它的收入僅夠餬口。一名出師的鐵匠在他職業生涯剛起步時，每天的報酬可能在3到5先令之間，當他站穩腳跟後，這個數字可能會上升到至少6先令6便士，儘管家庭成員的增加會讓多出來的幾便士顯得杯水車薪。
愛德華、卡羅琳及他們的三個孩子——愛德華比波莉早出生兩年，弗雷德里克晚出生四年——靠這些收入過著貧寒但穩定的生活。在維多利亞時代早期的幾十年裡，這並不是一項簡單的任務，因為疾病或突然的失業很可能會使一個家庭陷入拖欠房租的困境，旋即淪落至濟貧院。像沃克一家這樣中等規模的家庭，每週的平均支出估計為1英鎊8先令1便士。在倫敦市中心，一個大房間或兩個小房間的租金為每週4先令到4先令6便士。另有20先令要用於購買食物，而買煤、木柴、蠟燭和肥皂的錢最少也要花1先令9便士。像愛德華·沃克這樣的熟練工人，除了有大約1先令3便士用於子女教育外，一般還會留出幾便士進行儲蓄。
雖然學校教育直到1876年才成為義務制，但工人階級中相對富裕的父母往往會把家中的男孩，有時也包括女孩，送到當地的慈善學校或收費學校。這在與印刷業有關的家庭中尤其如此，在這些家庭裡，識字不僅受到高度重視，而且被認為是必不可少的。一些企業主，比如那個時代最大的出版商之一的斯波蒂斯伍德公司，甚至在工作現場為15歲以下的男孩提供學校教育，還為其員工開辦了一個借閱圖書館，以鼓勵員工全家閱讀。雖然波莉和她的哥哥愛德華也許沒有機會獲得這樣的資源，但他們很可能在公立學校或英童學校上學。公立學校，如位於鞋巷附近由聖公會組織的倫敦城市公校，為那些還得替家裡掙錢的孩子提供非全日制教學。有些工人家庭自認比社群中的底層貧民高一等，他們就更青睞英童學校，相信那裡提供的讀書環境會嚴格一點，英童學校裡，在男老師或女老師的主持下，年長的孩子會教年幼的孩子功課。由於愛德華·沃克似乎是一個堅定的教育支援者，因此波莉在學校唸書一直唸到了15歲，就她的性別和階級而言，這是很不尋常的。按照當時的慣例，工人階級家的女孩只學認字，不學寫字，但波莉兩者都會。雖然沃克家買不起什麼奢侈的東西，但能接觸到文字讀物或許是波莉在「墨水街」旁長大的唯一好處。
除此以外，在這個她度過青春歲月的家中，幾乎沒有其他可供享受的慰藉。沃克一家從未遠離過鞋巷或高霍爾本。他們從道斯公寓搬到迪恩街、羅賓漢公寓和豎琴衚衕。在聖布里奇和聖安德魯教區那狹長的中世紀街道上密集的住宅中，空間和隱私好比是天方夜譚。1844年，有人對倫敦人口稠密地區的住房狀況進行調查，發現像沃克一家居住的這種位於封閉短街和窄巷中的建築，「通風不良且骯髒……是整個街區中……條件最差的」。大多數家庭，全家人共用一個房間，房間的平均大小約為「2.4米乘3米，從地板到天花板為1.8米到2.4米高」。這些逼仄的房間裡要塞進整整一大家子人。道斯公寓，過去是一棟木質結構加石膏外牆的大型房屋，後來被分割成三間獨立的住宅，之後又被分割成好幾個獨立的出租房間，住了不下45人。一張床可能就夠全家人睡了，年幼的孩子則睡在床下帶腳輪的臨時矮床上。一張桌子和幾把椅子充當著客廳、飯廳和衣櫃。每個角落都放著一些用得著的東西，從掃帚、鍋子、水桶到成袋的洋蔥和煤炭。社會運動家們憂心於這樣的生活條件，也擔心這會影響到原本辛勤工作的工匠階層對道德和體統的認知。父母、孩子、兄弟姐妹和大家庭的成員當著彼此的面更衣、洗浴、過性生活，如果沒有「鄰近的便利設施」，就在彼此的面前排便。當一名家庭成員在準備餐食時，一個發著高燒的病童可能正在朝他們身邊的尿壺嘔吐，與此同時，家長或兄弟姐妹則半裸著站在一旁換衣服。丈夫和妻子就躺在現在孩子的身邊，製造著下一胎。人的境況是如此地赤條條，幾乎沒有什麼可以隱瞞的。
即使每週要4先令，這些建築的結構也無甚可取之處。租戶要做好準備面對潮溼剝落的牆壁、被煤煙燻黑往下掉灰泥的天花板、朽爛的地板、破損或歪斜的窗戶，以及漏雨漏風的缺口。堵塞的煙囪將煙霧吹回房間，從而引發了大量呼吸道疾病。內部的走廊和樓梯間也沒好到哪裡去，有時候甚至還很危險。據記載，有一棟樓就有「扶手斷裂」問題，樓梯也半斤八兩：「一隻笨重的靴子已經踏穿了其中一級樓梯，用不了多久……整個樓梯就會分崩離析、轟然倒塌。」
然而，與破爛不堪的建築中人擠人的生活條件相比，獲得乾淨的水、充分的排汙和新鮮空氣這些緊迫的問題，往往更讓居民們關注。城裡的小公寓是環境最差的，檢查員經常發現好多戶人家只能擠在一處取水。幾乎所有儲水的水箱都或多或少受到汙染，因為「上面堆著垃圾」。在某些情況下，居民不得不依靠「廢水」來做飯和清洗，這些水是從靜止的池子裡收集的，到了夏天會發出惡臭。由於這些建築許多都沒有化糞池，尿壺裡倒出來的東西就「流到公寓裡或大街上，直到一陣雨把它們衝進排水溝」。毫不奇怪，霍亂、斑疹傷寒和那些醫務視察員籠統描述為「發燒」的病，在當時經常暴發，奪去許多人的性命，尤其是在氣溫較高的月份裡。
首都的勞工階級非常清楚，骯髒、擁擠的住處絕非溫馨的家園，而是疾病的溫床。煙霧繚繞的房間和倫敦有毒的黃「霧」，對過度勞累和營養不良者的健康狀況毫無益處。波莉早在七歲生日前，就懂得了這一點。1852年春天，她的母親卡羅琳生病了。起初，卡羅琳的症狀看上去像流感，但她的咳嗽越來越嚴重。隨著紮根在她肺部的結核病逐漸開始侵蝕雙肺，劇烈的病痛又添了出血的症狀。高熱、消瘦、力竭，卡羅琳一路衰弱了下去，直到11月25日，她的人生畫下了句號。
身後，她留下了一個鰥夫和三個孩子，其中最小的孩子弗雷德里克還沒有過三歲生日。在那個時代，沒人指望男性勞動者獨自承擔起照顧小孩的責任，但愛德華·沃克堅持這樣做，這足以證明他深愛著家庭。沃克沒有把他的兒女留給親戚，更不用說交給當地的濟貧院照顧，而是決心給他們一個家。由於他沒有再婚，看來卡羅琳的姐姐瑪麗·韋伯可能承擔了照料孩子和操持家務的工作。
卡羅琳過世的時候，不會知道自己已經把病傳染給了弗雷德里克，甚至也不知道同自己持續接觸會給孩子帶來危險。在19世紀末以前，人們對肺結核的病理特徵瞭解甚少。由於這種疾病通過接觸空氣中的微粒傳播，經常暴露在這樣的空氣中便會受到感染，因此它始終是維多利亞時代最大的殺手之一，特別是在家庭群體中。照顧生病的親戚和鄰居的婦女，常常在不知不覺中把這種傳染病帶進自己的家裡。在母親去世後不到18個月，弗雷德里克也開始生病了。愛德華和瑪麗感覺到這孩子活不長了，於是在1854年3月14日讓他接受了洗禮。一個月後，在霍爾本的聖安德魯教堂，弗雷德里克被安葬在了他母親的身邊。
即便有姨媽或其他女性親屬的幫助，母親的去世也使得波莉必須快速地成長起來。無論她是否希望承擔起當家女性的角色，這一職責在她很小的時候就已經落到了她的身上。根據那個時代評論家的說法，喪偶男子的女兒被期望「成為鰥夫父親的安慰」，並且「收拾屋子，照顧家人」。在母親缺席的情況下，她的首要責任是顧好家裡，這甚至優先於她的學業。這一責任也排除了她尋求全職工作，特別是家政工作的可能性，因為這需要她住在其他地方。毫無疑問，在九歲時，波莉已經掌握了打掃家裡，以及為父親和哥哥做飯的基本技能。如同習俗要求的那樣，她似乎整個少女時期一直和父親住在一起，而不是像同齡和同階級的女孩那樣出去當傭人。由於愛德華·沃克的工資足夠養活人數減少後的一家人，於是波莉的時間一半用來盡家中的義務，一半用來享受一直延續到青春期的奢侈的學校教育。
家庭的不幸，似乎讓波莉和父親之間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牽絆，這種牽絆幾乎貫穿她的一生。維多利亞社會不光期望波莉能承擔起母親以前在家裡的操勞角色，也希望鰥夫的女兒能給父親提供他所缺少的情感支援。那個時代的文學作品經常把喪偶男子的女兒描繪成無私奉獻的典範：端莊有禮、沒有孩子氣的煩惱、足智多謀、溫柔純真。查爾斯·狄更斯的《董貝父子》——這部小說寫于波莉出生後一年——中的弗洛倫絲·董貝就是這樣一個無可指摘的人物。在失去母親後，弗洛倫絲通過自己的高尚道德和自我犧牲精神，成功贏得並保住了鰥夫父親的愛。而在波莉和愛德華·沃克的情況中，奉獻精神和高尚道德看來平均地分配給了父女倆。
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裡，波莉很少遠離她的父親，甚至在選擇配偶時也是如此。1861年，19歲的威廉·尼科爾斯住在布弗裡街30—31號的一棟男子寄宿屋裡，平時的工作是庫工，很可能從屬於印刷業。威廉的父親是一名紋章畫家，按照傳統的方法在馬車和標牌上繪製盾徽，但到了19世紀，他將重心越來越多地轉向印刷信紙和藏書票。1861年春天前夕，威廉從他的出生地牛津出發，開始了作為一名印刷業者的職業生涯。布弗裡街讓他直接置身於行業的中心。在10號和25號之間有不少於7家雜誌和報紙的辦公室，包括曾經由狄更斯主編的《每日新聞報》，以及社會研究者亨利·梅休和他人共同創辦的《笨拙》雜誌。這兩位作家所記錄的倫敦，是威廉·尼科爾斯和沃克一家的倫敦。梅休和狄更斯一樣，瞭解債務和貧窮，他和該地區的許多印刷業同行一起體驗過生活的朝不保夕。「寒士街」——自17世紀以來一直被這麼稱呼——是一個由不同出身的人組成的親密社群，他們創作、閱讀、寫稿賣稿，他們一起喝酒，互相借錢，並和彼此的家庭結下親事。
在這個狄更斯式的故事中，失去母親的鐵匠之女為她的父親和兄長盡職盡責地操持家務，她被介紹給了威廉·尼科爾斯，一個有著和善的大臉盤和淺色頭髮的年輕人。由於威廉和波莉做「工程師」的哥哥愛德華是同齡人，所以很可能是愛德華把他介紹給了家裡。鑑於兩名牧羊人一般的男性看守著這個小個子、黑頭髮、棕色眼睛的年輕女子，威廉肯定想辦法討得了他們的歡心。1863年聖誕節前不久，威廉向波莉求婚，並獲得了應允。結婚公告正式釋出，1864年1月16日，18歲的波莉和她的男友在印刷業者們的教堂——聖布里奇教堂——舉行了婚禮。威廉自豪地在登記簿上註明了他的職業。
波莉和威廉的婚姻將給家裡的每個人帶來變化。她的父親和哥哥已經習慣依賴她，現在卻不得不歡迎另一個男人進入他們的家庭，也完全明白這對小夫妻很快就會有一連串的小孩。有了新成員的沃克—尼科爾斯家族搬到了科比街17號的住所，該處位於高霍爾本以北、被稱為藏紅花山的潦倒地區。作為兩戶合居的家庭，沃克—尼科爾斯一家本來就算找不到三室戶，也至少應該找個兩室戶的，以便這對小夫妻能夠享有一定程度的隱私。然而，他們在科比街住的那棟房子被分成三層，每層住一戶人家，改善不了什麼隱私問題。
不出所料，結婚三個月後，波莉就懷上了第一胎。1864年12月17日，威廉·愛德華·沃克·尼科爾斯的哭聲響徹了科比街17號的房間。到了1865年秋天，尼科爾斯夫人再次懷孕，對更大居住空間的需求也開始變得和她隆起的肚子一樣明顯。
19世紀60年代，以一個工人階級家庭的預算，住在泰晤士河以南的南華克、伯蒙德賽、蘭貝斯、沃爾沃思和坎伯韋爾，要比住在艦隊街附近的霍爾本和克勒肯維爾地區來得實惠。每週花4到5先令，就能租到一棟有三到四個房間的小屋，屋後可能還有一個院子。然而，這並不意味著這裡的住房比河以北的住房要好，也不意味著這是一個更經濟的選擇，除非在附近可以找到同樣高薪的工作。1866年夏天，沃克—尼科爾斯一家搬回了沃爾沃思，這是愛德華·沃克年輕時居住過的地方。家裡現在有六口人，他們在特拉法加街131號租了一棟房子，據記載街上立著「一排兩層樓的小磚房」。雖然這條街和住宅都是1805年後不久建成的，相對較新，但它們並沒有很好地經受住60年的風吹雨打。曾經為喬治王時代中產階級設計的房屋，到了如今的維多利亞時代，被分割開來供多個家庭居住，以滿足對廉價房無止境的需求。威廉和波莉的鄰居有木匠、機械師、店主和庫工，這些人一大家子居住的空間只比她在霍爾本認識的人略多一點。沃克—尼科爾斯家有三個男人賺工資，很幸運能負擔得起四室戶的房子。然而，這種情況並沒有持續下去。
在維多利亞時代的工人家庭中，一家人的生活水準就像潮水一樣隨著每個人的出生或死亡而漲落。隨著尼科爾斯家的小孩增多，他們維生的手段也變得捉襟見肘。嬰兒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到來或離開。他們的長子沒能活過一年零九個月，但很快就有其他孩子降生到這個家庭。愛德華·約翰出生於1866年7月4日，是他們在特拉法加街的家中誕下的第一個孩子。兩年後，喬治·珀西於7月18日出生，1870年12月愛麗絲·艾斯特出生。在一生中的絕大部分時間裡，波莉很慶幸家裡一直有至少兩名男性打工賺錢，而受撫養的人卻很少，但隨著沃克—尼科爾斯一家的生活向前推進，這種平衡起了變化。在波莉的女兒出生後不久，波莉的哥哥就離開家，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失去了愛德華的經濟貢獻，再加上多了一張嘴，一家人不得不勒緊褲腰帶過活，這讓尼科爾斯夫婦開始為他們的前景感到擔憂。
2富翁皮博迪
1862年1月，作為一個美國人，沒有比待在倫敦更倒霉的事了。在內戰初期的幾個月裡，美國分裂成了聯邦黨和南方黨，而在梅費爾區的客廳裡，移居英國的北方佬和南方人也同樣變得劍拔弩張。早些時候，在1861年11月，聯邦海軍強行登上一艘名為「特倫特」號的英國船，以逮捕前往倫敦的南方外交官，該船因此捲入了事件。議會、新聞界以及不久後看到報紙的公眾都對美國這一公然的挑釁行為憤怒異常。辦公處設在格羅夫納廣場的弗吉尼亞商人與紐約投資者斷絕了友誼，倫敦人咒罵著亞伯拉罕·林肯的名字，面對這樣的情況，美國金融家喬治·皮博迪坐在寬街的辦公室裡，深感絕望。在「特倫特」號事件發生前不久，皮博迪決定要送一份厚禮給這座他移居的城市裡的「窮人和有需要的人……好讓他們過得更舒適、更幸福」。有各種方案進入探討：向慈善學校捐款或是投資市政噴泉式飲水處計劃，但皮博迪希望直接解決他眼裡工人階級最迫切的問題——住房。
皮博迪出身低微，從在馬薩諸塞州一家乾貨店當學徒起步，一直做到擁有自己的國際進出口生意。1838年，他將總部遷到倫敦，並最終把業務擴充套件至銀行業。1864年他退休後，他的商業銀行公司皮博迪公司的控制權，由他的合夥人——銀行家世家摩根家族的j.s.摩根——接管。由於皮博迪既沒有結婚，也沒有合法子女來繼承他的鉅額財富，他希望用這筆錢來行善事，並萌發了為倫敦的勞工家庭建造一些低成本住宅的想法。他準備在報紙上公佈這份價值15萬英鎊的禮物，然而當時「特倫特」號事件使美英之間的關係極度惡化，以至於皮博迪擔心他的捐贈會被拒絕。
在發起信中，對於誰應該從他的社會住房新模式中受益，喬治·皮博迪只做了少數幾條規定。除了要求是個「土生土長或移居在此」的倫敦人外，他還要求「該人應是窮人，有道德品質，是社會的好公民」。他進一步指出，「任何人都不應因宗教信仰或政治偏見而被排除在外」。皮博迪公寓將為所有人提供住房。
經過幾個月的焦慮，皮博迪終於在1862年3月26日向媒體透露了他的打算，皮博迪公寓的第一棟建築開始動工，位置定在斯皮塔佛德的商業街。最終，喬治·皮博迪15萬英鎊的禮物加碼到了50萬英鎊，這個數字在今天大約值4550萬英鎊。他的慷慨讓英國公眾感到慚愧，幫助彌合了英美關係中的裂痕，引得維多利亞女王以個人名義發出了一封感謝信。這份捐贈後來還幫助三萬多倫敦人走出了貧民窟。
在1864年商業街街區開放之前，皮博迪的受託人收到了一百多份申請，要求入住這57套房。正如喬治·皮博迪想象的那樣，需求非常強烈。在伊斯靈頓、沙德韋爾、威斯敏斯特和切爾西，皮博迪收購了更多的土地，用以在未來建造住宅區。1874年，蘭貝斯斯坦福街附近的一塊土地開始動工，緊鄰威廉·克洛斯父子公司名下的大型印刷廠。
皮博迪的目標是提升工人階級的健康水平、幸福感和道德風尚，因此他希望他的住宅提供的居住條件能比這些勞動人口在任何其他地方找到的都要好。與大多數工人住房那崩裂的天花板和爬滿蟲的室內環境不同，皮博迪的大樓是用磚建造的，有木地板和粉刷得雪白的水泥牆。在斯坦福街，幾棟四層公寓樓圍繞著一個院子排布，樓裡有許多可以誇口的現代便利設施，戶型從一室到四室不等，帶煤氣燈。「屋裡有幾個櫥櫃，廚房裡的一個櫥上還有個肉櫃，櫃門是打了網狀孔的鋅板。在屋外的樓道里有一個結構簡潔精巧的煤倉，裡面能容納半噸煤。」《每日新聞報》這樣描述鄰近南華克街的斯坦福街新樓盤。在有多個房間的公寓裡，有一個房間「被打造成了廚房……裡面有爐子、烤箱、鍋爐等」。斯坦福街甚至為居民提供了掛畫器，「以免去在牆上釘釘子的麻煩」。有了專門用於做飯、吃飯和起居的中央房間，家庭成員就可以享受獨立臥室所帶來的一定程度的隱私，甚至可以選擇將另外一個房間用作客廳。雖然中產階級記者經常評價房間太小，「約4.5米乘3.5米」，但這些尺寸比起大多數皮博迪家庭在貧民窟的生活空間，已經有了很大的改善。
喬治·皮博迪公寓的設計非常注重對衛生的維護，特別是斯坦福街的公寓，走廊上安裝有「便所」（或室內便器）和「洗手檯」，供每兩戶人家共用。每棟樓的一層還設有「寬敞的浴室」，「由受託人出資」提供燃氣熱水。住戶們可以「免費使用這一設施，且可隨意使用，除了到樓管辦公室去拿鑰匙外，沒有其他必要的手續」。正如一位記者所報道的那樣，居民們「將沒有藉口不保持自己和身上的衣服乾乾淨淨的」，畢竟在每個開發專案中至少有一棟樓的閣樓上會提供一個面積很大的洗衣房。在斯坦福街，該空間不僅有「帶水龍頭的洗衣槽……和三個用於煮沸衣物的洗衣銅鍋」，還包括一個有「8個亮堂大窗戶」的貼瓷磚的房間，專門用於晾曬衣物。人們相信，皮博迪的居民在乾淨身體和噴香衣物的激勵下，會想要維護好環境衛生，不僅用牆紙和白塗料來糊裱、粉刷他們的公寓，同時也保持房間整潔無汙。為此，蘭貝斯開發專案的建築方庫位元公司申請了一項垃圾處理系統的專利，該系統包括一個貫穿每棟樓中心的豎井，每戶人家都可以往豎井裡倒垃圾，然後通過下方的漏斗進行收集。《圈報》寫道，這樣的設施對於保持居民健康是必要的，特別是「考慮到將有大量人員居住在同一場所裡」。
為了確保他們的社會實驗取得最好的結果，皮博迪的受託人不遺餘力地確保只有那些「最當之無愧的窮人勞動者」才能被接納為居民。他們要表現出適當的道德品質，並有能力支付每週的租金。篩選過程是嚴格的。所有身為戶主的申請者都需要有其老闆出具的品行證明信，以證明他們的工作不僅相對穩定，而且「在（他們的）行為中無任何失當之舉……使（他們）不適合享有基金補助」。收到信之後，受託人將對申請人進行家訪。一旦被發現「習慣性酗酒」或有違法亂紀之嫌，申請人便會被取消資格。同樣，那些被判定為收入過高，或相對居住空間來說家人過多的，也遭到了拒絕。最後，在拿到入住資格之前，每個家庭成員都需要提供接種天花疫苗的證明。
1876年，尼科爾斯一家經過評議，被認為是斯坦福街皮博迪公寓的理想居民。當受託人前往他們位於特拉法加街的家中拜訪時，會發現威廉、波莉和他們的三個孩子都洗得乾乾淨淨，穿著最體面的衣服，房間裡也乾淨而整潔。沒有任何品行不端或酗酒的跡象，且威廉的東家——威廉·克洛斯父子印刷廠，位置就在斯坦福街小區大門的對面——認可他是一個勤勤懇懇的顧家男人。由於受託人的目標之一是為在此地工作的居民提供住房，因此，威廉·克洛斯父子公司很可能曾特意提醒公司員工關注皮博迪計劃。打從威廉·尼科爾斯從廠裡領取每週30先令的薪水起，威廉·克洛斯父子公司就已經是一家強大的企業了。該公司在杜克街的廠房裡有六個組裝鉛字的排字車間，還有不少於25臺蒸汽驅動的印刷機，尼科爾斯協助操作的就是這些機器。至19世紀中葉，公司僱用了六百多名員工，並參與印刷了那個時代最令人難忘的一些著作，包括狄更斯的許多作品。在1870年去世之前，狄更斯經常會到杜克街來修正他的校樣。和旗下員工一樣，該公司自豪於自己受人信賴與敬重的聲譽。連廠裡的排字工都堅持戴著高禮帽和硬挺的假領子工作，一直持續到19世紀末。
在破爛不堪的住宅中度過了大半生之後，想到能在斯坦福街乾淨而現代的屋子裡安家落戶，一定讓波莉和她的家人倍感興奮。一臺用來做飯的像樣爐灶，一間能用的室內廁所，一個不會聚集煤灰或煙味、可以晾曬衣服的地方，擁有這些東西似乎是一種奢侈。孩子們會有一間單獨的臥室，夫婦倆甚至可以偶爾享受一下隱私。正如皮博迪的受託人為他們的租戶所設想的那樣，威廉的家離他上班的地方不過幾分鐘的路程，這讓他能回家與家人一起吃晚飯。工作、社群和家庭、健康、工業和道德福祉，都將按照那個時代社會改革者的計劃結合在一起。
1876年7月31日，尼科爾斯一家住進了d棟三樓的3號。這是波莉人生中第一次不用和她的父親住在同一個屋簷下。愛德華·沃克已經搬去了附近的吉爾福德街，和兒子及其新組建的家庭一起住。這套新公寓有四個房間，空間充裕，將完全由他們自己支配。
尼克爾斯一家每週支付6先令8便士的租金，所換來的生活環境是前所未有的。與私人管理的貧民窟住宅不同，這裡有關於衛生和秩序的條規，由斯坦福街的樓管和門衛負責監督執行。租戶們被要求保持公共空間的環境整潔；走廊、臺階和「便所」每天都要在10點前清掃，每週六要洗刷。孩子們可以在院子裡玩耍，但禁止在樓梯、走廊裡喧譁或在洗衣房裡搗亂。居民不能轉租他們的房間，也不能在公寓裡開店。婦女被禁止利用閣樓上的洗衣槽和洗衣盆幫人「洗衣服」來賺外快。如果租戶違反規定，他們會有「被逐出」的危險。不過，在許多情況下，部分規定似乎執行得並不嚴格。當《每日電訊報》的一名記者來參觀斯坦福街的公寓時，他寫道，孩子們「在走廊裡玩捉迷藏」。他評論說，孩子們很開朗，儘管「衣著簡陋……但大多數都清清爽爽，頭髮認真打理過」。樓管告訴記者，大多數新入住的家庭，身上都會帶著一套在貧民窟裡養成的陋習。然而，他們很快就知道了，髒兮兮的窗戶和光著腳丫的孩子會引起皮博迪居民的不滿。他說：「窮人想要變得像鄰居們一樣體面。」另一位拜訪者注意到「透過窗戶能看到鮮花，還有一張張明亮、快樂的臉望過來」。沒有「爭吵和打架的孩子……也沒有醉醺醺的女人，或垂頭喪氣的男人」。斯坦福街的樓管將其歸功於這些公寓離酒吧較遠，這讓婦女把心思放在顧家上。他說，想到妻子不會在喝了幾杯啤酒後「挨家挨戶地說閒話」，「而是照看孩子，保持家裡乾淨」，「大多數丈夫」都很高興。
不過居民們確實會說閒話，偶爾也會藐視規則，比起住在公寓大門對面的寄宿屋裡，他們的生活並不見得就會更復雜或更簡單。尼科爾斯夫婦在d棟的鄰居們，各自有著不同的工作和背景。這些人裡有火車站扛包的、包裝工、警察、寡婦、勞工、庫工、打雜女工、木匠和威廉·克洛斯父子公司的許多員工。住在隔壁2號房的科尼羅斯·林家的三個孩子，會和尼科爾斯家的小孩一起跑來跑去。妻子在分娩中喪生後，他的姐妹負責照看這個家庭和三個月大的嬰兒。9號房的威廉·哈奇一家還在添丁進口。他們有六個孩子，再多皮博迪公寓就不讓住了，不過他的光棍兄弟亞瑟住在隔壁8號，似乎已經接收了多出來的孩子。波莉和其他女人會留心關照樓裡的寡婦：安妮·弗里曼住在7號，埃莫納·布勞爾帶著兩個孩子住在隔壁4號，伊麗莎·梅里特住在1號，每年能領65英鎊的養老金（也許她的鄰居們並不知道）。這個社群裡的居民親密無間，大家共用牆壁和廁所，在洗衣房的熨平機前竊竊私語，這樣的生活孕育出了不少人間悲喜。皮博迪公寓留下的記錄講述了有關希望和失落、愛情或毀滅的故事，也讓人對尼科爾斯家的鄰居們有了一些瞭解。沃爾特·杜西是個在火車站扛大包的蘇格蘭人，但他的妻子簡出生在印度的安巴拉。住在10號房的蓋頓夫婦嚮往更好的生活。亨利·蓋頓在從事畫作包裝工作的同時，也開始做藝術品經銷商的副業，後來攢夠了錢，就帶著一家人移民去了澳大利亞。1877年，波莉和她的鄰居們會討論可憐的約翰·夏普，他的老婆連同兩個孩子都得病死了。夏普被迫離開6號房，搬到8號的單間。巨大的打擊之下，他難以料理生活。到了9月，管理員不得不將這位悲痛欲絕的鰥夫拒之門外，因為他「太髒了」。也有一些小喜事和小戀曲。簡·羅文是一個有四個孩子的寡婦，平時靠幫人洗衣為生，就在她準備搬到南華克的公寓去時，另一個住戶帕特里克·馬登向她提出了求婚。除此之外，還有許多秘密發生在緊閉的門後或是一瞬之間，從未被記錄在管理員的記錄本上。
皮博迪公寓住了許多寡婦，莎拉·維德勒是其中之一，她成功地為家人在斯坦福街的公寓裡找到了一席之地。1875年4月19日，她帶著五個孩子中的四個——11歲的莎拉·路易斯、14歲的簡和16歲的威廉，以及21歲的已婚女兒羅塞塔·沃斯——搬進了d棟的5號。羅塞塔過得並不好。前一年1月4日，她嫁給了一個叫托馬斯·沃爾斯（或沃斯）的船上廚師。婚禮定在這個日子，可能是考慮到她丈夫接下來要去「俄羅斯」號上幹活兒，這是一艘於2月2日從葛拉斯哥起航的螺旋槳蒸汽船。毫無疑問，沃爾斯會向他的新婚妻子保證，他們的分別只是暫時的。起初，兩口子會在男方靠岸時，一起短暫生活幾個禮拜或幾個月。然而，慢慢地，男人缺席的時間變長了，夫婦倆漸行漸遠。
同丈夫的分居讓羅塞塔陷入了困境。由於她在法律上仍與沃爾斯有關係，她不能再婚。她只能繼續和母親住在一起，母女倆都在做打雜女工，也叫日間傭人，這是服務行業中報酬和地位最低的活計。羅塞塔只要有工作就會去做，所以在1878年12月，當她的鄰居波莉·尼科爾斯的新兒子出生需要幫手時，她不可能拒絕這樣一個機會。
前一年夏天，尼科爾斯夫婦發現要是把四室戶換成三室戶的話，在經濟上會更合算，於是他們搬進了6號房，也就是莎拉·維德勒一家的隔壁。當時，波莉懷著亨利·阿爾弗雷德，有四個月左右的身孕，這個孩子將成為她第五個孩子。1876年底，她生下了伊麗莎·薩拉，在這種情況下，一家人不得不準備好過勒緊褲腰帶的苦日子了。
儘管維德勒家的女孩們已經到了可以幫忙照顧尼科爾斯家小孩的年齡，在需要時也會伸出援手，但是三個房間、四個小孩，外加一個在半路上的，還是讓家中環境變得更糟心了。這兩家人似乎相處得很好。莎拉的兒子威廉在威廉·克洛斯父子公司找到了一個搬運工的職位，而兩個女孩做起了摺頁的活兒，很可能是威廉·尼科爾斯介紹的。5號和6號房內部有連通的門，廁所設施也是公用的，這讓兩家人變得親密無間，他們會經常出入對方的家，彼此之間息息相通。
我們不可能知道波莉和威廉之間的爭吵是什麼時候開始的，也不可能知道他們最初矛盾的核心是什麼。房子變小、家人變多和更大的經濟壓力可能是其中一部分原因。不過，正如任何家庭糾紛的情況一樣，兩邊的說法都要考慮。威廉後來斷言，他們的不合是由於妻子突然開始酗酒。不管波莉的酒癮有多大，至少不可能像她丈夫暗示的那樣難以忍耐或無法控制，不然一定會引起樓管的注意，並在這家人的記錄中記下一筆。就像對待其他酗酒的房客一樣，樓管肯定會採取措施將尼科爾斯一家趕走。在女兒的死因研訊中，愛德華·沃克提供了另一種解釋，他聲稱他的女婿當時與羅塞塔·沃斯有染。
這些指控多半是沃克從女兒那裡聽來的，為了逃避有毒的家庭環境，波莉似乎已經開始定期去找住在吉爾福德街上的父親和哥哥尋求安慰。在1878年12月4日兒子出生後，兩夫妻的爭執開始升級。他們每一次充滿怨氣的大喊大叫，維德勒一家隔著牆都聽得一清二楚，兩家的距離不超過一個房間。
在亨利出生後的那段時間裡，讓波莉怨憤難平的可能只是嫉妒。她或許看到，在她的丈夫和隔壁那個卷頭髮、藍眼睛的年輕女人之間，有一種溫情在日漸增長。羅塞塔獨守空房，而且無疑是失意之人。有四個孩子和一個新生兒要撫養，波莉難免精疲力竭。這種情況甚至可能因產後憂鬱症而加劇。她對酒精產生的依賴，可能也不僅僅是威廉的編造，而是一種手段，她希望藉此來忘掉她的疑慮和與丈夫疏遠的感覺。
我們永遠不會知道波莉目睹了羅塞塔和她丈夫之間發生了什麼，也不知道她是否真的看到了什麼。也許她只是起了疑心。然而，從1878年12月孩子出生到1880年的頭幾個月，威廉·尼科爾斯聲稱波莉「可能有五六次」衝出他們的家，跑去了父親那裡。據愛德華·沃克說，那時波莉的丈夫「變得很惡毒」。
對眾人的生活造成這種程度的干擾是無法被接受的。愛德華·沃克或波莉的哥哥會提醒她要對五個孩子負責。在吉爾福德大街沒有她的位置。她必須回到孩子的身邊，她和威廉必須自己解決這個問題。但他倆辦不到。波莉將步履蹣跚地回到斯坦福街，投身新一輪的憤怒和猜忌。
有一天，她一定想清楚了一個簡單的事實：羅塞塔·沃斯不可能從他們的生活中消失。只要他們還住在彼此隔壁，只要他們還繼續住在皮博迪公寓裡，羅塞塔就會在那裡。在波莉看來，威廉已經做出了他的選擇，而現在她必須做出她的選擇。
就在1880年3月29日，復活節的第二天，波莉終於厭倦了爭吵。不管她是早有準備在那一天離開，還是突如其來的負氣出走，總之波莉·尼科爾斯背棄了她的家庭，走出了皮博迪公寓的大門，再也沒有回來。
3非正常生活
1883年7月31日，住在尼特街164號的這對夫婦和五個孩子穿上了做禮拜時穿的好衣服。「尼科爾斯夫人」（鄰居們這樣稱呼她）為小傢伙們繫好難扣的紐扣，整好不平的絲帶。多年來，她已經摸透了哪個小孩坐得住，哪個小孩要哄著才會乖乖的。她知道哪個孩子最容易哭，哭的時候要怎麼安撫。是她給孩子們做飯，為他們補衣服上的洞。是她承擔了母親的角色，她肯定會覺得自己有權帶著他們轉過街角去科堡路的教堂。去的路上，她自豪地把小亞瑟抱在懷裡，他還不到三週大，穿著白色的洗禮服。小亞瑟是威廉和羅塞塔·尼科爾斯的第一個孩子，就在一年前的今天，他們搬到了這座房子裡。鄰居、店主，哪怕主持洗禮儀式的牧師都不可能猜到他們的真實情況。儘管不是夫妻，但他們抱著新生兒站在洗禮盆前，見證了他被英國聖公會接納。也是在這一天，波莉最小的孩子、四歲的亨利·阿爾弗雷德也接受了洗禮，他的名字與他的「基督徒父母」威廉和羅塞塔的名字一起登記在了教區登記冊上。
對這對夫婦來說，如果他們還想繼續留在皮博迪公寓的話，是不會有機會像這樣堂堂正正地以家人的身份相處的。為了他們共同的未來，以及他們甘願冒險也想要保衛的東西，他們當時必須做出決定。雖然住在相鄰的兩家是很方便，但對一雙相愛的男女來說，這並不是理想的狀況，儘管已經各有婚配，兩人還是希望能夠同居共寢。如果尼科爾斯一家和維德勒一家都看出了這對情人之間存在的感情，那麼離鄰居察覺此事、傳到管理員那裡也就不遠了。根據皮博迪的規定，「非正常結合」，即夫妻雙方與配偶以外的人同居或發生關係是被嚴格禁止的。斯坦福街的簿冊記錄了許多租戶在實情揭穿後被逐出的例子。1877年，尼科爾斯夫婦的兩個鄰居喬治·亨利·霍普和範妮·哈德森在與配偶分手後被要求離開。k棟的阿瑟·斯克裡文失去了他的家，因為他「和一個不是妻子的女人一起生活」，瑪麗·安·索恩則因為「身為寡婦卻生下了一個孩子」而被趕走。只要威廉和羅塞塔想要在一起，他們就是在拿兩家人的安全做賭注。與此同時，波莉不在了這件事逃不過皮博迪機構的眼睛，誰也不知道威廉是如何向機構解釋的。
根據波莉自己的說法，在1880年3月離開d棟後，她直接去了聯福路上的蘭貝斯聯合濟貧院。然而，她更有可能先去了她父親和哥哥住的地方。一個從來沒有進過濟貧院大門的人，只有在用盡了一切可能的辦法之後，才會極不情願地選擇這條路。
如果不對濟貧院這座樸素的紅磚建築所投下的不祥之兆和無處不在的陰影大書一筆，就很難對維多利亞時期的工人階級生活進行準確描述。1834年，《濟貧法修正案》試圖結束對地方教區提供慈善救濟，因為在政府眼中這一制度有被濫用的情況。窮人被看成又懶又壞的被救濟者，他們不肯做正當工作，在「靠施捨生活」的同時生養私生子和一大家子人。作為替代，政府希望通過減少所謂的「院外救濟」，即付給有居所的貧困家庭的慈善金，來迫使窮人過上勤勞善良的生活。與其讓他們有機會拿著教區的錢去喝酒，或是沉溺於傷風敗俗的淫樂之中從而導致更多的私生子，不如在濟貧院內實施一種高度管制的「院內救濟」新制度。這種濟貧院制度的目的不光是通過強迫窮人賺取微薄的生活費來規範他們的生活，也是為了嚇唬他們，讓他們在院牆外過上正直、勤勞的生活。
濟貧院的主要功能之一是羞辱那些被迫求助於它的人。不管他們的情況如何，老弱病殘、被遺棄者和體格健全的人都受到同樣的蔑視。倘若一家之主失去了收入，他和他養活的所有家人都會被趕到濟貧院裡。進入濟貧院後，一家人按照性別被安排住進分隔開的兩側院樓。年幼的孩子被允許留在母親身邊，但七歲以上的孩子就要被安置在濟貧院的學校裡，和父母分開。所有新來的收容者都要被剝光衣服，交出所有個人物品。然後，他們被要求進入一個公共浴池擦洗自己，當天進來的所有人用的都是這個浴池。在這之後，就像囚犯一樣，被收容者換上實用的統一服裝，這衣服也不知多少人穿過。他們的伙食簡單得不能再簡單，包括被稱為「稀粥」的加水粥，以及少量的劣質麵包、乳酪、土豆，偶爾有肉。雖然在幾年後，濟貧院的伙食有了小規模的改進，但在1890年，關於稀粥中老鼠屎的投訴仍然不少。
在濟貧院裡，有手有腳的人是不可能不勞而獲的。男女都被分配了適合其性別的工作。男性通常分到的工作有：砸石頭（然後將石料賣掉用於修路）、抽水、磨玉米、砍柴或撿麻絮。最後一種工作也常常由女性承擔，即用尖釘和手扯開舊船繩，揀出來的纖維與焦油混合後，可以用來給船隻填縫使其不漏水。其他被認為適合女性的任務包括打掃衛生、洗衣服和準備食物。濟貧院裡的人每天過著食不果腹、頻繁生病、在宿舍的板床上輾轉難眠的日子。來自工作人員和其他被收容者的拳腳相加與野蠻欺壓是很常見的。衛生條件差、用水受限、接觸害蟲和被汙染的食物，讓被收容者經常遭受腹瀉和傳染病之苦，這兩者都是眾所周知最容易大肆傳播的。
牆外的大眾對濟貧院的內部狀況都一清二楚。這也正是管理它的濟貧法委員會所希望的。這樣一來，自尊心強的工人階級家庭就會自豪於自己有足夠的能耐，讓自己不必接受「院內救濟」，並看不起那些走投無路的人。在勞工群體內，待過濟貧院在眾人眼裡是一件如此丟臉的事，以至於許多人寧願乞討、露宿或賣淫，也不願讓自己受當地教區聯合會的擺佈。那些因不幸而淪落至濟貧院的人是鄰居們的眼中釘，許多家庭在從濟貧院裡出來後仍然持續地遭到羞辱。
終其一生，波莉恐懼並憎恨著濟貧院。沃克家和尼科爾斯家的人都很勤勞，他們知道自己靠雙手過上了體面的日子，併為此自豪。在皮博迪公寓的生活會讓他們為自己的地位感到驕傲，甚至更可能對那些走進聯福路或王子路大院的人嗤之以鼻，誰叫他們好吃懶做、道德敗壞呢。然而，在那個時代，只有那些有能力支付高昂法庭費用的人才能選擇離婚，而希望與丈夫「正式」分開的工人階級妻子首先要證明她的絕望和貧困。要證明這點，唯一的方法是進濟貧院。對許多妻子來說，這段苦難被描述為「她們一生中最屈辱的經歷」，並作為「永久的汙點」伴隨著她們。1880年，當波莉背棄丈夫、走出家門時，她肯定明白會有什麼後果。這是極其果敢的一步。雖然在工人階級中，夫妻分手並不罕見，但對於一個女人來說，這意味著她在周圍「正派人」中受尊敬的日子到頭了。是誰的過錯並不重要；反正一個女人離開她的丈夫，她就失敗了。一名好妻子「必須品行高潔、堅貞不屈、蕙質蘭心、冰雪聰明」，這不光是為了「精進自己，更是為了奉獻自己」。她對丈夫的責任是「緊隨其旁」。她作為母親的責任是永遠不拋棄、不放棄她的孩子。離開家庭使她變得格格不入、傷風敗俗，淪為有悖婦道的活生生的例子。和丈夫分手，等待她的是貧困和進一步的墮落。傳統的婦女勞動，如家政服務、洗衣工作、縫紉或在家裡裝配東西的計件工作，賺得的工資只夠勉強餬口，除非找到另一個男人依靠，否則她將很難養活自己。
其實，法律多少也意識到工人階級離異婦女的處境，但極不情願給出解決方案。妻子有必要和她的家人待在一起，政府、教區官員和法律都不想鼓勵婦女離開她們的婚姻，也不希望她們能輕鬆離婚。即使波莉有錢支付離婚的費用，在1880年，光憑丈夫出軌這一條理由，妻子也是無法結束她的婚姻的。男人可以因妻子紅杏出牆而與之離婚，女人卻必須證明她的丈夫還犯有通姦以外的其他罪行，如亂倫、強姦或虐待。維多利亞時代的雙重標準被寫入了法律，男人被允許縱情聲色，只要他不強姦傭人、不與親妹妹上床、打老婆的時候不下死手。就算波莉有辦法對威廉提起訴訟，哪怕她成功地收集到他與羅塞塔有染的證據，她仍然沒有理由離婚。不過，到了1878年，根據《婚姻訴訟法》的規定，如果威廉對她有暴力虐待行為，並在地方法官面前被指控犯有這些罪行，法院會支援她的權利，確保她與男方合法分開。幸運又不幸的是，波莉也不符合這條規定。
現實情況是，大多數希望結束婚姻的工人階級婦女別無選擇，只能在濟貧院的協助下，通過聲稱被配偶遺棄來實現一種非正式的分居。根據《濟貧法》，男人不能隨隨便便就把老婆或孩子交給濟貧院，指望納稅人支付他們的生活費用。正如婦女有義務與家人在一起一樣，法律認為撫養妻子是丈夫的責任；夫妻雙方是否居住在同一個地方並不重要。如果一個身體健康的男人拒絕支付其妻子的生活費，濟貧委員將設法討回這筆錢。他們會命令他付錢，如果欠款的丈夫拒不履行義務，他們將把他拖到地方法官面前，讓他顏面盡失。這條法規的實施是工人階級婦女的唯一救星。然而，濟貧院對拆散家庭這種事持謹慎態度，濟貧委員被教導要以懷疑的態度看待那些出現在他們門口聲稱「遭到遺棄」的婦女。1876年的《濟貧會委員手冊》稱，「持續的爭吵」是「這些遺棄案中最常見的」，「其根本原因幾乎無一例外是雙方酗酒」。給濟貧委員的建議是，在對這樣的婦女施以同情之前，需對其情況進行徹底的調查。
只有在離開威廉之後，波莉才會知道啟動非正式分居需要做些什麼。那時，她才會冒險進入濟貧院，心裡的目標是儘可能早地出來。
作為收容流程的一部分，波莉將被要求接受一名救濟官的口頭「審查」，該官員決定申請人是否值得接受院內或院外救濟。這很可能是一場令人膽戰、吹毛求疵的審問。波莉將穿戴著暗淡的制服和灰色的棉帽站在這個人面前，被要求說明她目前的情況。這將是一場審判和羞辱。首先，救濟官會詢問她的全名、年齡、之前住在哪裡、婚姻狀況如何、有幾個孩子。然後，他會要求她詳細說明是誰在養她、對方是什麼職業、工資多少。他會問她是否接受過院外救濟，是否曾經進入過濟貧院。他會問她是否有存款，是否曾被判刑。他會問她她的孩子是否合法出生。最後，他會問她「是否有任何在法律上有義務撫養她……的親屬，以及這些親屬是否有能力撫養她」。在這裡，救濟官會深入查問她和丈夫分開的具體原因。處理波莉案件的救濟官是一個叫托馬斯·塔文納的人，他潦草地記下了這些細節，打算之後找威廉·尼科爾斯面談。
坐著私人馬車在城裡轉悠的塔文納先生，以我行我素的辦事風格而聞名。要麼威廉·尼科爾斯被傳喚到了濟貧院，要麼救濟官自顧自地去拜訪了他。不管面談是以何種形式進行的，是在同事或鄰居面前，還是在濟貧院大門內，威廉都會倍感屈辱。面對詢問，波莉的丈夫肯定會按照他一直以來聲稱的那樣斷言：他的婚姻破裂是由於妻子酗酒；然而，托馬斯·塔文納並不相信這個故事。假使威廉的說法完全屬實，那麼塔文納就不會最終決定讓波莉獲得院外救濟。正如《濟貧會委員手冊》所建議的那樣，「一旦發現被遺棄的妻子酗酒……僅提供濟貧院收容，而不應給予院外救濟」。相反，塔文納先生代表濟貧委員會決定，應給予波莉·尼科爾斯每週5先令的生活費。她的丈夫將支付這筆錢，由波莉每週親自到濟貧院向托馬斯·塔文納領取。
理想來說，在這種情況下，人們預期——或至少希望——一個從丈夫那裡得到贍養費的離家婦女會被她的親人收留。不幸的是，不管是出於個人選擇，還是由於家庭分歧，波莉沒有去和她的父親和哥哥一起生活，而是走上了自力謀生的道路。
對於一個從未獨自生活過、一直被男性保護者包圍的女人來說，這種新的生活方式無論從實際還是從情感上都會給她帶來極大的衝擊。在城裡的破落地區租一個房間每週要花費4先令，算下來波莉將幾乎沒錢過活，除非她願意冒險去住骯髒的寄宿屋，那裡每天花4便士就可以得到一張床。她必須找到工作。雖說工作是有的，但她能找到的那些大抵收入少得可憐，代價卻是每週七八十個小時折磨人、無休止的重複勞動，首都許多大型洗衣店提供的工作正是如此。這些店裡，「在洗衣盆前工作」的婦女大概會得到「每天2到3先令」，而在酷熱下累死累活熨燙襯衫和衣領的工人，每週一般能掙8到15先令。較之這些，波莉可能會選擇去做「裁縫活兒」，縫製一些便宜衣物：長褲、大衣、裙子和馬甲，一天能掙6先令。報酬是按件計算的，她可以從大清早一刻不停地幹到深更半夜。婦女可以從事各種型別的居家裝配工作，從粘紙盒到做人造花，這些活計都需要動作麻利、雙手靈巧。工廠工作不見得比其他選擇好，且偏愛年紀輕的女員工，而清掃工作或「打雜」同樣報酬微薄，不受尊重，叫人抬不起頭。
無論波莉做出哪種選擇，她都無法在社會中找到容身之處，大眾對離開家庭或丈夫的女人投去的目光除了不解，就是深深的懷疑。兩性有各自明確的角色，波莉和其他女性一樣，被灌輸了這樣的信念：女人需要一個男人來引導她、管理她，並賦予她生命的一切意義。正如丁尼生在他的《公主》一詩中所闡述的那樣：
男子田間耕作忙，女子洗手作羹湯；
男子利劍戰沙場，女子巧針繡衣裳；
男子聰慧重頭腦，女子獨懷軟心腸；
男子言出如將令，女子俯首好溫良；
夫婦萬事需如此，莫可逾矩引人惶。
像波莉這樣年齡的女人與丈夫、家人分開生活，所引來的「惶亂」會使人們得出的結論只有一個：她是個不正常的人，是個失敗的女人。而且通常情況下，當一個女人的品性遭到貶損時，傷風敗俗等指責也隨之而來。無論她是否能靠洗衣工作或打雜養活自己，在維多利亞時代，一個女人獨自生活並樂在其中這種想法，無疑是大眾的眼中釘肉中刺，不管她是王公貴族還是平民百姓。沒有男人，女人就不受信賴，無法保護自己免受其他男人的算計和暴力，生活也沒有奔頭。沒有女人，男人就沒人照顧他的生活起居和滿足他的性需求。因此，無法想象波莉竟會不打算儘快找到新的另一半，就像她的丈夫做的那樣。然而，很多事情威廉·尼科爾斯做起來合法合規，對他的妻子來說卻並非如此。
隨著波莉不再出現在他們的生活中，威廉和羅塞塔也開始懶得繼續假裝兩人關係清白，到了1882年初，他們找到了機會來改變這一處境。在這年冬末春初的某個時候，羅塞塔得知她的法定丈夫托馬斯·沃爾斯已經在2月8日移民到了澳大利亞。這對戀人曾經擔心沃爾斯可能會突然重新現身並主張他的婚姻權利，現在這種可能性已不再是一種威脅，他們可以一起安家了。他們會仔細權衡自己的選擇並計算開支。作為一對未成婚的伴侶，他們知道皮博迪大樓是待不下去了，而另覓合適的住所會增加威廉的經濟壓力。那付給波莉的5先令很可能將決定他能否負擔一個新的開始。
威廉很可能是先有了終止妻子撫養費的明確念頭，再開始熟讀法律，瞭解具體步驟的。經過查詢他得知，只要證明波莉與另一個男人生活在一起，就有可能削減她的撫養費。《婚姻訴訟法》規定，「對於被證明犯有通姦行為的妻子，丈夫……可拒絕支付撫養費，除非該通姦行為得到寬恕」。地方法官和官員們認識到，有些有家室的人在與配偶分居後，會希望和另外的伴侶同居，就像威廉與羅塞塔那樣（儘管這是不道德的）；然而，分居中的妻子一方想要這麼做，必須要經過丈夫的同意。
可能這些年來，威廉已經留意到波莉和另一個男人有瓜葛。1881年的人口普查顯示，瑪麗·安·尼科爾斯與喬治·克勞肖在北倫敦霍洛威惠靈頓路61號同居一室。克勞肖被登記為清掃工，而瑪麗·安·尼科爾斯的職業是「洗衣工作」。兩人都被備註為已婚，雖然物件並不是彼此。儘管波莉住在河對岸，但她每週都會回蘭貝斯領取她的5先令，熟人也常常能見到她。流言蜚語多半傳到了威廉的耳朵裡，如今為了自己的利益，他決心要把事情弄個水落石出，這項任務在專業人士的協助下很容易完成。
由「機密調查所」和「私家調查員」釋出的廣告經常出現在倫敦的報紙上。這些商戶承諾「謹慎地調查需要保密的家庭事務」，根據任務的複雜程度收取費用。如同「監視可疑人員」的服務一樣，他們的業務名單裡也總少不了為離婚案件獲取證據這一項。威廉·尼科爾斯僱用了一個這樣的「探子」，以求證實他的懷疑並擺脫他那沉重的經濟義務。他的代理人顯然花了很長時間在街上跟蹤波莉、調查她的行蹤，來確定她與另一個男人在通姦狀態下同居。在拿到想要的證據後，威廉立即停掉了波莉每週的撫養費，並開始計劃與羅塞塔一同搬離d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