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索馬利亞陸飛
撰文喬治·普羅尼克
「被征服者最先體會到歷史蘊藏了什麼。」
——亨利希·曼
一
1942年2月，也就是在斯蒂芬·茨威格（stefanzweig）自殺前幾個月，克勞斯·曼（klausmann）在紐約第五大道撞見過他。曼曾把茨威格稱為「奮進人才的不懈推動者」，並從少年時開始就在心中為他保留了一個非常特殊的位置。在曼早期的著作出版時，茨威格是「最振奮、衷心地」告誡他要有勇氣的人。「年輕人，勇往直前吧！」茨威格在賀信中這樣催促道，「也許你顯赫的出身會為你招致許多偏見，但別在意，做自己的事，說你想說的話——如果我沒搞錯，你要說的話還有很多。」結果證明，茨威格的寄望的確很有激勵作用。和許多初出茅廬的作家一樣，曼把茨威格奉為一位能給予母親般關懷的模範贊助人：他一邊鼓勵這些焦慮的作家，誘使他們展現自我，一邊默默地用他充裕的銀行存款為這些貧窮的人掃除物質障礙。然而此刻，在1941年的紐約中心，茨威格看起來很怪異——不修邊幅，精神恍惚。「茨威格在黑暗的思緒中迷失得如此之深，」曼寫道，「他甚至需要花好些時間才能感覺到自己在被人觀察。」只有當別人和他直接打招呼時，茨威格才會像「一個夢遊者聽到自己名字一樣」驚醒過來，突然變回人們熟悉的那位舊日里優雅的世界主義者。儘管如此，曼仍然無法忘卻第一眼看到茨威格時他那荒涼的眼神。幾周後，流亡劇作家卡爾·祖克梅爾（carlzuckmeyer）也會在晚餐時遭遇同樣的眼神。茨威格問他，繼續像個影子一樣活著，到底還有什麼意思。「在所有的國度裡無家可歸……我們都只是幽靈，或記憶而已。」茨威格總結道。
幾年之後，茨威格的生活分崩離析了，他從世界最成功作家之一（用儒勒·羅曼［julesromains］的話來說）和致力於連線藝術家和歐洲人道主義倡導者的「催化劑」，變成了一個孤獨幽靈般的流浪者。這位狂熱的藏書家失去了他的一萬多本書，淪落到在紐黑文和曼哈頓的圖書館裡遊蕩，觸控著那些曾被他一度定義為「能平息痛苦與不安的一捧捧靜默」的書。他之前氣派的住所位於薩爾茨堡的卡布金納山上，曾經是大主教的狩獵木屋，他在那兒用來寫作的桌子曾屬於貝多芬，也在那兒招待過一連串的傑出人物和有藝術抱負的人。可如今，他的居所已換成辛辛監獄山上的奧西寧（ossining）一處陰暗的小平房（乘火車頻繁沿哈德遜河往返，經過有警備守衛的瞭望塔的高牆時，又讓這個會因政府對自由哪怕最輕微的侵害而痛苦的作家想起什麼呢？）。他每天努力想完成自己的回憶錄，卻被戰爭帶來的痛苦記憶打斷，不停為自己的身份證件焦慮。綠蒂（lotte）——他那迷人卻未被人熟知的第二任妻子——也無法使他振奮起來。一天晚上，在溫德姆酒店，茨威格試圖將他心愛的雷明頓打字機贈送給老友約阿西姆·馬斯（joachimmaass，馬斯將此視為茨威格決意自殺的徵兆），綠蒂私下對馬斯說：「我現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強迫他把我帶在身邊。」
儘管生命中最後那幾年有明顯的抑鬱，茨威格和綠蒂在巴西的自殺行為還是觸怒了流亡團體中的一些成員。儘管他的財富與顯赫名聲還曾保護他免遭大多數流亡者不得不面對的暴行，但他的求死仍被指責為向希特勒投降，對包括托馬斯·曼（thomasmann）在內的一些人來說，這是茨威格長期以來無法成為楷模的最終失敗——這種指控既針對他的人生，也指向他的文學創作。在一封寫給茨威格第一任妻子弗裡德里克的信中，曼解釋了他並不對茨威格的死感到意外的原因，併為此援引了茨威格「激進、無條件的和平主義傾向」——雖然事實上「每個人都必須為即將到來的戰爭祈禱」，但茨威格從中看到的卻是另一場「血腥的災難和對他天性的違背」。曼認為，茨威格實際上「讚許法國放棄抵抗以保全巴黎的舉動」。他指出，茨威格一直避免生活在「任何好戰的國家」，而當巴西顯然也快被拖入戰爭時，他最終只能「從生命中解脫」。的確，曼提示道，在茨威格身上有一種對這個世界來說過於脆弱的東西——以至於排斥生命的意志。
托馬斯·曼的批判也在漢娜·阿倫特（hannaharendt）對茨威格「過於敏感」和對猶太人事業過於冷漠的譴責中得到了印證——他整體生活結構的不足，對「公民抗爭和政治」的淡漠，讓他「無法與那個在過去和現在都以生為猶太人為恥的世界抗爭」。邁克爾·霍夫曼（michaelhofmann）最近則完全否定了茨威格的人格和作品，將他描繪成應受譴責的「消極主義者」，一個「陰險、善妒的維也納」徹底腐爛的果實和多愁善感的騙子（羅伯特·諾依曼［robertneumann］語），「一生都在四處逃竄」。
在談及茨威格的故事時，大多數批評者都想深挖其「對女性氣質的否認」——這一點被茨威格的朋友弗洛伊德描述為人類的基礎心理（弗洛伊德用這一術語來解釋常規意義上的一種與結構性去權［structuraldisempowerment］緊密相關的順從態度）。然而，我們或許還可以用另一種方式去理解茨威格複雜的歷史——關於這種「女性氣質」的另一種教訓——以便能呈現時代更大的困境，而非抓著茨威格曖昧的內心不放。正如茨威格描寫瑪麗·安託瓦內特時，意識到她缺乏英雄般的衝動後，認為「即便主人公缺乏英雄氣概，但造物主依然能夠建構出一幕極其感人的戲劇。悲劇的張力不僅僅來自對主人公的有力刻畫，也來自於人在命運面前不成比例的渺小」。在我們這個混亂不斷和文化價值觀被顛覆的時代，茨威格這一先發制人的投降之舉讓第三個姓曼的人——托馬斯的兄弟亨利希·曼感慨道：「被征服者最先體會到歷史蘊藏了什麼。」
二
什麼是好的流亡？流亡者的生存機率是由其內心剛毅程度、思想開放程度以及外界支援網路組成的方程式決定的嗎？為什麼托馬斯·曼、祖克邁耶，以及茨威格的指揮家朋友布魯諾·瓦爾特（brunowalter）都可以在美國大放異彩，但茨威格、布萊希特（brecht）和劇作家恩斯特·托勒爾（ernsttoller）卻在新大陸的各種遭遇面前都退縮了呢？戈培爾（boebbels）曾譏諷全體流亡作家，稱他們是「休假中的死屍」，用這一輕蔑稱呼一針見血地點出了流亡者心中巨大的恐懼——茨威格曾被這種恐懼困擾——一種對驅逐即是永別，個人也將被這種錯位扼殺的認識。對其他成百上千和茨威格一樣顛沛流離的人來說，這是一種無法消解的恐懼。
二戰期間，移居海外的藝術家和學者數量驚人，以至於有位歷史學家把此種情形和拜占庭隕落後希臘學者的逃離相提並論。茨威格的故事使我們重新關注起那些橫貫新世界的酒店，及其中飄蕩著的整個1940年代歐洲的那些破碎心靈——房間組成的鏈條就像一段段蛇身，也像是從一個烏有之地到另一個烏有之地間那段不可能的航程裡的數百個中途站。流亡者們穿著寬鬆的褲子和笨重的大衣，聚集在大堂和咖啡館裡，彼此低聲抱怨——在略微偏離中心的社群遊走著，讓那裡那些更早流亡者的習慣、建築的某塊碎片或者自然的地形，幫助他們喚起家的意象，在他們匆忙回到那些讓人不知所措的未卜境況、申請證件和工作以及僱工證明前，可以無需翻譯的假意，放心大膽按自己慣有的方式說話——在陌生的熱度中凋萎，感受失去層層社會名望後裸裎的寒意。
布魯諾·瓦爾特將快樂流亡的秘訣歸於記住「這裡」和「那裡」的區別。作為流亡者中最無可匹敵的一位，茨威格則給出了致命的流亡方案，我們可以稱之為「羅德之妻綜合症」（lot'swifesyndrome）。他過度理解了之前的家和當下環境的差異，並且忍不住越過肩頭回望過去。在奧西寧的拉馬波街7號撰寫回憶錄時，茨威格寫道，從「今日半盲半明的我們憑藉扭曲破碎的靈魂一直在摸索的那個絕望深淵中」，自己曾一遍遍地抬頭凝視那個遺失大陸上方的「古老星辰圖案」。
事實上，茨威格因為戰前歐洲的某種特殊壓力而生的強烈鄉愁，早在他定居薩爾茨堡期間就產生了——當時他可以一眼望到希特勒所住的貝希特斯加登鎮。他的《昨日的世界》最初命名為《我的三生三世》，想暗示他在1918年之前幾乎無國界的歐洲生活、1933年開始的生活以及1939年開始的晚期行動間存在著不可逾越的界限。但諷刺的是，茨威格本人還曾就流放創作過讚歌，在那本關於約瑟夫·富歇（josephfouché）的傳記中，他寫道，流亡賦予的洞見激發了人類曾接收到的那些最重要訊息，比如摩西、基督、穆罕默德和佛陀的教誨。確實，茨威格認為，「每場流亡都是獲得教益的時期，柔弱的人意志會變得堅硬……本身意志頑強的人會變得更強」。但是，讚歌的最後一行卻限制了這種讚美：「無論如何，對於那些被賦予真正力量的人來說，流放永遠無法削弱這種力量。」作為一個迴避任何衝突甚至體育競賽的人，茨威格從未幻想過自己會具有「真正的力量」。他非但拒絕將自己和歷史上那些耀眼先驅或他尊崇的同代人相提並論，就連自己的天賦，他也是輕描淡寫，甚至借筆下的人物鞭撻自己的矛盾。第一次世界大戰早期，他在奉承德國出版商時寫道，自己的壯志「就是和你一起在軍隊中並肩作戰、征服法國」。然而，在日記中他卻哀嘆：「我不相信任何逆全世界而行的成功——我想倒頭睡上六個月，不知曉任何事，不經歷沉沒中的世界和全然的恐怖。今天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天。」
那麼，茨威格如何定義他的工作呢？儘管維也納已經混亂無比，但他通過努力按照自己研究詩人維爾哈倫（Émileverhaeren）時所描述的那種姿態生活，建立起了自己的名聲。他曾經寫道：「如果我們欣賞得多，也比別人更專注，我們將變得更富有，尤其是相對於那些膽小怯懦、只滿足於一點點生活選擇的人……一個人欣賞得越多，就擁有越多。」他無數次從目錄上撤掉自己，為的是向他敬仰的大師致敬，或推動某個不知名藝術家的事業。茨威格將自己設想為柔軟的結締組織（connective），而不是理想化的「硬漢」。在向勒內·席克勒（renéschikele）解釋在希特勒政權早期自己為什麼沒有強烈抗議納粹時，茨威格寫道：「我想靜靜地做每件事情……我身上沒有所謂的英雄氣概。我天生是一個協調者，也必須按我的天性行事。我可以做連線性、解釋性的工作，但我不能成為一把錘子，也不願成為一個鐵鑽。」參加過茨威格舉辦的一次宴席過後，夏爾·博杜安（charlesbaudouin）在日記裡寫道，茨威格「施展了他作為中間人的所有天賦……就像舞者一樣，他邁著輕快自如的步伐從一群人奔向另一群人……我還想再加上像貓一樣」；而那「絲絨般的溫暖一瞥」進一步強化了這種溫柔，一種「我會形容為溫暖、肉慾的迷霧，就如同在閱讀他的某些中篇小說」，博杜安總結道：「他是一個擅長溝通和共享的人。」
我們如何看待一個終身都試圖在寂滅宇宙的不同星宿之間建立聯絡的人？如果沒有這些擎天支柱，更大的文化事業又會遭遇什麼？這就像是問那個老掉牙的問題：在推動藝術領域異常奪目的人物從事創造性生產時，環境扮演了什麼角色。如果沒有環球劇院和它那些名氣小很多的演出為他冒險提供支撐和襯托，莎士比亞又會是什麼樣？我們可以大聲宣揚這些「中間人」眾所周知的不好一面，消滅所有關於他們的記憶，但為什麼要這樣做？（除非這一連串才華橫溢的亡魂可以將我們的名望送上那片連他們自己都被禁止登上的青雲。）那些扮演了超導體而非超人角色的人物，可以讓我們最寬泛地洞悉他們身處的時代。
正如茨威格作為諸多迷人人物之間的突觸一樣，他人生的影簿展現了他那種變色龍的特質，讓人聯想起他本身的多重性格。作為一個常年在維也納、柏林和巴黎的劇院有劇目上演的年輕有為的劇作家，他帶著感性而有教養的哀愁，向外眺望的目光越過了他的劇院同伴們。剛進入中年時，在薩爾茨堡的房子裡，在他的獵犬和高顴骨的首任夫人的陪伴下，身著考究及膝馬褲、飄逸白襯衫的茨威格，活脫脫就是高貴鄉紳的範本。1936年，在奧斯坦德（ostend）一家咖啡館裡，茨威格傴僂在約瑟夫·羅特（josephroth）身邊，領帶皺歪歪的，和羅特的如出一轍，凌亂的頭髮耷拉在眉毛上，帶著不修邊幅的乾枯分叉，酷似羅特酗酒階段末期的髮型。在瓦爾加斯總統的派對上，茨威格則置身巴西上流社會人群中，身著黑色套裝，配上古銅色的皮膚和愉悅的微笑，以一種抓著桑巴節拍似的樣子捏著他的意式咖啡杯，搶了周圍所有官員和美人的風頭。
「茨威格性格里的變色龍屬性是虛假的」這種說法，只有在一個層面上才成立——即認為猶太人群體很難被東道國同化的普遍經歷具有欺騙性。他們被法律禁令和社會習俗所限制的人為狀態，有著前所未有的真實。
茨威格費了很大力氣融入巴西。正如他在遺書中反覆強調的，儘管自己在巴西沒能謀得新生活，但仍然越來越熱愛這個地方。在人群當中——或許除了那些批評家——這種熱愛得到了熱烈反饋。在他第一次南美朗誦之旅中，成千上萬的人前所未有地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和里約的街頭排隊聆聽他的講演。與茨威格同等地位的歐洲作家從未像他這樣，願意嚴肅對待這些國家和他們的文化。他狂熱地讚美這個國家頗具感染力的跨民族寬容心，認為這是在解放全人類最好的天性。在他搬去巴西之前寫的書裡，茨威格稱這個國家為「世界未來文明與和平的最大希望之一」。
我們能批評他把自己藏匿在那裡的這個不幸願望嗎？正如在他給弗蘭茨（franz）和阿爾瑪·韋費爾（almawerfel）的信中說的那樣，巴西呈現出了「一種鄉村樣貌，只不過是從奧地利語翻譯成了熱帶語言」，在「色彩和優雅的狂歡」之上，「他們有如此多的觀點和態度，而戰前我們的世界裡也都有過」。他向弗裡德里克誇耀道：「我離開美國的決定不能被高估；住在這裡的人更接近自己的本性，也更身處自然的中心，毫不過問政治。不管這樣做有多麼以自我為中心，但它畢竟是一種生理和心理的雙重自我保護。我們不能耗費過多生命在愚蠢的政治上，它一直在向我們索取，卻不曾給我們哪怕一點點東西。」然而其他地方發生著的事情，卻不斷侵擾他的意識，使得這種幸福最終破滅。
茨威格滿腦子想的都是在大眾媒體年代，一個人無法和災難保持距離。他認為，人們無法逃脫不論何時何地發生的最新災難的訊息——他將這種現象定義為「同時性組織」——貶低了人類回應苦難的能力。「人們對轟炸輕描淡寫，」他在人生中最後幾封信的某封中寫道，「但當我讀到房屋坍塌時，我也隨它們坍塌了。」
隨著時間的推移，他為待在彼得羅波利斯（petropolis）所做的辯護，開始聽起來像是對整體指示的順從複述。「蒙田無限悲傷地談及那些生活在對別人悲傷的想象中的人，建議他們沉默並保持孤獨。」茨威格這樣告訴弗裡德里克。里約熱內盧的嘉年華狂歡景象（trèsérotique，trèsérotique！［太情慾，太情慾！］他衝朋友大喊著），和最新戰時惡行的新聞之間的對比，成了促使他自殺的最後刺激。茨威格流亡生活的失敗，也同樣是由於無力（哪怕是短暫地）承受心理上的那種孤絕，雖然他偶爾也會渴望這種孤絕。
三
對人類命運錯綜聯絡的著迷，是瞭解茨威格在戰前歐洲最大渴望的關鍵：他在回憶錄裡寫道，他的父輩們的信念是「國家、宗派間的分歧與界限終將消弭在普遍人性裡，而那種和平安定，是最寶貴的財富，應該為全人類共享」。貝托爾德·菲特爾（bertholdviertel）曾提到茨威格有一個最終目標：「創造、儲存、宣告那個在他內心中已經存在的歐洲。」在波德萊爾關於當代英雄的列表中——詩人、紈絝子弟、花花公子、賭徒、拾荒者、妓女——我們也許可以加入茨威格「世界主義者」的夢想。
回首他數年的自在旅行時光，他寫道，「令人驚異的冷漠」已經遍佈世界，沒有什麼能「限制其活力」，「我們尋思著，當任何飛機都可輕易穿越時，那些邊界是多麼無用；關稅、邊境守衛是多麼虛偽和狹隘，這一切與明顯在追尋世界大同和手足情誼的時代精神是多麼不和諧」。在稱讚他年輕時期的維也納時，茨威格說這座城市籠罩在一種「甜蜜」的氛圍之中：「潛意識裡，每個公民都超越了民族區分，變成了世界主義者，世界公民。」
在最好的狀況下，維也納的「甜蜜」無疑也有選擇性；這座城市充斥著各種讓人興奮的文化嘗試，不時暗示其想象力就像哈布斯堡王朝統治的疆域一樣無邊無際。奧爾布里希的金色星環穿過分離派會館（secessionhouse）的天花板，確立了一種基調，和席勒（egonschiele）像吸食了海洛因般頗具未來感的裸露模特和克里姆特（奧地利超現實主義畫家）新埃及風格的奢靡夜景產生共鳴。與此同時，弗洛伊德關於埃及夢之書的象徵主義，也敲開那些或多或少無意識的墳冢，展現了資產階級絢麗的情慾。這些繁榮景象與維也納主要的獻祭祭司和剝皮人（immolatorsanddenuders）的作品形成了鮮明對比：像克勞斯和魯斯（loos）這樣的人，把語言和建築所有的裝飾都視作「藝術滲透生活」的墮落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