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郭玉潔
「從一個大師身上，我們可以談論文學歷史的問題。」
——陳文芬
一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溯洄從之，道阻且躋。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坻。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溯洄從之，道阻且躋。溯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詩經·秦風·蒹葭》
兩點差十分，系辦助理推門進來，摘下石英鐘，裝上電池，時針分針撥到正確的方向，像兩支張開的手臂。東華大學每個教室的鐘都好些年未曾走動，行政人員懶於看顧，老師學生也不甚在乎，這天在302教室，石英鐘「咔嚓」了起來。兩點，一位老人走進教室。他步子徐緩均勻，一步一步，走到講臺坐定，抬頭正對著那面鍾。
上課之前，我已聽過很多關於楊牧的傳言。他是著名詩人，聽說也離諾貝爾文學獎不遠，人們提到他，語帶尊崇。又聽說，他是處女座，細節處諸多講究，一張桌子用來寫詩，一張桌子寫論文，散文則放在左邊第三個抽屜。小道流言，又傳說他「個性彆扭」，不好相處。為楊牧作傳的作者張惠菁前來採訪，正逢他即將離開花蓮回到華盛頓大學，有學生前來相送，情緒傷感似乎將要落淚。楊牧等學生走後，關上門說：「我就是不想看到學生哭。」另一個故事是，花蓮詩人陳克華，也是一位眼科醫生，為許多作家看診，楊牧也在其中。一次他寫文人軼事，縱論作家們的眼睛，說到楊牧有青光眼。從那之後，楊牧就換了眼科醫生。
此刻坐在講臺上的楊牧，戴著眼鏡，灰白的頭髮乾淨、一絲不亂，臉上雖有皺紋，卻和皮膚的肌理一般細緻，顴骨上還有午睡方醒的紅色。若說詩人，似乎有點太普通了，他更像一輩子活在書齋裡的儒雅老者。他開啟手中的名單，用手指點著往下數，又抬頭數了數教室中的我們——u型的桌邊疏坐十五人。楊牧開口說話，聲音衰弱，中氣不足：「我希望人數不要太多，最好在十一個人之內。」他手臂微微擺動，做著不靈活的手勢，似乎在儘量避免消耗動能。
這門課叫作「中西詩學比較」，是詩人、學者楊牧從美國華盛頓大學退休後，回到花蓮開的第一堂課。接下來，他解釋課程，「中西詩學比較」，不是真的要比較「詩學」——當代文學研究中，「詩學」沿襲亞里士多德的說法，被解為廣泛的美學理論，不，不是的，這堂課不講理論，而是讀中西原典，中文讀《詩經》，「把兩三千年前的東西拿出來，用現代的眼光來看」，英文讀葉芝。因此這堂課又有一個副題叫「古典與現代」。
楊牧請一位同學朗讀《秦風·蒹葭》。四言詩重複迴旋，五言句變換節奏。必得朗讀，全心體會，時間延進以音樂叮咚，空間則鋪開迷濛圖景，這首原本爛熟至俗的詩，突然展現美的本質：令人靜默，久久不語。
1950年，瑞典漢學家高本漢翻譯的《英譯詩經》出版。在這本書中，高本漢把《詩經》中的詩歌編號，《周南·關雎》是no.1，第一首。在課堂上，楊牧使用了這個編輯方法，這樣的編法讓他想到《聖經》：「在我看來，《詩經》和《聖經》是一樣的。」因此，《秦風·蒹葭》就是第129號。
字辭易解，沒有太多要講的，楊牧微微抬頭，看著教室裡某一個虛空的點，像是怔住了。他想起讀花蓮中學時，有一天老師說，今天不要上課了，「他在黑板上寫了一首詩給我們看，就是《蒹葭》，」他回憶著，「老師用廣東話念了一遍，那時候似懂非懂，完全不確定，這是男的還是女的，什麼都不確定，和數學老師教的都不一樣，可是覺得世界上怎麼會有這麼好聽的詩。」這是楊牧第一次讀到《詩經》。二十歲時，他自費出版了第一本詩集，由父親的工廠印刷，妹妹校稿，書名就叫作《水之湄》。
楊牧從虛空中收回眼光看著我們，仍然是沉思的，似乎不確定能否將當年《蒹葭》所觸發的震撼傳遞給今天的學生：「二十年前，有一種理論是文學死了。不曉得你們有沒有聽過這個謠言——這真是一個蠻大的謠言，你們比較幸運，現在已經沒有人這樣講了。」
二
在島嶼上，中央山脈聳起，縱貫南北，把臺灣島分成東西兩半。西部面向大陸，是開闊平原，福建移民越過臺灣海峽，登陸開墾農地，通商、修建工廠，西部向來是漢人聚居之地、臺灣經濟的重心。而東部的高山雄踞之下，平地狹窄，不利耕作，居住的多是原住民，刀耕火種，迎向浩瀚的太平洋。
因此在臺灣人心中，西部是「前山」，東部是「後山」。花蓮就在後山，是山水壯麗的度假勝地，也是經濟不發達的偏鄉。
1940年，楊牧出生之時，更是如此，「那是一個幾乎不製造任何新聞的最偏僻的小城」，他在文章裡寫道。一個沒有新聞的小城，沉睡於層層疊高的青山之下，靠著太平洋，「站在東西走向的大街上，可以看見盡頭一片碧藍的海色」。
楊牧原名王靖獻，祖父是菜農，父親兩兄弟在花蓮開一家印刷廠。當時臺灣作為日本第一個殖民地，已被統治了四十五年。他記得自己坐在榻榻米上，榻榻米有一股稻草的味道，在太陽光下飄著浮著，「那時不少張三李四已經改名為渡邊田中，夏日裡喜歡穿一條相撲大漢的白色丁字褲在廊下乘涼，以不標準的破碎的日語互相請安。」
在他記憶裡，花蓮的日本人不多，只記得冬天的上午，寒氣瀰漫著太平洋的涯岸，峻嶺俯視，峰頂積著白雪，他看到一個帶長刀的軍人，穿著軍大衣在街上沉默地邁步，臉上似乎也是沒有表情的，只是唇上的小髭帶著一種寂寞的傲氣。
當時日本正節節敗退，1944年夏秋之交，美國飛機出現在臺灣上空，一開始所有的轟炸和掃射都集中在北部和西部較大的城鎮，有一天，轟炸機到達了花蓮港口，楊牧隨家人坐火車往南邊去避難，再回來時，日本人走了，臺灣「光復」。
政權更迭，年少的楊牧並無所感，他只知道學校裡多了很多南腔北調的老師。有的老師鄉音之重，三宣其令，無人能懂。他記得，中學的老師分為兩類，比較嚴峻的兄長型的是臺灣老師，另一類就是漂洋過海的外省老師，他們比較放鬆，「有時帶著難言的落寞的神情」。在這些外省老師那裡，他受到了最早的文學啟蒙，包括粵語念出的《秦風·蒹葭》。
另有一位胡老師，是湖南湘西人，閒時談天，他跟楊牧說，「趕屍」是真的。胡老師說得天花亂墜，楊牧聽得張口結舌。為了轉移話題，他說：「湘西出了一位大作家，對不對？」老師吃驚反問：「你怎麼知道的？」
留在大陸的作家，因為「附匪」已被國民黨禁了。但是圖書館的管理老師看楊牧每天借翻譯文學，惋惜他沒有機會讀中國小說，於是從上鎖的櫃子裡拿出一本薄薄的書《八駿圖》，叮囑他不必登記，也不要轉借別人。第二天，楊牧去還《八駿圖》，管理員從櫃子裡拿出了《邊城》。
1950年代的臺灣，國民黨宣導「反共文學」，文壇肅殺，詩歌最早出現新氣象。紀弦發起「現代詩」運動，主張學習西方，「新詩乃是橫的移植，而非縱的繼承」，余光中則提出「新古典主義」，幾大流派各有代表人物，論戰迭起，創作旺盛，是臺灣現代詩的高峰。
在這樣的風潮裡，十五歲的楊牧，寫下第一首詩。
二十四歲的楊牧回溯道：「我常常想這個問題，我到底是什麼時候開始寫第一首詩的？怎麼寫的？是什麼力量壓迫我、促使我的呢？我彷彿看到子夜以後滿天的星光，感覺到夜露的寒冷，聽到子規的啼聲。我彷彿看見蓮花池裡的綠萍，看到鰱魚游水，看到青蛙和長嘴的彩色鳥。彷彿很多江南的馬蹄和酒肆和宮牆和石板路召喚著我，彷彿看到宋代的午橋和拱門，紅漆的拱門。」
四十七歲的楊牧則把這個神秘的時刻歸於一次大地震，「大地一搖，搖醒了蟄伏我內心的神異之獸」，他目睹一個雕塑家如何將一塊木頭變成神像，這雕刻的過程，就是創造，而創造是多麼迷人，「我將以全部火熱的心血投入一件藝術品的工作……一個不能向任何人傾訴的秘密在我內心滋長，只有我自己一個人微弱地負荷著，在那遙遠的時代，我知道我正在遲疑地向我的童年告別。」
十五歲的楊牧，開始寫詩。他把作品發表在自己和學長辦的刊物《海鷗》上。高中畢業之後，他考入位於臺中的東海大學。年少詩人的輕狂，他是有的，在和好友的通訊中，他們都自稱「寡人」（楊牧寫道：「寡人慾報考歷史系，足下以為如何？」），然而無論是花蓮，還是臺中，都不是臺北。臺北，是一切熱鬧發生的地方，新銳的潮流，遽起的名聲。楊牧沒有加入任何詩派，也沒有參與論爭。在詩人們的聚會中，他是「一連打翻三次菸灰碟而不色變的青衫少年」。他敏銳善感，又樸拙固執。敏捷應對外界變化，並非他的特長。無論是年輕時過多的感傷和堆砌，或是中年追想的神啟時刻，他站在潮流的邊緣，勤奮閱讀、寫作，詩情在內心孤獨生長。
他決定，詩將是他表達世界本質的唯一方式。「我明白了，是從這裡到那裡的關係，是這裡和那裡的對比，衝突，調和，於是就產生了詩……詩於你想必就是一巨大的隱喻，你用它抵制哀傷，體會悲憫，想象無形的喜悅，追求幸福。詩使你現實的橫逆遁於無形，使疑慮沉澱，使河水澄清，彷彿從來沒有遭遇過任何阻礙。詩提升你的生命。」
當時的臺灣，為了表明自己是中華文化的正統，中文系、歷史系都傾向保守，專治古典，古典之中，又特重「小學」，不接受現代詩。楊牧選修《昭明文選》，第一堂課就聽到老師說：「這個年頭啊，有所謂現代詩這個東西，完全是胡說八道，我看班上有人就是搞那個的。」老師在講臺上說了十五分鐘，楊牧收拾書本，站起來離開了教室。
新思潮與新創作，都發生在外文系。最有名的，是1960年臺大外文系的學生白先勇、陳若曦、王文興、李歐梵創辦《現代文學》，和「現代詩」一起，成為臺灣戰後文學的第一波浪潮。楊牧也從東海大學歷史系轉到了外文系，他讀加繆、英詩，而他最喜歡的，是浪漫主義詩人濟慈。
同時，楊牧仍然到中文系修課。東海大學中文系有一位大學者徐復觀，他被稱為「新儒家四傑」之一，曾寫過《兩漢思想史》等著作。徐復觀用近十週的時間，講解韓愈的《平淮西碑》、《柳州羅池廟碑》，仔細辨析字句、文法、結構。這對楊牧的寫作風格影響極大，多年後他為師友寫悼文，雖是白話文，行文結構，卻是韓柳文的氣勢。「中文要寫得好，別無他法，就是讀古文。」他說。
年輕的楊牧一邊翻字典讀英詩，一邊抄寫李商隱的全集。讀英國文學時，他在書緣寫下中文裡雷同的字句，讀中國文學，則以英國文學附麗。從一開始，中英文就並列交錯在他的寫作中。
三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枌。
——《詩經·陳風·宛丘》
在《詩經》中，這並不是一首有名的詩。有人解為諷刺詩，有人解為情詩，但都牽強。楊牧想象，這是一個舞臺，有人擊鼓，有人擊缶，另有一人無論冬夏，手持繽紛的羽毛跳舞。這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陳國在地理位置上鄰近楚國，同樣巫風盛行，舉國痴迷歌舞。也許，這就是一個迷狂的舞者。
楊牧問：「林懷民，雲門舞集，你們知道嗎？」1962年，楊牧赴愛荷華大學讀寫作班，白先勇、余光中、葉維廉、陳若曦、王文興、林懷民都先後到達，保羅·安格爾和聶華苓傳奇的愛情也剛剛開始。臺灣文壇璀璨的星空，年輕的人們發展各自的性情，「有一次一群人走著走著，林懷民衝到一根電線杆前面，繞了一圈。」楊牧乾笑著。他是數學家一樣的詩人，喜歡喝一點酒，但不過量，寫詩時則一定不喝，理性、內斂，情感變化再三檢視，表達時幾度徘徊。《陳風·宛丘》中手持羽毛無論冬夏的舞者，讓他想起林懷民的激情率性，他陌生的反面。
1972年，林懷民回到臺灣，創辦雲門舞集。1993年《九歌》上演，用現代舞表現《楚辭》，陽剛健美的男舞者在舞臺上幾乎全裸。楊牧坐在臺下，覺得這很不對，《九歌》裡不是這樣的，楚國的男巫、舞者怎麼可能是裸體？他寫信給林懷民，向他指出這一點。但是，「他居然一直都沒有理我，後來的演出也沒有改」。
楊牧又想到了白先勇。他說：「白先勇就是學張愛玲啊。」白先勇和另外一個小說家郭松棻對坐，郭松棻說，先勇，你寫的是通俗小說。「白先勇也不生氣，就笑。我趕快說換個話題。先勇的風度很好，換了其他的朋友，百分之八十會生氣。」
年輕的白先勇以《臺北人》出名，後來難有佳作，晚年找到了另一項志業：推廣崑曲。在美國時，他就常隨一些懷念中國的老先生唱崑曲，白先勇特別興奮，楊牧說起來卻皺眉：「我始終不大喜歡。你們有人喜歡崑曲嗎？」
有三兩個人舉手。
楊牧問：「為什麼呢？」
有人答：「因為……崑曲是一種完美的藝術。」
楊牧說：「對，就是這樣，我覺得，也太美了。」年輕時楊牧著迷的是古希臘史詩和悲劇，他讀比較文學，「想把中西文化都解決掉」，關於戲劇，他想的是幾代中國文學研究者撓頭苦思的問題：為什麼中國古代沒有產生史詩和悲劇？可是，最終他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只寫了一篇關於《桃花扇》的文章，其他統統沒有研究，也不再感興趣了。
課堂上有這樣小小的漫談，儘管時間總雷打不動（兩點上課，三點半休息，五點下課）。楊牧身後，午後的晴空下，窗外幾隻鴿子一直在咕咕咕咕地叫，撲騰著翅膀。這堂課，這幾年在臺灣的生活，又把我帶回了文學。在話語紛繁的時代，能夠沉靜地讀詩、談詩，楊牧說，「閱讀的樂趣大過了研究的樂趣，文學應該這樣才對。」
四
1965年，楊牧收到徐復觀的信，要他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拜見陳世驤。
陳世驤是海外漢學界的泰斗，他中英文俱精，曾與人合譯《中國現代詩選》，1936年在倫敦出版，是中國現代詩介紹到西方的首例。1940年代，陳世驤赴美國，協助籌建了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比較文學系，是早期漂洋過海的漢學拓荒者之一。1950年代初，陳世驤首先將新批評運用在中國古典詩歌，以一萬多字，評析杜甫的五絕《八陣圖》，成為文學批評的經典。1971年，他第一次提出，與西方文學並列時，中國文學的榮耀並不在史詩，它的光榮在別處，在抒情的傳統裡。從此，「抒情傳統」就成了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關鍵詞。
此時的楊牧，即將從愛荷華大學寫作班畢業，他除了必修的創作和翻譯課，又選修了古英文、現代美國詩、比較文學等。朋友們暑期去紐約打工，賺下一年的學費和生活費，但是在唐人街的中國餐館轉了一週，楊牧斷定端盤子、洗碗碟不是理想的工作。很快有人找他翻譯一本書，同時被邀的，還有張愛玲、於梨華。每天譯書、寫作、散步喝咖啡，他已放棄了大學時最愛的詩人濟慈，專心精讀葉芝全集。楊牧認為，這位最後的浪漫主義詩人在三十五歲之前，並沒有超越拜倫、雪萊、濟慈，但是三十五歲之後，卻「擴充深入，提升其浪漫精神，進入神人關係的探討，並且評判現實社會的是非」，從而超越之前所有的浪漫主義詩人。他認為自己是寫詩的，又不是做學問的，去見陳世驤做什麼？
但他還是去了，帶著兩本自己的詩集，一路詢問，準時站在陳世驤的辦公室門前，敲門卻無人應答。此時的楊牧仍有年輕詩人的傲氣，覺得自己比張良還委屈。陳世驤來了，一手握菸斗，一手抓著一把信。在追悼陳世驤先生的文章裡，楊牧仔細地描寫了這次見面，他說，陳世驤先生並沒有為遲到表示歉意。他捧上詩集，陳世驤隨便看了一眼封面，開始拆信，不發一語，把楊牧丟在一旁發呆。楊牧的張良之情又油然而生。陳世驤讀完信，拾起詩集，仍然不發一語，專心讀了好幾十頁，忽然臉上有了新的表情，說了些稱讚的話。二人談論起來。楊牧說有意讀比較文學，大講對史詩和悲劇的看法，「這時，陳先生已經變成一位笑容滿面的長者，快意地吸著煙，不時大聲追問我的論斷，又引述中西材料為我的暢言做修改，最後說，史詩和悲劇在中國文學傳統裡不曾發展成型，正是我數十年來時時思考的題目」。
1966年，楊牧從愛荷華獲得碩士學位，他收到了哈佛大學、伯克利和愛荷華大學的博士錄取通知。陳世驤寫信給他說：「放棄哈佛，到伯克利來！」
陳世驤的家在一座山坡上，是一座西班牙式的樓房，松樹環繞，號為「六松山莊」。這裡經常有很多留學生高談闊論，有時，他們會談到張愛玲。1969年，在夏志清的推薦下，陳世驤聘任張愛玲，作為「中國當代語言計劃」的研究人員。張愛玲的辦公室，就在楊牧隔壁。同在陳世驤門下行走的劉大任說，張愛玲是中國研究中心的「靈魂」，因她通常黃昏將近夜晚時出現，挨著牆壁行走，早上離開，有如女鬼。陳世驤羽翼下的學生不乏張迷，但也有人嗤之以鼻，小說家郭松棻說張是「姨太太文學」，楊牧也不喜歡，談到張愛玲時稱「那婆娘」。
1960年代的伯克利，是左翼聖地，反越戰爭民權的中心，也是嬉皮靈藥文化的首都，各類議題的政治鬥爭與思想交鋒熱火朝天。隨後，在美國的臺灣青年，又掀起「保釣運動」。左翼的金戈鐵馬中，張愛玲的兒女情長被看輕，也並不奇怪。楊牧並非各類社會運動的熱心參與者，他單純是認為，「五四」以來的新文學，是語言的草創期，粗率不葺，只有湘西的沈從文，是個大作家。
楊牧在閱覽室有一個固定的座位，他每天坐在那裡，窗外隔著馬路是英文系的大樓，再遠些是總圖書館，更遠是鐘塔和山。他研究古英文、中世紀歐洲文學，他讀《詩經》、《離騷》、《文心雕龍》、唐詩，學了德文、日文和希臘文，又對古希臘文學驟然產生狂熱興趣，幾乎想要放棄英國文學，專攻古希臘文學。陳世驤敲著菸斗笑著說：「靖獻，生也有涯……」
在伯克利，有兩位流亡學者，每週四楊牧都與他們聚集談天。一位是波蘭詩人切斯拉夫·米沃什，他曾有一首長詩，描寫三人在一起談天的故事。另一位是西方漢學界的怪傑卜弼德（peterb.boodberg）。卜弼德是流亡的舊俄世家子弟，精通十多門語言。他曾寫過一篇長文分析《康熙字典》二百一十四個部首，文章用英文寫成，但是分析部首時常用其他文字註解，有時是希臘文，拉丁文，有時是俄文，德文。他說，三千年的中國文字傳統，含涵深遠博大，唯有用整個歐洲文明的三千年文字傳統，方能註解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