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起來！把東西砸爛！
叫出聲來！就是要煩人！
——維爾日妮·德龐特，法國《解放報》，2020年3月1日
2020年3月7日，巴黎，女權主義者們聚集起來，在夜色中開始了一場遊行示威，從節日廣場出發，一直走到共和國廣場。這一天是國際婦女節前夕——說實在的，這個節日不如叫「家用機器人節」好了。這場遊行聲勢浩大，氣氛歡騰，女權主義者們一路歡歌笑語，以口號表達自己的訴求：「我們是女權主義者。我們強大而自豪，我們激進而憤怒。」隊伍所到之處，留下了大大小小的標語、佈告、塗鴉和拼貼畫，直擊當下女權主義的焦點問題。其中不少在影射不久前的凱撒獎風波，比如，「我控訴男人，我唾棄藝術家」。在不久前的凱撒獎評選中，電影《我控訴》的導演、被指控性侵的羅曼·波蘭斯基獲獎，法國女演員阿黛爾·埃內爾當場憤然離席。不少標語化用了阿黛爾的代表作，即法國女導演瑟琳·席安瑪執導的電影《燃燒女子的肖像》中的臺詞，以及另一位就此事發聲的法國女演員艾薩·馬伊佳發表的精彩演講。比如，「我們都是阿黛爾的後備軍」，「燃燒女子的肖像無法被撲滅」。法國女作家維爾日妮·德龐特那句著名的宣言——「站起來！把東西砸爛！叫出聲來！就是要煩人！」——也被多次引用，甚至在街頭演化為更激進的版本。比如，「我們要接著砸，我們要把一切都砸爛！」「站起來！造反了！」遊行隊伍中還能見到「停止殺害女性」組織成員的身影，這些人四處張貼標語，呼籲女同胞們不要畏懼，立刻行動起來。「標語和噴火器，我之前不知道要選哪一個。」「小心了！乳房下面，是手榴彈。」/small/sup「月經杯滿了，要流血了。」生態女權主義者們則高喊著「地球不是用來征服的領土，女人也不是」等口號。地鐵出口處貼滿了「女權主義者發火了」的標語。遊行者的立場非常鮮明：反對資本主義和種族主義，呼籲國際主義。lgbtqia+/small/sup的存在感也不弱，他們在牆上留下了「上帝拯救同性戀者」的塗鴉。
道路是屬於我們的！
——巴黎共和國廣場街頭拼貼，2020年3月7日
然而，幾千個女人一邊擊掌一邊高呼siamotuttiantifascisti（「我們都是反法西斯主義者」）的場面，引來了警方的催淚彈。警察連拖帶拽，粗暴地驅散了遊行隊伍，把她們往地鐵口趕。6名示威者被逮捕，在拘留所裡關了一天多才放出來。騷亂過去之後，我們在共和國廣場採訪了一位友人，她依舊情緒高昂：「這不是壞事，這說明他們終於把我們當回事了！」
必須承認，女權主義的歷史是激流與逆流此消彼長的歷史，而過去幾年間，一波聲勢浩大的浪潮正在形成：女權主義者們決定「槓上了」！作為一個親身經歷了這一切的女人，回想起過去年復一年，總在忍氣吞聲的無數個「三月八日」——那時連阻礙交通都是妄想，今年的婦女節真是天翻地覆！女同胞們總算出了一口惡氣！
女權主義運動目前所處的階段，通常被稱為「第三波浪潮」。這場運動席捲了法國內外。2018年是有史以來世界上參與女權主義動員的女性人數最多的一年。美國見證了「婦女大遊行」。在愛爾蘭、阿根廷和波蘭這些國家，婦女們先後走上街頭，為爭取自願終止妊娠的權利而鬥爭。2019年，世界各國湧現出多場大規模的運動，抗議針對婦女的暴力：智利婦女喊出的elvioladorerestú（「強姦犯就是你」）口號，成了全世界反抗壓迫、性暴力，以及有罪不罰現象的「國際歌」。但過去幾年也出現了所謂的「開倒車」現象，且不止一處：在愛爾蘭婦女贏得墮胎權的同時，阿根廷的女同胞卻輸掉了這場戰鬥，波蘭政府屢屢試圖剝奪本國婦女的這項權利，匈牙利政治家維克托·歐爾班公開攻擊性別平等，巴西總統雅伊爾·博索納羅/small/sup更是在任期內忽視女性權益。前文提到的導演波蘭斯基，因性暴力指控而受到各界抨擊，卻不受影響地拿下了凱撒獎最佳導演獎，頒獎現場的觀眾還給予了熱烈的掌聲……2020年，隨著世界各地因新冠肺炎疫情先後進入隔離狀態，性別歧視、性別暴力和性別不平等問題越發凸顯，之前爭取到的墮胎權受到威脅，婦女的精神勞役普遍加重。更不用說，在疫情最前線，從事相關工作的往往是女性，而她們無法獲得應有的報酬。
有「第三波」，自然就有「第二波」。「第二波」女權主義運動發生於20世紀70年代，之前還有「第一波」，也就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婦女參政運動。那再往前呢？什麼都沒發生過？風平浪靜，一片祥和？那些在19世紀末之前為自己的權利鬥爭過的女性，就沒有人記得了嗎？在筆者看來，這暴露了這套術語的不妥之處：「第三波」的說法，抹去了許多個世紀以來無數女權鬥士的姓名，也抹殺了她們的鬥爭。誠然，「女權主義」（féminisme）這個詞的誕生相對晚近，首次出現是在1882年「第一波浪潮」期間，背後的功臣是女作家於貝蒂娜·奧克萊爾。事實上，féminisme這個詞最初是指男性失去雄性性徵，整個人變得陰柔，常見於一些感染了某種特定肺結核病菌的男病人。1872年，小仲馬把這個醫學術語借來當作貶義詞，用到了《男與女》這篇厭女的雜文裡。後來被奧克萊爾「挪用」，這個詞才有了「女權主義」的含義。然而，這個詞誕生得晚，不意味著19世紀末「第一波」女權主義運動之前就沒有女權主義者。所有捍衛性別平等，揭露剝削、暴力和歧視的人，都可以被稱為「女權主義者」。其實，我們大可以將法國大革命視為起點：不是狹義的女權鬥爭的起點，而是廣義的，由女人發起的鬥爭的起點。在那之前，也有婦女通過文字、行動、站隊等方式表態，發起過帶有女權主義色彩的鬥爭，但此類活動真正開始形成規模還是要到法國大革命，因為在此期間誕生了公民意識，公共空間和公共場域內的自由也得到了確認。更重要的是，自這場革命起，女性的聯盟和組織開始體現女性身份的自覺，促進了女性內部的團結互助，零散的鬥爭由此成了一場運動。
用「浪潮」的方式來呈現女權主義運動史還存在著另一種風險。這會導致人們傾向於把一段時期的運動與某一個具體的鬥爭目標掛鉤，形成一種錯誤的理解——第一波是為了爭取選舉權，第二波是為了爭取自願終止妊娠權，第三波則是為了解放身體和親密關係。這種理解方式首先存在著一個重要的遺漏：有關工作權的女權主義鬥爭，包括爭取參加工作的權利、保障女性勞動者在工作當中的權益等，沒有被考慮進來。事實上，在女權主義運動的悠久歷史中，這一系列鬥爭留下過濃墨重彩的一筆，並且自有其程式。因此，上述解讀缺乏必要的階級視角，忽視了女權主義運動中階級鬥爭的成分。事實上，階級鬥爭也存在著性別維度，而且女性引領的階級鬥爭有時還會和工人運動針鋒相對。除此之外，將女權主義運動史理解為一部高度國族化的女性主義史詩，不僅會導致女性勞動者的隱身，也會讓非白人的少數族裔女性和女同性戀難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更重要的是，如果我們把一波浪潮和一個鬥爭目標之間的聯絡想象得過於緊密，就容易忘記一個基礎事實：回顧整個女性鬥爭的歷史，幾乎所有訴求都是一併提出的。1848年「二月革命」期間的婦女活動家們（讓娜·德魯安、歐仁妮·尼布瓦耶和德西蕾·蓋伊）曾爭取選舉權和其他社會權利；19世紀末的婦女參政論者（瑪格麗特·迪朗、於貝蒂娜·奧克萊爾）曾為「同工同酬」振臂高呼；1939年，馬德萊娜·佩爾蒂埃因捍衛自願終止妊娠權而被判有罪；20世紀70年代，「婦女解放運動」（mlf）支援大量的罷工運動。有些訴求看上去很具有當代性，比如非混合原則/small/sup和「含她書寫」。不過事實並非如此。早在17世紀，我們的女前輩就抗議過法語語法中預設的男性優先。1848年「二月革命」期間的婦女活動家們發明了一系列拼寫法，讓人民主權的普遍原則真正包括女性。於貝蒂娜·奧克萊爾甚至生造過不少單詞的陰性形式。另外，非混合原則也不是新事物。從1792年大革命期間的很多婦女俱樂部開始，到1848年「二月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期間的部分團體，再到20世紀的「婦女解放運動」組織，都只接受女性成員。各種鬥爭交織在一起，穿越時空，前後接力。說到底，如果一定要為女權主義運動史分期斷代，訴求的內容並不是重點。這個故事之所以會顯得斷斷續續，是因為這些訴求只得到了選擇性回應，而歷史對這些回應進行了更加有選擇性地記憶和記載。
是時候了，女人們，
不要再楚楚動人地發火了。/small/sup
——萊伊曼·古博韋（1972—），賴比瑞亞社會工作者、活動家
然而，我們也不能否定女權主義鬥爭所取得的進展。我們今天獲得的權利和認可已經遠遠超過我們的母親曾經擁有的，而我們的母親又比她們的母親擁有更多的權利。一次次衝鋒，大壩一座座垮塌，戰線不斷向前推進。19世紀初，婦女還在死守底線，不得不為了公民權而鬥爭。1804年的《法國民法典》將女人當作次等公民對待。她們還要在受教育權和工作權這兩大陣地上戰鬥，因為學校大門依然對女孩緊閉；因為女性雖然被允許參加工作，但拿到的錢還不到男人的一半。投票問題並非不重要，只是對於當時的很多婦女來說，選舉權不是最要緊的事，可以暫且擱置。贏下最初的幾場戰鬥之後，19世紀末，女權主義運動開始聚焦於選舉權，因為這時婦女們相信，只有獲得了選舉權，才能保障其他權利。到了1944年，我們終於迎來了遲到的勝利。此後，女權主義開始轉向新的戰場：掌控自己的身體，自主生育，反抗針對婦女的暴力，拒絕淪為男性凝視下的慾望客體……這些鬥爭此前一直被認為無足輕重，但從未缺席。
說到底，所謂的「浪潮」並不對應某一段女性「發聲」的歷史時期，因為她們從來沒有停止過發聲。之所以能形成短暫的「浪湧」，是因為這些聲音在極少數時刻被人聽見，即便很多人聽見這些聲音之後的第一反應，是叫女性乖乖閉嘴，並將她們重新趕回廚房。婦女往往能得益於連續的革命，因為革命在大多數情況下可以讓非主流的聲音表達自己，而不是讓統治階級牢牢把持著話語權。整個19世紀都印證了這條規律，1968年之後也是如此。
我們應當解放人類的一半，也就是女性。這樣，她們才能幫助我們去解放人類的另一半。
——埃米琳·潘克赫斯特（1858—1928），英國政治家
我想在本書中展示的，是法國兩個多世紀以來的女性鬥爭史。「只講法國的嗎？」——讀者可能會感到遺憾。相信我，不是我不想，而是其他內容暫時不是本書的主題。其他國家的女性鬥爭史，值得由其他了解那些鬥爭和相關背景的專業女性歷史學者來書寫。不過，聚焦於法國並不意味著我沒有深入思考過女權主義跨越國家、跨越國族的維度。同樣，當想到遠方的姐妹們和她們的鬥爭時，我也會思考我們之間的距離，經常為自己的無知和漠然而羞愧。
我清楚地意識到，女性與女性之間也從未平等過。爭取與男性平等的機會，在女性之間並不是平等分配的。法國國家行政學院/small/sup畢業的公共機構女領導和工廠女工之間，女大學教授和不得不周末加班的女大學生之間，白人女性和少數族裔的女性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階級鴻溝和種族歧視。身為女性，每個女人都在與男性的相對關係中共享著相同的境遇，彼此之間可以感同身受。但如果一個女人，在身為女性之外，還不是白人、富人、法國人或異性戀，她被歧視、被暴力侵犯、被不公正對待、遭遇刻板印象、無法被看到或被迫噤聲的風險，就要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