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許知遠
在維也納，我同時感到「對世界文化的鄉愁」與「沒有歷史」的焦慮，這兩者從來緊密相聯。
一
對世界文化的鄉愁。
曼德爾施塔姆的名言。我忘記了它的出處，大約總是1910年代的聖彼得堡，或許正是在那個流浪狗咖啡館。一群俄國青年常聚集於此，他們聲稱自己是「阿克梅派」，要創造一種美學與思想標準，曼德爾施塔姆是他們的領袖之一。
沿維也納的環城大道散步時，這句話意外地冒出來。這兩座城市頗有些類似。它們都不是自然生長，而是突然被強加來的。彼得大帝最初希望把聖彼得堡變成阿姆斯特丹的複製物，然後讓它努力地模仿西歐的風格。維也納則在19世紀後半葉突然冒出來，歌劇院、議會大廈、帝國圖書館、維也納大學……古典主義、文藝復興、巴洛克的風格交替出現，維也納就像是一座主題公園，過分用力地想變成豪斯曼的巴黎。
這生硬的模仿令人不安。置身於涅瓦大街時，仍能感到曼德爾施塔姆的意味。幾個世紀來，俄羅斯一直生活於西歐的陰影中，它在渴慕與詛咒間搖擺。這刺痛了很多代敏感心靈，你既被他人的文化所滋養，同時又感到隱隱的痛苦，你無法參與其中，只能是旁觀者與模仿者。所以，曼德爾施塔姆以更大的雄心來重新理解一切，他要打破邊緣與中心的劃分，讓所有時空都被再度詮釋——「我需要奧維德、普希金和卡圖盧斯再次出現，我對歷史上的奧維德、普希金和卡圖盧斯還不滿足。」他和同輩人的雄心帶來了俄國文學的「白銀時代」。
維也納也曾是邊緣者。「它就像19世紀的拉斯維加斯。」一位文化史學家後來評論說。整座城市由當時各種時髦風格堆砌而成，而同時堆砌著的還有這座城市迅速增加的權力、財富與對身份的渴望。
或許是純粹的幸運，維也納將文化視作這身份的主要來源，書籍、音樂、哲學變成了世俗性宗教。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這是弗洛伊德、馬勒、荀白克、克里姆特、史特勞斯的維也納，也是維特根斯坦、波普爾的維也納……時至今日，那股驚人的創造力仍令人驚歎與著迷，它是如何出現的，又是怎樣消失的？
今日的維也納像是一座可愛的博物館，也是一座完美的精神廢墟，時光都停留在歷史的某一刻。在它的城市博物館裡，所有展覽都停留在1914年之前。似乎從此之後，歷史就消失了。
是的，線性的人與事的發生並不構成歷史，唯有非凡的創造力、截然不同的思想與情感才意味著歷史。比曼德爾施塔姆早七十年的恰達耶夫不就感慨說，俄羅斯沒有歷史，它沒有過去，也沒有未來。他以此來控訴俄國智識生活的停滯。
二
在維也納，我同時感到「對世界文化的鄉愁」與「沒有歷史」的焦慮，這兩者從來緊密相聯。
我對於維也納的最初印象來自茨威格。少年時著迷於他文字中的戲劇性，不管是戀愛中的女人、創作中的大師，還是試圖發現世界盡頭的冒險家，他賦予他們一種令人窒息的緊張感、一種灼人的激情。不過，印象最深的仍是《昨日的世界》。每隔一段時間，我都要翻閱幾頁。但閱讀從未超過前200頁，也就是1914年大戰爆發時。「人們對不可阻擋的持續‘進步’的堅定信念，是那個時代真正的信仰力量。」茨威格這樣描述當時的情緒，他們都相信未來會更繁榮、更自由、更富創造力。讓我著迷的是什麼？一個驕傲、敏感青年的成長，他成為詩人、周遊列國、結交高貴的靈魂，還是維也納那令人神往的文化氛圍——所有人都在談論某篇文章、期待一幕歌劇，連小酒館裡的小市民也對樂隊的演奏不無要求。
如今想來，再沒有比「對世界文化的鄉愁」更能表達我的朦朧感受了。茨威格的維也納正是我期待的「世界文化」精神，它高度開放、自由，繼承又打破傳統，對各種新嘗試難以饜足。它也正是我對現實生活的反抗，讓我從一個匱乏平庸的生活中逃向一個更豐富的世界。
但我從未了解這個更豐富的世界。那一串閃耀的名字與作品，既讓我興奮，又讓我感到困窘，一種旁觀者的困窘。
將近兩個世紀以來，中國不斷發生著各種動盪、變革、轉型，但所有的事件卻沒有構成那種「真正的歷史」。我們似乎在回應各種外來的潮流——從社會思潮、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到審美標準。這回應讓我們慌亂不堪、疲於奔命。
這狀況正在改變嗎？歷史正在向中國傾斜嗎？相比於博物館式的維也納，北京是一座新的博物館，雜亂的堆砌正在進行。它正代表財富與權力的新潮流，人人好奇於這樣一個國家資本主義的模式是否代表歷史的新潮流。而這財富與權力是催生出新的創造力，還是反而腐蝕與摧毀了創造力？你分明感到這潮流的巨大力量，同時感到其中新的封閉性，它過分執著於表達受挫的自尊，失去了開放性與好奇心。這樣的潮流可能製造出足夠多的喧囂，卻沒有真正的創造與影響。
我能感到內心的焦灼。這旁觀者之痛，似乎唯有依靠對世界文化更廣闊的理解與雄心，才能真正治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