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3年11月27日—1888年9月31日
9來自託斯蘭達的女孩
蠟燭在農舍的木板房間裡灑下溫暖的黃色光芒。燭光和爐火一同將瑞典11月末的黑暗驅散，這個時節裡，天空在灰色與夜幕的黑色間倏忽變化。古斯塔夫·埃裡克森家裡有四個房間，在其中一個房間裡，他的妻子貝婭塔仰臥著，正在努力分娩他們的第二個孩子。三年前，她把女兒安娜·克里斯蒂娜帶到了這個世界上。這回，這名農場主一定想要一個兒子，好幫助他管理牲畜、收割莊稼。可他的希望落空了。1843年那個月的27日，新生兒小伊麗莎白的哭聲響徹了夫婦倆的臥室。
託斯蘭達位於哥德堡市以西約16公里處，相比許多在此地耕作的人來說，埃裡克森一家要幸運得多。儘管伊麗莎白出生在始於19世紀41年代的乾旱期，但家中相對還算富裕。古斯塔夫·埃裡克森不僅有能力耕種穀物、亞麻和土豆，還擁有一個穀倉、一些牛、豬、雞和一匹馬。伊麗莎白有一個姐姐，後來又添了兩個弟弟——拉斯（生於1848年）和斯萬特（生於1851年）。一家人住在寬敞的木隔板屋裡，有一個兼做餐廳的大廚房，一間起居室，一樓和二樓加起來起碼有三間臥室。
作為農場主的女兒，一旦伊麗莎白脫離了蹣跚學步的階段，能夠提桶、撿雞蛋了，她便要開始學習農家生活要做的日常工作。等到再長大一點後，她會幫著做一些基礎的農活兒，像是擠牛奶、照料雞和豬、製作黃油，還要按照瑞典家庭的傳統學習如何蒸餾阿誇維特——這是一種在餐間供應的含酒精飲品。冬季裡，離天亮還有好幾個小時，早晨就開始了，外面的天色看起來還如同半夜一樣，伊麗莎白、她的姐姐或媽媽，便會從床上起來，生火點燈。夏日裡，男男女女會在田間忙碌到傍晚，無邊無際的暮色將他們籠罩。過去，農場主的妻子會同丈夫一起在田裡勞作，而到了19世紀中期，廉價勞動力唾手可得，這意味著有更多繁重的工作可以僱幫手來完成，這使得貝婭塔和她的女兒們把重心放在了操持家務上。儘管有這種特權，但農村的日常生活還是相當平等的。主僕之間幾乎沒有區別：「他們坐的是同一張桌子，吃的也是一樣的飯菜。」那個時代的一名農場工人回憶道，在他的記憶中，家裡的每個人都「幹一樣的活兒，農場主的女兒和女僕擠在一張床上」。
在斯托拉圖姆雷赫德的小村落裡，他們還會一起祈禱。對於此地保守的路德教村民來說，星期天是去教堂和研讀《聖經》的日子。作為一家之主，伊麗莎白的父親不僅需要帶領家人履行日常的宗教義務，還要帶上手下的僱工。一天的生活被祈禱分割開來：在飯前、睡前和醒來時，每個人感謝主照看他的羊群平安度過漫長的夜晚。
農場生活的節奏一成不變：季節更替、收割莊稼、大地封凍、冰雪消融、播下種子，伊麗莎白大概從未想過，她的人生還會擁有不同於此的經歷。作為一個女孩，除了學會做家務、照顧幼童和基本的農活兒外，人們對她不會有更高的期望，而在給母親幫忙的過程中，她就能學會以上所有這些事。從她讀書不多上也能看出這點。農村父母通常認為，受教育會分散子女幹農活兒的精力，是「沒必要的知識」。儘管到了19世紀中期，每個教區都必須為當地兒童建立一所公立小學，但學校除了閱讀和算術外很少教別的，男孩再多加一門寫作課。在路德教派中，閱讀能力被認為是重中之重，因為一切宗教禮拜中以研習《聖經》和理解教義最為關鍵。伊麗莎白和她的姐姐弟弟們會定期步行近一小時去託斯蘭達的教堂，接受必要的經文輔導，以便為堅信禮做準備。
作為小孩，他們學習的是馬丁·路德1529年所著的《協同書》中的《小教理問答書》，書中闡明瞭路德教信仰的教義。伊麗莎白需要背誦的篇目包括《十誡》《使徒信經》《主禱文》《論聖洗禮》《論赦罪禮》《論聖餐禮》。不過，為了確保所有信徒都徹底理解上帝的話語，她還要學習分析經文，並定期接受教區牧師和父親針對經文含義的考問。
「何為十誡？」牧師會問。
「十誡是上帝的律法。」伊麗莎白應當這樣回答。
「上帝如何頒佈他的律法？」
「當上帝創造人時，他將律法寫在人們心中。後來上帝將律法提煉為十條誡命，寫在兩塊石板上，並通過摩西示於眾人。」這將是牧師想要的答案。隨後，伊麗莎白會援引經文來支援自己的表述。
「第六誡是什麼？」伊麗莎白在許多場合被這樣問到。
「不可姦淫。」
「此為何意？」
「我們應當敬畏、敬愛上帝，因此在生活上，無論言語還是行為，都要貞潔、端正，夫妻彼此親愛、尊重。肉體關係是為婚姻保留的，我們不應當屈服於卑賤的情慾。」根據受到的教導，她會這樣回答。
經此種種，伊麗莎白做好了成為一名虔誠信徒的準備。1859年8月14日，在託斯蘭達古老的小教堂裡，15歲的她當著會眾的面，接受了堅信禮。通過受禮，伊麗莎白表明了她已準備好進入成年人的世界，也準備好了面對未來的各種考驗和誘惑，對上帝之言的深刻認識將是她保護自己的武器。
一年多後，在17歲生日的前一個月，伊麗莎白·古斯塔夫斯多特啟程前往哥德堡，去謀一份傭人的差事。1857年，安娜·克里斯蒂娜也曾為了同樣目的，徒步半天來到這座城市。和其他歐洲國家一樣，瑞典的年輕女性離開自己的家庭和社群到外頭去獲取持家經驗是一種傳統。對許多人來說，婚前在廚房、託兒所或在其他婦女的指導下擦洗地板的那幾年，相當於她們將來主持自己家庭前的學徒期。這段做工的日子也給了女孩一個機會，讓她們可以替自己掙一筆嫁妝，或是賺些錢買衣服、床單以及其他婚後生活和生育的必需品。對於伊麗莎白和她姐姐這樣出身農村的年輕女性來說，進城也讓她們更有指望覓得良緣。這些有地或向別人出租土地的農場主，他們的女兒雖然與農場工人、下人一起長大，但是談婚論嫁就另當別論了。在城市裡，到處是手工業者和小店主的兒子，她們更有機會找到一個相配的丈夫。
在這一點上，安娜·克里斯蒂娜尤為幸運。她不僅在鞋匠伯恩哈德·奧爾森的家裡找到了工作，並且在幹了七年後，於1864年嫁給了主人，當僱主和僕人階層相仿時，這種事情時有發生。在許多情況下，已經作為傭人站穩腳跟的姐姐，能夠在妹妹找工作的時候助其一臂之力，有時候姐姐還會介紹妹妹進同一戶人家幹活兒。伊麗莎白在哥德堡謀差事時，安娜·克里斯蒂娜很可能幫了把手。根據伊麗莎白的居住記錄，1861年11月5日，她住在哥德堡郊外一個叫馬約那的工人階級聚集區；四個月後，也就是2月，她的名字正式出現在了人口普查中，身份是拉斯·弗雷德里克·奧爾森家的一名女僕。
和安娜·克里斯蒂娜的僱主一樣，拉斯·弗雷德里克·奧爾森家也不是什麼大戶人家，只能說是生活還算寬裕的中下階層。奧爾森一家住在阿勒曼納瓦根，這是一處比港口略高的丘陵，奧爾森的職業叫作「月工」，這意味著他可能是個門衛，也許是給所住的小區看門的。奧爾森的財富似乎一直在增長，到19世紀71年代，他在馬約那也置辦了房產。
伊麗莎白和她的東家在社會階層上其實相差不多，但由於奧爾森一家正是蒸蒸日上的時候，他們會熱衷於向鄰里顯擺自己的闊綽。由於瑞典的女性勞動力非常便宜，且《僕役法》規定，凡是沒有土地收入的人必須在服務業找到工作，因此，即便是財力微薄的家庭也能夠僱用女孩在家幫傭。拉斯·弗雷德里克和妻子約翰娜僱得起兩名女傭：伊麗莎白和莉娜·卡爾森，她們兩人在閣樓上擠一張床睡。事實上，兩名女傭連同女主人需要打掃的房間不多，外加照顧夫婦倆三歲和四歲的兒子，所以很難說是不是真的有那麼多活兒要她們來幹。19世紀的瑞典評論家多次指出，下層中產階級家庭常常會僱用比實際工作所需更多的傭人。藝術史學家亨裡克·康奈爾在追述自己的童年時，回憶起一位中產階級的妻子為了讓手下百無聊賴、無事可幹的女僕忙活起來，會叫她們在房間裡搬運溼亞麻布，好讓灰塵不要落地。
瑞典法律對主僕之間的關係規定得相當明確。雖然主人有義務為僕人提供食宿、衣服，並在僕人生病時照顧他們，但相對的，僕人應當完全服從主人。「對食物毫無根據的不滿」或「草率對待火燭或主人的財產」會招致解僱，「光顧小酒館或其他提供含酒精飲料的地方」也會如此。一旦主僕達成這種協議，協議就被公認有約束效力，除非雙方同意解除合同，否則僕人必須工作到僱傭期結束。1864年2月初，伊麗莎白與奧爾森家的僱傭關係為何會被解除，可能永遠是個謎團。人口普查記錄顯示，當月2日，她踏著鵝卵石鋪成的街道，沿著漆成鮮豔顏色的木隔板建築走了一小段路，來到了毗鄰的大教堂區。當登記處的辦事員詢問她的職業時，她回答說自己是個傭人，然而她東家的住址以及主人的名字都未記錄在案。這或許只是辦事員一時疏忽漏寫了，又或許是因為伊麗莎白對前路一片迷茫，不知道下一步該走向何方。
10「賣淫女」97號
在19世紀，一個家庭若想井井有條，女性勞動力不可或缺，但將陌生的年輕女子領入家中是一件很有風險的事情。大多數主人都知道僱用農村女孩的危險性，然而人們還是偏愛這些自耕農的女兒：她們臉蛋清秀，散發著青草和山羊的氣息，還沒學會耍滑頭或偷東西，從小在遍地熟人的村子裡長大，村民的大小事務都由牧師來拿主意。城裡的女孩，接觸過紙醉金迷和燈紅酒綠，見識過長輩們的逢場作戲，大眾認為她們更容易墮落。雖說城裡女孩可能不值得信任，但她們的鄉下姐妹又往往天真且脆弱。生活在陌生的環境、陌生的家庭中，鄉下女孩很容易產生思鄉之情和孤獨感。對大都市生活的不熟悉，使得她們成了無恥之徒眼中的一塊肥肉。雖然主人有責任保護她們不受傷害，但她們遭受的傷害往往正來自她們受僱的地方。
傭人未經允許不得進入啤酒店，也不得在主人家以外的地方過夜，除了家庭成員和左鄰右舍外，傭人幾乎沒有機會和異性建立關係。至於和主人親朋家的其他傭人，或是和像雜貨商、屠夫、麵包師、送貨員這樣的工人，大家彼此間的交往僅限於蜻蜓點水（儘管經常表現得輕佻、熟稔）。像伊麗莎白這樣與僱用她的家庭朝夕共處的年輕女性，對家中的男性成員來說是一種誘惑，而男性成員也同樣誘惑著她們。女傭熟悉男主人的生活習慣，為他鋪床、洗衣、準備洗澡水。無論哪個時代的男人，與女傭發生性關係都被認為是司空見慣的事。對於來自主人，或是主人的兒子、親兄弟、表兄弟、朋友、父親的求愛，無論女傭迎合與否，在許多情況下，結果只有兩種——要麼孤身一人面對強迫、威逼，要麼在兩情相悅中放棄原則。
雖然大眾相信，去別人家裡幫傭有助於錘鍊工人階級姑娘的品性，但是同主人家的男性有染往往會成為她們墮落的禍根。這種不倫關係常被認為是最終導致婦女走上賣淫這條路的因素之一；「藥劑師或外科醫生的女傭可能被主人的助手所引誘；寄宿屋的女傭被學生、推銷員或商務人員引誘……旅館的女僕被常客引誘；年輕的職員可能會勾引父母家的小保姆」，等等。通常情況下，情夫會許諾照顧女方，許多人也沒有食言，為情婦提供了住處，或許是一個單間，或許是一整套房子，這都取決於男方的經濟實力。有些人和姘頭住在一起，冒充已婚夫婦；另一些人和自己的情人只是偶爾見面。有些關係持續多年，甚至一生，但更多關係在幾周或幾個月裡就會破裂。19世紀的雙重標準讓男人可以從關係中輕鬆脫身，但女人的生活卻因此變得一片狼藉，不得不獨自照顧嗷嗷待哺的嬰兒。
伊麗莎白至死也沒有吐露過，那個為了一己情慾而改變了她人生軌跡的男人姓甚名誰。他們之間的初次接觸是你情我願還是單方面的強迫，發生在哪裡，當時又是怎樣的情形，人們永遠都無從知曉了。人們只知道，1865年4月，她仍然稱自己是做傭人的，儘管在哥德堡的人口普查中完全找不到她的名字。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她在新東家沒有待很久，就和情人同居或被包養了。在這種情況下，體面起見，女子對外通常會用情夫的姓氏自稱，冒充對方一時的妻子，以掩蓋這段關係的實質。
在哥德堡，哪怕過著見不得人的生活，表面上也不能失掉體統，這不僅是為了討好看重人品的房東和鄰居，也是為了瞞過法律，躲避警方的懷疑。直到1864年，婚外性行為和非婚懷孕仍是需受懲戒的違法罪行。此外，在1859年，為了遏制性病，特別是梅毒的傳播，政府出臺了一項管制城市內賣淫活動的法律。作為一個人口超過十萬的大港口，約塔河沿岸每天都有外國船隻停靠，當局非常擔心這種致人虛弱的疾病會輕而易舉地感染民眾，並在軍隊內傳播。法國和德國等其他歐洲國家在面臨類似威脅的時候，制定了一系列嚴格的法律，以規範性交易並確保賣身女子的健康，瑞典便是從這些國家的做法中得到的啟示。英國也看到了在港口城市引入此類措施的好處，並於1864年通過了第一部《傳染病法》。
雖然各國實施監管的方法不盡相同，但有一個觀念是共通的，那就是從事性交易的婦女應該為梅毒的傳播負責。人們相信，如果國家能夠控制喪德、墮落的女子，也就是疾病傳播的媒介，那麼問題就能得到解決。男性攜帶者不在監管範圍之內。在哥德堡，就像在斯德哥爾摩、巴黎、漢堡、柏林等歐洲各大城市一樣，從事性交易的婦女有義務在警方那裡登記姓名和住址，並定期接受婦科檢查，以確保她們沒有疾病。然而，誰該被列入這一名單，完全取決於在各個街區巡邏的掃黃警察的心情。許多被迫登記的婦女並不一定從事賣淫，而只是被警察懷疑「放蕩成性」。根據歷史學家伊馮娜·斯萬斯特羅姆的說法，哥德堡的警察系統採用了兩份不同的名單：一份名單上列有公認的妓女的名字，另一份則記錄著有嫌疑的婦女——懷孕的單身女性、經常被看到與男人獨處或在夜間外出的婦女，以及情婦。
對於伊麗莎白，警察和鄰居可能已經疑心了有一段時間，不過到了1865年3月，他們相當肯定她犯了「放蕩成性」罪。當時她已經懷孕六個月，衣服也擋不住隆起的肚子了。讓她陷入如此境地的那個人，這時卻無影無蹤，留她一人承擔後果。沒人知道他去了哪裡，也不知道在伊麗莎白懷著孩子的時候，他讓伊麗莎白靠什麼過活。3月底，當風中還裹挾著鋒利的冰霜時，伊麗莎白第一次接到了命令，前往警方的檢查所接受外科醫生對她性器官的檢查，日後這將成為一週兩次的例行檢查。
第一次做檢查時，她的名字，託斯蘭達的伊麗莎白·古斯塔夫斯多特，作為「賣淫女」97號，被記錄在了官方名冊裡。警方要求伊麗莎白提供出生證明，並交代過往經歷，比如以前在哪裡工作，住在何處。她故意對這些問題保持緘默，只說自己是農民的女兒，從鄉下進城，在城裡當過傭人。警方還詢問了她接受宗教教育的情況，她稱自己在17歲時受了堅信禮（與事實不符）。記錄資訊的工作人員隨後抬頭看了看這名年輕女子，對她的外表上下打量了一番。他注意到她有「一雙藍眼睛」和「一頭棕發」。他形容她有一個「挺直的」鼻子，長著「鵝蛋臉」，比起圓臉更偏瘦長。撇開隆起的孕肚，他推測這個21歲的女人應該不是個貪嘴的人。伊麗莎白身高1.57米，工作人員形容她的身材很「苗條」。
警方向她說明了需要遵守的日常規定。她必須每週兩次去檢查所報到，分別是在週二和週五，否則她將面臨逮捕，要麼繳納罰款，要麼在監獄裡待三個晚上，伙食只有麵包和水。晚上11點後，她被禁止出門。她必須「過一種安靜且沉默的生活」，言下之意彷彿她無疑就是個妓女，而且還公開拉客。規定禁止她在住處的窗前或門口流連，也不許她「招呼過路人」。她必須「在公共場合穿著得體」且「不可引人注目」。倘若這些女性其實並沒有從事性交易，又或者她們並非公然違法，而是遭到強姦或是偷情，面對這樣的訓誡時，她們一定感到無地自容。儘管伊麗莎白的名字出現在了俗稱的「恥辱登記冊」上，但在那年春天的登記檔案上，她仍然以傭人自稱，而非妓女。
例行檢查不光是為了篩選出該市的「賣淫女」，同時也是為了懲戒她們。為了不冒犯路過東港灣街的哥德堡正經市民，所有真正的或有嫌疑的「賣淫女」都必須從後門的隱蔽通道進入警察大樓。一旦進入大樓，她們就被要求脫光衣服，排成一隊。有時候，如果需要長時間等待的話，警方會命令她們站在室外的院子裡，在寒風中瑟瑟發抖，而身穿制服的警官就站在一旁。
對於一名在信教的環境里長大，並接受過教義問答訓練的年輕女子來說，這種屈辱的經歷一定叫她萬箭穿心。然而，由於伊麗莎白懷的是私生子，她很可能像同時代的許多婦女一樣，心甘情願地接受了這種懲罰。社會和教會讓她相信，她對父母、鄉親、自己和上帝都犯下了罪。她在登記檔案中對於自己的情況遮遮掩掩，從這點就能看出她十分愧疚。當被問及雙親時，她毫不猶豫地稱他們都過世了。雖然伊麗莎白的母親的確在1864年8月死於肺結核，但她的父親仍然健在，可是對自身遭遇的羞愧讓伊麗莎白無顏回到父親身邊。安娜·克里斯蒂娜在同年5月結婚，她似乎也已經切斷了與妹妹的所有聯絡，就當家裡沒有這個人了。
自3月被列入警方登記冊以來，伊麗莎白接受了數次這種常規檢查，並於4月4日被發現患上了溼疣，也就是生殖器疣。體檢醫生立即意識到：「賣淫女」97號出現了梅毒症狀。在警察的護送下，她被立即送往「治療所」——一家性病醫院。
當伊麗莎白被列入警察名單時，她的梅毒已經進入二期。這種疾病的最初症狀發生在感染後的11至91天裡，包括出現明顯的硬下疳或生殖器上的無痛瘡，這些症狀將在3至6周內消退。之後，伊麗莎白將開始出現類似流感的症狀：發燒、腺體腫脹、喉嚨痛，繼而在背部、手部和腳底出現紅疹。這一階段，患者的生殖器上也會出現疣狀增生和病變。梅毒二期可能持續幾個月，也可能會折磨患者一年之久。儘管無法確定她是從誰那裡感染的梅毒，但從當時疾病的階段來看，大概是她肚子裡孩子的父親。沒有性經驗的人不懂得在伴侶身上尋找這種疾病的跡象，因而比從事性交易的人更容易被感染。
根據伊麗莎白的記錄，她在「治療所」一直被關到5月13日。哥德堡的性病醫院根本不是治病救人的避難所，而是以像對待囚犯一樣虐待病患而聞名。由於患者是根據法律被送入醫院的，因此醫院的護工和護士有權使用暴力和強制手段將患者關在院內，直到院方宣佈其痊癒。1855年，「治療所」的梅毒病房裡住了133名婦女，由於過度擁擠，許多人要和別人拼床睡。有時候病人的數量超過了容納極限，院方就叫她們睡在地板上。
19世紀61年代以前，醫學界提倡的梅毒治療手段有兩種。第一種，也是最傳統的一種，是攝入汞，並將汞區域性塗抹在下疳和病變處。第二種更現代的理論則選擇使用其他金屬（如金、銀、銅）和溴、碘、硝酸製成化合物，內服或摻入藥膏進行塗抹。兩種方法都對病人的健康有害。在這兩種方法中，哥德堡的「治療所」似乎更傾向於非汞療法。伊麗莎白在住院期間接受了氫碘酸的內服治療，其主要成分是碘和氫，與此同時，她的生殖器疣會通過藥膏脫水或加以切除。在接受如此治療17天后，伊麗莎白早產了。4月21日，她在收押於「治療所」期間生下了一個七個月大的女嬰死胎。她沒有在其出生證上註明父親的名字。
從3月底名字被列入「恥辱登記冊」到5月13日從「治療所」出院，這段經歷給伊麗莎白帶來的創傷不可小覷。她被當眾指控為妓女，屈辱地接受警方的檢查，發現自己得的病不僅會毀容還可能危及性命，被幽閉起來接受殘酷的治療，在惡劣的環境中流產，出院後流落街頭、舉目無親，這一切無疑都給她的心靈留下了傷痕。
當一項制度將涉嫌「放蕩成性」的婦女與那些確鑿的妓女同等論處，其後果之一便是使兩者陷入同樣的命運。一旦一名婦女出現在警方的登記冊上，她就別想找到體面的工作了。若要維持生計，唯一的辦法就是投身她被指控從事的職業。哥德堡的皮勒路是臭名昭著的「仙女街」，我們不知道伊麗莎白究竟是如何加入這條街上賣身女的行列的，但到了那年11月，她登記住址時寫的就是這條街。由於警方禁止妓女站街和公開拉客，伊麗莎白只能在室內招攬生意，要麼在這一帶幾家偽裝成正規場所的咖啡廳裡，要麼在妓院裡，儘管做這檔生意的老鴇不太願意僱用最近接受過梅毒治療的女人。在皮勒路和胡薩路之間的咖啡廳裡遊走，學習那些支配著各色小姐、嫖客和老鴇間關係的潛規則，對伊麗莎白來說是一個艱鉅的挑戰。她的生活中一定避免不了暴力和與之相伴的恐懼。伊麗莎白聲稱自己住在哈加工人區，但這一時期哈加的人口普查名冊上找不到她的名字，因此她很可能在把男人帶回住處時繼續使用化名。這一帶許多房子的閣樓上都設有小隔間式的房間，這種房間被稱為「妓女壁櫥」，她稱之為家的地方多半就是這眾多隔間裡的一個。這些房間專門出租給妓女，讓她們能夠偷偷摸摸賺點微薄的收入。
不可治癒的梅毒只是降臨在伊麗莎白身上的諸多不幸之一，且毫無疑問，與她發生過性關係的許多男性也難逃此劫。由於尚未摸透梅毒的病理，人們錯誤地認為，在沒有直接疾病跡象的情況下，患者不具有傳染性。雖然醫學界付出了不懈努力，但直到1911年灑爾佛散問世，加上後來抗生素的出現，人們才有了治療這種惡疾的有效手段。因此，到了8月31日，伊麗莎白再次出現梅毒的症狀也就不足為奇了。她被送回「治療所」，一直待到9月23日。這一次，她為恥骨上的病變接受了塗抹硝酸銀的治療。出院23天后，11月17日她因另一處病變再次入院，這次是在陰蒂上，她又接受了一次硝酸銀治療，並在11月1日被宣佈「治癒」。之後，警方在3日、7日和11日對她進行了檢查，宣告她現在「身體健康」，可是事實上她永遠不會健康。這段時間過後，伊麗莎白的梅毒將進入潛伏期。儘管她的症狀會消失，也不再具有傳染性，但許多年後，這一疾病會捲土重來，進入摧枯拉朽、窮途末路的第三期。
雖然法律制度對那些陷入賣淫和疾病惡性迴圈的人毫無憐憫，但民眾中有一部分人尚有同情心。與許多歐洲國家一樣，19世紀中期的瑞典及其北歐鄰國一度掀起過「拯救」墮落女子的風潮。這項工作主要由中產和上流階級的婦女通過教會推行，目的是使那些上帝的迷途羔羊重新回到基督教生活中。人們普遍認為，女性賣淫不是環境所迫，而是出於個人選擇。墮落女子在行差踏錯後，也可以決心回到正道上來。這種品性改造可以通過將「賣淫女變為良家女」來實現，也就是將她帶回家庭領域，即經文中所說的路德教的正派信女應該待的地方。改造包括重新接受培訓成為女傭或洗衣工，學習清潔、熨燙、烹飪、護理、縫紉及製作傳統手工藝品。路德會的女執事們以身作則，開設了感化院和洗衣店，並定期訪問紅燈區和性病醫院，從中尋找值得拯救的女子。
伊麗莎白很可能就是這樣被瑪麗亞·英格麗德·威斯納找到的。瑪麗亞的丈夫是一名德國音樂家，受僱於哥德堡管絃樂隊，在該市剛落成不久的「新劇院」裡工作。雖然威斯納一家並不闊綽，但他們和住在胡薩路27號隔板房街區的樂師同僚家庭一樣，都習慣於保留一個女僕作為社會地位的象徵。威斯納夫婦之所以決定僱用一名年輕的失足女子，或許不光是出於基督教徒的使命感，也與他們的經濟水準有關。就在幾個月前，卡爾·溫澤爾·威斯納所在的管絃樂隊剛因為資金不足而遭解散，卡爾沒有攜他的瑞典太太一起返回波西米亞老家，而是決定留在哥德堡，以雙簧管演奏家的身份謀生。威斯納夫婦身邊沒有女傭，瑪麗亞又即將誕下頭胎，再加上僱用警察登記冊上的婦女沒準兒都不用花錢，只要提供食宿就夠了，夫婦倆對於援助失足女一事想必頗為樂意。
11月11日，伊麗莎白接受了定期健康檢查。瑪麗亞頭戴軟帽，披著冬季斗篷，在檢查室外面等她出來，準備領她進入新的生活。對於伊麗莎白來說，能得到這樣一份工作、一個家、一個對困境中的她伸出援手的人，簡直是天大的幸運。根據法律，這也是除結婚以外，唯一一個能從警察登記冊上刪去她的名字，讓她迴歸正常生活、恢復名譽的方法。究竟是什麼讓瑪麗亞·威斯納從「治療所」的眾多面孔中選擇了伊麗莎白，我們不得而知，說不定是「賣淫女」97號的悲慘故事中的某些部分打動了她。或許是因為她們年齡相仿，都來自瑞典西部的村莊；或許，已經結婚兩年的瑪麗亞需要的不僅是個傭人，她也需要一個好姐妹；又或許，她在伊麗莎白身上看到了虔誠的信仰和改變自身命運的懇切願望。
在從「恥辱登記冊」上除名的過程中，僱主需要向警方寫一封保證書，為這位「前賣淫女」未來的品性和行為做擔保。13日，也就是伊麗莎白跟隨瑪麗亞·威斯納來到她二樓公寓的三天後，她的僱主寫道：「女僕伊麗莎白·古斯塔夫森於11月11日開始在我家幫傭，只要主僕關係不斷，我就有責任確保她安分守己。」第二天，伊麗莎白被要求接受最後一次健康檢查。醫生宣佈她的治療很成功，「賣淫女」97號從此不復存在。
但願伊麗莎白在威斯納家工作期間度過了一段快樂的時光。胡薩路27號的房東是一位軍士，曾和卡爾·威斯納一起在樂隊中吹過小號，幾間房似乎被他租給了一些同僚。和威斯納夫婦同住這棟樓的，除了房東約翰·弗雷德里克·伯根達爾外，還有另一位軍人小號手弗蘭斯·奧斯卡·馬爾姆，以及一位軍人遺孀和她的小孩。這一年，當冬天來臨，沉重而寒冷的黑暗重新籠罩這座城市時，伊麗莎白曾經艱難困苦的生活將被燭光、爐火和音樂所包圍。
在19世紀，音樂和藝術將社會上所有不同階層的人聚到了一起。雖然那些提供娛樂的人通常來自工人或「工匠」階層，但消費和贊助文化事業的人往往是社會中最富有和最有影響力的一群。藝術家，就像他們富有的贊助人一樣，周遊於各個國家；他們與來自五湖四海的人交往，還能在權貴那裡說上話。也許正是依託音樂的力量，伊麗莎白得到了她的下一個機會。
哥德堡的商業擴張始於18世紀，在19世紀快速發展。這座城市擁有大型港口，並出口木材、礦石等原材料，這吸引了大量來自英國的外商投資，英國人視之為發財的大好機會。迪克森、基勒和威爾遜等家族開始建立自己的航運帝國。大衛·卡內基開設了一家投資銀行、一家煉糖廠和一家啤酒廠。很快，英國的啤酒釀造師們聞風來到哥德堡，一同前來的還有蘇格蘭和英國的工程師，他們承包設計鐵路和汙水處理系統。英國人社群的活躍使哥德堡不久就獲得了「小倫敦」的外號。
哥德堡的「小倫敦人」主要來自蘇格蘭，他們也是這座城市裡最慷慨的慈善家。詹姆斯·詹姆森·迪克森和他父親的兄弟親自負責籌集資金資助哥德堡管絃樂隊，並在音樂家們的生活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約瑟夫·夏佩克是卡爾·威斯納的好友和僱主，身兼哥德堡管絃樂隊隊長及哥德堡軍樂隊指揮二職，此外還是英國人社群的核心人物——聖公會教堂的風琴師。很可能正是通過這層關係，威斯納夫婦聽說了有個英國家庭打算招一名願意跟他們回倫敦的女僕。
在主僕二人相處的時間裡，伊麗莎白也許和瑪麗亞談論過自己待在哥德堡的感受。儘管伊麗莎白現在已經不在警察的登記冊上，也不再從事妓女工作，但只要她走出威斯納家的大門，走到胡薩路上，就能看到那些對她知根知底的熟悉面孔。每一天，在去商店或市場的路上，她都可能會遇到以前的客人、咖啡廳的老闆，還有那些和她曾是同行的女人。與此同時，警察也會繼續監視她。只要還待在這座城市，伊麗莎白就永遠無法擺脫她的過去。因此，做一個富裕家庭的女傭，在倫敦從頭來過，這個機會在她眼中一定如同老天爺的恩典。
命運對她已經很是慷慨，現在它又賜予了她最後的禮物。在和威斯納夫婦一起生活期間，伊麗莎白收到了65克朗，據說是她已故的母親留給她的遺產。然而，由於瑞典法律規定，25歲以下的女性不能以自己的名義繼承金錢，且婦女的財產在其死後屬於其丈夫，因此這筆錢到她手裡多半要打折扣。錢的金額不大，勉強夠為她的新生活添置一些東西——衣服、鞋子、帽子，甚至可能有一個旅行用的行李箱。如果伊麗莎白確實收到了這樣一筆錢，也許錢的來源另有其人，沒準兒是來自一個希望為自己造成的傷害做出補償的人。像這樣給一筆錢是男人與情婦分手時的常見做法。
2月初，城市的街道上積著厚厚的雪。哥德堡的運河上結了一層冰。1866年2月7日，港口處的碼頭工人、水手和乘客都裹緊了毛皮外衣，以抵禦刺骨的寒冷。伊麗莎白站在人群中間，準備登上駛往倫敦的船中的一艘。這些船的煙囪朝向天空，將熱烘烘的煙霧噴進冰冷的空氣裡。
五天前，她提出了移民英國的申請，並向首都斯德哥爾摩提交了一份變更居住地的證明。在申請表上，她宣告自己是獨自登程，沒有家人同行。她不久前才滿22週歲，並將成為當天唯一一個移民到倫敦的瑞典人。她不會乘坐經過赫爾的擁擠的移民船，而是將與她的英國新主人一起度過一趟還算舒適的旅途。我們相信，當她站在甲板上或透過窗戶看著城市天際線處的山峰和穹頂逐漸退去時，她的心中不會有半點後悔。
11移民
在施爾尼斯，很少有人像威廉·斯特賴德那樣受人敬重。他是地方上那種冷冰冰的頭面人物，鎮上的居民看到他雖然會脫帽致敬，卻不敢露出笑臉。斯特賴德做了他這種出身的勞動者能做的一切來改善生活，並躋身擁有房產的資產階級之列。他於1811年左右開始工作，當時僅僅是一個普通的船工，但經過幾十年謹慎的儲蓄和投資，他逐步在土地開發和房屋買賣中賺到了錢。19世紀41年代的時候，他住進了自己名下的一棟房子裡，房子就建在斯特賴德街上，這一整條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彼時，斯特賴德已經從一名船塢工人躍升為了施爾尼斯碼頭委員會的一員。如果有人斗膽請教他成功的原因，他十有八九會提到自己對上帝的虔誠。
斯特賴德於1817年結婚，婚後不久就皈依了衛理宗。他一生恪守信仰，大小決定都謹遵教義。儘管斯特賴德相當富有，但他和妻子埃莉諾以及九個孩子都過著簡樸而節制的生活。在大部分時間裡，夫婦倆和他們不斷增多的子女選擇居住在斯特賴德街上的一處小屋裡。依照衛理宗的嚴格要求，他們放棄了一切彰顯富裕的外在標誌：沒有昂貴的衣服，沒有珠寶，只有最簡單的傢俱。除了禁止跳舞、看戲和打牌外，一家人每週還會齋戒一天。最重要的是，在這個滿是水手和海濱娛樂的小鎮上，他們拒絕飲酒。儘管威廉·斯特賴德有的是錢，但他從未僱用過一個住家僕人，甚至在1858年他妻子去世後也是如此。
正是在這種充滿清規戒律的環境中，約翰·托馬斯·斯特賴德於1821年出生了。作為家中的老二，約翰子從父業，成了一名木匠。雖然在約翰年輕的時候，施爾尼斯繁忙的船塢給他這行的人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機會，但到了19世紀中期，當人們用鋼鐵取代木材造船後，想要找活兒幹就沒那麼容易了。很可能這就是為什麼約翰年至四十還沒有結婚，依舊住在家中，一面照顧年邁的父親，一面看護似乎患有精神疾病的老么丹尼爾。這一年，家裡出了一件棘手的事，約翰發現丹尼爾從他櫃子最上層的抽屜裡偷走了6英鎊11先令6便士。威廉·斯特賴德不會輕饒這種行為，很可能就是他本人做出了向警方告發自己兒子的決定。丹尼爾被逮捕、收監，並於1861年3月在即決法庭受審。約翰拒絕起訴他，反而把他保了出來。事情結束後不久，消沉的約翰決定離開施爾尼斯，到倫敦找工作。
在19世紀61年代，如果有倫敦人想要購買一套精雕細刻的餐椅，或是一個時髦的餐具櫃，托特納姆宮路北側的71多家傢俱製造廠將是他們的不二之選。這一帶遍地是工廠、倉庫和商店，從瑪麗波恩路開始，向東延伸1.6公里，一直到聖潘克拉斯車站，空氣中瀰漫著新切割的桃花心木和橡木的香味。當約翰·斯特賴德到達倫敦時，城裡的這個「傢俱區」已經吸納了5252名僱員，他們從事著行業內方方面面的工作，從室內裝潢、櫥櫃製造到商品銷售。有那麼多的作坊在，帶著一箱子木匠工具的斯特賴德要找份工作自然是輕而易舉的。
他找的落腳處也在這一帶，地址是芒斯特街21號，緊挨著尤斯頓路，房東叫查爾斯·萊夫特維克。萊夫特維克是一名鉛製品商人，也做房屋出租中介，還發明過管道裝置，是個受人尊敬的中產階級一家之主。萊夫特維克的經濟條件雖然相對寬裕，但也沒到能把多出的房間空置著的地步。約翰作為一名單身的中年衛理宗教徒，習慣於安靜、節制的生活，想來是個理想的房客。不過，萊夫特維克一家有兩名傭人伺候著，估計不會和約翰走得太近。約翰天一亮就去上班，很晚才回來，多半不會和房東一家一起吃飯；他會在自己的房間或廚房裡吃，有時也會去芒斯特街6號那家丹尼爾·弗萊耶特開的咖啡廳。
在喬治時代，大眾經常把咖啡廳和知識分子趣味聯絡在一起，但到了19世紀中葉，咖啡廳開始在倫敦各階層的工人中間再度流行起來。這些場所從早上5點一直營業到晚上11點，提供肋排、腰子、黃油麵包、醬菜雞蛋以及加糖的咖啡等簡餐。顧客可以在店裡讀到最新的報刊，也可以聽旁人朗讀，不過點不了任何酒精飲品。對於那些起誓禁酒，或是單純想在酒吧以外的地方享受愉快環境的人來說，咖啡館就成了他們的好去處。過去，工廠工人和工匠早晨喝的是黑啤酒，現在他們會在上班路上停下腳步，買個一便士的小圓麵包，外加一杯熱咖啡。到了下班時間，咖啡廳裡的忙碌氣氛緩和下來，變得更為閒適。店家歡迎顧客在棕黑木板隔開的隔間裡落座，慢慢享受一盤豬排，同時翻看幾本略帶汙漬的雜誌。「晚上，這些地方成了閱覽室，」一位觀察員寫道，「咖啡廳為成千上萬的人提供了便利，這些人在家裡感受不到家的溫暖。旺盛的爐火，明亮的燈光，可供暢讀的報紙和雜誌，加上一杯簡單的飲料，這一切只需花費幾個便士就能得到……」
約翰·斯特賴德沒有妻小，又遠離肯特郡海岸的老家，在這個舒心的環境裡他一定度過了許多時光，一邊同弗萊耶特攀談，一邊思考自己開一家咖啡廳的可能性。作為一個41多歲的男人，一週六天在木工臺前或是傢俱廠裡累死累活，這對身體造成的負擔已經到了他無法再忽視下去的程度。像他的父親一樣，他認識到自己應該將辛勤勞動投入到一個來錢更多、更容易的行業中去，這樣有朝一日還能養活老婆和孩子。
與大多數技工的情況一樣，約翰認識女性的機會受到他工作時間的限制。邂逅可能發生在酒吧、公園、遊樂劇院裡或是教堂活動中。咖啡廳也可以提供機會。
這些棕黑木板隔間裡飄著咖啡和肥肉的氣味，男人粗魯的聊天聲不絕於耳，一般來說不是女性愛光顧的地方。不過，一些女店員、女傭和日工會趁著給女主人跑腿的當兒，進來喝杯咖啡，再買個一便士的小麵包，又或是點些湯、水果布丁和木薯粉當作午飯。約翰·斯特賴德很可能就是這樣認識了一位來自瑞典的年輕女傭，她的名字叫伊麗莎白·古斯塔夫斯多特。
1866年冬天，伊麗莎白初到倫敦之時，並沒有住在托特納姆宮路繁華的商業區附近，而是住進了海德公園外圍一座雅緻的聯排別墅裡。在19世紀中葉的倫敦，一個人有錢有勢的標誌莫過於在這個名流們的散步勝地旁安家落戶。儘管伊麗莎白的僱主及其家人的身份仍然成謎，但他們的社會地位是一目瞭然的。迪克森家族為了管理手下的航運、鋼鐵和木材帝國，經常在瑞典、英國和歐陸之間旅行，這家人的情況也與之類似，家族事業蒸蒸日上。他們來往於世界各國，家中有著眾多僕人，而伊麗莎白也將成為其中一員。雖然這在家政業裡算是份極好的差事了，但對伊麗莎白來說，這份工作的壓力要比她以前做過的大得多。現在，員工之間等級分明，她將不得不聽從管家的指揮，在一棟好幾層樓高的大房子裡忙碌，而不是像以前那樣，跟隨一位寬宏大度的小中產階級的女主人，打掃寥寥幾個房間即可。這份工作會有一套全新的嚴格規章制度：乾淨的手、挺拔的背、緊閉的嘴，以及絕不與主人對視的眼睛。如果她在穿過大廳或上下樓時遇到了主人家的人，按照吩咐她必須轉過頭面向牆壁。工作上的要求以及文化的差異，再加上學習一種新語言的困難，想必偶爾會讓她感到心力交瘁。
當她接受在倫敦的工作機會時，她也決定了在英國永久定居。雖然不是每個搬到倫敦的瑞典人都有義務去瑞典教會教堂進行登記，但對於那些申請英國永久居留權的人來說，這似乎是一種必要的行政手續。從海德公園到位於倫敦東區王子廣場的瑞典教會教堂，這段路對一個每月假期不超過一天的僕人而言可謂相當費時。等到伊麗莎白終於有空跑這一趟的時候，距離她抵達這個國家已經過去了五個月。說到底，她似乎是應東家的吩咐才去那兒登記的，目的是為之後移居外國做準備，她本人多半並不情願。伊麗莎白不會寫字，她把自己的名字報給教堂的書記員，書記員將她的名字登記在冊，同時還備註了她的職業和未婚身份。同時，伊麗莎白還表示她打算前往法國的佈雷斯特（那裡是航運業的一大中心），並申請變更居住地。我們不知道她是否真的跟隨主人去了法國，因為她的申請後來被人劃掉了，這也許發生在她動身之前，也可能是在她從法國返回倫敦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