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年4月14日—1888年9月31日
13七姐妹
1843年6月一個和煦的早晨，喬治與凱瑟琳·埃多斯提著大包小包，領著低聲啜泣的孩子們，在伍爾弗漢普頓登上了一艘運河船。乘火車去倫敦會快得多，但此種便利不是這個八口之家負擔得起的。步行去倫敦的話，要日夜兼程在鄉間小道上跋涉將近一個星期，這對六個不滿十歲的小孩來說也不現實。帶上為數不多的財物坐駁船出發，是埃多斯夫婦唯一明智的選擇。
在大約兩天的時間裡，這一家人會和其他乘客一起擠在寬而平的甲板上，身邊還有船員和一大堆尷尬的行李：盒子、大皮箱、傢俱和木桶。如果天上下起雨來，能躲雨的空間只有一個密閉的小船艙，裡面還被煤爐佔掉一塊地方。不過，從伯明翰通往首都的一路上，隨著船蜿蜒地穿過工業區，大聯盟運河沿岸的風景會讓孩子們沉迷不已。埃多斯一家將熟悉的礦渣堆和熔爐拋在身後，乘船駛過英格蘭南部陌生而新鮮的風景，分開兩岸的村莊，迂迴於農場之間，穿過開滿野花的黃綠相間的田野，沿途邂逅古老的教堂和莊園。複雜的船閘系統使船隨著水位漲落而升降，強壯的馱馬拖著船前進，眼前這些景象會迷住九歲的阿爾弗雷德和他的妹妹們：哈麗雅特（八歲）、艾瑪（七歲）、艾麗莎（六歲）和伊麗莎白（四歲）。只是，最年幼的凱瑟琳出生於前一年的4月14日，她還太小，不但對旅行的經過毫無印象，也不記得一家人究竟為何要離開伍爾弗漢普頓。
凱特，家裡人也叫她「小雞」，在父親的生活起變化之時，她還不到九個月大。埃多斯家族連續兩代人都讓兒子從事錫匠一行，這是伍爾弗漢普頓最主要的行業之一。正如1821年的《行業之書》中所描述的那樣，一名錫匠不僅要會用薄錫板打製「水壺、燉鍋、各種大小的罐子、擠奶桶、提燈等」，而且要能熟練地給鐵器鍍上一層保護性的、防鏽的錫塗層。由於這是一個技術工種，錫匠一般在14歲就要入行，花七年時間作為學徒學習。不過到了19世紀初，隨著機器的引入，這種傳統做法逐漸式微。喬治·埃多斯是最後一批接受這種高強度訓練的錫匠，他於1822年在「老宅工廠」開始受訓。在這裡，喬治連同弟弟威廉和約翰，與父親托馬斯在同一個屋簷下辛勤工作，托馬斯後來榮升為廠裡最資深的工人。在師父嚴格的指導下，喬治學會了如何揮舞「大剪子，將錫片剪成恰當的形狀和大小」，以及「如何通過加熱把接縫焊住」。每週六天，夏季從早6點到晚6點，冬季從早8點到晚8點，他與其他學徒一起在工作臺前幹活兒，學習整平、鏤空、折彎時用的幾種錘子有什麼區別，何時使用「大砧或小砧、砧角、斜鑿、圓鑿、尖嘴鉗、老虎鉗、曲尺和直尺」。這一嚴格的教學階段結束時，學徒要向考官展示他自己打製的一件錫器，這時學徒才會被授予正式從事這一行的資格。在這七年的時間裡，他不僅會掌握一身必備的本事，還會在工匠群體中找到強烈的認同感。
「老宅工廠」是一座建造於伊麗莎白時代的破敗莊園，坐落於伍爾弗漢普頓郊區的田裡，自1767年以來就一直處在錫業的中心。從這裡延伸出去的街道——達德利街、比爾斯頓街，以及西至梅里代爾路附近更鄉村的一帶——成了錫匠和「漆工」的傳統聚集區。漆工負責在錫器上繪製精美的圖案並塗上清漆。那些作為學徒一起受訓又在工廠一起工作的人，也一同生活在街道兩旁老舊的小屋和背靠背的聯排房裡。各個家庭之間交往甚密，相互通婚。流言蜚語傳得飛快，尤其在當地幾家錫匠常去的酒吧，也就是梅里代爾小酒館、天鵝酒吧和紅牛酒吧裡更是如此。
自1834年以來，伍爾弗漢普頓錫匠技術工人聯合友好協會（簡稱「錫人協會」）就一直在紅牛酒吧定期舉行會議。對引進機器的擔憂曾於19世紀21年代導致了勞工動亂，協會認識到未來與工廠主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於是制定了一項措施以保護工人的利益。所有成員都必須每週繳納一筆會費用作罷工基金，金額不少於5便士，不超過6先令。此外，他們還編制了一份「價目表」，將工作報酬標準化，並於1842年要求伍爾弗漢普頓的全部六家錫廠簽字通過。大多數企業主都從善如流，包括「老宅工廠」的老闆威廉·萊頓，他在同行間有「工人階級的著名朋友」之稱。可惜，在這座城市裡不是所有的錫廠老闆都有這樣的好名聲，也有一些老闆認為標準化工資不符合自己的利益——尤其是愛德華·佩裡，此人最近才僱用了喬治·埃多斯和他的弟弟威廉。錫人協會舉行了罷工以示抗議，到1843年1月，佩裡「的廠裡有至少35人……退出了工作崗位」。
愛德華·佩裡絕不是工人的朋友，也不可能容忍任何工人運動。在他經營工廠期間，他會利用外國勞工、死亡威脅、密探和關押來破壞罷工。佩裡「對……工人的權利瞭如指掌，尤其熟知那些對付密謀造反的法律」，並引以為豪。最重要的是，「他相信勞動者的……無知和熱情能被自己利用」。在這種情況下，他決心親自對每個違反合同的員工實行武力抓捕。佩裡得知他的員工受到慫恿，在工會的保護下離開工廠去往倫敦，於是一路追了過去。線上人和偵探的協助下，他在克勒肯維爾的金工業工人酒館追蹤到了那些違規員工，並出示警方手令將他們抓了回去。一旦抓捕到這些違反僱傭條款的員工，佩裡就將他們告上法庭，讓他們在斯塔福德監獄服兩個月的苦役。
正如佩裡所希望的那樣，他強硬的做法開始使錫匠和漆工群體產生分歧。每當佩裡站在證人席上起訴他的員工時，憤怒的錫匠們便開始聚集在法院大樓外發出噓聲抗議，不久後這種抗議就演變成了暴力行動。
作為錫人協會的忠實成員，埃多斯兄弟也在愛德華·佩裡的工廠非法脫離崗位的35人裡面。正是這兩兄弟連同其他幾名協會成員試圖向廠裡的同事施加壓力，讓他們加入抗議活動，並承諾協會將向他們支付「每週15先令，只要這場災難（罷工）持續下去」。1月9日，「佩裡的一名手下」——拒絕罷工的理查德·芬頓——正在梅里代爾小酒館喝著麥芽啤酒，據稱威廉·埃多斯和另外兩名錫匠推門進來，開始跟他搭話。後來，證人在審判中說，自己相信威廉「和他那夥人是來吵架的」。
「你的兄弟們都在外面罷工，你這個沒良心的東西！」據說威廉這樣喊道。然後他「掄起拳頭揍了芬頓一拳，又踢了他一腳」。很快，一群人開始向芬頓發起攻擊，其中至少有九名錫匠，威廉·埃多斯的妻子伊麗莎白也在裡頭，他們對試圖逃到樓上的芬頓拳打腳踢，嘴裡喊著：「我們要殺了他，殺了這個混蛋！」
據主持審判的地方法官說，芬頓幸運地保住了一條命。也許是回過頭來意識到了自己行為的嚴重性，威廉開始害怕坐牢，於是他躲了起來，讓妻子出庭受審。
不幸的是，這次禍事對埃多斯家族來說只是個開頭。2月15日，愛德華·佩裡在《伍爾弗漢普頓紀事》上刊登了一則通知。佩裡在報上說，他和另外兩名工廠主得知「每天都有人舉行秘密會議」，目的是「誘使我們的工人離開崗位」，並表示自己將獎勵31英鎊……
……給任何提供情報的人，只要能幫助我們成功地起訴密謀鬧事的小集團。這些人通過支付金錢或其他手段，企圖讓我們各自的行業停工，用罷工威脅我們改變經營方法，讓我們服從他們的條件。
到了3月24日，這則報上的廣告已經取得了成效。不管舉報人是誰，總之這個人把矛頭指向了喬治·埃多斯。
在隨後的審判中，佩裡出庭做證，朝他的原僱員開炮。他說，「被告人」是「組織的頭頭……全是他在煽風點火」。佩裡要求驅逐喬治，並稱「是他強迫了其他人，如果沒有他，就不會發生罷工」。法官非常同情這位陷入困境的工廠主，立即判處喬治服兩個月的苦役。《伍爾弗漢普頓紀事》報道，喬治對自己的罪行毫無悔意，也不擔心自己將要丟下妻子和六個孩子。相反，「他擺出一副無所畏懼的樣子……退庭了，彷彿準備好了接受……懲罰」。
雖然凱瑟琳·埃多斯的父親可能內心也對未來兩個月要在監獄裡幹苦力感到憂慮，但他不會公然表現出來。作為工會堅定的一分子，喬治·埃多斯肯定知道做一個煽動者要面臨的風險，也期望工會能對他和家人做出的犧牲進行補償。同樣，他想必也明白，雖然他的親朋好友都在伍爾弗漢普頓，但他已經不可能再在此地找到工作了。
***
埃多斯一家坐船沿著灰色的、被廢水汙染的泰晤士河進入倫敦，穿過由起重機懸垂的吊臂圍成的拱道，停靠在伯蒙德賽的碼頭。他們住的地方在巴登寓所4號的小房子裡，與下船處的骯髒河域保持著一段安全距離。這片地區的工廠和倉庫之間有許多開放綠地和市場花園，喬治·埃多斯願意多花點錢讓家人住得離綠地近一些。雖然住房質量不高，排水不暢，通風不良，還沒有自來水，但一家人不會直接受到當地製革廠、染色廠和啤酒廠噴出的刺激性化學物質的影響。一口相對清新的空氣是這個人丁興旺的家庭所能享受到的少數特權之一。
要是喬治是個單身漢，哪怕他們家的子女能少一點，那麼從伍爾弗漢普頓搬到倫敦都可能會是一步好棋。工會很可能幫助他在珀金斯＆夏帕斯工廠找到了新工作，這是一家位於倫敦橋對面的大型錫銅器製造商。作為一名「熟練技工」，喬治的工資自然要高過一般的體力勞動者——比如搬運工、「運貨車伕」（送貨員）或碼頭工人，這些人在伯蒙德賽遍地都是。根據《英國行業手冊》所述，在19世紀21年代，一名錫工「如果滴酒不沾、勤勞肯幹」，可以「在一週內輕鬆賺取35先令到2幾尼」。而19世紀中葉的時候，新老闆開給喬治的工資可能足有3英鎊9便士。這樣的收入可以為一個有兩三個孩子的家庭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障，即足夠支付房租，給壁爐生火，餐桌上的肉食也能買品質好一些的。正如c.s.皮爾所描寫的那樣，在倫敦，一個人可以「租一棟有六個房間的整潔的小房子」，再把其中一間租出去，每年能收到21英鎊。孩子們「可能會去上捐辦學校或英國日間（學校）。學校偶爾會組織去格雷夫森德或馬蓋特遠足：穿上漂亮的靴子和最好的衣服」。有工廠可靠的收入做後盾，喬治的兩三個子女就能在社會上立足。如果孩子們接受了教育，男孩或許會成為小職員或店主；女孩會成為女教師，或是小職員或店主的妻子。然而，要養六個孩子的重壓很快就堵死了這條上升通道。事實上，喬治和凱瑟琳·埃多斯恐怕壓根兒沒想象過這種充滿希望的景象，他們兩個都來自大家庭，父親的工資不夠養活全家人對他們來說早已習以為常。
正如社會改革家西伯姆·朗特里所發現的那樣，工人階級的生活在「匱乏和富足」之間週期性地迴圈。家庭收入隨家中成年勞動力的數量波動而起伏。當一名年輕男性與父母同住並且自己有工作時，他可能會享受「相對的寬裕」，這種情況會「延續到他結婚之後，等他有了兩個或三個孩子，那時貧窮會再次籠罩他」。然後，大多數勞動者就不得不忍受「可能會持續十年之久的貧困期，也就是說，直到第一個孩子長到14歲並能掙到工資」。但朗特里也指出，「如果孩子的數量在三個以上，貧困期可能會更長」。對於工人階級的女性來說，儘管其收入貢獻通常較少，但也遵循同一模式，而她的創收能力之後還會被生育和家庭義務進一步削弱。
凱特·埃多斯的母親凱瑟琳·埃文斯的經歷就反映了這一點。凱瑟琳的父親是伍爾弗漢普頓一個貧窮的門閂製造匠，凱瑟琳是七個孩子中的老二，她在離家工作前，幾乎沒受過什麼學校教育。十幾歲的時候，她已經有了做幫廚女工的經驗，通過自己的努力，她最終當上了孔雀旅館的廚師——孔雀旅館是伍爾弗漢普頓最有名的旅館之一。然而，1832年，在她大約18歲的時候，她的職業生涯戛然而止。在19世紀，結婚意味著一個女人要開始她真正的使命了：做一個母親。在這方面，凱瑟琳顯然是非常乖順的。在結婚的頭五年裡，她生了四個孩子，其中最年長的阿爾弗雷德有智力障礙，還患有癲癇。雖然許多工人階級的女性在成為母親後仍繼續工作，可能是在家幫人洗衣服、縫縫補補，也可能外出去工廠或洗衣店工作，但阿爾弗雷德的病情和隨後接二連三的生育恐怕讓凱瑟琳無力再為家中貢獻收入。無論如何，如果她或喬治能有渠道瞭解到可靠的避孕知識，他們和孩子的生活也許會大不一樣。
傳說19世紀的人曾經想出了把桌腿用布裹起來的做法，人們常常錯誤地認為那個時代的人太過古板保守，根本不會去思考夫妻的生育問題，更別提寫文章談論了。這是大錯特錯的。在19世紀上半葉，弗朗西斯·普萊斯、羅伯特·戴爾·歐文和喬治·德萊斯代爾分別出版了作品，論述男女可以用來「限制家庭規模」的方法。這些建議包括體外射精、使用羊腸做的（可重複使用的）「如意套」、殺精劑和放在陰道內的「避孕棉」。然而，儘管這些資訊被謹慎地傳達給了有文化的中產階級，因為他們買得起書，但面向工人階級的傳播卻不那麼成功。喬治和凱瑟琳·埃多斯都不識字，他們也不可能知道有這樣的書或是在哪裡可以買到。對於入不敷出的家庭來說，他們哪怕買得起「如意套」，也搞不懂為什麼要買。無論如何，大眾普遍認為受孕和避孕都是女人的責任。如同母親、外婆以及周圍的大多數女性一樣，凱瑟琳接受到的教育也是為人妻就要終身生育。避孕，就算有，往往也是以丈夫精力不濟或生病的形式出現。如果實在想要避孕，女性可以自己調變具有殺精或墮胎功能的草藥湯劑和沖洗劑，但前提是她要有時間、金錢或對抗成見的勇氣來獲取這些原料。在許多情況下，她一樣也不具備。
所有這些因素加在一起——資訊匱乏、貧窮和履行妻職的責任感——導致了19世紀母權運動者瑪格麗特·盧埃林·戴維斯所說的「過度生育的生活」。過度生育不僅損害了像凱瑟琳這樣的女性的身體，也對她們的情感和物質生活造成了重創。在埃多斯家這樣的大家庭中，幾乎每年都會添一張嘴，資源也隨之越來越吃緊。扣除掉物價的因素，這意味著餐桌上的食物會越來越少：稀溜溜的湯，一小坨動物內臟，外加一片面包泡在摻水的牛奶裡。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有人需要忍飢挨餓的話，那麼這個人就是母親。哪怕她是處在懷孕或哺乳「這類理應吃飽的時期裡」，她都會「委屈自己，省下口糧；因為在工人階級的家裡，如果要節省食物，那首當其衝的就是母親，而輪不到丈夫和孩子，做母親的會湊合吃點殘渣剩飯，或者反覆啃沒肉的骨頭」。當代專家經常提到這些母親營養不良的狀況，以及由此造成的流產、死胎和嬰兒頭年發育不良的高發率。
不光如此，處於凱瑟琳這種境況中的女性，一邊要忙於照顧嬰兒和幼童，一邊還要靠丈夫捉襟見肘的工資維持家庭，她們不可能允許自己閒下來不做事，哪怕是在懷孕甚至分娩的時候。即使偶爾能得到女性親屬和鄰居的幫助，女人也要支稜起來忙活「無休無止的繁重家務」，一直忙到分娩前一刻。如果她在月子期間沒錢請人搭把手，那她別無選擇，只能在分娩後幾天內就「重新開始做飯、擦地、洗衣服……提起和搬運重物」。這樣的勞累自然會引發嚴重的健康問題，包括大出血、重度靜脈曲張和背部頑疾。
以上這些因素都沒有阻礙埃多斯一家越生越多，在他們搬到倫敦之後，家中的子女數量繼續穩步增長。次年，第七個孩子托馬斯出世，不久，喬治和約翰分別於1846年和1849年呱呱落地。隨後家中又迎來了兩個女孩，薩拉·安和瑪麗，兩人分別於1851年和1852年出生。到1854年威廉降生時，凱瑟琳已經生育了12次，但只有11個孩子活到了青春期。似乎每當一個大孩子離巢掙錢去時，就會有一個嗷嗷待哺的新生兒取而代之。為了適應家庭規模的變化和家庭預算的調整，埃多斯一家在1843年至1857年間至少搬了四次家，不過他們搬來搬去也就離最初的巴登寓所一條街遠。這件事本身就是一個有趣的指標，從中可以顯示出這家人在鄰里間的口碑如何。看起來埃多斯一家不管在經濟多麼困難的時候，都沒有拖欠過租金，在當地的店鋪也沒有欠賬不還。一些不那麼幸運的家庭，比如工作不穩定、沒有一技之長的勞動者，常常會連夜「挪窩」，躲到別的窮街陋巷裡去，丟下一屁股的債不還，而喬治、凱瑟琳和他們的孩子從來沒有這麼做的必要。這對埃多斯家來說是一件非常值得驕傲的事情，要知道他們最注重的就是在左鄰右舍面前維持體面的形象。凱瑟琳和其他同階層的妻子一樣，會盡可能地省下錢來買蕾絲窗簾、專門的餐具櫃，或是在禮拜日時鋪的地毯。理想情況下，熟練技工的小孩每人都會有一雙自己的鞋子，埃多斯家的「七姐妹」（日後人們這樣稱呼她們）多半不會被允許與那些赤腳在街上跑的男孩女孩一起玩鬧。
考慮到管理一大群孩子有實際上的困難，雖然不知凱瑟琳的想法，至少喬治似乎是希望後代能儘可能地接受一些教育的。儘管他們沒有法律義務送孩子上學，但在1851年的人口普查中，12歲的伊麗莎白、11歲的凱特、8歲的托馬斯和6歲的喬治都被登記為學生。不過，在許多情況下，父母會為了維持體面而宣稱子女在接受教育。凱特的四個姐姐接受了多少教育是值得懷疑的，因為除了艾瑪之外，其餘人都不會寫字，更不用說閱讀了，她們在結婚證書上用畫叉代替簽名就是證據。
在那個48.9%的英國婦女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籤的年代，工人階級家庭的女孩教育水平普遍低下，不識字是常有的事。如果女孩待在家裡可以幫到母親，或者能外出掙錢補貼家用，那麼能不能正常上學在父母眼裡就不是那麼重要了。正如教育改革家詹姆斯·布萊斯在19世紀61年代所評論的那樣，「她們可以幫忙做家務，照顧嬰兒……因此，經常發生的情況是，女孩在應該開始接受系統教育的年齡過後很久才被送進學校，而且……她們經常因為一些微小的理由而被牽絆住」。這些「微小的理由」包括各式各樣的藉口，但其背後的真實原因通常不是弟弟妹妹出生，就是家裡有人病了，這就算不至於讓女孩徹底退學，也會導致她每次有幾個月沒法去學校。在子女較多的家庭中，父母會期望年長的孩子協助照養弟弟妹妹，因此出生順序決定了一個女孩能接受多少學校教育。凱瑟琳恐怕要把主要的心思放在照料嬰兒上，於是哈麗雅特、艾瑪和艾麗莎就得輪流看顧阿爾弗雷德和較小的孩子，此外她們還要做飯、採購、洗衣服和打掃衛生。每當有一個女兒走上工作崗位，這些差事就會被重新分配一番，剩下孩子裡的老大就會被要求留在家裡幫忙。雖然年紀較大的四姐妹不斷地在掙錢和幫助母親之間輪轉，這使得她們的讀書路上困難重重，但凱特卻幸運地得到了機會。
橋坊、坎德威克坊和道蓋特坊的學校距離珀金斯＆夏帕斯工廠的大門只有幾分鐘的步行路程，不知道是誰提醒了喬治·埃多斯注意這幾間學校的名額。這幾間學校本來是慈善機構為了讓坊裡的貧困兒童受教育而建立的，最近機構擴大了招生，也開始招收該地區從業者的子女。得知這一訊息後，喬治·埃多斯想辦法把凱特送進了道蓋特學校。
在19世紀41年代，道蓋特學校有「不少於71名男孩和51名女孩」在讀，有時還需要等待入學機會。雖然學校提供的教育遵循以宗教為基礎的國家體系，但其教學更有針對性也更為嚴格。男孩和女孩分開上課，但都要接受閱讀、寫作和算術的指導，此外還有《聖經》研究和音樂。女孩有額外的女紅課程。對於任何一個工人階級家庭來說，能把小孩送進這樣的學校都是件值得誇耀的事情。儘管道蓋特不是寄宿學校，但學生每週七天都要進行全日制的系統學習，春夏兩季是上午8點到12點和下午2點到4點，秋冬兩季從上午9點開始。星期天他們至少要參加兩次禮拜，通常是在緊鄰學校的聖保羅大教堂。乾淨整潔、儀表端正是學校對學生的一大要求。每個孩子都必須穿著校服，校服由學校提供並統一清洗，製作衣服的是女學生們。男女生都有義務縫補自己的衣服，髒手髒臉的孩子早晨不許進教室。為了確保這點，學校安裝了一個專門的洗臉槽，並且每年都撥出一筆預算用於購買肥皂。老師的職責之一是「每六個星期組織孩子們理一次頭髮」。
道蓋特和其他類似的學校，旨在培養出一批更好的工人階級：他們自尊自愛，恪守基督教信條，並帶著端正、清爽、細心、聽話的素質進入勞動隊伍。當學生將滿14歲並完成學業時，道蓋特會設法給他們安排一份體面的工作。男孩被安排到建築師和工程師那裡，或在銀行和公司裡擔任職員，女孩則預備在家政業裡一展身手。那些在新的行業裡堅持下來，或是得到老師推薦的優秀學生，有資格獲得學校頒發的高達5英鎊的獎金，道蓋特的會議記錄本上寫滿了這樣的故事。
從根本上來說，道蓋特的目標之一似乎是儘可能地將孩子與其日常生活中那有辱人格的環境分開，在那裡他們只被視作又一個能幹活兒的勞力，而非學生。一週七天的全日制學校教育意味著孩子們除了吃飯睡覺外很少能和家人接觸，這樣至少部分地避免了他們受到家中惡習的影響。任何為孩子爭取到上學機會的家長都看得出，道蓋特學校為孩子們提供了一把梯子，讓他們有機會爬出貧困的迴圈。
我們不知道喬治和凱瑟琳為什麼在子女裡選中了凱特，讓她享有受教育的優待。她的出生順序無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很可能凱特也表現出了不同尋常的靈氣或是念書的天賦，讓她有別於兄弟姐妹。在後來的日子裡，艾瑪回憶說她妹妹小時候性格「活潑……熱情，很會逗人開心」，其他熟人則說凱特「聰明過人」。由於學校招收年滿6歲的兒童，因此她很可能是在1848年開始入學接受教育的，也許是和艾瑪一起。每天早晨和下午4點以後，凱特都會像她的父親一樣往返於倫敦橋上。她穿著自己縫製的藍白相間的校服，在皮革市場和蓋伊醫院、工廠和製革廠之間穿梭，夏天頂著日頭眯起雙眼，冬天則披上羊毛斗篷。
如今我們已經無從得知凱特在道蓋特學校的具體經歷；她的名字沒有出現在任何記錄特殊學生或行為不良學生的簿冊中。或許我們可以就此假設她是一名普通而聽話的學生。作為慈善機構，道蓋特吸引了不少贊助者的興趣，他們希望看到孩子們成才，但也相信教育應該如春風化雨。校董會指示學校老師「儘量避免對學生施加嚴厲的懲罰」。相反，在凱特上學期間，富有的贊助者為乖孩子提供了獎品以資鼓勵。「表現最好的男孩將得到一本書，女孩將獲得一個針線盒。」老師決定「讓孩子們自己來決定獎品的歸屬……這樣他們就能選出最值得這個獎的男孩和女孩」。
有名望的學校捐助者也很樂意為孩子們提供開闊視野的機會。1851年6月26日，附近卡爾弗特啤酒廠的老闆埃德蒙·卡爾弗特，為橋坊、坎德威克坊和道蓋特坊學校的124名學生組織了為期一天的郊遊活動，前往海德公園內新揭幕的水晶宮參觀。萬國工業博覽會是最早的世界博覽會之一，其場面之壯觀在英國可謂史無前例。展覽館以玻璃板架構建成，其氣派和展覽本身不相上下。展館內部空間佔地約9萬平方米，高度達到39米，如同一個巨大的溫室，容納了來自世界各地的15111多名參展商。博覽會上展出的眾多展品令人歎為觀止。在同一個空間裡，人們不僅能看到技術進步的傑作（印刷機、蒸汽錘和火車頭髮動機），還能欣賞到來自中國的大量瓷器花瓶、來自加拿大的毛皮、來自智利的51公斤重的金塊，以及名為「光明之山」的鑽石（鑽石陳設於鳥籠形狀的安全裝置內，在煤氣燈的照射下閃耀著璀璨的光芒）。國際參展商穿著各自的本土服裝招搖而過；包著頭巾、身穿刺繡長袍和金線織品的奇特異域面孔，看守著自己國家的珍寶。作家夏洛蒂·勃朗特在談到她的參觀經歷時寫道：「凡是人類的勤勞所創造的一切，都可以在那裡找到。」那裡有……
……擺滿那些巨大的展廳裡的鐵路機車和鍋爐，全套運轉的工廠機器，各種式樣的華麗的車廂，形形色色的馬具，直到覆蓋著玻璃板和絲絨檯布的展臺上堆滿的金碧輝煌璀璨奪目的金銀器皿，以及嚴加防守的成箱的價值數十萬英鎊的鑽石和珠寶。這地方，你可以叫作一個商場或集市，然而是隻有東方神話中的妖魔才變得出來的那種商場或集市。彷彿只有魔法才能把這樣巨大的財富從天涯海角聚斂到這裡來，彷彿除了一隻超自然的手，沒有人能夠把它安排成這個樣子，顯示出如此炫目的光輝和強烈的色彩對比，產生出如此巧奪天工的神奇效果。
水晶宮之旅將讓9歲的凱特·埃多斯眼花繚亂。那天早上，她和同學在老師的帶領下，由啤酒廠專門安排的麵包車送到了「遊客如織的宏偉中心」，124個戴著帽子的小腦袋被數了又數。他們跟著嚮導排隊參觀遊覽，眼前的奇觀在他們看來就如同仙境一般。那些只見過家中和教室裡的簡樸環境的孩子們，一定被馬戲團似的異國情調迷得神魂顛倒。隨後，「在這個引人入勝的地方度過了幾個小時的美好時光後，他們晚上6點左右被送回了啤酒廠」。廠裡「為他們準備了豐盛的晚餐」，同席的還有卡爾弗特公司的領導們。大家舉杯相慶，接著孩子們起立唱國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對道蓋特學校的孩子們來說，這是一次特殊的活動，凱特不可能忘記這段經歷，也不可能忘記她在那裡短暫見識到的輝煌景象。
對於維多利亞時代工人階級家庭的子女來說，童年是人生中一個轉瞬即逝的階段，常常因為家中的情況就突然宣告終結。1856年4月，凱特迎來了她的14歲生日，年滿14通常標誌著讀書的日子要到此為止了，而凱特還恰好碰上了珀金斯＆夏帕斯工廠（也就是她父親上班的地方）解散。不知道喬治再找工作容不容易，但可以肯定的是，看到女兒被迅速安排就業，做父親的肯定會更想盡快找到工作。然而，也有可能凱特的校園生活在更早之前就結束了，因為在1855年，埃多斯家發生了一場變故。
在1855年的大部分時間裡，凱瑟琳·埃多斯都受到嚴重的咳嗽的折磨。她的家人眼看著她變得虛弱、消瘦、高燒不斷。很可能在她被診斷出結核病以前，家人就已經猜到是怎麼回事了。家裡會安排一個年長的女兒照顧她，喬治則繼續睡在生病的妻子身邊，看著她冒汗和咳血。因為房子裡現在住著八名家庭成員，而房間只有三四個，所以他別無選擇。到了11月，隨著天氣變得寒冷和潮溼，她的病情進一步惡化了。當月17日，年僅13歲的凱特失去了她的母親。凱瑟琳受到生育、體力勞動和營養不良的摧殘，42歲就走了，對於她這個階層的女性來說，這個壽命不算長也不算短。
在凱瑟琳·埃多斯患病至去世的這段時間裡，家中的各項職責也重新進行了分配。根據1888年的一份報告，艾瑪稱自己身為二女兒，料理家中事務和看護阿爾弗雷德的擔子都落到了她的身上，此外她還要照顧四個年幼的弟弟妹妹，他們全都還不滿12歲。然而，事實證明這些安排也只是暫時的。1857年，在妻子被肺結核奪去生命後不到兩年，喬治也生病了。家人們心知天命不可違，到了那年9月，埃多斯家幾個年長的女兒已經開始考慮她們的未來了。27日，19歲的伊麗莎白同意嫁給男友托馬斯·菲舍爾，小夥住在附近，當時只有18歲，自稱是幹力氣活兒的。要不是形勢所迫，喬治也許會希望女兒嫁一個更有前途的男人，不過在他辭世之時，能有一個女兒合法結婚並擁有自己的小家，也就足夠了。在女兒們的幫助下，喬治拖著病入膏肓的身體，參加了在伯蒙德賽的聖保羅小教堂舉行的婚禮，教堂位於基普林街，距離他們在國王廣場的家很近，但這段路走起來並不容易。在這裡，他將伊麗莎白交到了新郎手上，並作為見證人上前，在登記簿上自己的名字旁邊畫了個叉。這場在陰鬱的秋日裡舉辦的婚禮想必是苦樂參半的，同時也意味著埃多斯一家作為家人一起生活的日子只剩最後幾個禮拜。
隨著樹葉轉紅、掉落，11月變成了11月，父親走後要如何處理阿爾弗雷德和其他年幼的孩子，這個問題對兩個大姐來說顯得越發迫在眉睫。《曼徹斯特週報》上登載了艾瑪的陳述，她說哈麗雅特當時已經和運貨車伕羅伯特·卡特·加勒特好上了（雖然沒有結婚）。艾麗莎找到了一個幫傭的差事，新婚的菲舍爾夫人和她的丈夫接手了開在洛克斯菲爾茲的一家花鳥店。艾瑪也認識到，她必須回到全職工作中去才能養活自己，於是，當她發現泰晤士河以北肯蒂什鎮的下克雷文廣場有戶好人家在招人時，她便把照顧孩子和護理父親的工作都交給了哈麗雅特。
最初，她們可能計劃兩人合力承擔起照顧手足的責任，但由於家裡人口眾多，這絕不是一項簡單的工作。誰來照顧阿爾弗雷德的問題成了姐妹倆「永恆的煩惱之源」，但不知道為什麼，艾瑪聲稱她們最擔心的是凱特。她回憶說：「我們特別希望把她送走。」15歲的凱特很可能飽受喪母之痛，而父親大限將至這件事無疑會讓她愈發悲痛。或許艾瑪和哈麗雅特認為妹妹凱特需要更多的引導和更穩定的環境，而這是她們所提供不了的，又或許她們覺得凱特聰明伶俐且受過教育，能夠在新家庭的督促下更上一層樓。無論出於什麼原因，總之哈麗雅特讓人給住在伍爾弗漢普頓的叔叔和嬸嬸——威廉和伊麗莎白·埃多斯——寫了一封信，「想看看能否把凱特送去遠離倫敦的地方」。叔叔嬸嬸同意了，但無法代付火車票錢。隨著時間的流逝，艾瑪——她總是把自己描繪成姐妹裡最足智多謀的人——決定自己想辦法，於是她去找了自己的東家。「我的女主人，」她在31年後回憶道，「在得知我們不幸的處境後，為凱特支付了去伍爾弗漢普頓的車費。」事情就這樣落定了。在這件最終將決定自己人生軌跡的事情上，很難說凱特有沒有過一丁點發言權。
鑑於一家人能力有限，埃多斯家其餘小孩的命運註定將是悲慘的。無論是伊麗莎白和托馬斯·菲舍爾，還是哈麗雅特和羅伯特·加勒特，都沒有能力撫養13歲的托馬斯、11歲的喬治、7歲的薩拉·安、5歲的瑪麗，以及23歲的阿爾弗雷德。12月9日，在他們的父親去世一週後，沒準兒甚至是在葬禮的當天，阿爾弗雷德和三個最小的孩子就被作為孤兒送進了伯蒙德賽聯合濟貧院。次日，托馬斯也被送了進去。喬治很清楚一家人在他走後將分崩離析，所以他離世的時候一定難以瞑目。
至於凱特，她獨自搭乘一列開往伍爾弗漢普頓的火車，1857年12月為她的童年畫下了句點。她將離開熟悉的一切，去一個她沒有印象的地方，和一群除了姓氏以外與她沒有任何共通之處的陌生人一起生活。
14凱特與湯姆的歌謠
初到伍爾弗漢普頓的人絕對想不到，被比爾斯頓街附近的農田所包圍的那座建於16世紀、環繞著護城河的浪漫莊園，居然是這座城市的工業中心之一。如同其周圍的一切一樣，這處曾經讓富有的羊毛商人家族引以為傲的宅邸，現在在為推動商業及地區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撇開精心佈置的花壇和觀賞用的金魚池，「老宅工廠」的內部與其他建在煙塵瀰漫的小鎮街道兩旁和院落裡的工廠沒什麼不同。老宅裡原來的廚房被「用作給……商品鍍錫」，巨大的開放式壁爐裡放著「一車車熔化的金屬和脂膏」，而「廚房的地板上擺滿了正在鍍錫中的盆子和餐罩」。位於老宅中央的氣派的橡木樓梯，「通向的不是華麗的舞廳，而是倉庫——婦女和女孩被僱來在裡頭包裝貨物」。
在大宅的南面，增建了一棟功能齊全的現代磚房，裡面迴盪著沖壓車間裡蒸汽沖壓機不斷髮出的砰砰聲和嘶嘶聲。在與之相鄰的拋光車間裡，婦女們每天要站足足12個小時，一遍遍地將上了清漆的漆器打磨到發亮。在附近被稱為「獅籠」的地方，燒紅的漆爐燃料充足，兩臺強力的蒸汽機在鍋爐和拋光機旁嘎嘎作響地運轉著。
在這些熔爐和機器的包圍中，有一個裝滿了大桶酸液的房間，一群婦女在桶的上方揮舞著被稱為「浸漬叉」的工具。她們把頭髮牢牢地束在帽子裡，衣服上罩著厚厚的圍裙，用長柄鉗夾著剛鍛造好的錫器浸入氧化物液體中，為上漆做準備。一旦剝離掉碎屑，工人會把錫器放在鋸屑裡除去水分。然後，這整個流程將不斷重複，夏天從早上7點到晚上7點，冬天從早上8點到晚上8點，每週持續六天。可以想見，在這裡，灼傷的眼睛、刺痛的喉嚨和偶爾發生的工業事故是在所難免的。
威廉和伊麗莎白·埃多斯會教導侄女說，擦洗工是個好工作，他們是看在彼此是親戚的份兒上才幫她爭取到了這個活兒。埃多斯家族三代都在「老宅工廠」裡伴著火爐和工作臺勞作，其中也包括凱特的父親。在19世紀41—51年代的勞資糾紛過去之後，老闆本傑明·華爾頓歡迎這家人重新回來當他的工人，在薪水上也對他們公平相待。然而，別說艾瑪或哈麗雅特了，連道蓋特學校都想不到，一個為進入家政業而接受培養的學生會走上這種「崗位」。
當凱特乘著從倫敦出發的火車，經過最近得名「黑鄉」的那片陰森而焦黑的地帶時，她生活的新篇章已經開始了。一個製造鏈條、燒製磚塊和鍛造鋼鐵的產業在這片土地上興起，深達9米的貫穿鄉村的煤脈為其提供了資源。工人要麼在工廠裡或熔爐前埋頭苦幹，要麼就在煤層上錘打，開採出維持發動機工作的生命之血。白天，煙囪傾瀉著滾滾煤煙；到了晚上，一座座鍛造廠在黑暗中發出魔鬼般的光芒。即便對那些見慣了駭然慘況的人來說，穿過「黑鄉」的一路上見到的景象也會讓他們觸目驚心。狄更斯描述了這樣一幅地獄圖景：
在每一邊，在視野所及的陰霧瀰漫的遠方，高聳的煙囪一個挨一個，同樣單調醜惡的形象沒有止境地重複（這些全是在悶人的睡夢中的恐怖），噴射出含瘟疫性的濃煙，遮蔽了日光，使得陰沉的空氣變汙濁了。
在通往伍爾弗漢普頓的路上堆滿了「灰丘」，一旁是「奇怪的機器，像受苦的動物在那裡翻滾轉動，鐵鏈叮噹地響，時時發出迅疾的叫喊，好像痛楚得難以忍受似的，使地面也因為它們的苦惱而顫抖著」。雖說凱特是在倫敦的製革廠和工廠邊長大的，但這個由重工業構成的新環境對她來說，就如同她在伍爾弗漢普頓的親人一樣，顯得既陌生又令人不自在。
凱特第一次見到叔叔威廉和嬸嬸伊麗莎白，很可能是在她到比爾斯頓街51號投奔他們的時候，她的身上或許還帶著幾樣小時候收集的寶貝。凱特的堂弟堂妹——13歲的威廉、7歲的喬治和5歲的麗齊——會猶豫又好奇地盯著她看。14歲的長女薩拉是一個完美的玩伴，凱特和她擠一張床，兩個人無話不談。慢慢地，叔叔嬸嬸會把凱特介紹給其他親戚認識，比如住在附近的爺爺奶奶——托馬斯和瑪麗，以及另一個叔叔約翰和他的四個孩子。埃多斯家族到底歡不歡迎這位倫敦來的親戚，我們不得而知。多出來一張吃飯的嘴總會有人不樂意，不過15歲的凱特肯定會掙錢養活自己並補貼家用。儘管失去父母是件傷心事，但這也並不稀奇，不能因此就不為家裡盡義務，叔叔嬸嬸會毫不猶豫地把凱特送出去幹活兒。
到了凱特十八九歲的時候，她的堂妹薩拉已經離開家去做女傭了，但多出來的空位很快就被伊麗莎白嬸嬸最後一個孩子哈麗雅特的出生所填補。在結束了一天漫長的工作後，家裡還會要求凱特幫忙做家務：做飯、打掃衛生、照顧堂妹麗齊，最好再做點副業掙錢。可能正是在這段時期，她開始變得像她叔叔所說的那樣，「經常醉醺醺的」，喜歡喝酒且總是「晚歸」。錫匠的「紅牛酒吧」離她家只有幾步之遙，可以讓她逃離叔叔家擁擠的小屋出去喘口氣。
作為一個外人，很難說凱特在伍爾弗漢普頓的埃多斯家族裡能找到多少歸屬感，到了1861年夏天，她已經變得頑劣又莽撞。據家裡人回憶，凱特的轉變是從她在「老宅工廠」偷東西被抓後開始的。
在經過乾燥室或包裝區時，把一個錫制卡片盒、小匣子或鋼筆盒順手塞入口袋或是藏進衣服底下不是一件太難的事。並非每家當鋪都會關心東西的來路，對於一個已經厭倦了日復一日面對酸液勞作的人來說，這樣的風險似乎值得一冒。倒霉的是，「老宅工廠」裡到處都是眼睛，也不知道是哪雙眼睛就注意到了凱特。
可能因為埃多斯家族和工廠老闆是老交情了，所以凱特只是在捱罵後遭到了開除，但沒有被送上法庭。她的行為讓家人極度蒙羞，訊息從伍爾弗漢普頓一路傳到了倫敦，為凱特一手規劃新生活的艾瑪和哈麗雅特聽說她做的醜事後也大為震驚。而在比爾斯頓街51號，等待著凱特的將是狂風暴雨般的呵斥和責罵。
許多年後，薩拉·埃多斯，也就是現在的傑西·克魯特夫人（她嫁給了伍爾弗漢普頓一名馬具商兼馬販），向報紙記者回顧了這場家庭紛爭。薩拉說，這次的事件改變了凱特未來的軌跡，對於她犯下的事，埃多斯夫婦既不會忘記也不會原諒。19歲那年，凱特再次收拾行裝，想要換個地方開始新生活。這一次，是她自己決定了目的地，她從伍爾弗漢普頓往南出發，步行23公里到達了伯明翰，希望在那裡找到一個更有同情心的親戚投靠。
多年來，伍爾弗漢普頓著名的孔雀旅館，也就是凱特的母親曾經攪拌醬汁和製作布丁的地方，同時也是一個無拳套拳擊的比賽場地。在整個19世紀51年代，旅館的院子被定期清理，鋪上草皮，為有獎拳賽整備出一塊賽場。在這些參賽者中，有人稱「提普頓殺手」的威廉·佩裡（他既是英國重量級冠軍，也是當地的英雄），還有後來繼續在美國打拳發財的喬·戈斯。很可能也是在這個賽場上，湯姆·埃多斯，又名「皮匠」，通過打拳贏得了他侄女的好感。
自18世紀以來，無拳套拳擊在英國一直很有市場。傑克·布勞頓曾試圖使這項運動正規化，併為運動附加上一層紳士氣質和愛國情操的光環。在威爾士親王的贊助下，倫敦出現了不少聲稱要「傳授搏擊藝術」的拳擊學校。蓬勃發展的體育媒體通過刊登參賽者之間的賽前互嗆為有獎比賽創造了熱度。英國各階層的男子都深受吸引，按照布勞頓的規則舉辦的比賽風靡全國，場上的參賽者赤裸上身，雙拳纏上棉絮布條，然後為了贏得真金白銀而猛力揮拳。
拳擊手通常出身工人階級，英格蘭中部地區為這行貢獻了大量人才。雖然有少數拳擊手走向了職業道路，但更多的人只是業餘愛好者，偶爾放下皮圍裙和工具，走上拳擊臺。湯姆·埃多斯就是其中之一。作為一個鞋匠或者說「皮匠」，埃多斯靠著舞弄一身蠻力來賺取外快。
湯姆叔叔出生於1811年，當凱特坐在觀眾席裡看著他舉起拳頭的時候，他最驍勇善戰的年代已經過去了。然而，由於每場比賽的獎金最高能有25英鎊，湯姆·埃多斯並沒有急於退休。一直到1866年，英國最重要的體育報紙《貝爾的倫敦生活報》上，還能見到「內德·威爾遜和湯姆·埃多斯（別名‘皮匠’）」的比賽廣告，這兩名「伯明翰老將」多年來一直在精進自己的搏擊技術。
和今天一樣，19世紀初的拳擊比賽既是體育競賽，也是充滿戲劇性的娛樂活動。在1867年引入昆斯伯裡侯爵規則之前，拳擊手除了出拳外還被允許摔跤。選手們在拳擊場中央赤膊上陣，展示他們的非凡體魄，好似舞臺上充滿英雄氣概的演員，而貼滿小鎮的大型有獎拳賽的廣告令眾人翹首以待，就彷彿馬戲團要來一樣叫人激動。
到了當天，活動會慢悠悠地開始。一群頭戴大禮帽和鴨舌帽的男人聚集在一起，他們中有的急切地檢視時間，有的擺弄著錶鏈，還有的把手揣在馬甲口袋裡。最後，選手終於依次登場亮相，身邊跟著一名助手和一個拿水瓶的人，後者負責在回合之間給選手喂水、擦汗。兩位拳手會互相握手，接著以拋硬幣的方式決定誰有權選擇站在哪個場角。當以上流程走完，兩人便會脫掉衣服，並讓人「檢查他們的短褲裡面」，以確保沒有「藏入違規物品」。在這之後，比賽才能正式開始。
人們雖然不希望「有身份的」女士出現在這種比賽的觀眾席上，但對工人階級婦女來看比賽就既不鼓勵也不反對。凱特很可能擠在人群之中望著她的叔叔，有點像在追星。不管他們之間關係如何，是彼此欣賞抑或僅僅是小侄女崇拜著長輩，凱特都有一種感覺，即她的叔叔湯姆會給她提供她在伍爾弗漢普頓找尋不到的那種家庭和生活。
1861年，湯姆·埃多斯和妻子羅薩娜住在伯明翰工業區的核心地帶。路的對面是埃爾德里奇＆梅里特針廠，這是一座氣勢恢宏的磚砌工廠，煙囪高高聳立，飛快地生產出細小的鋼針和針頭。在幾步之遙的布魯克斯＆斯特里特公司裡，黃銅絲被編織成篩子和壁爐圍板，而在托馬斯·費爾頓的工廠中，玻璃被熔化並塑形成馬車燈和吊燈。巴戈特街就夾在這些大型企業之間，沿街是各種各樣的作坊，主要製造玩具和槍支，這個街區也因此得名「槍區」。伯明翰硬邦邦而重實用的面貌與它的姐妹城市伍爾弗漢普頓差別不大。磚頭壘著磚頭，每一塊上面都沾滿了厚厚的黑色煤灰。
埃多斯夫婦的家位於鄰近莫蘭德街的一個院落裡，每天從早到晚都能聽到隔壁重工業工廠發出的砰砰突突的聲音。一天中，幾乎沒有一個小時是蒸汽機不作響的，也沒有一個小時是頭頂上不籠罩著煙霧的。由於這些工廠會用到金屬和水銀，連周圍的水都變得不適合飲用，居民們只能依靠馬車運水過來。他們所住的帶有中庭的屋宅是18世紀晚期的磚砌建築，經過近百年的歲月洗禮已經有了一定的磨損。房子的二樓和三樓各有一個房間，一樓還有廚房和酒窖，足夠安頓夫婦倆和家中的兩個孩子：16歲的約翰在當地工廠裡生產黃銅管，12歲的瑪麗留在家裡給母親幫忙。當湯姆叔叔不在拳擊場上揮拳的時候，他就在給鞋子釘釘子，要麼是在一個為製鞋改裝過的房間裡，要麼是在院子內的一個工作間裡，一吸鼻子就能聞到附近公廁裡飄來的惡臭。
在19世紀的工人階級家庭中，遠房親戚受到多少歡迎，主要看他們能為這家人提供多少實際幫助或經濟支援。無論凱特在偷偷籌劃逃往伯明翰時是怎麼打算的，不去工作都是不可能的，如果她曾經希望能避免回到工廠做苦工，那她一定會大失所望。凱特瞭解錫工行業，在伯明翰，有很多崗位可以讓她這樣的年輕女性去做。沒過多久，湯姆叔叔就為她找到了一份工作，和她在伍爾弗漢普頓做不下去的那份差不多。現在，凱特不再是一名擦洗工，而是手拿拋光布坐在長桌前，一圈又一圈地摩擦著新上完漆的漆器盤，把表面擦得鋥亮。這樣一來，在某座有會客廳的宅子裡，女傭就可以用這個漂亮的盤子端茶送到女主人手上，好讓來訪的客人們投來羨慕的目光。凱特的作息也和過去大同小異：在黎明或黑暗中起床，晚飯回家吃，然後爬上和瑪麗共用的床，房間裡用一道簾子隔成兩半，另一邊就睡著打鼾的約翰或叔叔嬸嬸。她逃到哪裡並不重要——伍爾弗漢普頓也好，伯明翰也罷；拳擊手家也好，錫工家也罷——凱特會重複著這樣的日子，直到她結婚。然後等待她的就是她母親曾經的生活：為生兒育女而憔悴不堪，最後生病，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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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溼熱讓皇家愛爾蘭軍團第18步兵團計程車兵們無精打采。當他們待在阿西爾加堡被毀壞的清真寺的陰涼下休息時，他們打牌，擦靴子，聽故事。士兵們總是有講不完的故事：愛爾蘭老家的故事，叢林裡的故事，打仗的故事，投懷送抱的女人的故事——她們有的皮膚黝黑、笑容放肆，有的面龐白皙、忽閃著一雙眼睛。
一個男人全神貫注地聽著這些故事，指揮官管他叫托馬斯·奎因。這個奎因，又名托馬斯·康韋，1836年11月21日出生在梅奧郡，喜歡聽故事，後來以講故事為生，不過他從未說起過自己改名的原因。那些渴望逃避過去的人——可能是因為婚姻不幸，也可能是有更糟糕的經歷——在「領取女王的先令」併入伍時經常會假裝成另一個身份。在1857年的11月，托馬斯·康韋正是這樣做的。
當康韋在入伍名單上自己的名字旁打上叉時，他可能已經料到了會被派往印度。9月，英國東印度公司的部隊在德里附近發生叛亂的訊息傳到了英國，叛亂已經擴大並有可能蔓延至印度北部。印度兵變的訊息取代了克里米亞戰爭的頭條位置，英國軍隊還沒從黑海的圍攻戰中恢復過來，就又把士兵調去了塵土飛揚的印度次大陸。增援的需求變得十分急迫，康韋接受了不到一個月的訓練，就和皇家愛爾蘭第18步兵團第二旅的其他士兵一起，登上了開往孟買的蒸汽船「夏洛特公主」號。這個即將過21歲生日的年輕人，從小到大隻見識過農村生活和草皮房，參加遠征會成為他一生中最大的冒險。印度這片土地將讓他收穫許許多多的故事。
海上的航程歷時三個月，但他沿途瞥見的任何景象——不管是飛魚、鯊魚，還是好望角的海浪——都不足以讓他準備好面對印度當地異域風情的衝擊。當部隊在孟買登陸時，許多愛爾蘭和英國的新兵完全被那人聲鼎沸、五彩奪目的光景迷得暈頭轉向。他們直愣愣地注視著身披鮮豔的絲綢紗麗、手鐲和鼻環叮噹作響的女人。生薑和大蒜的強烈氣味以及在市場上閒庭信步的水牛讓他們感到困惑。事實證明，在某些情況下，文化和氣候的極端差異是難以適應的，許多人發現壓垮他們的不僅有「嚴酷的氣候」，還有「難耐的鄉愁」。
最終，使康韋在印度之旅中倒下的不是後者而是前者。溼熱進入了他的肺部。他在行軍過程中不停地咳嗽和氣喘，以至於部隊最後把他送到了後方馬德拉斯的陸軍醫院，指望那裡的涼風能讓他恢復健康。不走運的是，還沒等他好轉，兵變就已經被平息了。1861年他回到都柏林後，高階醫療官對他進行了檢查，並很快確定他將永遠無法康復。康韋的「身體不濟和持續虛弱」經診斷是「由過往疾病所造成的，主要為風溼病和慢性支氣管炎」。更糟糕的是，醫生還發現24歲的康韋患有「心臟疾病」。結果，他被建議退伍。但是，醫生也指出，這名士兵的病症「即使不能完全歸咎於兵役和氣候，也部分是因之而起，而非酗酒或其他惡習所致」，算是對他的一種肯定。
康韋的心臟不好，肺部也很弱，這使得他既不能繼續當兵，也無法再回到參軍前的生活——在入伍以前他一直依靠零碎的體力勞動維持生計。雖然這個訊息對一個沒有受過正規職業訓練的年輕人來說令人不安，但每年支付兩次的退役津貼能給他一些安慰。一般來說，士兵退役津貼的金額都不高，像康韋這樣只服役了四年零六天的人領到的就更少了，作為工人收入的補貼是夠的，但不能完全靠它生活。根據記錄，他的退役津貼標準是每天六便士，往後的年歲裡，這個數額會被重新評估，並根據他病情的改善情況而上調或下調一便士。康韋必須找到一些不需要揮舞錘子、割草或搬運重物的謀生手段，讓自己活下去。
康韋從小在愛爾蘭農村長大，一定很熟悉叫賣小販，這些人在梅奧郡的鄉村小道上跋涉，到訪農場、酒館和草皮房。叫賣小販揹著麻布包，把各種有用的貨物和材料運送給那些去不了附近商店的人，一路上時而被狗追，時而又有好奇的孩子跟在屁股後頭跑。叫賣小販有點像流浪漢，有點像公告傳報員，又有點像狡猾的貨郎，大眾對他們的態度是既提防又歡迎。他們輾轉於村莊、聚落區和城鎮之間，每到一處就在當地收集並留下知識、新聞和八卦，一些村民最看重的也正是他們身上的這個作用。不過，一個好的小販要很懂得做生意，並知道如何充分利用每一次的逗留。他將各種剪刀、梳子、頂針、小刀、絲帶、線、紐扣，以及胸針和小玩具擺在廚房的桌子上，讓農民的妻女看了心動不已。他還帶著一系列的印刷品，特別是「小書」——一種很薄的小冊子，內容從童話、傳記到詩歌和短篇小說無所不包，上面還配有木刻版畫的插圖。在小酒館和酒吧裡，他會拿出一沓單頁歌謠：這些歌謠印刷在一張大紙上，講述著失去的愛情或是血腥的犯罪。由於歌詞通常能和上膾炙人口的曲子，購買者可以扔下一便士，拿起單頁歌謠，然後喝著一品脫麥芽酒唱起新歌。
兜售小書的人過的完全是一種漂泊不定的生活。每一天都是空著肚子開始的，晚上也不知道睡在哪裡。有一本名為「叫賣小販約翰·齊普紀事」的小書，在19世紀上半葉叫賣小販的背囊裡十分常見，這本小書能讓人多少了解到那些揹著貨物四處奔波的人過的日常生活。故事的講述者清楚地表明，危險和不便往往多過冒險。掉進水溝或滿是汙物的糞坑，躲避狂吠的農家犬或是衝撞過來的公牛，這些都是隨時可能遇到的險境。晚上有時睡在壘成堆的麥袋子上，有時睡在甘藍地裡，有時在寒冷的冬夜裡倚著母牛入睡，這些生活上的艱苦也同樣令他牢騷滿腹。他用貨物從農婦那兒只能換來一碗湯或捲心菜，還經常抱怨「從早走到晚，沒肉沒麵包沒啤酒，挨家挨戶地走」。但無論如何，叫賣小販的生活有一定程度的自由，這是其他職業所不具備的。他們擺脫了19世紀生活的條條框框，讓人聞到一絲浪漫主義的氣息。叫賣小販在走南闖北的過程中靠自己的智慧生存，和各式各樣的人打交道，遊歷很多新的地方，他們不用對任何人盡義務，不用受家庭、集體、教會或僱主的束縛，對一些人來說，這種解放是令人激動的。
毫不意外，叫賣小販的生活吸引著沒有家庭的單身漢，不過，就像現代的旅行推銷員一樣，結了婚當然也算不上妨礙。人們認為最適合做叫賣小販的是當過兵的人，畢竟他們已經習慣了長途跋涉和艱苦的生活。
對托馬斯·康韋來說，成為叫賣小販似乎是一個合情合理的選擇，因為他從十幾歲起就習慣了流離轉徙。1845年至1852年間，愛爾蘭大饑荒在農村肆虐，其中梅奧郡的情況最為嚴重。到了1851年，該地區近三成人口已經死亡或遷走。康韋也不例外。在1857年入伍時，他似乎就已跨越愛爾蘭海移居約克郡，在貝弗利附近打散工。1861年11月14日退伍時，他申請完退役金，探望了一下住在基爾凱里的親戚，然後返回英國，這次是去紐卡斯爾，在那裡他有更好的機會謀生。這個年輕的愛爾蘭人用領到的錢買了些必要的貨物裝滿背包，開始了他的叫賣小販之路，他向南行至考文垂，然後前往倫敦，並在1862年的夏天到達伯明翰。
關於凱特和托馬斯·康韋是如何相遇的，各種故事說法不一。根據其中一種說法，21歲的她是「一個長相漂亮又熱心腸的女孩」。他則是一個灰眼睛的愛爾蘭人，有著淺棕色的頭髮，講起故事來妙趣橫生。薩拉·克魯特和艾瑪都稱凱特和康韋是在伯明翰遇見的，但叔叔湯姆·埃多斯堅持認為情況並非如此。他不承認凱特是在自己的眼皮底下「認識了這個叫康韋的男人」。不管事實如何，總之在伯明翰生活了九個月後——那時候兩人應該已經相識了——凱特突然說想回伍爾弗漢普頓，而那正是康韋的下一站。
托馬斯·康韋無疑是一個浪漫人物，他口中描繪著山中的老虎和芬芳的叢林，有唱不完的歌和說不完的故事。他引人入勝的口才會讓每個酒館和集市上的陌生人都為之著迷。他活得無拘無束，風往哪裡吹，就往哪裡走。也難怪快活、外向且開朗的凱特會被他和他的生活方式吸引，想要藉此逃離日復一日的辛苦工作。
埃多斯夫婦對這一意外事態很是不滿，凱特回到比爾斯頓街後也發現了這點。康韋一直不被凱特的家人看好，不光是威廉和伊麗莎白、堂妹薩拉、叔叔湯姆，連凱特在倫敦的姐妹都不喜歡他。這也沒有什麼可奇怪的。一個愛爾蘭流浪漢，身體經醫生鑑定不適合服兵役，沒有正經工作，沒房子，沒家人，除了每天最多7便士的微薄退役津貼外沒有可靠的收入，這正是凱特的親屬會提醒她別找的那種人。除了保證她過上苦日子外，他無法為她提供任何東西。更糟心的是，就算康韋願意和凱特結婚，他也沒有表現出立即成婚的打算。
但是，這並沒有打消凱特對康韋的愛。根據《黑鄉號》對事件的說法，她完全「迷戀上了這個英俊、富有詩意的愛爾蘭人」。最終，嬸嬸伊麗莎白給她下了最後通牒：要麼同那個歌謠小販分手，要麼離開這個家。凱特選擇了後者，她和康韋一起搬進了一家寄宿屋。這次決裂的時間點很關鍵——1862年7月，她已經懷有身孕。
雖然埃多斯夫婦為他們侄女的所作所為感到羞恥和尷尬，但是未婚懷孕並不罕見。在特權階級中，女性的貞潔被用來衡量年輕女性的品行和她作為未受汙染的商品的價值，而對於自身生活受現實左右的工人階級來說，處子之身並不具有同樣的重要性。中層和上層階級在女孩身上培養出的那種天真無邪的女性氣質，對她們的工人階級姐妹來說是種奢望。勞工階層的人會因為家中逼仄的環境而在很小的年紀就發生性行為，評論家們曾對此表示擔憂。由於生活空間不足，家庭成員、親戚甚至訪客都要共用臥室和床鋪，身體隱私、矜持自重這樣的概念是他們根本無法擁有的奢侈品。看到、聽到別人發生性行為是很平常的，而耳濡目染的結果就是自己躍躍欲試。同樣，由於家裡地方不夠，低齡的青少年經常在外面遊蕩，使得父母無法嚴加看管。正如一位年輕女子對色情作家「沃爾特」所言：「有很多女孩在附近遊蕩……她們的媽媽不在乎她們做什麼……長到大概十三四歲，父母就不會再把她們關在家裡，夜裡她們會在黑燈瞎火的街道上晃悠……」她接著解釋說：「女孩和她們心儀的果菜小販談情說愛……很少有人到了14歲還是處女。」梅休在採訪那些做「賤衣活兒」（即生產廉價服裝）的少女時也有類似發現。一名少女向他坦白說：「我敢說沒有一個做賤衣活兒的女孩是處女，而幹這行的有好幾千人。」
在那個發生性關係難免會導致懷孕的年代，許多夫婦會等到懷孕甚至小孩出生後才結婚。然而，勞工階層中有另一群人卻選擇了同居而不是結婚。某些職業，比如歌謠小販和果菜小販這類經常要東奔西走的，就更傾向於這種方式。從理論上講，較為鬆散的關係對男女雙方都有好處。男人需要以工作為重，有時得去很遠的地方，於是女人便可以自由地找身邊看對眼的人另結關係。正因為如此，儘管有相當多的男女過得和合法夫妻沒兩樣，並且終身或長期在一起，但許多人並不覺得有必要去教堂正式登記。就如19世紀的記者和社會改革家所發現的那樣，工人階級群體儘量避免探究朋友及鄰居的婚戀情況，並遵循著一條簡單的規則：如果一對男女說他們是夫妻，樣子也像夫妻，那麼他們就是夫妻。「如果你問一對同居的男女……有沒有結婚，你的單純會引起人們的微笑，」安德魯·默恩斯寫道，「誰也不清楚。誰也不在乎。」然而，這並不是說人們對同居男女的態度就一視同仁了。房東和僱主多屬於中上階層，他們可能會迅速趕走或解僱那些被發現不是合法夫妻的人，而當這種社會迫害發生時，壓力自然首當其衝地落到了女人身上，尤其是在有私生子的情況下。男人也許能毫髮無傷地離開一段同居關係，但對於難以獨立生存的女人來說，由於賺錢能力下降，孩子又嗷嗷待哺，她們恐怕會發現自己瞬間就陷入了貧困。
當凱特決心與康韋同甘共苦時，她一定很清楚自己要承擔的風險，但對她來說，這似乎還是好過她以往的生活。薩拉·克魯特透露，這對夫婦沒有在伍爾弗漢普頓停留太久，很快他們就返回伯明翰，開始了同居生活。
與凱特攜手，對康韋來說也有好處。這不僅是因為有一個女人在身邊負責洗衣做飯很方便，也因為凱特是一個相當能幹的生意夥伴。在農村地區，挨家挨戶地兜售小書和各種小玩意兒靠一個人就能輕鬆完成；但在較大的村莊、集鎮和城市，他需要找一種更醒目的手段來招攬生意。
康韋和凱特屬於亨利·梅休所描述的「街頭賣唱人」或「賣紙郎」一類的小販。根據兜售貨物的方式，這些人還能細分成很多門類。「行腳小販」從街道和廣場上穿過，大聲報出書名以及單頁歌謠和小書的梗概。「站樁小販」會在街角或酒館外找一塊地方，用關於事故、醜聞、戰爭、恐怖和處決的故事誘惑路對面的顧客。站樁小販和行腳小販的身邊通常都有一名女性「吟唱者」陪同，當她的男伴向路人兜售歌謠時，她會吟唱或背誦一小段幫忙推銷。這兩人還可能一同表演二重唱，或是一唱一和的問答。凱特在學校接受過音樂教育，喜歡唱歌且享受拳擊比賽的激烈場面，這種街頭表演想必比工廠工作更加稱她的心。
當托馬斯·康韋開始以賣小書為生時，他或許曾經渴望能親手創作一些篇目，但單靠自己卻心有餘而力不足。正如康韋在退伍證上畫的叉所表明的那樣，他是一個文盲。然而凱特不是。無論康韋從印度之旅中獲得了什麼靈感（這類故事在19世紀51—61年代是非常熱門的歌謠題材），在遇到凱特之前，他都必須找人來聽寫和謄抄。讓凱特承擔這項工作使整個環節更加省錢了。我們可以想象這兩口子弓著背伏在酒吧的桌前，凱特用墨跡斑斑的手指為康韋抄寫詩詞，怒氣衝衝地劃去句子，爭論、重寫、試唱。在這種情況下，想來凱特十有八九也參與了這些作品的創作。
然而，儘管凱特逃離了循規蹈矩的生活，但她選擇的生活並不一定就如她設想的那般快樂或無憂無慮。在城鎮裡叫賣和在農村挨家挨戶兜售小書的收入並不高。梅休寫道，這類小販的平均收入大約為每週11至12先令。為了賺到這12先令，小販必須什麼都肯寫，什麼都肯賣：歌謠、小書、詩和小冊子。如果遇上生病、爛醉或任何意料不到的情況，那麼這筆預期的收入就會泡湯。四處奔波的勞苦，溼透、冰冷、骯髒的衣服，以及飢腸轆轆又找不到落腳處的窘境，這些都不可小覷。凱特很少有機會能好好洗個澡，或是把衣物清洗乾淨。雖然這兩口子在農村地區也許能成功找到願意讓他們借宿一宿的人家，但在城市裡，如果他們不想露宿街頭，就只能仰賴人滿為患、條件惡劣的寄宿屋和臨時收容所。他們隨身攜帶著僅有的財物，因此很容易被強盜和騙子盯上。若是身懷六甲還要像吉卜賽人一樣過這種危險的生活，只會雪上加霜。難怪1863年4月，在諾福克郡的雅茅斯，凱特挺著九個月大的肚子敲開了濟貧院附屬診療所的大門。
濟貧院的附屬診療所可以供產婦生孩子，對於晚上不一定有地方睡覺的人來說，這似乎是個難得的可以喘口氣的機會。到了19世紀61年代，每一家濟貧院裡都收容著待產的赤貧女性，儘管在許多情況下，濟貧法委員會試圖把「值得救助的已婚婦女」和來分娩私生子的「失足婦女」區分開來。當凱特進入濟貧院的時候，她自稱凱瑟琳·康韋，並說丈夫是「一個工人」。托馬斯或許陪在她身邊，但更有可能的是，他把凱特交給濟貧院照顧，自己出去找活兒幹。
雖然康韋可以放心「妻子」有地方遮風避雨了，但濟貧院的診療所絕不是一個分娩的安全港。專門的產科病房極其罕見；相反，處於分娩陣痛中的婦女往往與患有各種疾病和傳染病（從肺結核到天花和梅毒）的病人一起被分入普通病房。衛生狀況普遍觸目驚心。濟貧法改革家路易莎·特文寧報告說，她在參觀某間婦女病房時發現，一個壞掉的馬桶扔在那裡，已經淪為敞開的陰溝，打掃衛生缺少消毒劑，給嬰兒接生時不用肥皂和水。在雅茅斯濟貧院的診療所裡，她還注意到，煤氣燈噴嘴經常開著，用來威懾老鼠，1863年4月18日，正是在這家診療所，凱特生下了女兒凱瑟琳·「安妮」·康韋。無論環境看起來有多麼糟糕，對凱特來說，這總比在路邊的泥地裡或是擁擠的寄宿屋中誕下第一胎要好得多。
小小的安妮·康韋的降生只不過是讓兩人在村鎮的巡迴旅程中稍稍放緩了腳步。事實上，人們看到凱特背上綁著或是懷裡摟著小嬰兒時，會更願意多給她一條麵包或是提供舒適的休息場所。在女兒出生後的幾年裡，兩人繼續著東漂西泊的生活。他們最北到過紐卡斯爾，夏末的時候在赫爾度過，接著回到考文垂，而後在1864年6月短暫地在倫敦停留，這很可能是凱特離開這座城市後第一次舊地重遊。在這段居無定所的旅途中，凱特會讓安妮睡在馬廄裡、教堂的墓地裡、牆邊，或是暴雨中的樹下。這樣的生活方式肯定說不上完美無缺，但她一定找到了心靈的支柱：可能是表演的樂趣，也可能是唱歌、說書和編寫故事。如果錢有富餘的話，喝兩杯也是一種慰藉。
如果說在康韋的堅持下，他們兩人踏遍全國想要闖出一片天，那麼諷刺的是，這個夢想居然是在斯塔福德郡實現的，而且正是在埃多斯家族的眼皮底下。
1866年1月9日凌晨，裹著圍巾和披肩的老百姓開始在斯塔福德監獄的操場裡聚集，等著看熱鬧。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為「血案」舉行絞刑了，所以大傢伙早早就起床，從周圍的城鎮和村莊趕過來，準備圍觀這個名叫查爾斯·克里斯托弗·羅賓遜的殺人犯像魚線上的魚一樣抽動。賣茶、咖啡和熱牛奶的小販已經擺好了攤子。人們用葡萄乾麵包、白煮蛋、羊蹄和蛋糕填飽肚子。雖然到了19世紀61年代，大眾對公開處決的熱情已經減弱，但絞刑激起的興奮勁兒仍然堪比廟會或集日。工廠和磨坊的工人會在上班的路上停下腳步，街坊鄰居見面閒聊，小販們則來販賣東西。在爭先恐後搶佔觀賞位置的人潮之中，凱特和康韋已經擺好了攤位。
對於兜售歌謠和小書的人來說，絞刑日是一筆大生意，他們把殺人犯的故事編成押韻的哀歌，然後高聲演唱。沒有什麼比犯罪故事更暢銷的了，一旦宣佈要舉行處決儀式，郡裡的每一個吟遊詩人和印刷商都爭相寫出自己的版本。在許多情況下，那些「貨真價實的」臨終懺悔，有些據稱是犯人在絞刑架上親口說的，其實還沒等犯人開口就已經在監獄操場上出售了。處決現場是凱特和托馬斯的主要收入來源。他們之所以東奔西走，很多時候都是為了趕赴預定舉行這些儀式的郡治。不過，這次的絞刑對他們兩口子來說尤為重要，因為查爾斯·克里斯托弗·羅賓遜是凱特的遠房表親。
和凱特一樣，查爾斯也失去了雙親，有個在伍爾弗漢普頓做房屋中介的親戚喬西亞·菲舍爾把他接到了家裡撫養長大。作為一個多少有點地位和財富的人，菲舍爾還收留了另一個陷入困境的親屬——他兒媳婦的妹妹哈麗雅特·西格。由於西格與查爾斯·羅賓遜年齡相近，兩人情投意合並最終訂下婚約。即便如此，哈麗雅特還是對她未婚夫的暴脾氣和醋勁兒保持著警惕。1865年8月26日，有人發現羅賓遜怒氣衝衝地在花園裡徘徊，沒洗澡也沒刮鬍子，身上只穿著一件襯衫。在羅賓遜找到他的愛人之後，雙方發生了爭執，羅賓遜試圖抓住並強吻哈麗雅特。她躲開了他的強吻，他打了她一巴掌。兩人憤怒地分開了，但羅賓遜不準備讓事情就這麼過去。不久，一名僕人看見他拿著剃刀大步流星地走到樓下的洗碗間。狂吼聲和一聲槍響，讓家裡人注意到了命案的發生。當眾人發現羅賓遜時，一度試圖開槍自殺但沒有成功的他，正在嘶吼著用剃刀劃過自己的脖子。在他的腳邊，哈麗雅特·西格躺在一片血泊之中，「喉嚨上有一道傷口，深得能看見脊椎骨」。
凱特和這位表親究竟熟不熟，我們不得而知，但她和康韋一定是下定了決心，要好好利用這層關係。伍爾弗漢普頓檔案館中儲存著一份印刷品，這是唯一一份公認出自托馬斯·康韋和凱特·埃多斯之手的作品：《關於8月26日查爾斯·克里斯托弗·羅賓遜因謀殺其住在伍爾弗漢普頓的艾布羅街的愛人哈麗雅特·西格而被處以極刑的詩作》，為在1866年的絞刑中出售而寫。這首歌謠的著眼點很有意思。雖然許多寫作者都會對兇殺案進行戲劇性的渲染，或是將案件塑造成一個情殺故事，但這份歌詞卻將羅賓遜描繪成了一個滿心悔恨、值得同情的人物：
好心的基督徒你們都過來這裡，
伸出耳朵聽聽我的經歷，
因為一場殘忍的謀殺，
我被吊死在斯塔福德監獄。
我所犯下的可怕罪行，
聽了真叫人肉跳心驚。
我殺害了我愛過的女子，
哈麗雅特·西格，我的妻。
我的名字叫查爾斯·羅賓遜。
巨大的悲傷令我不能自已，
一想到我所做的一切
我的心片刻也不得安寧：
在斯塔福德監獄的高牆裡，
我在痛苦的哀絕中哭泣，
每時每刻都能聽到一個聲音在說：
「可憐的靈魂，準備下地獄！」
我悲慘的命運是咎由自取，
並不值得任何人憐憫，
畢竟我是如此冷血地
奪走了她寶貴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