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波莉去領取生活費時，塔文納先生告知她威廉沒來交錢。最終，在蘭貝斯聯會的命令下，威廉被傳喚到裁判法院解釋他的行為。他早已備好了答案。他呈上精心收集的證據，證明妻子「在未經同意的情況下通姦」。據愛德華·沃克說，女兒否認了自己在與另一個男人同居，但法官似乎對這些材料深信不疑。經裁決，威廉可免除經濟責任，於是，在1882年7月28日，他和情人收拾好東西，牽起孩子們的手，告別了他們在斯坦福街皮博迪公寓的生活。在他離開之際，樓管在賬簿上及時記上了一筆，說威廉·尼科爾斯是一個「好房客」，但「欠租離開」。後來「好房客」這幾個字被劃掉了。
在眾多可能性中，波莉的抗辯說出了真相，即在本案提交給地方法官時，她並沒有「處於通姦之中」。假使她仍然和喬治·克勞肖在一起，又或是有別的相好罩著她，她就不至於因為沒了津貼而變得一貧如洗。1882年4月24日，波莉別無選擇，只能進入蘭貝斯聯合濟貧院——這次是無限期居留。除了1月份在診療所住的一小段時間外，她在濟貧院裡待了整整11個月，並於1883年3月24日離院。她似乎曾設法在社會上立足，可結果又回到了這裡，從5月21日待到6月2日。
與監獄不同，在濟貧院裡，被收容者可以隨時選擇脫離聯會的照顧。然而，如果沒有工作機會或可支配的錢，就無從擺脫貧困的迴圈。那些出院的人，離開時只帶著肚裡最後一頓飯和幾塊麵包。從理論上講，這可以幫助他們渡過難關，扛到他們找到工作，賺到足夠的錢吃住。而現實中，被收容者經常一離開濟貧院就混跡街頭：乞討、賣淫或偷竊，只為弄到吃飯的錢和一晚的住宿費用。還有許多人最終不得不露宿街頭。
這一次，很幸運的是，當波莉離開濟貧院時，她的父親和哥哥為她開啟了家門。位於吉爾福德街122號的房子離皮博迪公寓不遠，對於哥哥、嫂嫂、五個年幼的孩子和老父親來說，已經擁擠不堪。無論過去有什麼障礙阻止波莉與家人一起生活，現在都不是問題了。愛德華·沃克後來動情地稱，只要頭頂有片瓦遮身，他就不會把女兒拒之門外，但事實證明，與長大成人的孩子一起生活並不總是容易的。
如果說波莉在婚姻最後的陣痛中學會了借酒消愁，那麼她對酒精的渴求在分居後只會變得更加強烈。由於濟貧院裡基本上禁止飲酒，住在那裡可能防止了她的酒癮紮根；然而，在離院後，波莉就百無禁忌了。儘管愛德華·沃克從未透露過女兒在與他同住時從事的是什麼樣的工作，但他確實暗示她在當地酒吧裡度過了大量時間。隨著哥哥的家庭不斷壯大，波莉或許會想要擺脫她在家中日益尷尬的位置。她內心的羞恥感也不能低估；她已經失去了家庭、丈夫和尊嚴。更令人痛苦的是，她失去了她的孩子，眼前的侄女和侄子肯定會不斷提醒她作為一名母親的無能。喝酒為她的心靈提供了出口。
爭吵開始了。波莉的酒癮就算發作不多，對小房子裡的溫馨家庭環境也依然是一種破壞。儘管沃克堅持認為他的女兒「沒有在外面待得特別晚」，「不算愛玩」，他也沒「聽說有任何不正當行為」發生在那群「和她經常來往」的「年輕男女」間，但波莉在家的所作所為終於讓這個家再也容不下她了。據稱在1884年為此吵了一架後，波莉乾脆決定搬出去住。她的父親說：「她覺得這樣對她比較好，我就沒有留她。」
雖然沃克表示女兒酗酒給他們的父女關係造成了裂痕，但另有一些他沒細講的情況，似乎在隨後幾年裡讓裂痕進一步加深了。
波莉之所以離開父親的庇護，很可能是為了和她認識的一個男人住到一起。1884年3月，住在約克街附近的鐵匠托馬斯·斯圖爾特·德魯失去了妻子。德魯現在快40歲了，孤家寡人，有三個女兒需要照顧，處境與愛德華·沃克喪偶時如出一轍。他的女兒們需要一個母親，也許正是波莉小時候有過類似經歷，才讓她被這個鰥夫和他的家庭吸引。不管波莉的父親怎麼想，德魯似乎為波莉提供了一個安穩的家，並讓她有機會再次感受到自己作為妻子和母親被人需要著。儘管波莉和父親不再往來，但當愛德華·沃克在1886年6月見到她時，沃克注意到她的衣著和舉止都顯得很體面。
考慮到他們相遇的場合，這也是應該的。那個月早些時候，大約午夜時分，波莉的哥哥和他老婆坐在廚房裡聊天。就在沃克太太離開房間去睡覺時，她聽到身後突然傳來爆炸聲。當她跑回廚房，她看到丈夫的頭髮正在熊熊燃燒；他本來打算熄掉的煤油燈已經爆成一個火球。夫婦倆的尖叫聲驚動了其他房客，他們試圖撲滅火焰，但當時愛德華的右臉和胸部已經被三度燒傷。大夥急忙叫了輛計程車把他送到附近的蓋伊醫院，此時他陷入了昏迷。到傍晚來臨時，他已經死去了。
對波莉來說，僅有的手足去世所帶來的衝擊，是那一年降臨到她身上的一系列不幸中的頭一個。她與托馬斯·德魯的穩定關係很快就開始動搖了，這多半不是偶然。如果說波莉在新家的生活中一度控制住了自己的酒癮，那麼愛德華的意外去世可能讓她再次抓起了酒瓶。到了11月，她和德魯已經分開，沒到年底，德魯又娶了一個新娘，一個他可以明媒正娶的女人。同她在一起，德魯不用再擔心名不正言不順。
在19世紀，分居在大多數人眼裡意味著做一個「活死人」，因為法律儘管認可已婚夫婦分開居住，卻不允許他們有更進一步的舉動。之後所有的男女關係都會被認為是通姦，而結合生下的小孩都會被認為是私生子。由於離婚和再婚在工人階級間是不可能的，鄰里和家人往往傾向於對希望同居的中年夫婦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正如社會改革家查爾斯·布斯所說，哪怕是這種程度的容忍，也是有其限度的。「我不知道這種性道德觀在多大程度上為更上層所接受，」他寫道，「但我相信它構成了工人階級裡上層和下層之間最清晰的分界線之一。」對於像托馬斯·德魯和愛德華·沃克這樣的人來說，他們是驕傲的技術工人，收入也不少，終歸接受不了偷偷摸摸的關係。
不幸的是，在1886年秋天，無論是和丈夫生活還是同事實上的伴侶生活，對波莉來說都不再可能。沒有了威廉曾經支付給她的生活費，沒有了家，也沒有足夠的手段來養活自己，她無處可退，只能再次投入蘭貝斯聯合濟貧院的冰冷懷抱。
4「無家可歸的人」
到1887年10月，秋天已經開始向那些在特拉法加廣場過夜的人灑下寒意。一些人蜷縮在長椅上，其他人則睡在石板路上，半個身子蓋著昨天的報紙，徒勞地試圖保暖。疲憊的老頭老太戴著破爛不堪的軟帽，倚靠著國家美術館下邊的牆。赤腳的孩子們在角落裡把自己蜷成球，像小狗一樣睡去。一天夜裡，《蓓爾美爾報》的編輯斯特德穿過廣場上露宿的人群，搖搖頭，在他的筆記本上寫道：「400個人，有男有女，混雜著睡在一起，我在全世界最好的酒店的陰影下清點他們的人數。」有個女人癱坐在一隻石獅子的底座上，又或是頭靠長椅躺著，那就是波莉·尼科爾斯，寒風中的她無人知曉。
天亮後，失業者和「社會主義夥伴」源源不斷地加入露宿者的行列。在那個秋天，每天都有成千上萬人聚集在納爾遜柱的底下。他們舉著紅旗和橫幅，唱著歌，高喊著關於勞動者權利的口號。演講者登上臨時搭建的講臺，向聚集的人群發表講話，引起陣陣歡呼、嘲笑或噓聲。惡劣的天氣，甚至那像帷幔一樣籠罩著現場的刺眼的硫黃霧，都未能阻擋觀眾的熱情。前來的男男女女中，有穿得破破爛爛的人，也有戴小禮帽或平頂扁帽的「體面人」，他們或是聳肩插袋，或是抱著孩子，全神貫注地站著聽講。在10月的最後幾周裡，和波莉一同聚集在廣場上的，有作家、紡織設計師兼社會主義者的威廉·莫里斯，以及他在社會主義同盟的幾個夥伴，包括約翰·亨特·沃茨和托馬斯·沃德爾。他們是來觀察和辯論的，沃茨還站在柱子下面，朝著民眾發表他的高見。
演講和示威活動不僅吸引了大量觀眾，也吸引了同樣多的善心人士。一些人來到這裡施以援手，向那些把特拉法加廣場當作客廳的「無家可歸的人」分發麵包和咖啡。另一些人則分發《聖經》或寄宿屋准入券，這些寄宿屋早已人滿為患。好心人因為關心貧民和底層人的苦難而聚集在此，也使乞丐們收穫頗豐。警察隊伍的人數明顯比不上群眾，他們保持著令人不安的距離，來回巡邏、豎起耳朵、監視現場並等待暴力事件的爆發。暴力事件確實經常發生。從10月底開始，每日的示威和遊行變得越發激進起來。一些演講者在特拉法加廣場散佈的威脅使警察處於高度警戒狀態。有人發誓要點燃整個城市，要攻佔倫敦市長官邸，砸碎攝政街的窗戶。抗議者隊伍在出發遊行時，似乎決心要給跟在身後監管他們的警察一點顏色看看。10月19日，一群人衝進河岸街，想要往倫敦城遊行，引發了小規模衝突。警察將他們推回查令十字車站附近的小院裡。欄杆倒了；示威者受傷、發生踩踏。人們向警察投擲石塊，警察也難逃拳打腳踢。第二天，人們遊行到龐德街。驚恐的店主們看到「暴民王」逼近急忙關上窗戶。25日，遊行隊伍一路行進到貝爾格萊維亞，對著上流社會的窗戶吼唱著革命歌曲。
為了清除廣場上的「鬧事者」，警方想了很多辦法，尤其是在這一系列暴力事件發生後。警察總監利用《流浪法》，對「全市所有在寒冷天氣中被發現在夜間遊蕩或露宿的流氓遊民和流浪者……採取逮捕措施」。24日晚清除行動開始時，布洛克督察正在值班。特拉法加廣場一直是他的巡邏區域，許多在那兒睡覺的人他都臉熟。10點左右，一名義工出現了，向廣場上的「170名無家可歸者」分發麵包、咖啡和寄宿屋准入券。由於這天晚上看起來特別冷，他們中的大多數都去了券上所列的寄宿屋，「但有幾個人回來說地方都滿了」。布洛克提出要護送他們去聖吉爾斯濟貧院的臨時收容所，「但他們很多人說絕對不去」。然後，這位官員明確表示，如果他們留下來，他將逮捕他們，於是他同兩名警員將其中30人送到了麥克林街的濟貧院。途中，有11人從考文特花園的小路溜走了。當這些逃走的人再度現身時，布洛克一點也不驚訝，「他們坐在廣場上抽著煙，七歪八倒的，還爭搶平臺上路人扔下的錢」。他逮捕了其中十人，「六個女人，兩個女孩和兩個男青年」，其中就包括波莉·尼科爾斯。
波莉當晚可能喝了幾杯，不肯進牢房去。她在警局裡罵人、打架，「非常不守規矩」。第二天早上，她被要求在地方法官布里奇斯先生面前說明自己的情況。當囚犯被帶入法庭時，《晚旗報》的記者評論道，他們「看起來很可憐，蓬頭垢面，衣衫襤褸」。根據警方的陳述，「尼科爾斯」是「廣場上最糟糕的女人」。警方描述了她和其他一群女人是如何在國家美術館的階梯下乞討的，階梯將美術館和特拉法加廣場分隔開來。她們等待「有身份的人」出現，這時她們會「脫下披肩、抖抖索索，裝作自己很冷，以博取同情」。這一花招似乎頗為奏效，至少足夠波莉喝上一杯，並在寄宿屋住一晚，只要她願意。乞討能保證她不用再回濟貧院，正如她向法官解釋的那樣，她不願去臨時收容所，「因為收容所早上不開門放人，進了那裡就沒法上工」。這個藉口漏洞很多，法官大概也心知肚明。由於波莉·尼科爾斯從那年5月開始就一直在流浪，她不太可能有任何固定的工作。
1886年11月15日，波莉懷著沉重而沮喪的心情回到了蘭貝斯濟貧院。與托馬斯·德魯在一起時享有的安全感如今不復存在，她發現自己眼下的處境似曾相識，當年和威廉·尼科爾斯分開後她就已經體驗過一次。然而不同的是，她的未來比那時還要沒有把握，因為她已經失去了從分居丈夫那裡獲得撫養費的權利。在入院登記簿上，她的名字旁邊寫著「無家可歸，職業：無」。經歷了兄長去世以及和父親的疏遠，她的孤獨感和羞恥感一定十分強烈。
幸運的是對波莉來說，這次她在濟貧院停留的時間並不長。大多數濟貧院推行的計劃，旨在培養女孩和年輕女性去從事家政工作。這不僅為那些本來可能會誤入歧途的女孩提供了學習手藝和獲得收入的機會，還有助於減輕濟貧院的開支負擔。對當地納稅人來說，被收容者越少，他們的花費就越低。蘭貝斯濟貧院似乎已將此舉進一步推廣，把年紀更大的婦女也安排去做幫傭。其理由也是類似的，那些本會困在濟貧院的貧困迴圈中的婦女，將因此得到開始新生活的機會。由於大多數中年婦女在做飯、打掃、縫縫補補和照顧孩子方面有數十年的經驗，她們做起幫傭來很容易上手。她們知道如何清潔爐柵、擦洗地板、護理生病的嬰兒並準備三餐。有很多僱主看中濟貧院提供的這些免費或低薪的勞動力，願意對她們的不良背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為了入選這樣的計劃，波莉必須從一開始就表現出良好的性格，通過她的勤懇、服從和溫順來證明自己配得上這個機會。由於濟貧院裡沒有酒，她多半不難過關。12月16日，如登記冊上所寫的那樣，波莉正式「獲准離院做工」，但去了哪裡沒人知道。
遺憾的是，這份工作沒能持續很久。主人和傭人合不來是常有的事，第二年春天，波莉丟了工作，雖然原因不明，但應該不是她犯了過錯。無論情況如何，1887年5月，波莉似乎無法忍受一直在濟貧院待下去，於是決定冒險去流浪。流浪者或遊民靠打零工和乞討過活，根據個人情況，有時還會犯罪或賣春。不幸的是，《流浪法》並沒有試圖區分這些「職業」身份，任何流浪街頭的人都被等同視之，並被簡單地歸為麻煩人物。然而，流浪者的生活和謀生手段因人而異，往往由年齡、性別、健康與否或其他情況決定。流浪者不挑工作，他們在街上兜售各種東西，幹體力活兒，比如在市場和碼頭裝卸貨物，或偶爾為工人家庭帶帶小孩、打掃衛生。男男女女過著勉強餬口的日子，不斷尋找工作、食物和住所，這使得他們從城市的一頭「流浪」到另一頭，從寄宿屋到濟貧院到酒館，迴圈往復。儘管有些流浪者認為這種生活方式讓他們自由自在、不受約束，想睡哪裡就睡哪裡，但絕大部分人還是迫不得已才過上了這種生活，因為他們沒有錢，又受不了濟貧院的壓抑。不過，有需要的時候，大多數人並不排斥使用濟貧院的臨時收容所。
臨時收容所的想法是在1837年提出的，老百姓常常叫它「尖刺」，當時政府要求濟貧會當局為所有窮困潦倒且急需住宿的人提供臨時過夜的住所。與濟貧院一樣，臨時收容所也不是為舒適而設計的，位置通常設在濟貧院的一側廂房。其目的始終是勸阻流浪，同時提供最敷衍的援助。流浪者會得到令人作嘔的稀粥和麵包，並可以在所屬性別的宿舍裡過夜，代價是第二天要幹幾小時的活兒。到19世紀末，任何進入臨時收容所的人都要在骯髒的床上度過兩晚，中間要勞動一整天，撿麻絮、打掃衛生或砸石頭。如果所長認為被收容者不夠賣力，抵不了食宿，他們就會被關禁閉。眾所周知，臨時收容所和濟貧院都是恃強凌弱者的庇護所。
「尖刺」的悲慘程度絲毫不亞於濟貧院，只是人們在那裡待的時間比較短，勉強可以忍受。儘管如此，住宿還是一床難求。每到下午，臨時收容所門外就開始排起長隊。入住通常在5點到6點之間開始辦理，而且不能保證人人有床位，尤其是在冬天。與進濟貧院一樣，臨時收容所的入住者在獲得床位後，所裡會分給他們稀粥，然後要求他們脫掉骯髒的街頭衣服。等待這些衣服的不是清洗，而是在高溫下「燉煮」，好殺乾淨蝨子或跳蚤。作為替代，被收容者在公共浴池的黑水裡洗過澡後，會領到睡衣並換上。美國作家傑克·倫敦在寫他的揭露性作品《深淵居民》時，親自在「尖刺」過了一夜，他震驚地發現，22名被收容者在同一缸水裡沐浴，接著使用「從其他男人身上沾溼的毛巾」。傑克·倫敦注意到，其中一個人的背上「血跡斑斑」，那是「害蟲叮咬」的下場。
害蟲的叮咬、狹窄鋪位上稻草填充的床墊帶來的不適，以及宿舍內的緊張氣氛，使人們很難睡個好覺。社會調查員斯托拉德在一間女子宿舍過了一夜，她稱自己「整夜都是在持續的痛苦狀態中」度過的。她說她「身上爬滿了蟲……坐也不是，躺也不是」。為了在密閉、不通風的房間裡「吸口新鮮空氣」，她不得不「儘可能地往門口挪動」，只盼有幾絲微風可以「從狹窄的門縫裡吹進來」。儘管7點鐘宿舍門就關了，被收容者理應好好休息，但斯托拉德描述了當時收容所裡常見的混亂情況。整個夜晚都充滿了不適和騷動：婦女們因為食物而反胃，其他人醉醺醺地進門，孩子們哭鬧、打架。有些人不睡覺，湊著唯一一盞煤氣燈的燈光聊天，「唱著下流的小曲」。無論他們睡沒睡著，他們都會在早上6點被叫起來開始工作。在後一天早上9點被釋放前，他們還要再吃幾頓稀粥和放了很久的麵包，然後度過最後一個地獄般的夜晚。
在臨時收容所過夜的問題之一是，這往往會對第二天找工作造成妨礙。大多數體力活兒早上9點前就開工了，那些真正想找工作的人可能要走很遠的路才找到能幹活兒的地方。如果當天既找不到工作，也沒錢吃飯住宿，流浪者就會被迫再次開始整個迴圈，去另一家臨時收容所門口排隊。由於法律禁止流浪者在30天內回到同一家「尖刺」，大多數在鄰近設施之間兜圈子的流浪者，經常更換名字以逃避規定。流浪者的生活幾乎總是在飢餓、疲憊和難熬的狀態中度過：寒冷、被雨淋溼、被咬得發癢、穿著磨破的鞋子走好幾英里走到腳痛，更不用說還要忍受心理上的折磨了。他們的生活完全就為了一口飯奔忙，尋尋覓覓好幾個小時，只為了賺一點零錢或討幾個銅板。如果他們能找到人僱他們一天，哪怕是幾小時，乾點卸貨、舉廣告牌或替血汗工廠的工人照看小孩的工作，他們就有可能賺到足夠的錢，在廉價的寄宿屋住上一兩晚。當然，前提是這筆錢沒有在絕望的衝動下被拿來換酒。據估計，在19世紀中期，「倫敦有七萬人……每天早上起來，絲毫不知道今晚該在哪裡過夜」。無論他們是在臨時收容所、寄宿屋裡過夜，還是像常有的情況那樣，在星空下度過一個晚上，波莉就是這些流浪者中的一個，我們今天稱之為倫敦遊民。
在拼湊那些開膛手傑克遇害者的故事時，值得注意的是，警察和媒體似乎都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大量睡在寄宿屋裡的棄婦也經常露宿。就像住臨時收容所一樣，她們也會睡寄宿屋和蜷縮在別人家門口過夜，這些手段被交替使用著。這樣的生活在流浪中是不可避免的。但正如救世軍的創始人卜威廉所言，這種忽視可能並非有意為之；生活優渥的階層只是單純不懂得無家可歸具體意味著什麼。他在《最黑暗的英國及其出路》一書（此書是那個時代對貧困問題最有影響力的研究之一）中寫道：「對許多人來說，甚至對那些生活在倫敦的人來說，每天晚上有這麼多的人露宿街頭可能是個新聞。」
午夜過後，幾乎不再有人走動，當我們舒服地把自己裹在被子裡時，我們很容易忘記外面那些在風雨中的人，他們坐在露天的硬石凳上，或是蜷縮在大橋拱廊下整夜顫抖。然而，這些無家可歸、飢腸轆轆的人就在那裡，但他們中的大多數已心灰意冷，很少會發出聲音去驚擾鄰人的耳朵。
露宿者可能覺得自己在「體面社會」的眼中近乎隱形，但他們的身影遍及倫敦。1887年，每晚睡在特拉法加廣場的人據估算在「200多人」和「600人」之間。根據卜威廉的記錄，1890年的一個晚上，泰晤士河堤岸上有270人，考文特花園市集有98人。據信至少有同樣多的人在海德公園棲身。不過，這些場所僅僅是最一目瞭然的地方。首都的每一個街區都擠滿了人。斯皮塔佛德教堂周邊一帶是另一個熱門地點，此外還有「大量能遮雨的院子、麵包車等，這些受歡迎的小角落在倫敦隨處可見」。
雖然在維多利亞時代的倫敦，無家可歸的經歷對任何淪落至此的人來說都是一種不幸，但像波莉這樣流離失所的婦女，還可能成為性暴力的受害者。當一名女性失去男性或家庭的庇護時，人們便把她視作棄婦，而棄婦被認為是有問題的女人，也因此，棄婦就背上了沒操守、不檢點的名聲。社會各階層普遍認為，為了食物和床，這些婦女什麼都肯做。因為走投無路，她們便只能任人魚肉。在某些情況下，甚至不用徵得她們本人的同意。
瑪麗·希格斯曾經偽裝成女流浪者潛入這一群體，她驚恐地發現，破衣爛衫的她不斷受到男人汙言穢語的攻擊。「我以前從未意識到，一位女士的穿著，哪怕是一名正經的女工的穿著，竟是一種保護，」她寫道，「一個男人對窮女子那肆意妄為的眼神，你必須先身有所感，才會心有所識。」她住進一家臨時收容所裡時，得知好色的男門房有一把鑰匙，可以進入女子宿舍。她抱怨此事，卻被告知在另一所濟貧院裡，「女門房幾乎把照顧女流浪者的任務完全交到了一個男人手上」，周圍默許「他對她們為所欲為」。還有一次，在她露宿時，一個男人走了過來，「開始用一種熟悉的、最令人不快的方式搭話。他問我丈夫在哪兒，並含沙射影地說我一直過著不道德的生活」，然後要她跟自己過夜，說會給她一份早餐。在經歷了五天路上男人的這種對待後，希格斯得出結論：「我不應該孤身一人在街上流浪。」當時，希格斯與一位女伴同行，但其他婦女警告她說，如果她要繼續流浪下去，必須得「找個男人一起」。許多婦女這樣做了，並因此接受了其他流浪漢的性要求，好敲定一段關係。她們的「隨便」作風隨後被當作進一步的證據，用來加強警察和媒體心中「所有流浪婦女都是妓女」的信念。
斯托拉德探訪幾家女子臨時收容所時，她從婦女那裡聽到的故事與瑪麗·希格斯聽到的相差無幾。在斯托拉德的報告中，她講述了「暴躁的莎莉」的故事。莎莉是一個「頭髮灰白的女人」，臉因為早先的中風而變得扭曲。一天，斯托拉德注意到莎莉的一隻眼睛青了。當她詢問莎莉出了什麼事，「暴躁的莎莉」說這是「因為我不肯讓一個男人得逞」。她解釋道，當時她在蘭貝斯的紐卡特街，一位「衣冠楚楚」的男士提出要給她買一便士的海螺和一個兩便士的餡餅。
於是我們慢慢地走著，走到一戶人家門口，他停下來給了我一個先令。他說這算是過一晚的錢……他問我收不收這錢，我說，哦，不！我不做這種生意。他就猛地一拳打過來。
當莎莉向一名警察求助時，警察嘲笑了她，並開玩笑說「這人口味真重，才能看上這樣的人」。另一名警察也是類似反應，「他……聽都不聽，把她從人行道上推到大街中央」。斯托拉德被莎莉的處境打動，問她是怎麼在街頭生存的。她的回答顯示，似乎她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辦到的：
很難跟你說清楚。我不做下三爛的事。你懂我的意思；我討飯，撿能撿的東西，為了一點吃的或者晚上睡覺的地方到處轉。有時候我靠收容所這兒給我的東西過活；有時候我會拿到幾個便士。
出賣身體不是女性流浪者獲得食宿的唯一手段，也非她活下去的首要能力。即便她真的訴諸此道，在那些不如年輕同性有身體誘惑力的大齡婦女中，「臨時賣春」往往也不涉及插入式性交，而是幫忙手淫或是讓人伸進裙底摸兩下。這個時代關於無家可歸的窮苦女性有不少危言聳聽的文章，焦點大都集中在淪落風塵的年輕女子身上，而沒有考慮到上年紀的婦女面臨的情況略有不同。對這些婦女來說，還有其他路可以走。找不到工作的時候，乞討，甚至是在乞丐間乞討，可以獲得多活一天所需的幾分錢、一杯茶或一塊麵包。正如社會評論家所驚歎的那樣，善行「經常出自最底層的人」；最病懨懨的流浪老婦會在「精力充沛、手頭寬裕的乞丐」那裡受到照顧，後者「有責任向不如他的同行伸出援手」。喬治·西姆斯說：「恰恰是在朝不保夕的勞動階級中，救濟演出、慈善募捐和義賣義演最為常見……街頭小販或碼頭工人不假思索地扔出六便士，投進某個素昧平生的窮漢伸出的帽子裡。」在那些經常光顧寄宿屋的無家可歸者中，這類善行是一種生活方式。西姆斯寫道，如果某人進到寄宿屋，「拿不出四便士支付床位費」，而且「他看上去真的有難處，那麼帽子馬上會在眾人間傳遞起來，其他住客就會為他的住宿費慷慨解囊」。食物也被分給較窮的住客，「某人看到隔壁床的人兩手空空，便會遞去自己的茶壺，說‘拿去，夥計’」，並把茶葉給他，讓他再泡一輪。雖然不是每個人都足夠幸運，每晚能得到床和茶，但這種互幫互助的傳統對流浪者來說彌足珍貴。
波莉的流浪經歷不會和其他女人相差太多。起初，街頭生活的現實會讓她感到震驚和痛苦，慢慢她便聽天由命地接受了下來。難怪經過了小半年的流浪生活，當1887年她在特拉法加廣場被捕時，她已經從一名體面、禮貌的皮博迪房客，淪為了一個滿嘴髒話的粗野婦女。
10月25日的聽證會後，波莉被「准許自籤擔保釋放」，但根據命令她必須進入濟貧院，否則將面臨逮捕。這次她服從命令，直接去了最近的一家濟貧院，就在考文特花園的恩德爾街上。到了那裡，她又被轉送到艾德蒙頓的河岸街聯合濟貧院，一直待到12月，最後因為無法繼續忍受惡劣的條件，自己出院了。
禍不單行，波莉剛剛脫離院內的清規戒律開始流浪，凜冬便讓她的生活雪上加霜。12月19日，她又一次出現在蘭貝斯聯合濟貧院的大門口，然而院裡對她是否仍屬於該教區，似乎意見不一。每年中只有聖誕節這天，被收容者們可以吃到一頓有著烤牛肉和葡萄乾布丁的像樣晚餐，在濟貧院度過聖誕節後，波莉便被送了出去。此時的波莉已不知道倫敦哪裡才算是她真正的家，她開始在泰晤士河北面遊蕩，朝霍爾本走去。她在克勒肯維爾的臨時收容所裡過了幾晚，然後設法湊足了三晚的錢，住進了福爾伍德街的一家寄宿屋，那是法院巷附近的一條骯髒短巷，她小時候對這一帶很熟。在花光了身上僅有的一點錢後，她去投奔了霍爾本聯合濟貧院。在1月的寒冷和潮溼中漂泊無定，顯然已經種下了苦果，波莉很快就病倒了，於是她被轉到了拱門的診療所。儘管霍爾本聯會提供了照料，但根據《濟貧法》，濟貧委員必須確定波莉是否真的歸霍爾本管，還是有其他聯合濟貧會應該為她買單。波莉康復後，院裡於1888年2月13日對她進行了面談，並決定將她送回蘭貝斯，也就是那個前不久才剛剛將她逐出的聯會。4月16日，她像人形包裹一樣被送往聯福路的濟貧院。很快，波莉就站在了女院長費爾德夫人面前，院長18個月前才給她安排過工作。可以想象，雙方都在嘆氣皺眉。蘭貝斯聯會不想留下她，準備安排她去做保姆，興許是盼著這一次會有好點兒的結果。
家住南倫敦旺茲沃思玫瑰崗路16號的薩拉·考德利太太向蘭貝斯濟貧委員表示，她和丈夫願意從濟貧院接收一名婦女來家裡做女傭。作為虔誠的浸信會教徒，考德利夫婦堅持基督教徒與人為善的理念；他們不僅主動為苦命人提供幫助，還希望在家庭和社群中樹立起道德的榜樣。作為建設倫敦警察廳的總工程監督，塞繆爾·考德利無疑對這座城市的社會弊病深有體會，或許是作為一種回應，他和妻子立誓終身不沾酒精。
5月12日上午，波莉·尼科爾斯來到考德利夫婦安逸的中產之家裡，身上除了一衣蔽體，再無他物。作為家庭中唯一的傭人，照顧著這對60歲出頭的夫婦和一個20多歲的未婚侄女，波莉的工作並不算太吃力。她要打掃房間和做飯，但也會有自己專屬的閣樓間和床鋪，這些對此刻的她來說一定顯得很奢侈，畢竟十幾個月來她不是過著流浪生活，就是在濟貧院裡受苦。由於波莉沒有合適的衣服做女傭服，考德利夫人不得不給她準備一兩套換洗的衣服、一頂像樣的軟帽、一雙鞋、一件睡衣、幾塊頭巾、一些圍裙、一條披肩、一雙手套、內衣和其他各種配件，像是發刷、梳子和別針。沒有一箇中產家庭的女主人希望自家女僕在客人面前看上去衣衫襤褸。
住進「英格爾塞德」（考德利夫婦這樣稱呼他們的家）的第一個星期，薩拉·考德利夫人可能建議波莉給家裡人寫封信，告訴家人自己的下落。女主人給波莉拿來了紙和筆，波莉鼓起勇氣給她父親寫了一封信，這可能是兩年來的頭一次：
我來信是想告訴你，我有了新的住處，已經安頓下來，目前為止還算順利，希望你會高興。主人昨天出門去了，還沒有回來，留我在家看著。這戶人家大極了，屋前屋後有樹和花園。所有這些都是新修的。他們都禁酒，非常虔誠，所以我要上進一點。他們對我很好，我活兒不多。真心希望你一切都好，那個男孩［指波莉的大兒子，當時和爺爺住在一起］也有工作了。就說到這裡，再會。
請儘快回信，讓我知道你過得好不好。
你真誠的，波莉
接下來的兩個月裡，旺茲沃思的房子裡發生了什麼不得而知。在美麗溫暖的夏日裡，想想街頭和臨時收容所裡的日子，波莉一定恍如置身天堂。她可以在考德利家的花園裡享受寧靜，身穿乾淨衣裳，頭髮裡沒有蝨子。一天有三頓飯；晚餐包括肉類、水果、布丁和她離家後可能再也沒吃到過的東西。她有一張柔軟的床，一個寬厚的僱主，不用怕半夜被醉漢襲擊，或是來自臨時收容所員工的虐待。僱主可能還定期帶她去做禮拜，要求她做禱告並研習《聖經》，讓她為自己過去的身份和生活方式感到羞愧。在考德利家，與波莉為伴的只有男女主人和侄女曼徹小姐，而他們不會樂意同她聊天或是說笑談心。身邊沒有別的員工或同伴，她每天的日子就算說不上漫長而空虛，但也一定難逃苦悶。她有太多時間可以哀嘆自己失去的東西。當然，還有酗酒的問題，也不知道對當時的她來說，過一種滴酒不沾的生活到底有沒有可能。
7月12日，薩拉·考德利向聯福路的濟貧院寄去一張明信片，上面說波莉·尼科爾斯帶著價值3英鎊10先令的衣服和物品從他們家逃走了。顯然，波莉收拾好了考德利夫人給她的東西——裙子、軟帽、鞋子、圍裙和其他一切——一去不回。
當她從「英格爾塞德」的送貨小門爬出來時，心中多半沒什麼計劃。顛沛流離的生活讓波莉已經習慣了今朝有酒今朝醉。回濟貧院不在她的考慮之中。帶著各種能變賣的物品，她會先去當鋪或舊衣販子那裡，把考德利夫人好心饋贈的部分物品換成手頭的現金。雖然賣不出原價，但到手的錢足夠她在寄宿屋幾個禮拜的吃住開銷。做完這些事，她的下一站大概就是酒吧了。
有了一口袋的零錢，波莉從7月中旬到8月1日變得無跡可循也就不足為奇了。8月1日這天，她朝白教堂方向走去，在格雷律師學院臨時收容所住了一晚。她知道這裡有大量廉價寄宿屋，讓她能靠身上的銅板儘可能久地拖一段日子。在眾多可供選擇的旅店中，波莉決定在特勞爾街18號的威爾莫特寄宿屋住下。與該地區的許多類似旅館不同，威爾莫特寄宿屋只接待女性住宿者；對於孤身一人流浪的婦女來說，這裡是她能找到的最安全的住處。在最多可容納70名婦女的威爾莫特寄宿屋裡，波莉與其他三人合住在一間，據說她們這間屋子「乾淨得不可思議」。其中包括一位名叫艾倫·霍蘭的老婦人，波莉偶爾會和她分攤一張雙人床的費用。
波莉在威爾莫特住了三個星期，其間她與霍蘭相識，霍蘭似乎是唯一一個與這個孤獨女人建立起某種友誼的人。艾倫·霍蘭用「憂鬱」來形容她的室友，並說「她不和別人來往」，好像「有什麼煩心事壓在她心頭」。她們在這一帶沒有共同的熟人，她知道波莉沒有相好，「只有一個女人，和她一起吃喝了幾天」，這是流浪婦女常會做的事。霍蘭也不否認波莉喝酒，她曾見過波莉有幾次「喝大了」。
人們所知的波莉·尼科爾斯最後的活動，大部分都出自艾倫·霍蘭在她朋友的死因研訊中提供的證言。遺憾的是，由於該場聽證會缺少正式記錄，且所有的研訊檔案都已丟失，如今僅能從當時的一些報紙報道中拼湊出事件的原貌。自然，這些記者在法庭上快速寫下的摘要滿是錯誤且前後矛盾。在被寫成具有新聞價值的故事時，這些摘要會經歷進一步的擴充和編改，以符合登載的需要，或是為了聳人聽聞，又或是為了適應專欄長度而大幅刪減內容。之後，特稿供應社再把稿件傳送給全國各地的各種小報。那些可能從未到過倫敦或去過白教堂的記者們斷章取義，編造引述乃至採訪內容。錯誤的資訊進入公共領域，並輕易地在國民的意識中紮根，正如今天一樣。
根據艾倫·霍蘭的證詞，波莉在威爾莫特一直待到大約8月24日，當時她袋中的錢已所剩無幾。通常來說，寄宿屋的管事會給常客賒一兩晚的賬；然而，波莉不算熟面孔，所以沒人對她網開一面，她被趕了出去。再一次，波莉淪落街頭、獨自流浪，不得不為幾個銅板和晚上的住處四處奔走。霍蘭認為她在肖迪奇的邊界街附近待了一段時間，還在白教堂另一家叫「白屋」的寄宿屋住了幾晚，這家寄宿屋就開在聲名狼藉的弗勞爾迪恩街。8月31日上午，波莉在特勞爾街街角一家叫「煎鍋」的酒吧喝酒，一直喝到12點30分左右。她離開時已經爛醉，儘管喝光了夜宿費，她還是想設法在威爾莫特弄一個床位，比起其他寄宿屋她更喜歡那裡。寄宿屋的管事沒有向身無分文的醉鬼提供床位的習慣，於是轟走了波莉。走的時候，她試圖用笑聲和狠話來掩飾她的失望，說她「很快就會搞到夜宿費」。
將近凌晨2點30分的時候，艾倫·霍蘭剛在沙德韋爾的幹船塢圍觀完一場大火，回去的路上遇到她的前室友正沿著奧斯本街往白教堂路走。波莉的情況不太妙。她步履蹣跚，走路歪歪斜斜。霍蘭攔下波莉，後者便靠著牆癱坐在地上。霍蘭非常關心她的朋友，和她聊了「七八分鐘」，據霍蘭說，這段時間裡她一直試圖說服波莉和她一起回威爾莫特。可是，之前在管事那裡碰壁的經歷讓波莉堅信，他們不會允許她當晚回那兒住。波莉唉聲嘆氣說自己沒錢，而且像是在為「籌不夠住宿費」犯愁，儘管她連路也走不動，籌錢多半不可能。「我今天搞到過三次住宿費，但都已經花光了。」她醉醺醺地告訴霍蘭。對波莉來說，這種困境並不新鮮。晚上沒床睡雖然不是滋味，但她也早已習以為常了。
艾倫·霍蘭把這個故事原樣告訴警方，然後在死因研訊中又講了一遍，記者們在現場聽到了所有細節。然而，不消聽完整個故事，當局和媒體都已經對一件事深信不疑：波莉·尼科爾斯那天晚上顯然是出去拉客了，畢竟每個在寄宿屋、臨時收容所和小巷的骯髒角落裡睡覺的女人，無論年齡大小，都是妓女，她也不可能例外。以此為出發點，警方和媒體構想出了關於兇手的幾種理論。起初，他們提出了兩種可能性：第一種，謀殺是由某個「皮帶幫」或團伙實施的，他們向妓女勒索錢財；第二種，後來得到了更多的支援，即兇案背後是一個獨自作案的「妓女殺手」。不管哪一種，人人都相信波莉·尼科爾斯是一名妓女，哪怕沒有一絲切實的證據來佐證他們的信念。
之後，這些假設多少影響到了整個調查的方向、死因研訊，以及報紙對這個故事的報道方式，儘管與波莉最親密的三名證人——艾倫·霍蘭、愛德華·沃克和威廉·尼科爾斯——所說的一切似乎都與她從事賣淫的先入之見相悖。有時，死因研訊成了對波莉·尼科爾斯本人的德行調查，彷彿聽證會在某種程度上是為了裁定她的下場是不是咎由自取。
8月31日那天晚上，波莉最後一次和艾倫·霍蘭對話時，向她的朋友明確表示，她不喜歡她在「白屋」的新住處。當艾倫問她住在哪裡時，波莉稱「她和很多男的女的住在另一家旅店裡」。有的地方把這報道成了「一家允許男女睡覺的旅店」。波莉之所以這麼說，是為了強調那裡和威爾莫特住宿條件不同，後者是單性別的，她更喜歡。在提到「白屋」時，波莉說「她不喜歡去那兒……那裡男男女女太多了」。她想回威爾莫特，並向霍蘭保證「她很快就會回來」。
在她做證的過程中，驗屍官多次向艾倫·霍蘭提出有關她朋友道德品質的問題，希望她的發言能夠坐實眾人假想中波莉的職業。在每一個關頭，霍蘭都明確表示波莉不是他們所影射的那樣。當被問及是否知道前室友做什麼工作的時候，霍蘭說她不知道。當被問到波莉是否夜不歸宿時，她也給出了類似的回答。
「你認為她的作風很乾淨嗎？」他問。
「哦，是的，她是一個非常乾淨的女人。」她答道。
稍後，驗屍官又抓住一次機會，就霍蘭關於波莉打算找錢住店的說法，對霍蘭進行試探。
「我想你說的話傳達了某種意思。」他打斷道。
「沒有。」艾倫·霍蘭堅定地表示，然後重申波莉打算回到她的女性專用寄宿屋。
霍蘭的陳詞是如此斬釘截鐵，以至於《曼徹斯特衛報》在內的一些報紙在轉述她的證言時只是簡單地表示：「證人說她不認為死者過著放蕩（或不道德）的生活；事實上，她（波莉）似乎對此避之不及。」
毫不奇怪，似乎正是各大報紙最想把波莉塑造成品行不端的樣子。記錄馬虎、聽錯證言也好，故意添油加醋、編造細節也罷，總之記者們經常歪曲陳詞，以給波莉的道德品質蒙上陰影。當驗屍官向愛德華·沃克詢問他的女兒在婚姻破裂後與他同住時的行為表現時，他問波莉是否「很放蕩」。根據《晨報》《晚旗報》和《警察新聞畫報》的報道，沃克的回答是：「不，我從來沒聽說過這種事。她以前經常和她認識的一些年輕男女來往，但我從沒聽說過任何不正當的事情。」然而，《每日新聞報》在轉述中插入了一些更有暗示性的內容。報上稱沃克說「她晚上沒有在外面待得特別晚」，同時還補充說「他覺得波莉最不好的，是她同某階層的女人為伍」。此話是否真的出自沃克之口有待商榷，因為他的證詞至少有兩個相互矛盾的版本。同樣，驗屍官試圖誘導威廉·尼科爾斯著重描述他妻子的品性，但鑑於他婚姻破裂的事實，這隻能讓人懷疑他自己的人品。當被問及為什麼停止支付波莉5先令的撫養費時，他聲稱在他們分居後的兩年時間裡，波莉一直和「別的男人或者男人們」住在一起。這些證據已經足夠各大報刊宣稱波莉是姦婦、墮落女子；然而，威廉從未斷言他的妻子以賣淫為生。
在事情剛剛爆出時，儘管對波莉的生活尚沒有任何實質性瞭解，全國所有的大報紙幾乎都刊出了一篇文章，稱「據瞭解，死者過著‘不幸’的生活」，即便報道還說了「對她一無所知」。波莉曾對威爾莫特的管事說：「我很快就會搞到夜宿費，看我戴的帽子多迷人。」然後她指了指頭上的帽子，這頂帽子大家都說之前沒印象。報紙用這句話來影射她掙錢的方法不正當，以此證實他們對她的評價。首先，這句話的真實性就如同其上下文一樣值得懷疑。其次，波莉的「迷人帽子」很可能是一個月前考德利家的人給她的，她也許計劃把帽子當掉，這樣她就可以回到威爾莫特熟悉的床上。但是，就像圍繞她死前和遇害時詳細情況的許多謎團一樣，這件事的真相如何至今沒人知道。和艾倫·霍蘭相似（記者們甚至懶得確認或正確記錄她的名字），波莉也不過是白教堂寄宿屋裡又一個窮苦、上了年紀、無足輕重的女房客罷了。警察、驗屍官、報紙的寫手或讀者，並不需要對她有更多瞭解。
艾倫·霍蘭記得，當她與朋友分開時，白教堂敲響了兩點半的鐘聲。她目送波莉戴著那頂黑天鵝絨鑲邊的迷人草編軟帽，搖搖晃晃地朝白教堂路的方向走去，逐漸消失在黑暗中。
那時，波莉知道，她討到夜宿費的機會十分渺茫。醉酒和疲憊讓她頭暈目眩，她漫無目的、跌跌撞撞地穿行在東區的街巷中。她倚靠著圍牆和建築物的側壁，在夜裡摸索著前進，尋找能歇息的地方：有臺階的某處，或是略微凹進去的門洞。樓梯下的小空間、公共建築的樓梯平臺、大門沒鎖的半私人庭院，這些地方都可以用來打個盹兒。波莉一定早就學會了如何尋找合適的地點；然而，由於對這一帶比較陌生，她還不瞭解白教堂那些隱藏著的落腳點都在哪裡。恐怕，她連自己拐進的那條路的名字都不曉得。多半是窗戶裡或遠處燈火發出的些許微光吸引她走到了巴克街。她經過一排門面平整的工人磚房，找不到方便歇腳的角落或門廊。再往前走是一段下坡路，沿牆出現了一道門，門稍稍後縮，沒有挨著人行道。她可能推了推門，發現推不開，又或者她乾脆背靠著門滑坐在地上休息。她沉重的腦袋向下一頓，雙眼終於闔了起來。
除開她在生命最後幾個月裡寫給父親的那張明信片，我們無從窺見波莉·尼科爾斯的所思所想。艾倫·霍蘭從睡在她身邊的這個女人身上看到了深深的憂鬱：她關起了心門，孤僻、冷漠而哀傷。不過，從這些粗略的勾畫中，一個模糊卻獨特的女人的模樣浮現了出來。面前仍然有足夠的資訊讓我們去做出推斷，去理解那個活生生的她，而不是把她當作故事裡的角色。波莉出生在印刷所和出版社之間，維多利亞時代最著名的一些故事正是誕生於此。在她死後，她將成為像小扒手道奇、費金甚至奧利弗·崔斯特一樣的傳奇人物，幾經虛構後，她人生的真相變得和這些人一樣錯綜複雜。她是在墨水街上降生到這個世界的，也正是在那裡，在報上的豆腐塊裡、在整版的插圖上、在謠言和醜聞中，她將再度歸來：一個印刷出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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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年9月1日，威廉·尼科爾斯已經做好了最壞的打算。由於不確定會面對什麼，他覺得自己應該打扮得得體一點，於是穿了一身喪服：黑色長外套、黑色長褲、黑色領帶和一頂大禮帽。那天下著雨，當他走進雨中、撐開傘，背向科堡路的家門時——他、羅塞塔和孩子們就住在這裡——他一定感到一陣生理上的不適。
按照約定，他將在停屍房與艾伯林督察碰面，然後去檢視那個據說是他妻子的女人的屍體。他已經有三年沒見到她了，全然不知三年裡她去了哪裡，即便這樣，會發生如此駭人的事件也是他料想不到的。督察提醒他，波莉的樣子可能不太容易辨認，但警方仍然希望他能證實死者的身份。接著，督察護送威廉穿過後門，進入一個院子，院子另一頭有個不大的磚棚。他們走了進去，裡面放著一副普通的松木棺材。威廉摘下帽子，鼓足勇氣看著棺蓋揭開。
儘管她渾身是傷，喉嚨上有縫合的割痕，腹部被深深地剖開，威廉·尼科爾斯還是認出了他的妻子。他認出了她小巧精緻的五官和高高的顴骨。她那雙灰色的眼睛，雖然已毫無生氣，但他不可能忘記，同樣眼熟的還有她那棕色的頭髮，自上次一別後，如今已佈滿了銀絲。這的的確確就是波莉，這個名字他曾無數次呼喚過，這個女人曾與他共結連理，並被他打心底裡愛著。是波莉，為他生下了六個孩子，給予他們安慰與呵護，在他生病的時候照顧他。在過去的16年裡，這個女人和他一起歡笑，一起分享過喜悅。是波莉，年方十八就早早成了他的新娘，挽著父親的手臂，步上聖布里奇教堂中間的走道。他們幸福過，即使只是一瞬。
艾伯林注意到尼科爾斯的臉色變得煞白。他顯然被眼前的景象嚇到了，隨後陷入了崩潰。
「我原諒你，不管你做了什麼。」他對波莉說，彷彿波莉只是在睡覺，她身上殘忍的切口並沒有結束她的生命。「我原諒你，念在你為我做過的一切。」
威廉·尼科爾斯花了一些時間來平復自己。棺蓋被移回原位，艾伯林帶著這位悲傷的丈夫穿過院子，走進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