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鄒波
我們是非東方的東方人，非西方的西方人，我們並不生活在歷史裡，我們生活在一個永遠與本地無干的自我神話裡。
多倫多皮爾森機場，這有過失敗經驗、有著飛行挫敗感、曾因飛機野蠻爬高讓我兩次血液上湧的機場，明明晴朗的2013年初春，初夜我們降落失敗，備降渥太華，再輾轉過來，好端端地，這個機場也會出妖蛾子，跑道總好像有點什麼……
兩週後，又一輛無人駕駛的越野車悠然衝進皮爾森機場跑道，差點造成降落事故，原因一直沒查清。我們那天的降落，雖沒有真正遇險，但似乎當時跑道也被什麼塞住了，擋住了。
後來我讀到諾斯洛普·弗萊談加拿大性格的隨筆《缺乏幽靈的鬧鬼》，他寫道：「在加拿大，我們（這些文明人）被託管給了大自然。」這裡一無意識形態，二無社會道路，三無鮮明的民族意識（類似爭吵的1812戰爭才勉強團結了殖民地的法語群體和英語群體），四無根深蒂固的等級觀念——「一個王權社會因地廣人稀而缺少對王權的迴響」。
這次重新選擇的「國」，比出生時被賦予的「國」，更像出於自己需要，也許不久，我還是會漸漸具有本地人的狹隘意識：活在哪裡，就希望該地區繁榮。在國內我常考察區域經濟，外省百姓最愛談的，除了憤世嫉俗的話題，就是區域競爭的話題：諸如本縣和鄰縣爭著劃給哪個地級市，從而帶動經濟，這只是一種趨利避害的利己心理，這是地產心理。
甚至，我會對英聯邦女王有感覺嗎？——在英國工作定居的弟弟說我們有了共同的女王，他也對剛去世的撒切爾夫人懷著感激，「以工會為代價，拯救了英國經濟」——這不僅是一種二手的愛國心，而且是一種二手的老派「階級」愛國心。
我會變成怎樣？至少現在，我內心還只停留在邊緣、反社會、冷眼旁觀，孩子入學第一天，在小學裡和教學秘書julie正聊著，突然響起加拿大國歌，她突然很嚴肅地示意我們跟著她一起肅立，這是第一次肅立於加拿大國歌裡，想起託妮·莫里森在新作《家》中寫道：一個自由人的愛從不靠譜（afreeman'sloveisneversafe）。這話是讓我懺悔給中國聽的嗎？
但加拿大又能有什麼「傾向性」加諸你？它的傾向就是自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說這裡預設了一個神聖的自然之母。其他國家的人，會首先問自己「我是誰」，對於加拿大人，則必須從「我在哪裡」這個更原始的問題問起，然後呢——
也許並非沒來得及創造出太多「然後」——就像機場跑道仍空著，跑著看不見的東西，亨利·詹姆斯形容一種「空空如也的小說」——「有趣的情境有了，可趣又在哪呢？」——這樣胡思亂想著，在小學裡，我也許只是對著空氣鞠躬，膜拜著一片普通的楓葉又能怎樣。
這樣無關痛癢的市領導，對中國來的畏懼官員的移民，又能算有多屈辱？多倫多市長福特則是個坦率的酒鬼，最終證實是一個確鑿的吸毒者，作風無賴，一個洋相出盡的死胖子。我的託福老師（一個波西米亞風格的很吊兒郎當的大學女講師）每次上課都譏諷他，說這麼大國家眼睜睜地看著一個小丑，無法彈劾他。但我後來教堂執事班的同僚卻擁護他，因為他縱容了工會利益，差不多是我們藍領之友。但即使反對這個無賴，你又能有多屈辱，大的保守經濟在那兒，自由和人權的細節又有保守黨拍板的議會的碎嘴在辯論。2012年底，蒙特利爾市長因貪汙三十萬辭職接受調查，最近，又因另外幾千加元不明辦公支出，廉政部門再次突襲蒙特利爾市政府取證；多倫多衛星城密西沙加的九十多歲的老奶奶市長，則因工資拿得比其他市長都高些而遭到媒體挖苦，當然，這分配不公本身都是明賬，並非非法所得。這老太太在安大略湖邊佈置的一片工廠卻讓我印象深刻，讓我想起中國的太湖，儘管那著名的地標「四姐妹」煙囪前幾年已經拆除。
我每週日在社群教堂禮拜的午餐茶點時間，會和卡爾談談政治，他八十多歲，曾是某內閣部長的助理，或者助理的助理，也許他發現我並不喜歡像個印度醫生那樣「諂媚」地問候老人們身體是否有糖尿病，而喜歡無視日常生活、談些更嚴肅的話題，談我在國內看到的社會不公，談「文革」對中國人幾千年歷史感的毀滅。
「去他的幾千年，‘文革’後，我們的歷史感像嬰兒了。」我開玩笑地說。
「新來的傢伙，你是流亡者嗎？」他就問。
「不，我不是。我仍是中國記者。」
作為交換，他透露他是自由派，捂著耳朵對我說，他其實不信上帝。我們就嘲笑了下天主教的繁瑣和戀童癖，卡爾說：原來咱倆都是自由黨，left-leaning——就是說平時像牆頭草，但實在要站隊伍的話，就站左邊。
「但不用選擇，我們很少要選擇。」我覺得，加拿大歷史上的大選擇：一次是1812戰爭，美國入侵使加拿大的法國人和英國人團結起來，這是他們難得的一次莊嚴選擇，建立了起碼的愛國心，當然此後也沒有繼續強化多少；第二次是二戰時終於決定為英國行義務；第三次是90年代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可這都是很容易的選擇，正義明瞭，宏觀利益也明瞭，比中國人那麼多既苦難重重又模糊混沌摸著石頭過河選擇的革命與改革容易多了。其他時候，加拿大的自由表現著一種更好理解的逆反——比如，美國製裁古巴，加拿大和古巴卻保持著交往，經濟與合作更火熱了，古巴充斥著加拿大野遊的戀童癖，古巴是加拿大人的泰國……但正是加拿大的中立——這獨裁國家裡的楔子——才能讓argo成為可能。
自由是什麼——自由的下限，也許是不和一些有恐怖主義傾向的典型獨裁者直接來往；但自由的上限，則表現在還是容易對美國屈服——
一名因反伊拉克戰爭逃到加拿大的美國女兵，合法滯留幾年後，最近終於還是被加拿大保守黨政府交給美國軍事法庭。越戰時，90000名美國大兵逃到加拿大，伊拉克戰爭則導致200名美國逃兵仍滯留加拿大，不同的是，前者因卡特的特赦多數回國，後者則因「入伍系自願」而必須面對美國軍事法庭的審判。歐巴馬越來越嚴峻的臉，看起來不大可能再有什麼特赦。
當然——還是有一些「然後」、一些屬於加拿大個性的文化被創造出來——在北約克的圖書館裡，為了知道自己此刻的處境、知道「我在哪裡」，我最早看的一批書，包括阿特伍德的《求生》，這本1970年代引起加拿大人激烈爭論的「認識自己」的小冊子，這本書也該叫《然後》——既然菲利浦·佛瑞能寫一本關於日本文學傳統的《然而》。
然而，阿特伍德樂呵呵就把大事講了，很親和，又不乏北方女巫的黠智，她評論厄普代克那「女性崇拜」的《東鎮女巫》也許是在說自己，但人們如今更愛問老太太對於殭屍有什麼看法。但在嚴肅的1970年代，她說整個加拿大文學就是「求生」——求生於自然，求生於可有可無，求生於美國的陰影，她說加拿大文學充斥著一種在大自然面前認命的受害者形象……然後呢？
我讀著她的隨筆，想到的卻是：在一個關注求生的地方，我們作為外來者，又來肩並肩加入這種漫長冬天的求生，可我們中國人更像鉛華洗盡的過來人，我們的內心真的更滄桑嗎？然後呢？
1960年代，阿特伍德們——多倫多大學維多利亞文學院的這些文學青年，一起寫詩，艱難創辦加拿大自己的出版社「阿南斯」（anansi）。
加拿大文化這隻薄口琴，依附美國的邊境線，歐洲現代主義發生時，現代主義在加拿大變成加爾文色彩的地方文學，後來，加拿大文學個性的甦醒表現在對美國文化擴張的對抗——無論進步主義時代的美國詩人，還是後來垮掉派的美國詩人，屢屢向北突破溫哥華，佔領那裡。
我也才知道，在華人富豪「北京遇上溫哥華」之前，六七十年代的溫哥華產生過一批反抗美國詩歌的加拿大詩人。我喜歡喬治·鮑維林（georgebowering）這老嬉皮士詩人——他對美國的反骨，以及他不像列奧那多·科恩那樣，淪為一個泡妞詩歌詞的老傢伙，以及他對加拿大人充滿智力的反思（《左鉤》），都讓我喜歡，更早一批也更牛逼地突破美國實用哲學的加拿大思想者則是諾思洛普·弗萊、奧森·威爾斯、馬歇爾·麥克盧漢，他們各有各的抽象思維來對抗美國的實用哲學、實用倫理。麥克盧漢尤其以天馬行空的斷想來對抗美國人的絮叨。這些人之於北美大陸，就如羅蘭·巴特們之於歐洲。這也許就是加拿大文學的「然後」——叛逆，向一個更抽象的精神世界，超越美國。
但總體而言，加拿大出版商還是像美國出版商的掮客，這個情況至今如此，而加拿大本地作家，總的來說，在這個去知識分子化的年代呢，又重新有點像一種「地區文學」。縱然人們仍愛談論「紅色星球」、「藍色星球」或者《華氏451》——這類將《1984》的深刻命題庸俗化為「書蟲的抗爭」的戀物癖話題。
與弗萊、阿特伍德同為維大老校友的喬治·鮑維林說：「當年我們的詩歌，是彼此修改出來的。」北約克圖書館裡也經常有這樣的活動：邀請本地作家來互相修改作品。這讓我反躬自問，在中國，我缺乏這樣的集體智力生活。
當我孤獨的時候，聽見新聞裡說，多倫多出現了郊狼。我在中國的邊疆文學、高原文學、草原文學、西北文學也讀到過狼、見過狼，但能比較嗎？這是與哥特文學同源的嗎？
報上說對付郊狼，如果它很遠，就揮舞胳膊大聲吼，可以嚇退它，如果它很近，就倒退著逃跑，我卻永忘不了初來加拿大自動退出海關重新接受審查的「倒退」行為。任何倒退都讓人印象深刻、刻骨銘心，因為任何倒退都是一次真正自找的屈辱。
郊狼的恐慌之下，是柵欄上的松鼠，驚蟄時來了浣熊，它們躬身逡巡在門口，背很寬厚，就像一頭灰熊，奧登說：「中世紀的等級制牽連到動物。」——還有樹人。有時我們從多倫多南北向最長的中軸線——yonge街，向東遠足，在晚霞裡，經過兩三個邊境風格的搖曳的黑森林，然後下一個大坡，過一條河——他們的母親河唐河——再從西岸回望——
多倫多的天際線就是那條南北向的yonge街——這條無限通向北極的公路，殘雪堆中，這叢玻璃之火，多倫多的cbd，沒有之一，安大略湖的藍色光澤在側翼，晨曦與北極光在「aurora」這個詞裡也是同一種事物。
走在路上，我的微笑——中國中年人矜持神聖而隆重的代表著重大感情決定的微笑啊，在這裡變得很賤，和英語一樣賤（英語就像這裡的一層油漆膩子，很賤），而且更無意義，對他人微笑僅僅意味著：我是個安全的人，走在手持timhortons咖啡的人當中——早晨，開放空間裡的咖啡味也很濃烈——我不是恐怖分子，背包裡的書像一杯黑色的牛奶；在巴士上，公交司機黑哥們背後貼著一張紙：「每天至少一個ttc公交司機被侵犯」……肌肉男的哀怨，大家下車拍著他的背說謝謝，對黑哥們說「buddy」，卻讓我感覺真得很良好。
多倫多的世界難民，從二戰猶太人倖存者，到塔利班難民，我不知現代人是否仍把他們遷徙去的地方叫天堂——有時人們奔向的彼岸，仍然只是地球這地獄村裡冬天漫長的慈善機構。
我已不再年輕了，不再帶著彼岸理想而來。我已在中國通過國內旅行就建立了世界感——其實是一種同一感，意識到無論哪裡的人都一樣……宇文所安的哈爾濱妻子田曉菲在visionaryjourney這本書裡說：佛教的策略，開始讓近古的中國人，將陌生的土地熟悉化——當旅行者面對任何新世界，先有世界觀，再有世界旅行。哪怕這世界觀是狹隘的，迷信的，但總得有。也即前文說的——中國人走向世界之前，就原地具有的世故與成熟。
本文寫於我剛來加拿大的2013年初，我不能在這篇文章裡給你任何謀生參考，而且你來了也會發現，在中國，你已享受著各種物質複製品、贗品了——他們可以把鐵塔、白宮、羅馬、酒吧、名牌商品的實際質地……都搬來中國無限複製，而且當你走在這些複製品裡，你已在感受著「被拿來主義」和被解構的彼岸了，也因此，彼岸本身也被它的複製品和贗品消解了。
街道……有著歐洲的街道名字，薩默塞特讓你想起毛姆；街道……有很多長得像奈保爾的人，不知為什麼，膚色的人海里，我只對奈保爾這樣的人有深刻印象——他幾乎用一種很狹隘的形象，代表了世界……或者說代表了世界的邊緣，或者說，代表著漂泊，也像俄羅斯作家亞·格林的海港夢幻奇境裡的人，我們是非東方的東方人，非西方的西方人，我們並不生活在歷史裡，我們生活在一個永遠與本地無干的自我神話裡。奈保爾，他的英語，至少他的寫作，是沒有印度口音的英語，他在用元語言寫作。
入夜，yonge街和finch交叉的路口，深槽裡走著中國留學生、韓國留學生，踢著冰塊，卻很少有伊朗留學生，儘管伊朗人在這個區也很多，中年女人很多——包括《德黑蘭囚徒》的作者瑪尼拉·妮麥特，她住在多倫多郊區，她書的扉頁是艾米麗·勃朗特的詩：我迅捷的日子啊/在生與死中/我中斷的靈魂/憑著勇氣去承受——從苦難的經驗遷徙到清苦的回憶之地、應許之地，人生大致如此漸弱如安魂曲的樂章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