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世紀61年代頒佈《傳染病法》到白教堂謀殺案發生期間，很少有官方機構，包括倫敦警察廳，能夠就「妓女」的確切定義及其識別方法達成一致意見。妓女是否只是指像瑪麗·簡·凱利這樣完全通過性交易獲得收入並且自認從事這一行當的女人，還是說「妓女」可以有更寬泛的定義？妓女是指接受男人請喝酒，然後讓男人陪她到寄宿屋，支付床位費，發生性關係並過夜的女人嗎？是偶爾在酒館後巷為男人收費手淫，但不與他們性交的女人嗎？是為了三便士而讓男人把手伸進她裙子的女人嗎？是在找到洗衣店工作並遇到願意同居的男人以前，一週兩次為錢上床的女人嗎？是曾經在妓院工作過，但後來離開妓院成為客人情婦的女人嗎？是四處流浪，由於害怕危險和落單而同意與某個男人上床的女人嗎？是與追求她並給她買禮物的男孩發生性關係的年輕工廠女工嗎？是有著「作風輕浮」的名聲，在酒吧裡狂歡到深夜的女人嗎？是帶著三個和不同爹生的孩子，只因某個男人願意給他們地方住就與之同居的女人嗎？
其中一些女人可能會被歸為職業妓女或「一般娼妓」，而其餘可能被稱為「臨時妓女」，或根據其所屬集體的社會規範，只被視作發生了婚外性行為的女子。但正如倫敦警察廳所認識到的，這些群體之間的界限往往非常模糊以至於無法區分。
1887年7月，一名叫伊麗莎白·卡斯的裁縫，某天晚上獨自出門買了一副手套並在攝政街觀賞了金禧紀念的彩燈，結果被錯誤地當作站街女逮捕，這件事使得在法律上究竟誰可以被叫作妓女、誰又不能，成為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隨後對卡斯的審判和無罪釋放，迫使警方重新審視他們對獨行女性的品行所做出的預設，並在給這些女性貼上「妓女」的標籤之前三思而行。查爾斯·沃倫爵士於1887年7月19日釋出命令，試圖從官方角度闡明警察應如何規範地定義妓女。該項命令指出，「警員不應假定任一女性為一般娼妓」，而且警察沒有「理由稱任何女性為一般娼妓，除非她這樣描述自己，或者已經被判處賣淫罪……」。此外，如要指控一名女性為妓女，需要由一名「被騷擾或被拉客」的人以正式口供的形式提供證據。一年以後，沃倫在識別白教堂寄宿屋人口中的「妓女」時同樣謹慎，並承認「無法確定哪些女性是妓女，哪些不是」。在1887年抓錯人後，警方官員被迫意識到，從事和不從事色情業的工人階級女性的界限是如此微妙，以至於無法將她們區隔成兩個截然不同的群體。然而，即便如此，還是會有警察無視這些命令，照著自己的偏見行事。
在沒有任何證據表明波莉、安妮和凱特曾經從事過一般賣淫活動的情況下，許多人聲稱這些女人參與了「臨時賣淫」：這是一個掩蓋了她們生活中的模糊地帶、充滿道德判斷的籠統用詞。這個詞通過聯想來給女人定罪——因為她貧窮、酗酒，因為她離開了她的孩子，因為她和人通姦，因為她有非婚生子女，因為她住在寄宿屋裡，因為她深夜外出，因為她年老色衰，因為她居無定所，因為她乞討，因為她露宿街頭，因為她打破了所有關於女性該是什麼樣的規則。這一推論過程也解釋了為什麼雖然波莉、安妮和凱特三位被害人都無家可歸，這個共同點卻被完全忽略了；在有傷風化這一點上，一個「無家可歸的人」和一個「妓女」沒有任何區別。一個貧窮的工人階級女性夜裡在外活動是可能有很多原因的，但不是所有原因都像街頭拉客那樣一目瞭然。那些沒有居所或家人的人，那些酗酒的人和那些身無分文的人，她們的生活並不遵循著傳統規則。沒有人知道或關心她們做什麼或去哪裡，而比起性方面的目的，或許正是這一點，才吸引了殺手。
如果按照倫敦警察廳警察總監為定義「妓女」一詞而制定的官方標準來審視波莉、安妮和凱特，那麼很顯然，她們不能被認定為妓女。即使從研訊證詞來看，也不存在支援這些論斷的證據。同樣，也沒有鐵證能證明伊麗莎白·斯特賴德在被謀殺前的那段時間裡重新回到色情業過。簡而言之，沒有證據表明這些女性中的任何一個自認為是妓女，也沒有證據表明她們社群中的任何人認為她們從事性交易。此外，也沒有人站出來表示自己曾在波莉、安妮、凱特或伊麗莎白遇害的那些晚上，被她們拉過客。在驗屍官聽取了所有證人提供的證據後，他們對受害者的身份做出了決定性的結論。這些結論在她們的死亡證明上作為「職業或專業」被記錄了下來。瑪麗·安·尼科爾斯被描述為「印刷機械師威廉·尼科爾斯的妻子」。安妮·查普曼被認定為「馬車伕約翰·查普曼的遺孀」。伊麗莎白·斯特賴德被記錄為「木匠約翰·托馬斯·斯特賴德的遺孀」，凱瑟琳·埃多斯則被記錄為「疑似單身女性」。只有公開承認從事性交易的瑪麗·簡·凱利被描述為「妓女」。針對我們是否有理由宣稱「開膛手傑克是妓女殺手」這一問題，這些官方宣告必須被視為最終的定論。如果還要堅持原來的成見，那就等於退回到了維多利亞時代的武斷推論。
今天，只有一個原因會使我們繼續接受「開膛手傑克是妓女殺手」這一想法：有一整個產業在依託著這個神話掙錢。毫無疑問，開膛手傑克的故事編得很不錯。這是一個哥特式的故事，講述了一個在逃的怪物潛行於迷霧籠罩的倫敦的黑暗街道上。它包含了懸念和恐怖，以及一點性刺激的元素。遺憾的是，這也是一個片面的故事，對兇手的追捕成為人們聚焦的中心。經過幾個世紀的洗禮，這名罪犯已經搖身一變成了主人公：一個邪惡的、瘋狂的、神秘的遊戲者，他是如此聰明，直到今天都沒人能抓到他。為了欣賞和審視這個惡意的奇觀，我們象徵性地從死者的屍體上跨過，有時候還在經過時停下來踢她們兩腳。兇手的形象越是高大，受害者的形象似乎就越淡化。隨著時間的推移，兇手和那些被他謀殺的人都已脫離了現實，他們的經歷和名字已經與民間傳說和陰謀論交織在一起。對一些商人來說，她們不再是人，而是卡通人物，她們血淋淋的形象可以印在t恤衫上，她們的死亡可以成為明信片上的笑料，她們的內臟可以裝飾貼紙。既然我們從未把這五名成為代表的女性當作真實的人來對待，也從不覺得她們有什麼重要的，那麼沒人願意去研究她們的人生也就不足為奇了。
堅稱開膛手傑克殺的是妓女，也使得這一惡性連環殺人案的故事變得稍微容易被人接受了。如同在19世紀一樣，受害者「僅限妓女」的主張試圖延續這樣的信念，即存在著好女人和壞女人、聖母和妓女。它暗示有一個公認的女性行為標準，那些偏離這一標準的人理應受到懲罰。同樣，它也有助於加固雙重標準，免去男性一方作為加害者的罪責。這些觀念可能不像在1888年時那樣普遍，但它們仍然存在——雖然不像愛德華·費爾菲爾德那時一樣能輕易宣之於口，但巧妙地整合進了我們文化規範的結構之中。這些蛛絲馬跡在司法案件和政治活動中變得顯而易見，並被編織進了有權階級的言辭裡。人們可以在公民起訴特納案（2115年）這樣的案例中發現類似觀點。當時，斯坦福大學學生布羅克·特納被指控強姦和性侵一名嚴重醉酒的女性，最終被從輕發落，僅獲六個月有期徒刑，他的父親抱怨說「對21分鐘的行為來說，這個代價太大了」。同樣明顯的還有在審判薩福克郡連環殺手史蒂夫·賴特時，法官不得不要求陪審團先將他們對五名受害者（其中四名是性工作者）的偏見放在一邊，再來決定被告人是否有罪。在一次發言中，他說了一段彷彿與1888年遙相呼應的話來提醒陪審員，聽來令人痛心：「……你們或許會對這些人的生活方式感到厭惡……但無論她們吸食什麼毒品，無論她們從事什麼工作，沒有人有權對這些女性造成任何傷害，更遑論殺害她們了。」
無論是在社交媒體上，還是在維多利亞的大街上，當一個女人越軌並違反了女性規範，世間都存在著一種默契，那就是必須有人把她趕回原位。因為「不過是妓女」，所以即使在今天，那些寫作波莉、安妮、伊麗莎白、凱特和瑪麗·簡故事的人依然可以繼續貶低她們，將她們性化和非人化，繼續加強聖母/妓女的價值觀。所以作者可以根據被害人屍體的形象對她們的外表進行排名，並宣告「看來，白教堂殺人犯對美麗的皮囊並不感興趣」，然後得出結論，「瑪麗·簡·凱利漂亮，斯特賴德活潑……至少有吸引力。除此以外的受害者都是泡在杜松子酒裡的平庸貨色」。所以這類作者可以自由猜測這些女性在被謀殺前的性行為頻率。所以人們可以接受將這些女兒、妻子和母親視為「幾個垂死的、爛醉的婊子」，而「（傑克）所做的只是處決，（然後）開膛破腹」。所以兇手能夠一躍成為名人，而受害者得到關注只因為她們「與地球上最有名的男人之一有過親密接觸」。開膛手傑克故事的核心是一種敘事，描述了殺手對女性的深刻、持久的仇恨，而我們對這一神話的文化迷戀，只會正常化其厭女症的特質。
我們已經對「開膛手傑克」的形象如此習以為常，視他為神秘莫測、無人能敵的男性殺手，以至於我們沒有意識到，他依然在我們中間行走。我們可以經常在倫敦的海報、廣告和公共汽車車身上，看到他頭戴禮帽、身披斗篷，揮舞著沾滿鮮血的刀子。酒保用他的名字為酒命名，商店把他的綽號寫在招牌上，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到白教堂朝聖，追隨他的腳步，參觀專門紀念他暴行的博物館。世人已經學會了在萬聖節打扮成他的樣子，想象自己是他，讚揚他的天才，把一個殺害女性的兇手當作笑談。藉著擁抱他，我們擁抱了1888年時他周遭的一整套價值觀，這套價值觀告訴女性，她們低人一等，被羞辱和虐待也很尋常。我們強化了這樣的概念——「壞女人」應該受到懲罰，而「妓女」更是次等的女人。
為了讓開膛手活著，我們不得不忘記被他殺害的人。在她們被抹除的過程中，我們都充當了共犯。當我們在報紙、電視紀錄片和網際網路上重複講述公認的開膛手傳奇時，當我們不去質疑故事的來由和出處、不去考慮故事所基於的證據或假設是否可靠，就把它教給學校裡的孩子時，我們不僅延續了波莉、安妮、伊麗莎白、凱特和瑪麗·簡受到的不公正對待，也縱容了那些最為卑劣的暴力。
只有讓這些女性重新變得有血有肉，我們才能讓開膛手和他所代表的東西閉嘴。通過允許她們說話，通過試圖理解她們的經歷，並看到她們作為人的一面，我們可以把她們應得的尊重和同情交還給她們。被開膛手傑克殺害的人絕非「不過是妓女」；她們是女兒、妻子、母親、姐妹和愛人。她們是女人。她們是人，而無疑，單單這點就已足夠。
物品記錄的一生
在波莉、安妮、伊麗莎白、凱特和瑪麗·簡被發現後，她們的屍體被警察從犯罪現場移走。隨後，警方從她們的屍體上除去了衣物，以及一切她們為了不被偷走而隨身攜帶的小物件。由於前四名受害者是在戶外被發現的，警方便將她們的所持物品列出了清單。瑪麗·簡·凱利沒有類似清單，因為她是在自己家的床上被殺害的。
這些物品展示了一個生命的最後印記，如同一張卑微的快照，記錄著每個女性珍視什麼，認為哪些東西能幫助她們度過無常的每一天。
波莉
飾有黑色天鵝絨的黑色草帽
棕色烏爾斯特大衣，上有七個大紐扣，印有男人站在馬旁的圖案麻毛連衣裙
白色法蘭絨裹胸布
藍色羅紋羊毛長襪
兩條襯裙，一條灰色羊毛，一條法蘭絨。兩條帶子上都印有「蘭貝斯濟貧院」的字樣棕色貼身胸衣（短款）
法蘭絨襯褲
側邊有鬆緊帶（彈簧）的男式靴，鞋幫不高，鞋跟打有鋼釘
一把梳子
一塊白色小方帕
一塊鏡子碎片
安妮
黑色花紋長大衣，長度及膝
黑色下裙
棕色緊身胸衣
另一件緊身胸衣
兩條襯裙
一隻大口袋，用繩子系在腰上置於裙下（發現時是空的）
繫帶靴
紅白條紋的羊毛長襪
領巾，白底帶紅色寬邊
一小塊平紋薄棉布
一把細齒梳
一把裝在紙盒裡的梳子
裝有兩粒藥丸的信封碎片，上面蓋有薩塞克斯軍團的印章，郵戳為「倫敦，1888年8月28日」
伊麗莎白
黑布長外套，底部飾有毛皮，上面彆著一朵紅玫瑰以及白色的掌葉線蕨
黑色下裙
黑色縐綢軟帽（後部塞有報紙）
左側打結的格紋領巾
深棕色絨布緊身胸衣
兩件淺色嗶嘰襯裙
一件白色內襯衣
白色長襪
側邊有彈簧的靴子
兩塊手帕
一枚頂針
一股纏繞在卡片上的毛線
一把掛鎖鑰匙
一小截鉛筆
一顆小紐扣和六顆大紐扣
一把梳子
一截斷掉的梳子
一個金屬勺子
一個鉤子（可能是衣服上的）
一塊平紋薄棉布
一或兩張小紙片
凱特
黑色草帽，飾以帶黑色珠子的綠色和黑色天鵝絨
黑色系帶，佩戴時綁在頭上
黑色布外套，領口和袖口飾有仿毛皮，口袋周圍飾有黑絲編織繩和毛皮
金屬大紐扣
深綠色印花布半裙，三道荷葉邊，腰帶上有棕色紐扣，裙上印有紫苑花和金百合的圖案
男士白色背心，正面有一排紐扣
棕色亞麻羊毛緊身胸衣，黑色天鵝絨領，正面有一排棕色紐扣
灰色毛呢襯裙，有白色腰帶
極舊的綠色羊駝毛半裙（作為內衣穿著）
極破舊的藍色半裙，帶紅色荷葉邊，淺色斜紋布襯裡（作為內衣穿著）
白色棉布內襯衣
沒有襯褲或貼身胸衣
一雙男式繫帶靴，馬海毛鞋帶，右腳的靴子用紅線縫補過
一塊作為領巾佩戴的紅色真絲綃
一大塊白色方帕
一大塊白色棉手帕，有紅白相間的鳥眼紋滾邊
兩個原色棉布口袋，窄布條繫帶
一隻用床單布做成的藍色條紋口袋
棕色羅紋過膝長襪，足部用白棉布補過
兩隻用床單布做成的藍色小袋子
兩支黑色陶製短菸斗
一個裝茶葉的錫盒
一個裝砂糖的錫盒
一個錫制火柴盒，空的
12塊白色破布，有些略帶血跡（月經帶）
一塊白色粗亞麻布
一塊藍白相間的襯衫衣料，三角形的
一塊包著大頭針和縫衣針的紅色法蘭絨布
六塊肥皂
一把細齒梳
一把白柄餐刀
一把金屬茶匙
一個帶白色金屬配件的紅色皮革煙盒
一個麻線團
一條縫補過的白色舊圍裙
幾粒紐扣和一枚頂針
一個裝有兩張當票的芥末錫罐
一副眼鏡的一部分
一隻紅色露指手套
致謝
撰寫這本書使我經歷了一次在智力上和情感上都不可思議的旅程，我要感謝那些在不同階段幫助過我的許許多多的人。從一開始，克萊爾·麥卡德爾和朱莉婭·萊特就是我的兩名重要參謀，她們不僅提供給我很多知識，還幫助我鞏固了想法。丹尼爾·奧爾森和斯蒂芬·蘭卓夫也是如此，他們各自對伊麗莎白·斯特賴德的世界提供了寶貴的見解，並協助我獲取和理解了大部分在瑞典的材料。哥德堡的海倫娜·伯林、阿恩·雅各布森和奧拉夫·雅各布森同樣值得我感謝。
能夠與尼爾·謝爾登和詹妮·謝爾登會面並交流思想和研究，是一件非常令人愉快的事情，他們在多年前率先鑽進故紙堆中，開始拼湊這五位女性生平的基本資訊。任何對波莉、安妮、伊麗莎白、凱特和瑪麗·簡有興趣的人都會感謝他們的努力。我很感謝梅拉尼·克萊格促成這一相識，也感謝亞當·伍德和弗羅格·穆迪，他們幫助我與開膛手學界的人取得了聯絡。
我的研究日程安排得很緊張，在準備本書的過程中，我必須閱讀大量的材料。露西·桑托斯、菲比·卡曾斯和溫迪·圖爾提供的協助對該專案具有重要價值，薩拉·默登和喬安妮·梅傑也作出了極有洞察力的貢獻。我欠漢娜·格雷格和約克大學一個人情，因為他們給我送來了勤奮而熟練的史學工作者薩拉·墨菲來做我的實習生。我還要感謝安東尼·里斯、琳賽·菲茨哈里斯、安東尼·馬丁和德魯·格雷提供的專業知識，以及皮博迪的克里斯蒂娜·瓦格、倫敦大都會檔案館的馬克和溫迪、聖母瑪利亞社群的伊麗莎白·簡修女特別付出的大量時間。我也不能忘記感謝倫敦圖書館提供瞭如此可靠的資料和完美的工作環境。
最後，還有那些從本書的創作之初就為我打氣的人，他們的支援不能不提：我的經紀人薩拉·巴拉德和她的助手伊萊·克倫，以及聯合代理公司的亞絲明·麥克唐納和度諾與卡爾森＆勒納公司的埃莉諾·傑克遜，他們是一個夢幻般的團隊。同樣，如果沒有英國和美國編輯團隊的好眼光和不懈的熱情，這本書也不會誕生。我在全斯伍德出版社的編輯簡·勞森是一個絕對的明星人物（一如既往），霍頓·米夫林·哈考特出版社的妮科爾·安傑洛羅同樣如此。索菲·克里斯托弗、艾瑪·伯頓、凱特·薩瑪諾、麗琴達·託德以及全斯伍德出版社和霍頓·米夫林·哈考特出版社的許多其他人都為此書的面世提供了幫助，對此我表示由衷的感謝。
作家的大部分時間都沉迷於自己的腦內世界，如果沒有那些將之強行拉回現實的人，作家將一無是處。我的丈夫忍受著我暫時轉變為一個醉心於研究的開膛手學者，我經常對著家人和朋友大談我的最新研究，相信他們也已不勝其煩。對於你們，我最愛和最珍惜的人，我不僅表示衷心的感謝，也獻上最誠摯的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