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3年前後—1888年11月9日
17瑪麗·珍妮特
19世紀81年代初，在倫敦西區尋歡作樂的紳士可能會發現，樂子比前些年難找多了。曾經夜夜笙歌的倫敦乾草市場，在過去的十年裡已經沉寂了。阿蓋爾花屋業已衰敗，過去有錢的「大人物」曾在這裡豪飲香檳，與穿著絲綢衣服的妓女跳舞到深夜，如今花屋那鍍金鑲緋的大門緊緊鎖著。皮卡迪利街上「夜貓店」的燈光熄滅了，以前「浪蕩人」和他們「弱不禁風的同伴」會在普通店家打烊後去那裡抽根雪茄、吃點宵夜。酒足飯飽後，他們興許會找個地方開房，而那些提供住宿的地方也已不復存在。甚至連掛著錦緞和鏡子的妓院也紛紛關門大吉。最終，色情業被迫轉入地下。
富有的紳士，尤其是住在聖約翰伍德、布朗普頓或皮姆利科的高階妓女青睞的那些客人，可能會有幸收到私人舞會的邀約。在牛津街和馬裡波恩之間的某處，主辦者為大約81名客人（41名男性和41名女性）租下一個宴會廳。每位男賓會支付一位女賓的入場費，裡面包括了場地的租金、樂隊和晚餐的費用。粗粗一看的話，這些頭戴禮帽、身著晚裝、齊聚一堂的紳士似乎並無任何不妥之處，而那些穿禮服、戴珠寶的年輕美女也沒有什麼不同尋常。正如那位只以「沃爾特」之名傳世的花花公子在回憶錄中所記錄的那樣，他參加的這個場合沒有任何東西顯得「不雅」或異常，除了一點，「不需要介紹，男人就任意邀請女人跳舞……而女人也毫不猶豫地邀請男人跳舞……」。然而，晚餐過後，氣氛就為之一變：「舞蹈變成了嬉鬧，情慾開始滋生……挑逗的對話此刻成了夜晚的主旋律，粗言穢語隨處可聞，男人在跳華爾茲時親吻女人的肩膀，有一兩對男女在跳波爾卡舞時，輕輕撞擊著彼此的腹部，暗示著想要來上一發。」最終夜晚落下帷幕；人們成雙結對地坐著馬車離開，只不過是換成在綠樹成蔭的郊區鳳樓裡繼續私下的狂歡。
在1883年到1884年間，正是在上述這樣的場景裡出現了一個自稱瑪麗·簡·凱利的女人。她所講述的有關自己的故事可謂真真假假，虛實難辨。她要麼是借用熟人的身份添油加醋了一番，要麼索性就憑空胡謅一通，這種做法在她這行中相當普遍。
根據瑪麗·簡講述的其中一個版本，她於1863年前後出生在利默里克。父親約翰·凱利在她很小的時候就帶著全家跨越愛爾蘭海來到威爾士，並在卡那封郡或卡馬森定居了一段時間，在當地的一家鋼鐵廠做工頭。她稱家裡連自己在內共有九個孩子：六個弟弟年紀較小，1888年的時候仍然住在家裡，此外有一個叫亨利的哥哥在蘇格蘭衛隊第二營服役，奇怪的是大家一般叫他約翰或「約翰託」。瑪麗·簡還有一個姐妹，她說這個姐妹「非常喜歡她」，平時跟著姨媽「從一個集市趕往另一個集市」，過著體面的生活。瑪麗·簡自稱在16歲時嫁給了一個名叫大衛斯或戴維斯的煤礦工人，此人一兩年後在一次爆炸事故中去世。丈夫死後，她去了卡迪夫，那裡有她的親人。在卡迪夫期間，她「在診療所裡待了八九個月」，然後和一個「過著墮落生活」的親戚家的姐妹成了好朋友。雖然沒有直接承認，但她暗示正是這段關係將她引向了賣淫之路。大約在1884年或是稍早的某個時候，她來到了倫敦，「住在倫敦西區的一家娼館裡」。
以上是她告訴舊情人約瑟夫·巴尼特的說法，但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堆前後割裂的片斷。對其他認識的人，她講述的版本則略有不同。她告訴其中一個人「她是威爾士人，父母親拋棄了她，現在仍然住在卡迪夫」。她說她是從卡迪夫直接來到倫敦的。「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她是威爾士人，她的父母或親戚住在卡迪夫。」另一個人說。有趣的是，這名知情者還說瑪麗·簡出身卡迪夫，家境「優渥」，早在1882年或1883年就來到了倫敦。她被形容成「一個知書達理的文化人和品位不俗的藝術家」。另外兩人，她的房東和一名倫敦城傳教士稱，瑪麗·簡對他們說自己是愛爾蘭人，還說母親會從愛爾蘭老家給她寄信。使得真相更為撲朔迷離的是，一位鄰居說瑪麗·簡經常和她談起家人和朋友，還說「她在倫敦有個做女演員的親戚」。與此同時，她還告訴其他人自己有一個兩歲的孩子，出生時間算起來應該是在1883年前後。
有關瑪麗·簡所說的自己來倫敦之前的生活情況，沒有一件事是能得到證實的。1888年，警方在利默里克和威爾士兩地進行了調查，但都一無所獲。那名在蘇格蘭衛隊的兄弟也查無此人。當她被謀殺的訊息傳遍英國乃至全球時，沒有一個過去的朋友或親屬在聽到瑪麗·簡·凱利這個名字或她自述裡的隻言片語後，站出來表示自己覺得耳熟的。在隨後的幾十年裡，種種探尋她過往經歷的嘗試同樣徒勞無果，在威爾士或愛爾蘭的人口普查或教區記錄中，找不到任何凱利、戴維斯或瑪麗·簡的身影。由此可以得出的結論只有一個，那就是瑪麗·簡·凱利關於自己生活的說法乃至她的名字都是捏造的。
在19世紀，為自己創造一個新身份是相對簡單的。只消搬到另一個城鎮甚至另一個區，再換個名字就行了。許多人編一段經歷，改換裝扮和舉止，便能搖身一變攀上高枝或混入下流。然而，良好的教育及其在人身上留下的深刻烙印，就遠不是那麼容易偽造或隱藏的了。一個人的受教育程度不僅體現在其讀寫能力上，還體現在其言談、風度、愛好上，此外也經常通過其藝術或音樂素養顯露出來。當窮人只能承擔最敷衍的教育時，上升中的中產階級為了彰顯社會地位而在子女教育上投資，使後代在舉手投足間都能受人尊敬。
據認識瑪麗·簡的人說，她「出身很好」，一看就和周圍人不一樣。一位女房東評價她「文化水平」頗高，還說她是個有才能的畫家。要知道在那個年代，只有時髦的女子學校才會教授學生畫畫。一個來自窮苦的農村大家庭的女孩，不可能有機會學習畫畫，也買不起畫材、得不到鼓勵。更有意思的是，凡是認識瑪麗·簡的人，沒有一個提到過她有口音，有人打聽她出身哪裡，得到的答案也只是她來自威爾士或愛爾蘭。如果她有威爾士或愛爾蘭口音的話，那麼這種口音估計輕微到很難聽出來，也許她專門上課糾正過發音吧。「如果你在大街上遇到她，你一定想不到她其實是個底層姑娘，」一位在白教堂時和她相識的傳教士說，「她總是打扮得整潔得體，看起來又漂亮又大方。」凱莉告訴約瑟夫·巴尼特她的父親是一名「廠頭兒」，在鋼鐵廠裡有一定地位，說不定這是真的。巴尼特可能誤以為瑪麗·簡的父親是工頭，而實際上她的父親沒準是工廠老闆，或者擔任著管理層的職務。那麼她的好出身自然也就說得通了。
儘管瑪麗·簡堅持說她在16歲時與一個名叫戴維斯或大衛斯的礦工合法結婚，但人們沒有發現任何記錄可以證明這一點。如果她確實與一個男人相好過，那多半是作為情婦或姘頭。這或許也呼應了瑪麗·簡在1883年前後誕下一子的說法，據說當時她在卡迪夫的「一家診療所」裡待了八九個月。如同瑪麗·簡講述的其他內容一樣，人們沒有找到關於孩子出生及其之後命運的任何痕跡。19世紀81年代，極少有人能在公費出資的綜合醫院裡留院這麼久，因此更有可能的情況是，這段時間她是待在某個私人機構裡，也許是一家墮落女子的感化院，又或者是一家收容所。如果中產家庭發現女兒違背倫常與人私通，那麼上述兩個地方都是合適的求助物件。在當時，卡迪夫至少有兩處墮落女子的庇護所：新教慈善堂和善牧天主教修道院。兩家都接納來自下層社會的十幾歲和二十幾歲的年輕女性。據稱，中產出身的女孩有時也會參加這裡的改造計劃，內容主要包括宗教教育以及家務技能和女紅的培訓。然而，對於一些中產家庭來說，女性在性上的越軌之舉是一種精神障礙，需要交由專業的醫生來處理。在這一時期，卡迪夫未設有自己的精神病院，而是將「病人」送至位於卡馬森的聯合郡立瘋人院，卡馬森也正是瑪麗·簡說自己曾經待過的地方。
雖然這段時期發生的事情確切的先後順序並不清楚，但瑪麗·簡似乎告訴過約瑟夫·巴尼特，她是在離開「診療所」後，才與她那不規矩的姐妹交好的。由於收容所和庇護所對墮落女子的改造往往不太成功，她所說的這一順序也不是不可能。遺憾的是，約瑟夫·巴尼特從未詳細說明瑪麗·簡在提到她姐妹時所說的「墮落生活」具體是什麼意思。她是某群風流的「浪蕩人」中的一員嗎？她是妓女還是某個男人的情婦？她是個鴇母嗎？是她作為中間人促成了瑪麗·簡搬到倫敦嗎？
瑪麗·簡的敘述中存在著許多漏洞，而最大的漏洞當屬她沒能解釋清楚自己離開卡迪夫去倫敦西區「娼館」的途徑或原因。在19世紀，對一名單身女性而言，移動或搬遷到另一個城鎮並不是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儘管倫敦與卡迪夫有鐵路相連，但無論從地理上還是從文化上，倫敦與威爾士仍有相當大的距離。一般來說，年輕的未婚女子隻身來到倫敦有兩個原因：一是有人為她們安排了工作，二是她們有住在倫敦的熟人或親戚。瑪麗·簡來到首都肯定是出於其中的至少一種原因，否則作為一個初來乍到的人，她將很難找到門路一步跨進服務中上階層的賣春行業。在一個紛繁複雜的城市裡，但凡想要進入任何「上流」社交圈，人脈關係和當地的情報是必不可少的。可能有某個熟人介紹瑪麗·簡認識了一個為女子引見紳士的「女房東」。也可能她是和某個情人一起從卡迪夫來到倫敦的，又或者她是打算去倫敦投奔某個情人。
19世紀的最後25年間，妓女們已經很少在自己的住處附近招攬顧客了。那些在皮卡迪利、乾草市場和攝政街站街的人，更傾向於把家安在遠離倫敦市中心的地方。較貧窮的女子往往落腳東區，那些為中上流階層服務的人則選擇住在切爾西、皮姆利科、聖約翰伍德以及騎士橋和布朗普頓的某些街道，瑪麗·簡·凱利就租住在這一帶。
自19世紀中葉以來，從騎士橋軍營通往布朗普頓路、最西延伸至布朗普頓廣場的那些小街小巷，就作為軍官情婦、女演員和藝術圈人士的避風港而聞名，這些人躲在百葉窗和深色天鵝絨窗簾後面，小心謹慎地行著恣情縱欲之事。1881年，環繞綠地建造的布朗普頓廣場似乎深受一些自稱「寄宿屋管理人」的女房東偏愛。這裡的15號住著兩位「女演員」，房東叫瑪麗·傑弗里斯，她是維多利亞時代最響噹噹的鴇母之一，其主顧包括眾多貴族、政治家、富商和至少一名王室成員。她的住宅和姑娘遍佈倫敦的西部和北部，15號僅僅是這位老鴇在布朗普頓和切爾西坐擁的眾多房產中的一處。傑弗里斯隔著安全距離經營她的生意，好似一個女傀儡師，安排手下的「女孩」在不同地點約見客人，從而使自己的手儘可能保持乾淨。雖說接受瑪麗·簡寄宿的「法國女人」不太可能擁有這樣一個帝國，但她做生意的方式多半也相差無幾，在她的運作下，「房客們」有機會結識到一些紳士客人。
儘管經營中高檔業務的老鴇會幫忙介紹男人，但到了19世紀後期，顧客想找女人未必要親自登門。在某些情況下，幽會是通過信件往來或口頭交談來安排的，其餘則是依靠一些意外邂逅。有一回，「沃爾特」得知馬裡波恩一家偽裝成商店的地下妓院，靠的就是在火車上與開店的鴇母眉來眼去了一番。在沃爾特與她攀談後，她告訴沃爾特自己是個裁縫，店裡只僱用最漂亮的女孩。下車前，她遞給沃爾特一張卡片，邀請他「打電話過來，試試她家的手套」。沃爾特確信，她通過火車等公共交通工具與男人接觸，招攬到了大量生意。傑弗里斯夫人挑起新客興趣的方法之一，是坐著她的豪華馬車前往衛隊俱樂部，向官兵們分發私人請柬，邀請他們來見見她手下的年輕小姐。頭部軍團中的軍官是尤其好的主顧，他們來自有錢有名望的家庭，在軍營中既不缺錢也不缺時間。考慮到瑪麗·簡住得離騎士橋軍營很近，這一帶又有很多官兵的情婦，她的顧客中可能不乏這類男人，也許就包括她提到的蘇格蘭衛隊第二營的亨利或「約翰託」。「約翰託」沒準兒根本不是她的兄弟，而是她以前認識的做軍官的相好，當他被派駐到國外時，兩人之間保持著通訊聯絡。
那些通過鴇母尋找像瑪麗·簡這樣的女子陪伴的男人，除了要求性服務之外，還希望能快活地消遣一晚。沃爾特的裁縫老鴇向他介紹了一個在自己店裡工作的年輕女子，名叫索菲，兩人在店隔壁的房子里正式見了面。老鴇告訴他，他不能在店內與索菲發生性關係，而是要先付給自己5英鎊，然後第二天晚上請索菲吃飯。五六年前，像沃爾特這樣的男人可能會在阿蓋爾花屋與索菲或瑪麗·簡見面，然後帶她們去旅館，但如今，夜晚往往在攝政街69號的歐洲咖啡館或乾草市場被稱為「吉米家」的聖詹姆斯餐廳等場所拉開帷幕。在這裡，女子和她們的男伴可能會先在一個煙霧繚繞、裝點著鏡子和棕櫚樹的餐廳裡碰面，服務員都是法國人和義大利人，對所有客人一視同仁。兩人飽餐了牡蠣、惡魔羊腰和烤牛肉，灌下一杯杯的香檳酒、摩澤爾葡萄酒和德國白葡萄酒，而後乘坐出租馬車或是男方的馬車，前往地下旅館或回到女方的住處。這樣的幽會並不一定在第二天早上結束，也不是非得在餐廳開始。他們可能會去戲院、遊樂劇院、賽馬會或其他娛樂場所，直到這位紳士「精」疲力盡，厭倦了女人的陪伴，或者被工作召回。既然享受到了女伴帶來的快樂，他也要付出相應的代價。這個「代價」通常包括購買「小飾品」和支付現金。除了裁縫老鴇問沃爾特要了「五英鎊預付款」外，索菲還設法從他那裡討到了「三枚一磅金幣和一身新裙子」，作為陪伴他一夜的報酬。
依約赴會只是性工作者做生意的方式之一。妓女們不管檔次高低，都會通過公開亮相來接觸潛在的客人。這包括在某些遊樂劇院和戲院的廊道和樓座中現身，以及上街攬客。在阿蓋爾花屋關門後的幾年裡，西區那些衣著光鮮的妓女和她們聲名狼藉的客人們都轉戰去了萊斯特廣場的阿爾罕布拉劇院。一位叫丹尼爾·約瑟夫·柯萬的社會觀察家描述了1878年某個晚上的情景，當時他穿過一群「抽著煙的年輕小姐」，進入了劇院的廊道。他發現這裡「擠滿了男男女女，他們從彼此身邊走過，欣賞舞臺上的表演，在吧檯邊喝酒，粗魯地蹭來蹭去，並大聲笑著」。他驚訝地發現，這些男人看上去「身份不低」，女的則是「一些活潑開朗、模樣討喜的姑娘，教養相當好，她們的衣品遠勝過機械師和小店老闆老實巴交的妻子或戀人，那些女人多坐在彩色欄杆圍起的正經席位裡」。不過，阿爾罕布拉對各種檔次的妓女都相容幷包，那個晚上，一名警長估計劇院裡「至少有1211名倫敦女子」。登上劇院樓座後，柯萬注意到氣氛發生了變化，「喧鬧聲和煙霧使這個地方令人難以忍受」，而且「女性的舉止沒有絲毫的掩飾」。比這更糟的要數最頂層的樓座，那裡是「二流子扎堆的地方」，他在見識過後忍不住表示，「當一個女人去阿爾罕布拉的六便士頂層樓座時，她確實已經徹底沒救了」。
當不在阿爾罕布拉或類似場所廝混時，西區的中等妓女也會靠街頭拉客來尋找生意。乾草市場、攝政街、皮卡迪利以及從這些地方通往萊斯特廣場和蘇活區的小街道，共同組成了妓女們的練兵場，她們在這一帶設計了各自的巡迴路線。一次緩慢而曲折的巡遊可能從皮卡迪利圓環開始，然後沿攝政街前行，她會一邊不緊不慢地注視著商店櫥窗，做出彷彿在欣賞帽子、瓷器或玩具的樣子，一邊小心地掃視兩旁，留神觀察那些放慢腳步並靠近她的男性到底是真的來買東西的，還是她潛在的客人，抑或是警員。如果運氣不佳，她可能會穿過馬路繼續往南走，也許會在歐洲咖啡館駐足，希望在那裡能和某位紳士看對眼。這也不奏效的話，她或許會沿著考文垂街向東走到萊斯特廣場，去一下那兒的阿爾罕布拉劇院。當晚這一路上，她至少會有一次，碰到某個男人走過來向她脫帽示意。他興許是注意到了當她穿過馬路並踏上街沿時，把裙子下襬提得比正常情況高了幾公分；然而，繁忙的西區也有許多在下班回家路上的規規矩矩的女店員和為女主人外出辦事的女傭，他不得不小心謹慎地避免說出一些冒犯人的話。即便是經驗豐富的花花公子沃爾特也表示，他經常覺得很難分清妓女和「良家女孩」。他曾尾隨一名女子，從龐德街一直跟到皮卡迪利，因為「她穿得很整齊，像個高階女僕，我無法斷定她是否是妓女……她停下來看商店的樣子不像是別有用心。當她這樣做時，我也停下腳步，站在她身邊看櫥窗」。
在倫敦的這個街區，有意向的客人有義務主動起頭搭話，妓女一方則必須作出回應，要麼是調情般地故作驚恐，要麼是欣然接受。最終，沃爾特向這位年輕女子靠攏，並問道：
「我可以和你一起回家嗎？」
她彷彿略帶吃驚地看著我，然後猶豫了一下說：
「可以，但我家離這裡有五公里——」
「我們叫輛車好了——」
「哦，不，我不能帶你回家。」
最後沃爾特叫了一輛出租馬車，在十分鐘車程的地方為兩人找到了「一家舒適的旅館」，從而挽回了局面。
雖然皮卡迪利和萊斯特廣場的周邊一帶形成了尚有體面的倫敦高階性交易中心，但這並不是說倫敦的廣大地區乃至西區的其他地方就沒有色情業了。19世紀81年代初，河岸街和查令十字車站之間的地區仍然是站街女的聚集地，這種情況持續了一個多世紀，而西區的其他街道，如萊斯特廣場以北的布魯爾街和儷人街，則以妓女年齡較大、價格較低而聞名。賣淫業也開始接近火車站，進入有流動人口、酒店和寄宿屋的地區，如尤斯頓和維多利亞。然而，瑪麗·簡，作為一個二十出頭、正處於事業高峰期的年輕女子，會發現自己很容易就能在市中心過上好日子，在性交易行業的金字塔尖混得風生水起。她身高171公分，是時下流行的高大豐滿型身材，有著藍眼睛和濃密的長髮，這種富有吸引力的外形條件讓她可以「坐著馬車到處跑」，「過著淑女般的生活」。她自稱瑪麗·珍妮特，並收集了「許多昂貴的衣服」。那些混跡於阿爾罕布拉、歐洲咖啡館和吉米家的人無疑都很熟悉她。
瑪麗·簡也習慣於衣冠楚楚的紳士們對她的殷勤和承諾：邀請她去賽馬場看比賽，為她購買手套和珠寶，許諾給她享用不盡的美酒佳餚。這行中最精明的女人都明白，她們的青春魅力稍縱即逝，為了利用好自身的價值，她們必須抓住擺在面前的每一個機會。因此，當「一位紳士」提出要帶瑪麗·簡去巴黎時，她同意了。
如同瑪麗·簡向約瑟夫·巴尼特講述其他過去經歷時的做法一樣，她沒有透露這個特殊的提議是怎麼來的、那位紳士的名字叫什麼，也沒有提及有關這次旅行的任何細節。人們不知道她是如何認識這個男人的，也不知道這人究竟是客人、戀人、熟人還是來給她介紹生意的人。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這次巴黎之行並非表面上看起來的那樣。瑪麗·簡的法國房東老鴇或許也在其中扮演了某個角色。在那個時代，跨國旅行者會將行李單獨寄往目的地，瑪麗·簡將她大部分的昂貴衣服都裝進了一個大皮箱，顯然是希望老鴇能將箱子寄到她在巴黎的住址。但這個箱子從未被寄出，也許正是箱子沒到這件事讓瑪麗·簡第一次產生了警覺——她有可能被騙了。
19世紀最後25年間，在英國和歐洲大陸之間販賣婦女已成為一樁有利可圖的生意。鐵路網和航運的擴張使得人和貨物的運送都變得更加便宜和便捷。同時，這也使得這些「貨物」能夠進入更廣闊的市場，滿足更多的特殊口味。正如倫敦成為法國、比利時和德國來的年輕女性的接收中心一樣，淫媒也物色英國姑娘並運往上述幾國乃至其他國家的妓院。一名曾經的人販子在接受斯特德的採訪時估計，光是比利時和法國北部在1884年就至少接收了251名英國女性。其中，三分之二的人是被誘拐的，她們以為能去國外做傭人或是跟人結婚。通常，人販子會給她們灌酒或下藥，塞給她們偽造的旅行證件，再把她們綁上火車。
1879年，阿德琳·坦納，一個新近失業的女傭，就驚恐地發現自己落入了這種境地。剛開始一切看起來都很正常，當時約翰·薩勒卡特，一個「穿著體面的人」，操著外國口音，在鐵路候車室與她攀談。一次偶然的機會，阿德琳再次遇到了「薩勒」，這次她同意和他在蘇活區的一家酒店喝一杯。如果是一個更有社會經驗的年輕女子，比如像瑪麗·簡這樣瞭解色情行業的人，很快便會察覺到苗頭不對，但19歲的阿德琳是一個處女，而且少不經事。薩勒不停給女孩灌酒，很快「她就連（她）說了什麼都不記得了」。薩勒趁機把她介紹給同夥，一個叫弗雷德里克·舒爾茨的英俊的比利時人，這人和薩勒卡特一樣，是個牽線的，也就是替歐洲妓院物色女孩的人。喝得天旋地轉後，阿德琳被帶到了她未來的皮條客面前。這是一個叫愛德華·羅歇的法國人，在簡短的交談之後，他告訴她，他「非常喜歡（她）；他想帶她去巴黎，如果見識完他的豪宅、馬車等家產後，（她）願意做他妻子的話，他會娶（她）」。這位醉醺醺、暈乎乎的女傭熱情地答應了。當然，問題在於阿德琳和另外兩名被薩勒和舒爾茨騙來的年輕女子並不是要去巴黎，而是會被送往布魯塞爾，鎖進風月場（也就是國家批准的妓院）的房間裡。在離開英國之前，人販子給這三人都發了假身份證。抵達比利時後，女孩們被警告說這實際上是非法的，她們但凡想從羅歇那兒逃出去，立馬就會被逮捕。
雖然有些人是被騙到國外後才開始賣淫的，但據悉在同意去海外的女性中至少有三分之一已經在從事性交易，並且「急於尋求改變」。斯特德在其1885年的系列文章《現代巴比倫的少女祭品》中，探討了婦女和未成年少女買賣的黑暗世界，他講述了「阿梅莉亞·鮑威爾」的故事，這名女子發現自己被從倫敦運到了波爾多的一家妓院。雖然阿梅莉亞從未公開承認過，但她暗示自己在離開丈夫後「瀕臨貧困」，於是開始從事賣淫活動。她聲稱，「一位可靠的朋友」熱心地將她介紹給在攝政街開雪茄店的「某個希臘人」。這個人承諾，他可以在波爾多為阿梅莉亞和另外三名女性提供「很好的工作」。對方沒費多少口舌，她就同意去了。阿梅莉亞承認：「我一口答應了下來……這樣就可以逃離在倫敦的熟人和痛苦的生活。」然而，在波爾多沒待多久，她們就明白了所謂「很好的工作」到底是什麼。阿梅莉亞說，一進入風月場，「老鴇就收走了我們的衣服，並讓我們換上絲綢裙子和其他飾物」。她被告知，她欠老鴇1811法郎，這不僅包括她被迫穿上的衣服，還包括「被帶到這裡的佣金費用」。老鴇以此來逼迫她們還債，同時也使得她們不敢逃走，不然她們將被指控偷竊。老鴇跟她說，一旦通過接客還清欠款，她便可以自由離開，但很快她就瞭解到這也是不可能的：「當賬上顯示你只欠四五百法郎時，老鴇就開始連蒙帶騙地誘使你收下別的衣服。如此你便會日復一日地繼續幹下去。」
幾個世紀以來，這樣的騙術在妓院中屢見不鮮，不僅新手會上當受騙，連經驗老到的妓女也可能中招兒。那些參與跨國性販賣的人謹慎而周全地謀劃行動，好讓被賣往海外的女性對將要發生的事渾然不覺。瑪麗·簡的法國女房東或許在把她送往巴黎的過程中也出了力，與那些「紳士」勾結把她賣到了當地的妓院。不管是出於什麼原因，總之她似乎很確定，瑪麗·珍妮特在抵達風月場後，將不再需要她那一箱漂亮的禮服了。
一旦進了風月場，妓女的生活就要受到極其嚴格的管控。為了使街上沒有明顯的賣淫擾民現象，法律對妓女在風月場內外的行動都進行了限制。妓女只被允許在特定時間內出現在公共場合，即便如此也不可成群結隊或在妓院門口遊蕩，連窗戶也必須緊閉，不得從視窗露臉。此外，所有新來的妓女都要在風化警察（監管機構）處登記，並接受每週兩次的性病檢查。如果還債的苦役還不足以摧毀被賣婦女的意志，那麼嚴格限制其個人自由的法規也足以讓她死心。一旦落入異國風月場的鷹爪之中，一個沒有朋友、無法用法語交流的女人幾乎不可能逃脫。
瑪麗·簡對此一定深有感觸。她對約瑟夫·巴尼特解釋情況的時候說自己去了巴黎，但由於「不喜歡那個事情」，就沒有留下來。巴尼特似乎暗示，她說的「事情」二字，透露出了她被帶去那裡的「目的」。她不到兩個星期就回來了。她究竟是如何逃出為她設下的圈套的，這完全是另一個謎。正如薩勒卡特對斯特德說的那樣，女孩到了國外後「起疑心」和「有所警覺」的情況並不罕見。如果瑪麗·簡像人們所說的那樣受過良好的教育，她應該至少會一點基礎的法語，這或許幫到了她。如果這些被稱為「人肉包裹」的女孩能夠與警察溝通，可能會對人販子構成有力的威脅。然而，即使女孩已經被送達目的地，人販子和妓院老闆仍然不能高枕無憂。根據法律規定，任何人（通常是風月場某個好說話的客人）都可以向風化警察舉報，而風化警察「必須依法釋放任何違背其意願被扣留在妓院的英國姑娘，即便她沒有還清債務」。人販子和妓院白花了錢，不會甘願吃這種啞巴虧。而對他們來說，更頭疼的或許是，有一個可以證明他們罪行的年輕女人逃亡在外。
正如斯特德強調的那樣，國際奴隸販子可不是能隨便玩弄的人。這些團伙由一些極其危險的人在管理；大多是「坐過牢的人，他們太瞭解牢裡的生活有多難受了」，只要能避免再被判刑，他們會毫不猶豫地「除掉一個棘手的證人」。從老鴇手下逃脫讓瑪麗·簡惹上了一些可怕的敵人，即便這並非她的本意。現在，雖然成功躲過了巴黎一劫，但她在倫敦再也過不上無憂無慮的日子了。
18賣笑生活
夏季時節，從法國北部港口布洛涅駛出的船隻載著巴黎來的旅行者，在倫敦塔旁的聖凱瑟琳碼頭靠岸。比起穿過馬路往東走，下船的乘客多半會選擇從舷梯下來，向西前往市中心。就在離混亂的碼頭、成堆的行李和貨物不遠的地方，蒸汽的氣浪和瀝青的臭味襲擾著某一條路上的來往車馬，這條路叫拉特克利夫公路。乍一看，路的入口處是一派單純的商貿景象：為海員而設的商業中心裡擠滿了船舶用品市場、燈具倉庫、水手服飾店和一些昏暗的豪華酒吧；然而，沿著大道再往前走，就會發現這個地區的真實面目。廉價寄宿屋取代了船具店，啤酒屋緊挨著酒館和遊樂劇院，犯罪的氣息變得越發明顯起來。
拉特克利夫公路不僅是一條路，也是一片街區，有著自己的特點，源源不斷湧入的船隻和在街頭尋覓酒色的水手成了這裡經濟的主要推動力。在19世紀末，此地仍然保留著其在1811年獲得的兇殘名聲，當時這裡有七個人在床上被謀殺，這是英國最早的連環殺人案之一。儘管有著燃燒的煤氣燈和快活的波爾卡旋律，但拉特克利夫公路實質上是一個黑暗而潦倒的地方。操著各國語言的顧客充斥著遊樂劇院和隨點隨喝的酒窖，打碎玻璃和下巴、灑落酒水和鮮血對這群人來說都是家常便飯。到了深夜，尋歡作樂的人跌跌撞撞地尋找著無證酒吧和鴉片煙館，騷亂隨之蔓延到周圍的街道，四處是尖叫、爭吵、搶劫、歌聲和交媾。
瑪麗·簡當然沒有想過有一天自己會來到拉特克利夫公路，但情勢所迫，她也沒什麼選擇。如果回到西區是安全的，那她多半會去那兒繼續過她的老日子。高階的妓女並不是獨來獨往工作的；她們會獲得許多朋友提供的門路，也會了解其他房東鴇母的情況，知道自己如果要另謀高就的話可以去找誰。在危難時刻尋求好主顧或舊情人的幫助，對這些女人來說也是常事。倘若瑪麗·簡認為自己沒有被壞人找到的風險，她本可以向許多人求助，並輕鬆地在阿爾罕布拉的廊道和歐洲咖啡館的餐廳裡重返自己的位置。然而事實相反，她選擇從聖凱瑟琳碼頭向東轉，踏上拉特克利夫公路。
彭寧頓街79號位於布瑞澤丘的拐角處，離碼頭只有十來分鐘的步程。1874年以前，這座面朝倉庫、蒙著煤煙的磚房一直是一家叫「紅獅」的酒吧，它最近才被改造成住宅。1885年，這裡居住著米勒夫婦（一家做裁縫的德國人）、一對荷蘭伴侶（伊麗莎白·布基和約翰尼斯·摩根斯頓），以及他們的一對雙胞胎女兒。其中自稱布基夫人的女子出生於荷蘭，原名伊麗莎白·布魯馬，家裡是製糖的，在她年少時，她全家似乎就已經移民並定居在了彭寧頓街。最終，伊麗莎白嫁給了荷蘭同鄉路易斯·布基，此人自稱是一名煤氣裝配工。然而神秘的是，作為一個拿著工人薪水的人，布基先生居然開始置辦房產了。最晚在1881年，彭寧頓街79號就落入了他的名下。
布基似乎把原來的「紅獅」租給了米勒夫婦，米勒夫婦在他的授意下，又將房間分租給了妓女。這種做法在當地並不少見，畢竟只要對房客乾的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就能輕輕鬆鬆地賺取租金。當米勒夫婦替路易斯·布基照管「髒活兒」時，路易斯卻樂得與妻子家人住在其他地方。但是，在路易斯於1882年去世後，伊麗莎白決定接手丈夫投資的事業。她和她的新情人約翰尼斯·摩根斯頓一起搬進了彭寧頓街79號，就住在米勒夫婦的樓上，希望能在色情業裡搞出點名堂。
彭寧頓街79號很可能只是路易斯·布基名下類似的幾處房產中的一處。有趣的是，就在伊麗莎白和約翰尼斯搬到彭寧頓街的同時，約翰尼斯的兄弟阿德里安納斯·摩根斯頓也搬到了另一處在波普勒的房產，和一個名叫伊麗莎白·費利克斯的女人同居。據阿德里安納斯的子女說，這座房子也被用作妓院。儘管布基夫人看起來是一個果決的企業家，但唯有在摩根斯頓一家的協助下，她的商業嘗試才真正發展為一個家族企業。
雖然布基—摩根斯頓一家至少佔用了79號樓上的一個房間，但作為一家曾經的酒吧，79號還剩下好幾個房間可供出租。1881年，三名年輕女子：21歲的瑪麗·比默和埃達·金，以及21歲的埃米莉·查利斯住在那裡。根據人口普查記錄，普查員打電話來的時候，她們正在陪著兩個水手客人。當瑪麗·簡，一個22歲的漂亮「賣笑姑娘」出現在門口時，布基夫人知道，她正是自己要找的那種房客。不知她向新鴇母透露了多少自己的經歷，但如果凱利不是她的真姓，那麼她很可能是在這一時候編出了這個姓。從法國回來後的瑪麗·簡希望自己不要被人找到，如果追捕她的人是以威爾士女子為目標的話，那麼給自己冠上愛爾蘭最大眾的姓氏之一，偽裝成愛爾蘭人掩人耳目，是很明智的做法。
即便瑪麗·簡來到彭寧頓街79號時身無分文，布基夫人也有把握她很快就能賺到房錢，不過事實證明，拉特克利夫公路沿線的妓院、客人甚至接客方法都與她在皮卡迪利習慣的有些不同。「拉特克利夫和沃平有自己的規矩，」社會改革家愛德華·w.托馬斯寫道，「最能說明這一點的莫過於水手和妓女之間的交往方式……」在到訪該地區時，托馬斯觀察到，在攬客方面，妓女之間存在著某種協議。這些女子和皮條客、老鴇時刻關注著船隻入港的訊息，「船一到碼頭，許多空閒的妓女就會下到入口處，然後在那裡使出渾身解數誘惑海員……」。水手在岸上的這段時間裡，他們之間的伴遊關係會具有一定的約束力。托馬斯說，水手們有選擇「專屬女孩」的習慣，拉特克利夫的色情業便充分利用了這一點。水手選擇的「女孩」會「陪著他四處轉悠，一般都是在附近，夜裡狂歡……白天兩人在床上睡覺」。在此期間，哪怕他對情人的興趣淡了，「只要他的錢還沒花完，女方就不會讓人搶走他」。當他掏空了錢包，或者岸上假期結束了，妓女也總可以期待下一船的海員，或是用老辦法招攬生意；她們可以站街，在眾多的酒館、豪華酒吧或遊樂劇院裡找一家去拉客。
正如道德家所指出的那樣，在招攬生意這方面，拉特克利夫公路的妓女似乎比西區和倫敦其他地區的妓女要更為明目張膽。鑑於對性交易的需求是字面意義上的「隨波逐流」而來的，即便是警察也很難打壓賣淫的猖獗並控制妓院的泛濫。「賣笑女」公然在街上攬客，並不畏懼當局。托馬斯觀察到，即使是在最涼爽的夜晚，他也沒見過那些徘徊於街頭的女子「戴任何樣式的帽子或頭飾……或是多穿一件衣服」。他還說，她們的打扮就和海員一樣一目瞭然，而且「許多人穿著很好的衣服」。不過，她們的超低領禮服「長度同樣有限」，並且「廉價而浮誇的首飾」使她們「非常顯眼」。
那些年輕的，或者至少看起來年輕的上等「賣笑女」，人們可以在公共歌廳裡找到她們的身影。為了吸引海上來的客人，這些煙霧繚繞的酒館大多佈置成航海主題的樣子，牆上塗抹著粗劣的海景、船錨和美人魚。臉上搽著胭脂的舞娘，穿著薄如蟬翼的衣服，在木板做成的波浪中表演，而歌手煽情地用歌聲追憶著留在岸上的可愛姑娘。除了妓女和一些本地人，大多數講瑞典語、丹麥語、德語、葡萄牙語、西班牙語和法語的觀眾都聽不懂唱的是什麼，但他們樂於坐在木頭長凳上，一邊開懷暢飲，一邊愛撫著他們的女孩，直到有人開始大打出手。
與價錢更貴的西區不同，拉特克利夫公路一帶晚上的娛樂活動是圍繞著喝酒展開的，然而，最精明的那些妓女在喝酒的時候會十分小心。不明身份的顧客，無論是水手還是打扮時髦的男人，都像槍一樣危險。給客人灌下一瓶香檳或幾杯杜松子酒，相當於給槍上膛並將其拿在手中旋轉。如果她走運的話，客人可能會喝得不省人事；如果運氣不好，她也許會被揍得昏迷不醒。自我保護的最好辦法就是保持頭腦清醒，但如果客人不停地給她添酒，這一點就很難做到。那個時代的一名賣笑女寫道，當她和客人在一起時，「很少有必要真的喝酒」。她只需要用嘴唇碰一碰玻璃杯，隨後偷偷把杯中酒倒到其他地方。但是，喝酒也為逃避悲慘的生活提供了方便。意外懷孕和感染致命性病的現實風險是每次插入都會帶給妓女的恐懼，而喝酒能麻痺她們的這些感覺。酒精抹去了與一個肉體上令人厭惡的男人親密接觸的恐怖，暫時安撫了她們的自我厭惡、內疚、痛苦和對暴力的創傷性記憶。瑪麗·簡在她的妓女生涯中很可能一直在喝酒，但從法國回來後，這種嗜好似乎加劇了許多。布基夫人的「嫂子」伊麗莎白·費利克斯（報紙上錯誤地稱她為菲尼克斯夫人）曾目睹過瑪麗·簡的醉態。她在「沒喝醉的時候是（你能見過的）最體面、最友善的女孩之一」，費利克斯說，但一旦「喝醉了就變得非常喜歡吵架和罵人」。布基和摩根斯頓兩口子已經習慣了許多麻木、絕望的房客在酒後的失態，即便如此，瑪麗·簡「沉迷喝酒」的問題還是開始讓她變成了「不受歡迎的朋友」。最後，無論是瑪麗·簡自己還是房東都認為，她該走了。然而，當她離開時，她並沒有走得多遠。
原「紅獅」的隔壁是布瑞澤丘1號，這是一家屬於羅絲·瑪麗（或瑪麗·羅絲）·麥卡錫夫人及其丈夫約翰的寄宿旅店。麥卡錫夫婦的旅館與彭寧頓街79號幾乎完全相同，也為像瑪麗·簡這樣的妓女和她們的客人提供床位。他們同時還在該處經營著一家無證酒館，不僅非法賣酒，還利用妓女誘騙「水手和其他麻痺大意的人進入這些地方」，然後搶劫他們。關於瑪麗·簡是否參與了這些活動，我們不得而知，但可想而知，麥卡錫夫婦並不關心她喝醉後的暴躁行為，只要她能支付租金。
瑪麗·簡是否能夠輕鬆還清她欠房東的債務是值得懷疑的，尤其是在布基和摩根斯頓一家那裡。費利克斯夫人回憶說，瑪麗·簡在到達彭寧頓街79號後不久發生過一件事。不知是因為瑪麗·簡急需錢用，還是因為布基夫人說服她不用害怕，總之這兩個女人決定去瑪麗·簡在騎士橋的前女房東那裡討回她丟失的那箱昂貴衣服。儘管瑪麗·簡無疑很想把財產要回來，但要回到倫敦有人認識她的地方肯定會帶給她不小的壓力。為了讓房客放心，同時或許也是為了向瑪麗·簡以前的法國鴇母證明她現在受到摩根斯頓家族的保護，布基夫人陪同她一起去城市的另一頭辦這件事。這可能是瑪麗·簡從巴黎回來後第一次看到這些熟悉的街道，坐在布基夫人身邊的她，心中一定被一種惶恐不安的感覺折磨著。
最終，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她們完成了任務。如果「那個法國女人」像布基夫人以及其他老鴇一樣機警，那麼她很可能在瑪麗·簡再度在騎士橋露面之前，就早已經把那些值錢的東西都變賣掉了。更糟糕的是，這次踏入倫敦西部的冒險也許正如瑪麗·簡所擔心的那樣，是一個錯誤的決定。
雖然事情的準確時間順序從未有人披露，但似乎在瑪麗·簡見過前任女房東之後的某個時候，有一個男人來到拉特克利夫公路尋找瑪麗·簡。據約瑟夫·巴尼特說，瑪麗·簡跟他講起這件事的時候，說一個自稱是她父親的中年男人「試圖找到她」。他在各種酒吧和喝酒的地方以及站街的年輕妓女中間打聽她的下落，想必是鐵了心要找到她。最後，瑪麗·簡「從同伴那裡聽說有人在找她」。瑪麗·簡知道這人是個麻煩，於是不顧一切地躲著他。不管這個男人是什麼來頭，我們都幾乎可以肯定，他不是瑪麗·簡的父親。費利克斯夫人堅持認為，瑪麗·簡與她的家人沒有任何聯絡，「他們已經拋棄了她」。而巴尼特也斷言，「她和親屬沒有來往」。在1888年瑪麗·簡的死因研訊中，巴尼特稱瑪麗·簡確實害怕自己會遇到危險，不過她從未明確說過到底是什麼人或什麼事引起了這種不安。即便瑪麗·簡擔心被人找到，這種擔心也必定在那年秋天被另一種更迫在眉睫的焦慮所取代——有一名殺人犯正逍遙法外。
如果說，瑪麗·簡本就逐漸厭倦了在拉特克利夫公路上的生活以及和女房東的爭吵，那麼這次被人找上門的嚇人經歷可能迫使她開始考慮自己的未來。然後，在1886年底和1887年初之間的某個時候，一個似乎能解決她問題的辦法出現了：有人愛上了她。瑪麗·簡年輕、漂亮、充滿性吸引力，肯定不乏仰慕者和一些常客——儘管該地區的人員經常流動。在這些人中，有一名來自附近貝思納爾綠地的27歲的泥水匠，名叫約瑟夫·弗萊明（或弗雷明）。作為建築行業的一名工人，弗萊明經濟上並不穩定，當然也遠不如瑪麗·簡在西區俘獲過的那些男人富有。然而，瑪麗·簡選擇從麥卡錫夫人的房子離開，和弗萊明住到了一起。據麥卡錫夫人說，弗萊明被迷住了，「有娶她的想法」。瑪麗·簡似乎也回應了他的感情，並向女性熟人傾訴了自己對他的喜愛。在這段關係破裂前，兩人在一起住了個把月，但他們可能不過是在貝思納爾綠地路或舊貝思納爾綠地路上一個帶傢俱的單間裡湊活度日。雖然不知道他們為何分開，但瑪麗·簡的朋友朱莉婭·文特尼認為，弗萊明可能有暴力傾向並「虐待」過瑪麗·簡。麥卡錫夫人第一次聽說瑪麗·簡情況有變是在1887年初，當時她的這位前房客在凌晨兩點出現在她家門口。她是來為自己和一個男伴找床位的。女房東好像有些不解，問「她是不是和那個把她從這裡帶走的人分開了」。瑪麗·簡回答說，他們的關係已經結束，她又重新開始拉客了。瑪麗·麥卡錫沒有再多說什麼，而是從她那裡拿了兩先令作為房間的使用費。
與約瑟夫·弗萊明分手後，瑪麗·簡既不想留在貝思納爾綠地，也不希望回到拉特克利夫公路。取而代之的是，她搬到了一個全新的地方，即斯皮塔佛德。據說她住在當地特勞爾街的庫利家寄宿屋，並在阿爾德門附近攬活兒。偵緝高階督察沃爾特·迪尤出過一本回憶錄，用恬不知恥的浪漫化筆法回顧了他在倫敦警察廳的職業生涯，他在書中稱，他經常看到瑪麗·簡「沿著商業街，在弗勞爾迪恩街和阿爾德門之間散步，又或是沿著白教堂路招搖過市」。他斷言她總是「穿著相當整齊，每次都繫著一條幹淨的白色圍裙，但不戴帽子」，「在兩三個同行姑娘陪伴下」一路漫步。迪尤對她的外貌和舉止的評價似乎得到了許多認識她的人的贊同。「她是附近最聰明、最漂亮的女人之一。」一位接受《晚間新聞報》採訪的傳教士評價道。她一向「打扮得整潔得體，看起來相當漂亮和體面」。鄰居們也被她的幽默和親切所吸引，稱她是「一個善良、安靜、討人喜愛的姑娘」，而且「很受歡迎」。據他們中的一些人說，瑪麗·簡喜歡唱歌和講故事，尤其喜歡講述她在西區的時光，與眼下粗陋、骯髒的環境相比，她一定很懷念那裡。她「毫不隱瞞」自己以前的冒險經歷，並向同伴大談她如何坐著馬車到處逛，如何「過著……淑女的生活」，甚至還吹噓自己去過巴黎。這些故事，以及她對愛爾蘭和「回到家鄉父老身邊」的幻想，似乎招來了許多人的喜愛。然而，從旁人把瑪麗·簡描繪成一個性子溫順的人來看，她顯然善於掩飾自己的真實情感，這對於所謂的「賣笑女」來說是一項基本技能。唯有一次她罕見地袒露了自己的心跡，向21歲的鄰居莉齊·阿爾布魯克說出了心裡話，後者好像對她豐富的人生閱歷感到著迷。瑪麗·簡警告她不要從事類似的職業，接著說，實際上，「她打心底裡厭惡她所過的生活」。
耐人尋味的是，對瑪麗·簡還存在著另一種描述，與其他人寬厚的評價大相徑庭。湯姆·卡倫在1965年為他關於謀殺案的書做調查時，與丹尼斯·巴雷特進行了交談，這人在1888年的時候還是個孩子，並聲稱記得瑪麗·簡。巴雷特說當時人們叫她「黑瑪麗」，並且形容她「有點恐怖」。在十鈴酒館門外招攬生意時，她就像鬥牛犬一樣兇猛。「凡是想要跟她搶地盤的女人都要倒霉了……很可能會被她薅掉一把頭髮。」他說。當然，巴雷特對瑪麗·簡的童年記憶也有張冠李戴的可能性，但如果他說的是真的，那麼這番話呈現出了她性格中截然不同的兩面。瑪麗·簡可能善於示人以甜美的表象，以此掩飾內心的混亂和苦惱。
在東區站街的生活不會給瑪麗·簡帶來多少慰藉。拉客總是伴隨著不可預測性和無處不在的危險，和約瑟夫·弗萊明一起度過的那段短暫而安穩的家庭生活，無論多麼不完美，一定讓她從中喘了一口氣。在和弗萊明分手後不久，她理所當然地開始尋找類似的、更穩定的關係。很快，1887年3月左右，當她在商業街上招攬客人時，她便遇上了這樣一個人。
約瑟夫·巴尼特是瑪麗·簡過往經歷的主要講述人，他像一顆彗星衝進了她的生活，至少從他對兩人邂逅的單方面描述來看是這樣。事情發生在一個星期四的晚上，臨近復活節。巴尼特對瑪麗·簡一見鍾情，上前「和她搭訕」，並邀請她去酒館喝酒。他謹慎地對花錢和她發生性關係一事隻字不提，而是說他「約她在第二天見面」。這段關係開始不到48小時，巴尼特就陷入了愛河。到了星期六，他提議兩人搬到一起住，瑪麗·簡同意了。巴尼特立即去為兩人在附近的喬治街找到了一個房間。「從那時起，我就和她住在一起，直到……那一天。」18個月後，他對驗屍官這樣說。
1888年11月，當巴尼特站在由一群武斷的中產階級組成的驗屍陪審團面前時，他沒能留給他們最好的印象。在被警察詢問了四個小時後，站上證人席時，他嚇壞了。他的證詞雖然懇切卻充滿了矛盾，而且他講話時結結巴巴，只會重複幾句車軲轆話。這不是瑪麗·簡所認識的那個男人，曾經的他在爭取自己想要的東西時，有信心也有決心。
那晚她在商業街遇到的巴尼特是一個29歲金髮碧眼的白教堂人，出生在一個愛爾蘭家庭，蓄著時髦的小鬍子。像他同時代、同階層的許多孩子一樣，巴尼特在13歲時失去了雙親，由哥哥姐姐撫養長大。是他的哥哥把他介紹到了比林斯蓋特海鮮市場，並幫他找到了一份搬運工的工作，這是一個專業行當，要有執照才能向小販運送貨物。像這種職位是令很多人眼紅的，一個人如果幹活兒麻利、身體強壯，就能掙到不錯的收入。據描述，巴尼特身高1米7，體格中等，其身體條件看起來無疑可以勝任這份工作。儘管如此，他和瑪麗·簡仍然過得十分拮据。他們兩人都喜歡喝酒，可能正是這個嗜好導致了經濟問題。在他們在一起的大約18個月裡，巴尼特和瑪麗·簡搬了四次家。他們先是離開了喬治街的簡陋房間，搬到了帕特諾斯特小巷的一個房間，之後又因為酗酒和欠租被趕走。在那以後，他們在紅磚巷住下，然後在1888年3月左右又搬進了米勒公寓的一個單間。
在19世紀初的時候，米勒公寓曾是多塞特街26號和27號名下的兩個相鄰的庭院。這塊地後來被開發，改造成了幾間逼仄的工人小屋，裡面住著31個人，共用院子一頭的三個公共廁所。由於26號樓下的後廳面朝著一個令人不忍直視的骯髒院子，房主便把後廳和房子的其餘部分隔開，作為米勒公寓13號房出租。以每週4先令6便士的代價，瑪麗·簡和巴尼特把這個位於黑暗小巷盡頭的3米乘4米的空間變成了自己的家。與多塞特大街上別的破爛小屋相比，這裡既不更好也不更壞，屋裡只有最簡單的傢俱：一張床、一張桌子、一個廢棄的盥洗臺、一把椅子和一個櫥櫃。曾經，有某個人在牆上釘了一張圖片，上面印著名為「漁夫的孀妻」的畫，想要藉此照亮這個光禿禿的、汙穢的環境。
遺憾的是，就像其周邊的一切一樣，米勒公寓的陰鬱氛圍和它帶給居住者的痛苦感受，是怎樣粉飾也無法緩解的。米勒公寓的主人是一個名叫約翰·麥卡錫的貧民窟房東（與布瑞澤丘的麥卡錫夫婦沒有關係），人們形容他是「一個惡棍」，會從「窮人那裡騙取小錢」，他似乎喜歡接收走投無路、獨身一人的女性做他的房客。住在13號房樓上的伊麗莎白·普拉特被丈夫拋棄了。住在1號的朱莉婭·文特尼是個年近四十的寡婦，靠做打雜女工維生，而住在5號的瑪麗·安·考克斯自稱是個「苦命的寡婦」。儘管瑪麗·簡聲稱，巴尼特保證過只要有他照顧，他永遠不會「讓她回到街頭」，但13號的租金顯然是瑪麗·簡以自己的名義承擔的。麥卡錫肯定知道，女人，尤其是那些人盡皆知的妓女，總是能夠還上未付的欠款。真正的考驗是在那年夏末，巴尼特失去了他在比林斯蓋特的工作。雖然不知道原因是什麼，但如果這兩人的酗酒問題嚴重到讓他們被逐出以前的家，那麼這次很可能也有酒精的因素。隨著巴尼特失業，他們欠麥卡錫的債務很快開始增多，因為麥卡錫還經營著隔壁的雜貨店，租戶們在那裡賒賬購買雜貨、蠟燭和必需品。到1888年11月初，兩人已經拖欠了六個星期的房租，欠房東29先令。
也許是在麥卡錫的勸說下，瑪麗·簡重新操起了拉客的生計。在過去的一年多里，她只和唯一的親密伴侶同床共枕，如今她肯定很難心甘情願地接受這種前景。在將近18個月的時間裡，她不需要檢查陌生男人是否有得梅毒的跡象。她不用擔心如果懷孕了要怎麼辦。她不必餓著肚子站在角落裡淋雨，沒有帽子或披肩擋雨，還要面帶微笑。她不必想如果剛剛陪過的那個沒洗澡的男人拒絕付錢要如何是好。是巴尼特堅持說兩人在一起的時候，她不需要去拉客，自己會養家餬口。現在巴尼特辜負了她，她必定會感到憤怒和怨恨，並不由得表現出來。然而不幸的是，無論巴尼特如何努力，除了一些不夠付房租的零工，他找不到任何工作。兩人經常激烈地爭吵。有一回，瑪麗·簡喝醉了，打碎了家裡門邊窗戶上的一塊玻璃。她用破布塞住洞防止風吹進來，不過在這裡，東西一旦損壞，就再也沒人會去修它了。
據說當瑪麗·簡住在米勒公寓的時候，她收到過愛爾蘭寄來的信，她自稱這些信來自她的母親，有時又說是「兄弟」寄的。有趣的是，從1888年8月起，蘇格蘭衛隊第二營就駐紮在都柏林，說不定信是她在該軍團中的一位舊相好寄的，沒準兒信裡還會附上一些小錢。她還與約瑟夫·弗萊明保持著聯絡，據朱莉婭·文特尼說，弗萊明有時會去看她，「經常給她錢」。約瑟夫·巴尼特並不知道這一點，也肯定不會樂意看到他們繼續見面。顯然，瑪麗·簡會通過提起前任來嘲弄巴尼特，她說「她非常喜歡」她的前任。然而，巴尼特稱，最讓他生氣的還是瑪麗·簡經常與妓女們來往，甚至把這些妓女帶到家裡來。雖然他是在瑪麗·簡賣春的過程中遇到她的，但兩人安頓下來之後，巴尼特似乎並不希望回想起她的過去。他的憤恨也許不是因為有討厭的女人進到家裡來讓他感到煩擾，而是因為他想借此發洩瑪麗·簡提出重操舊業帶給他的挫敗感。隨著兩人的分歧不斷激化，瑪麗·簡最終向巴尼特挑明，比起和他的關係，她更看重和「賣笑女」的友誼。
到了11月，開膛手傑克的瘋狂殺戮已經成為白教堂裡每個人的談資和噩夢。多塞特街和米勒公寓住著那麼多容易遭受危險的女子，這裡的居民尤其焦慮不安。巴尼特聲稱，在那緊張的幾個月裡，他和瑪麗·簡每天都讀報紙，希望能看到兇手被抓獲的訊息。然而，兇手依然逍遙法外，於是瑪麗·簡決定為那些不得不拉客或露宿的熟人提供庇護。她收留的第一個女性是個名叫「朱莉婭」的妓女。此後不久，她又收留了瑪麗亞·哈維，一個未婚的洗衣女工，她沒有足夠的錢付床位費，就在房間裡留下了一堆衣服。這些夜裡的客人成了壓垮巴尼特的最後一根稻草。雖然他知道瑪麗·簡做這些事是出於好心，但她的行為顯然也是在對他下逐客令。11月31日那天，他離開了她，儘管內心多少帶著一些悔意。
雖然兩人之間有許多矛盾，但巴尼特顯然很關心瑪麗·簡，並希望他們能和好。他在主教門街拐角處的布勒家寄宿旅館租了一張床，但時不時會抽出空去看望她，與此同時繼續尋找工作。11月8日星期四的傍晚，他敲響了她家的門。被打碎的窗戶上還塞著破布，瑪麗亞·哈維留在房間裡的一件大衣被橫掛在窗上，作為臨時的窗簾。那個晚上，巴尼特本可以扯出塞窗的破布，從裡面開啟門閂，就像他和瑪麗·簡以前在弄丟鑰匙後會做的那樣，不過這麼做也許太莽撞了。屋裡點著一根蠟燭，他注意到瑪麗·簡併不是獨自一人。她一直在和莉齊·阿爾布魯克聊天，巴尼特進門後，瑪麗·簡的這位鄰居便告辭了。瑪麗·簡剛和朋友伊麗莎白·福斯特在十鈴喝完酒回來，但巴尼特聲稱自己見到她時，她完全是清醒的。
兩人在一起待了大約一個小時。他們可能輕聲交談，爭吵，或屈從於彼此的情慾，但無論發生過什麼，都未能打破他們之間的僵局。最後，巴尼特起身離開，並向瑪麗·簡道歉。「我告訴她，我沒有工作，我沒有什麼可以給她的，」他在死因研訊中悲傷地重複道，「對此我非常抱歉。」瑪麗·簡穿著曾經用上好面料做成、如今卻已變得破舊的黑色天鵝絨胸衣和裙子，目送他離開。對於和巴尼特分手一事，她心裡是怎樣一種感受，人們將永遠不得而知。
沒有人能肯定地說出瑪麗·簡在告別巴尼特後去了哪裡。住在5號的鄰居瑪麗·安·考克斯說，她在晚上11點45分左右看到瑪麗·簡和一個男人從多塞特街轉過來，走進了米勒公寓。她認為瑪麗·簡喝得很醉，但該地區的酒吧老闆沒人表示在當晚看到過她或招待過她。據考克斯說，瑪麗·簡和她的客人隨後進了房間，但在進門前，瑪麗·簡告訴考克斯，她「等會兒要唱首歌」。然後門「砰」的一聲關上了，接著她簡陋的窗簾後透出了一些微光。在片刻的沉默之後，考克斯聽到瑪麗·簡的歌聲響起，她唱起了《兒時從母親墳頭摘下的紫羅蘭》的第一節：
當我踏進孩提時悠遊的草地，
童年的一幕幕浮現在眼底，
帶來了對快樂過往的回憶。
現在那美好的老家已無人令我歡欣，
父親和母親，他們都已離去；
姐妹和兄弟，如今埋在泥裡。
但只要活著還有好事，我就會留下
這朵從母親墳頭摘下的紫羅蘭小花。
摘下這朵紫羅蘭時我還是小男孩一個，
無數次悲傷的時候，這朵花帶給我快樂；
所以只要還活著，作為紀念我就會留下
這朵從母親墳頭摘下的紫羅蘭小花。
親愛的老母親，她的笑容我記得很清晰，
她老是坐在舊扶手椅上織著毛衣，
當我勞作歸來時，她總會向我致意。
父親經常坐在家裡讀書給我們這些孩子聽，
但如今，這個美好的老家周圍一片寂靜。
他們都離開了我，留我獨自在這裡逡巡，
然而只要還活著，作為紀念我就會留下
這朵從母親墳頭摘下的紫羅蘭小花。
考克斯似乎相當確定，她一直到凌晨1點左右還能聽到瑪麗·簡的歌聲，但正如這五個案件中許多證人的證詞一樣，這裡也存在著疏漏、疑問和前後不一的地方。在這1小時15分鐘的音樂會中，瑪麗·簡的男客究竟是個什麼情況，誰也說不準。
住在瑪麗·簡樓上的伊麗莎白·普拉特稱，透過薄薄的隔牆和地板，她可以清楚地聽見絕大多數聲音。凌晨1點31分，瑪麗·簡的房間裡不再有任何動靜。
在11月9日凌晨的某個時刻，瑪麗·簡決定結束這一天的工作，上床睡覺。她把衣服一件件脫下來，這幾件破舊的衣裳曾經掛在華麗的衣櫃裡，如今已磨損得不成樣子——下襬在多塞特街坑坑窪窪的人行道上拖行過，裙面濺上了啤酒和杜松子酒。儘管衣服已經褪色，她還是把每件都疊得整整齊齊，放在椅子上。她把唯一的一支蠟燭擱在一個有缺角的酒杯上，燭火跳動著淌下蠟滴，直到被吹熄。
在黑暗的籠罩下，她鑽進被子裡，用被單妥帖地裹住自己，抵禦黑夜。
誰也無法確定，如果瑪麗·簡還活著，她此後的人生軌跡會是怎樣。一個出賣自己身體的女人不會忘記，她所擁有的商品是在不斷貶值的。作為一名25歲的白教堂站街女，瑪麗·簡的前途不太有改善的可能。由於她迷人、有魅力，她想必會找到另一個或幾個像巴尼特一樣的男人，也會與之一起生活甚至結婚。同樣，還可能會有孩子。然而，她會發現她擁有的選擇並不會好過波莉、安妮、伊麗莎白、凱特，或任何其他生活在斯皮塔佛德傢俱房裡的貧窮女人。命運發給了她一手爛牌。這副牌與其他人的沒有什麼不同，確保了她永遠不會贏得這場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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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尼特是瑪麗·簡身邊最接近於家人的人，可就連他也不知道被放進棺材的這個女人的真實身份。因為她說自己姓凱利，並自稱出生在愛爾蘭，所以她被安葬在了一個天主教公墓——萊頓斯通的聖帕特里克公墓——但如果瑪麗·簡像其他人所做證的那樣是威爾士人，她或許應該被葬在衛理公會的公墓。
瑪麗·簡生前一直照著自己的想法生活，在她死後，巴尼特照著自己的想法來紀念她。是他堅持要在她的黃銅棺材銘牌上刻上「瑪麗·珍妮特·凱利」的名字，這個花名會勾起人們對西區星期六晚上所有的造作與浮華的追憶。
在她死後，瑪麗·簡，一個原本默默無聞的斯皮塔佛德居民，也化為白教堂想要她成為的樣子：一個被仍在逍遙法外的怪物虐殺的本地女英雄。她的開放式靈車、兩輛送葬馬車以及用拋光的橡木和榆木製成的棺材上裝飾著兩個花圈和一個用倒地鈴做成的十字架，這些都成為一種反抗的表現。人們也藉此機會在這哀悼的狂歡節中圍觀、喝酒和叫喊，車隊穿過街道，後面跟著酒館老闆和常客，以及報紙上稱為「淪落人」的那類女性。抱著嬰兒的婦女站在門口觀望；男人們在她經過時脫帽致意。
「上帝寬恕她！」據說他們在抽泣中喊道，「我們不會忘記她！」
結語「不過是妓女」
這五條生命……的逝去顯然是一場悲劇……你們或許會對這些人的生活方式感到厭惡……但無論她們吸食什麼毒品，無論她們從事什麼工作，沒有人有權對這些女性造成任何傷害，更遑論殺害她們了。
r.格羅斯法官訴史蒂夫·傑拉德·詹姆斯·賴特（「薩福克郡絞殺魔」），2008年
安妮·查普曼死後不久，住在倫敦貝爾格萊維亞高檔住宅區南伊頓廣場的殖民地部高階公務員愛德華·費爾菲爾德先生很受觸動，提筆給《泰晤士報》寫了一封信。他對白教堂的連環謀殺案頗感憂慮。煩擾他的並不是「多塞特街、弗勞爾迪恩街的墮落居民」死亡的事實。愛德華·費爾菲爾德更擔心的是，在這場騷亂之後，像安妮·查普曼這樣的女人會離開斯皮塔佛德地獄般的小屋並進入他所在的街區，將她們的「歪風邪氣帶進迄今未受汙染的街道」。「這四名白教堂的棄兒被殺所引起的恐慌和興奮暗含著一種普遍的觀點，即她們有生存的權利……」這位政府代表繼續說道：
如果她們有這樣的權利，那麼她們就有進一步的權利，可以租用避身之處以躲避英國夜晚的嚴寒。如果她們沒有這樣的權利，那麼總的來說，她們遇到了不知名的外科天才，這是件好事。無論如何，他的所作所為有助於「清理東區的墮落居民」。
雖然今天我們可能會對這種應受譴責的評論感到不寒而慄，但愛德華·費爾菲爾德其實只是表達了一種觀點，這種觀點即便在當時算不上共識，也至少是在1888年時可以拿出來公開討論的。費爾菲爾德是個單身漢，經常流連於俱樂部，在那裡他以「略帶輕浮、略帶放浪的個性」而聞名。當他不在俱樂部裡的時候，家中有一個廚師和一個伺候他吃飯的女僕會照顧他，他還會定期舉辦私人晚宴招待自己的男性友人。費爾菲爾德和大多數有文化的公眾一樣，從報紙上了解到他所需要知曉的有關東區「墮落居民」的一切。他從讀到的隻言片語中知道了她們令人厭惡的、貧窮的、沉湎於酒精的生活。他對貧民窟婦女的理解無論還有什麼欠缺之處，都會被「常識」所填補：她們都是些絕望的、骯髒的、滿嘴髒話的妓女。然而，可悲的是，他和《泰晤士報》的其他讀者不曾意識到，他口中的「安妮·查普曼這樣的典型女人」身上的故事遠比見諸報端的要多。愛德華·費爾菲爾德不知道，安妮·查普曼已經「把她的歪風邪氣帶進」了他所在的地區，因為安妮·查普曼在那裡度過了她生命中的大部分時間。安妮·查普曼的家人所住的地方離費爾菲爾德家的前門只有15分鐘的步行距離，在她的最後幾年裡，衣衫襤褸、疾病纏身、垂頭喪氣的「墮落」安妮曾來這裡來拜訪她的妹妹們。愛德華·費爾菲爾德甚至可能曾在去哈羅德百貨的路上與她在布朗普頓路上擦身而過。
這些女性生活的真相併不簡單，而19世紀熱衷於聳人聽聞的媒體當然不會向愛德華·費爾菲爾德這樣的讀者展現她們生活的全貌。同樣，報道這一事件的編輯或記者中，也沒有任何一個人認為有必要或值得對受害者的生平進行深入研究。歸根結底，沒有人真正關心她們是誰，或者她們是如何流落到白教堂的。
自打波莉、安妮、伊麗莎白、凱特和瑪麗·簡出生的那天起，她們拿到的牌就沒有好過。她們的生活是從負開始的。她們中的大多數人不僅出生在工人階級家庭，而且生來就是女性。打一出生起，在世人眼中，她們的重要性就不及她們的兄弟。和有錢人家的女兒們相比，她們就像是世界的負擔。連一個證明的機會都沒有，她們的價值就已然被抹消了。她們永遠掙不到和男人一樣的收入，所以她們上不上學也就不重要了。她們能找到的工作都是一些補貼家用的雜活兒，這些工作的目的不是帶來成就感，也無法產生價值感或個人滿足感。工人階級女孩的頭等出路是從事家政服務。經過若干年的辛苦工作後，她們有望成為一名廚師、管家或貼身女僕，在地位和尊嚴上得到提升。像凱特·埃多斯或波莉·尼科爾斯這樣的窮苦女孩是找不到文職工作的，儘管她們都識字，但能做的通常只有在血汗工廠裡縫12個小時的褲子，或是薪水連食宿費都不夠付的粘火柴盒這樣的工作。貧窮女性的勞動是廉價的，因為貧窮女性是可以被犧牲的，因為社會沒有指派她們來養家餬口。不幸的是，她們中的許多人卻不得不支撐起一個家。如果丈夫、父親或伴侶離開或者死亡，有家人要養活的工人階級女性會發現難以生存下去。社會就是這樣設計的，以確保女人永遠依附於男人。
女人的全部功能就是服務男人，而如果她們的男性家人的工作是去服務那些更富有的男人，那麼處於底層的女人就像樁子一樣被打得更深更狠，以承擔所有人的需求的重量。女人的職責是生兒育女，但由於窮人沒有渠道獲取基本的避孕工具和關於節育的公開資訊，她們便沒有有效的手段來控制家庭規模，防止全家墮入經濟困頓之中，就像埃多斯家的女人、安妮·查普曼的母親和波莉·尼科爾斯一樣。
在這堆壓在女性肩頭的重擔頂上，還壘著一樣最沉重的東西：道德和性的純潔性。由於女性是家庭生活的核心，她的品格必須無可挑剔，不然家裡的其他人走上歧途就都是她的錯。她的謹慎和自我犧牲為孩子樹立了道德標準，她對丈夫的無私奉獻使他免受罪惡的誘惑，即遠離酒館和其他女人。這種雙重標準確保了男人尋花問柳雖然不一定被社會徹底容許，但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也很正常；另一方面，女人卻只有在與男人合法結婚的情況下才能與之發生性關係。上述觀念是如此普遍，以至於即便是在性觀念較為隨便的工人階級群體裡——該階級的夫妻經常發生婚外性行為、不做登記、不定期地分分合合——女性仍然首當其衝地受到道德評判，特別是來自維多利亞時代主流中產階級社會的評判。在這個世界狹隘的審查目光中，波莉和安妮從離開丈夫並與其他男人好上的那一刻起就已經是墮落女子了。凱特和瑪麗·簡都被認為是放蕩的女人，因為她們都有兩個非婚伴侶，而伊麗莎白被毀了兩次：一次是在哥德堡，她的名字被列入妓女登記冊的時候，另一次是婚姻失敗後，她通過拉客來養活自己的時候。這種雙重標準使生活變得非黑即白。即便傳教士給予行差踏錯的人憐憫和救贖的承諾，也只有經受了多年羞辱和無端譴責的人才會得到這種安撫。那麼波莉逃離了考德利家的舒適環境，安妮沒有臉告訴妹妹們她住在哪裡，伊麗莎白從未讓任何人真正瞭解她，凱特和自己的孩子都鬧翻了，25歲的瑪麗·簡成了一個憤怒的酒鬼，這一切又有什麼可奇怪的呢？
在謀殺案發生的當時，「開膛手傑克是妓女殺手」這一觀點強化了這些評判是非的道德準則。然而，雖然它在1888年時迎合了當時的需要，但這個老生常談的觀點在今天已經失去了明確的服務物件。儘管如此，它仍然是關於謀殺案的一個被廣泛接受的「事實」，即便它經不起推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