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離
撰文覃裡雯
在天堂裡死掉，這才是歷史的終結，而不是在秩序井然、講究共識、空氣清潔的歐洲。這麼一想，我逃得還不夠遠。
定居者
一年前，我和於威先後搬到了柏林。我學德語，她帶娃。她這個渾身本事的前媒體高管，被清洗浴缸和擦玻璃這樣的破事愁了半年，每天在微信上給自己勵志，但好像見效甚微。不到一年，她就拋下位於柏林時髦社群的豪宅、歐洲的藍天和貨真價實的社會主義，奔回了煙燻霧繞的北京。到4月花開，單向空間已經從一家舉辦週末文化沙龍的書店，瘋長成了一家舉辦週末文化沙龍的書店，一家賣書的清新廚藝學校，一個steampunk風格總部和一個頑皮社交媒體組成的活力中心。我們在過去十多年工作裡結識的朋友們，也都從不同的機構裡返回單向空間，就像河溪入海一樣順理成章。他們每天談論八卦、歷史、文學和文化，喝酒吃火鍋，在巨大的垃圾場上頑強而快樂地種植西西弗斯的花朵。
我們不喜歡陌生人/他們在雨天推門而入/他們的臉籠罩霧氣/潮溼的手指微微閃爍/暗示我們忘卻的來路
我在柏林的辦公室裡用微信偶爾得知這些碎片。辦公室在一個20世紀初簡化巴洛克風格的建築裡，高窗面對天井，窗下總有人在抽菸。當我想念北京的時候，就開啟窗戶。對面下方有一家廚藝學校，成年學員們繞著鋼鐵灶臺勤奮學習，再到樓下臨街的餐館裡立即付諸實施，中途休息時間就在我窗下跟拖拉機引擎一樣地抽菸。這個餐館價格只有通常市價的一半，因為食客其實是廚師們的實驗小白鼠：半生的壽司，寡淡的三文魚面，偶爾也有美味的豬排和魚排。收銀員一抬手臂袖口露出文身，殷勤為女士穿上大衣的侍者笑出一口爛牙，廚子們有的胳膊粗大，睥睨四方，有的穿著放蕩。但他們都很敬業，沒有人不珍惜這個離開監獄之後重新融入社會的機會。
我時常冒著消化不良的危險去給這個餐館捧場，因為覺得自己很像他們的同道，像叛逃者在異地努力獲得新生。夏天臨近，我會在回家的路上偶爾流連，藉著晚上9點才滅的天光想想更重要但無用的事情。雖然我有意放慢速度，可柏林的陌生感仍像冰川一樣迅速融化，即將把我再度裸露在熟悉造就的厭倦感中。過度的熟悉帶來可怕的麻木，和我持續與之戰鬥的抑鬱。作為一個曾經的全球搬家戶，我感到地球的面積很快就要不夠用了。在前半生以搬家未能解決的一切，只能在後半生以牢牢紮根來試圖解決。
我們已在水草豐足的地方/駐紮了身體和靈魂/陌生人卻帶來棋子/教我們學會猶疑，拼殺/和不甘的死亡
對習慣於逃跑的人來說，柏林是個紮根的好地方，除了納粹時期，它習慣於接納情願或不情願的遊蕩者。黑格爾躲避霍亂時還曾在我住的區域暫居過，最終病死在柏林。納博科夫在柏林的15年裡，一直躲在柏林俄羅斯人的世界中，結果構造了一個以他命名的柏林。瓦爾特·本雅明坎坷的一生裡，柏林總是他的返回之地，直到納粹上臺斷絕了這個念想。如今歐洲和平，柏林就成了歐洲最便宜的創意中心，吸引昆汀·塔倫蒂諾這樣的大導演來製作電影，也適合許多隻說不做的文藝青年在這裡浪費時光。某位著名的大肚子中國藝術家在被「禁足」之前，在這裡還有一個工作室。
20世紀上半葉，這裡還是中國革命種子的落腳地之一。周恩來和朱德都在康德大街上住過，朱德後來還被驅逐出境。康德大街曾有許多中國商店和中餐館，以及一家中國學生活動中心，如今都被高檔酒店和辦公樓替代。柏林還短暫容納了許多現代中國學界的耀眼星斗：蔡元培，陳寅恪和他的表弟俞大維，傅斯年和北大的同學羅家倫、金嶽霖、姚從吾、段錫朋、周炳琳、宗白華、曾慕韓，當然還有不安分的徐志摩。年輕氣盛的周恩來和對政治毫不關心的陳寅恪曾在柏林的中餐館偶遇，陳稀裡糊塗被捲入一場政見爭辯引發的拳戰，他和周撒腿跑到餐館老闆娘的房間裡躲起來，才未被打得鼻青臉腫。從這些碎片裡折射的柏林，無害瘋狂，活潑有趣。
你不可逆轉的時間/陌生人一個接一個地倒下/如同每日消逝的夢境/而我們，定居者/從不攪擾死者，和其他生者的安寧/光榮屬於我們捏造的傳說/誰比誰活得更長
經過柏林寧靜整潔的墓地，就會設想：扛著整個20世紀中國的殘酷記憶的靈魂，和那些扛著整個20世紀德國的殘酷記憶的靈魂，坐在一起是會聊個不停，還是無話可說？在柏林牆倒塌20週年紀念日之前，我在柏林採訪了許多親歷當年盛會的人物，當時我和許多對80年代有親切感的中國青年一樣，已經明瞭東歐和中國命運的差異。我們知道東歐的變革不會在中國重演，也認定了各個國家必須孤獨地承擔各自不同的命運。
但如今回頭想起那些一路對談，反倒感到孤立宿命論是另一種膚淺狹隘。被採訪者中的一位，當年曾主持前東德售賣國有資產的國有信託機構treuhand，短短時間內把大批東德國有資產售罄。在我的採訪中，像所有忠實遵循資本運作邏輯的資本運作者一樣，他給了很多理由，強調當時「我們沒有別的選擇」。如果我當時再敏感一些，就會看到東歐和中國命運相似之處：自20世紀最後十年以來，二者都不同程度地屈服於資本的無上邏輯，全球化的壓倒性邏輯。而這個邏輯在中國被推到極致，吞噬著其他的邏輯，像一頭老虎吞噬著自己。它既無法填補摧毀性的革命造就的精神空無，也無法平衡無節制的權力，滾滾偕行的是霧霾、汙水和空洞的追逐。至於資本何以對自己的缺陷視而不見，我倒一直沒弄明白。
已經離去，或正在到來/陌生人無休無止，敲響城門/逼迫我們送上鮮花，雕塑和廟宇
單向空間的朋友們，正是在這頭老虎的邏輯裡，做著它難以吞噬的事情。在北京，他們不能算是勢利眼們定義的「主流」精英，但卻在某種程度上造就了以他們定義的北京，可以稱之為北京的魏瑪。1775年，當年輕而浪蕩的歌德受邀來到小城魏瑪，他根本沒想到自己會在這裡待上一輩子。他覺得自己是個大城市青年，遲早要離開這裡去征服世界。可當他來到「大城市」柏林的時候，卻沒有產生想象中的歸屬感，普魯士貴族的勢利眼挫傷了他的自尊。他餘生留在魏瑪，憑一己之力把它變成了一座四面大師來會的文化聖城。來自邊緣的創造才能造就此世的奇蹟，這是老虎唯一難以吞噬的事情。
塞壬
書寫的純粹樂趣不知何時已經悄悄告別，朋友們都開始思考哈維爾所說的「第二口氣」—繼青年的激情消散後，寫作所需憑藉的新動力。他們當中的一些，或多或少都找到了第二口氣，我卻沒有。那些未能完成的書攪擾著我，像弗蘭肯斯坦的殘肢和一隻眼球，緊緊追在身後，我卻缺乏把它們組裝起來的力氣。一直記得詩人朋友鄒波誠摯的告誡：寫作要真誠，要解決「我是誰，我在做什麼，我要做什麼」的問題，任何一首詩都是如此。可是要回答這三個問題所需要的勇氣和力氣，從哪裡來呢？
船長你的水手已經/掙脫桅杆上的繩索/這些你毫不知情——/只想著大陸之後還有大陸/選擇無限汪洋磨鍊凡人的意志/自以為與命運交情頗深/自以為是甲板的王國上最強壯的人
沒法回答這些問題，是因為我已經變得像歐洲一樣。問題不在於內在的分裂，而在於無法為分裂的碎片提供一條堅硬的鏈子。歐洲雖然世故，但並不憤世嫉俗。每個國家都有自己對歷史和未來的獨特理解，都堅信自身的智慧，都耽於自身而不願改變。我的大腦就像布魯塞爾，禮貌地讓每一個內心的成員國發言，給他們同樣的權重，不願承認一個目的高於另一個。布魯塞爾一定會癱瘓，以平等的名義。和布魯塞爾不同的是，我沒有這裡的許多人對中國的夢想，雖然沒人喜歡那裡的空氣，但「至少在中國做得成事情」。
是啊，要不是在中國，我當年才不會變成一個滿心焦慮向首都和世界奔跑的青年。我很可能會坐在柏林的草地上曬每一通曬得到的太陽，假裝關心天下大事，支援所有抽象的正義，與鄰居友好相處，最大的激情就是旅行和與朋友談論新手機品牌和音樂劇目。
有時厭惡滿月的明光/抱怨它遮蔽導航的北斗/在船艙裡又偷偷揉拭昏花的老眼/以為那是海妖的鹽粒/向漂浮而過的萬國揮舞旗幟/傳達故國過時的訊息/不知自己已成宮廷中的笑柄
「歐洲像狐狸一樣，知道許多事情。」託尼·朱特說。中國也知道許多事情，只不過這些知識未必都起了該起的作用。黃仁宇的發現依然是真的：官僚體系過早成熟的農業國家，因為耽於千百年來相對成功的專制管理，而壓抑了許多創新的繁榮。先進的發明因為不適用於官僚機構的需求而被擱置和忽略，中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一再被打壓，無法形成有機的自主性，無法集體提出訴求。雖然現代化的程式在某些方面獲得成功，但只有國家一次又一次地宣告勝利，國家的各組成部分—包括官僚機構裡的個體在內—卻沒有形成任何可靠的安全保障和自下而上的協商渠道。中國知道的所有事情，最後都被總結為一句「皇上是最正確的」以及「就算皇上偶爾不正確，總的來說他也比任何其他人要正確」。在中國無可奈何的語境裡，沒有比這更讓人安慰的總結了。
在全球越來越多的地方，有無數像我這樣的單行者。他們身後是正確而堅不可摧的總結，面前卻是人類對歷史想象的盡頭。
誰還會像我一樣/用歌聲與你談判/在船舷邊反覆躲避你槳櫓的擊打/輕輕剝去龍骨上的鑿船貝和海葵/引舵手避開赤道無風帶/在港口外夜復一夜/揣測你是否還會重新啟航
中國的總結其實自有其生動之處，我偶爾也會被迷住。幾年前，我在廈門的海邊看過一場鄉戲《海瑞出行》。那可真是令人驚歎，對著媽祖廟的戲臺上，幾百年前的劇本一字不差地上演。鄉中惡霸要霸佔有夫之婦瑞蝦，殺其夫，奪其人。瑞蝦懷有身孕，誓死不從。兒子生出來後被惡霸搶去，瑞蝦扮作奶媽伺候長大。兒子娶妻之日，發現每當要親近妻子，都電閃雷鳴，心如油煎(亂倫遭天譴)。瑞蝦要告知兒子真情，但被惡霸之妻發現，造命案陷害之。命案審度時適逢海瑞出巡，瑞蝦飽受一番刑訊折磨後，遇到當年抱著瑞蝦女兒出逃的婆婆。婆婆將冤情告知微服出訪的海瑞。真相大白，正義伸張。
那戲臺上方言鏗鏘篤篤，十分帶勁，摻著高音喇叭噼噼啪啪雜音不斷。公子的成年角色剛出臺，話筒卻不響，只好做假動作不斷敲話筒試音，白唱了一節。海瑞攙扶下跪老婦時，鬍子從耳朵上掉了下來，慌忙掛回去。為向老婦證明身份，從懷裡掏出皇上賜的玉璽，卻竟然是個紅色的政府公章……到結婚的場景時，廟裡的人就要上臺送個豬頭，喇叭裡要放一整套祝賀詞，為在場所有不同年齡的人祝福。到故事高潮時，廟裡的管理人員就在一旁放大型沖天炮和大卷鞭炮，炮仗蹦到觀眾背上彈開，而點火的男人弓著背，笑哈哈地蹦跳跑開去。
那場戲乍看來實在是個和諧之極的場景，它顯然源於古典官僚體系對民間進行教化的衝動，藉助民間的娛樂形式傳播。但在娛樂和獨立思考貧瘠的民間，這些劇目經過長期的傳播，已經被誤認為民間自生文化的一部分。經過一場又一場反覆矯正的革命和對革命的矯正，今天對民間文化的質疑已經完全不合法了，在民間文化裡隱藏已久的官樣文化也因而得到保護。所有清新派重新發現民風的努力，都停留在了發現這個層次上。理解之後，大腦一片空白，又回到了構築下一個壓倒一切的官僚體制的起點。
否則你若縱身進入我的世界/像經由閃電穿行/將大陸拋在身後/卻將弄臣的恥笑/和大船的堅固藏在心頭/給我殘缺的禮物/像泡沫堆出心上人的幻象
在歐洲我想到的可堪對比的劇目，是在柏林歌劇院裡看的《唐喬萬尼(唐璜)》。現代製作的歌劇，讓貴族浪子唐璜一出場就領著一串打手般的舞者。在莫札特原劇裡，唐璜算得上單槍匹馬反抗當時社會秩序的英雄，但在經過民主和平權運動洗禮的現代歐洲人看來，他並不是那麼純粹的一個英雄。作為一個貴族，和一個男性，他的所謂反抗—也就是仗著身份賦予的自由四處拈花惹草—或許並不像他自己認為的那麼了不起。被欺騙的農夫，他被唐璜引誘的新婚妻子，被拋棄的貴婦，父親被唐璜所殺的民女，他們看到的是一個仗勢欺人的唐璜。但這些受害者的角色，也都受著自己視角的束縛，看不到自己的猶疑和愚鈍。
是的，在某些方面，歐洲的確懂得更多。
這些無用的歌曲/這些無用的歌曲語言的牢籠/在沉默堅硬的牆壁之間/肉體消散/每個死者都帶走一個世界/你也將隨塞壬的世界而去船長/你何等幸運毫不知情
一肚子典型英國知識分子壞水的朱利安·巴恩斯寫過一本辛辣的《十又二分之一世界歷史》，從《聖經》所說的人類始祖諾亞開始，把人類整個揶揄了一遍。最狠的章節就是大結局—人進入了天堂，每天精力充沛地醒來，在天使的幫助下，幹任何想幹的事。地獄是不存在的，「那只是必要的宣傳」，連希特勒都活在天堂的遊客區裡。但是在幹了所有吃喝玩樂冒險之類的事情後，人依然感到不對勁，他向天使提出了上帝的問題。對話大意如下：
「您需要上帝存在嗎？」天使問他。
「這難道取決於我嗎？」人問。
「是的，因為如今天堂都民主化了。我們不做預先設定，完全由人的意願自主決定。」天使答。
人感到自己遇到了最大的麻煩，他發現自己能做的決定到此為止了。他顯然不想要求見到上帝，因為這意味著上帝可能是他的要求造就的幻想。他退而求其次，想變成一個對永恆不感到厭倦的人，但天使說，這樣的轉換通常以失敗告終，變成他人的人最後都要求變回自己，然後，他們會要求死掉。
在天堂裡死掉，這才是歷史的終結，而不是在秩序井然、講究共識、空氣清潔的歐洲。這麼一想，我覺得自己逃得還不夠遠。
歸來
撰文許知遠
倘若流放僅僅是流放，而沒有變成「奧德賽式」的歸來，我還會憧憬嗎？
一
哈羅德·斯特恩斯歸來了。在巴黎遊蕩了12年後，他回到紐約的格林威治村，發現自己丟失了一切—聲譽、才華、女人、公寓……
這是充滿反諷的一刻。正是他鼓舞美國的青年逃離自己的國家，前往巴黎尋找傳統、自由與創造力。
不過31歲時，他就主編出文集《美國的文明》，和同代的作家與學者在其中詛咒自己的國家，認定它無根、褊狹、市儈，倘若你想保持自由靈魂、體會文化的豐富性，唯有逃往古老的歐洲。
很多人響應了他的號召，一群美國青年成了1920年代巴黎文藝景觀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最富盛名的是海明威、菲茨傑拉德、帕索斯……他們被稱作「迷惘的一代」。
他們比自己想象的更幸運。不到30歲，他們中最有才華、最幸運的就成為了世界聞名的作家。因為遠離，他們重新發現了美國，而藉助歐洲的現代主義視角，他們描繪自己的經驗，創造出一種嶄新的感受力，其中以生機勃勃的幻滅感、一種自憐的英雄主義，最為顯著。他們成了一種新的文明的代表。
年輕時，我迷戀這個故事。倘若「迷惘的一代」對美國社會迅速、戲劇性的轉變感到無根之痛，在巨大的商業與技術變革前陷入邊緣，在1990年代末的中國的我同樣如此。我反覆閱讀邁克·考利的《流放者歸來》，它是迷惘一代的自我尋找之旅，令我怦然心動的是流放異鄉的浪漫與歸來時的榮耀。
哈羅德·斯特恩斯代表的是歷史的另一面，流放不意味著探索與榮耀，而是對雄心與創造力的摧毀。他成了自己引領的潮流的犧牲品。在巴黎時，他常沒落地躺在一家咖啡館的平臺上睡覺，海明威譏笑說「躺在那裡的是‘美國文明’」。回到紐約後，他出版了一本回憶錄、編輯了一本文集，卻再也沒能找回他失去的影響力。社會情緒早已轉變，美國對歐洲的焦慮迅速減弱，大蕭條把年輕一代知識分子推入了更極端的情緒，讓他們憧憬的是蘇聯的試驗、是無產階級文學，而不是詹姆斯·喬伊斯的意識流式獨白。
在格林威治酒店，我點了一杯oldfashion，再度翻閱《流放者歸來》。這酒店名與昔日的格林威治精神毫無關係。在20世紀初，這片凌亂區域曾是反叛藝術家們的聚集地。那是一個j.p.摩根與西奧多·羅斯福的時代，他們唯有把自己打扮成異端，才能對抗這強大的外在秩序。他們彼此謾罵與安慰，編輯雜誌、撰寫文章。倘若這仍讓人窒息，他們就逃離。邁克·考利筆下的人物，總是在這裡與巴黎之間往返。
而如今，這同名酒店早已是曼哈頓昂貴時髦的象徵之一。在昏暗的燈光下，artdeco的設計過分精緻，一樓的酒吧只供住店人使用，穿梭的客人們都有一種刻意的隨意。杯中的黑麥威士忌過分爽口，毫不苦澀。我的意外不無矯情，你怎能期待在此刻喝出那股波西米亞的味道。自消費主義誕生以來，昨日的異端總是輕易化作今日的流行。
還是說，我的這感慨本就過分矯情。反叛從不是這麼浪漫，貧窮藝術家並不總佔據道德與審美上的制高點，總是逆潮流。
一個世紀前，格林威治的藝術家們不僅被粗鄙的物質時代壓抑，也受惠於一個蓬勃的商業文明。這個商業時代催生出人們的消費熱情，現代大眾媒體與娛樂就此誕生。印刷業是那個時代的中心，寫作者—不管是小說家、雜誌編輯、廣告文案、還是編劇—都成為一種新時尚。而當他們逃往歐洲時，不僅發現美國沒有他們想象那樣糟糕，更發現美國蓬勃的經濟、堅挺的匯率，能讓他們以更放縱的方式享受這個老歐洲。而當他們中的傑出者獲得世界性承認時，你很難說它與美國日漸重要的國際地位無關。世界開始關心美國人到底在想些什麼。當諾貝爾委員會在1930年把文學獎授予辛克萊·劉易斯時這樣聲稱：「他作為一億兩千萬人的代表之一，用新的語言—美國語言—寫作。他要求我們仔細想一想，這個民族尚未臻於完美，也沒有被融化掉，它仍然處於青春期的騷動歲月中。偉大嶄新的美國文學以民族自我批評開始。」
這評語也像是對愛默生一個世紀前的感嘆的回應。這位美國精神之父一心期待美國文化能擺脫對英國的附庸，能用自己的眼光打量世界、用自己的頭腦思考、創造出自己的獨特品味。幾代人之後，它在「迷惘的一代」身上實現了。在這漫長的征程中，很多努力者被默默遺忘。很有可能，他們並非不夠傑出，而僅僅是運氣不佳。比菲茨傑拉德、海明威更年長一代的作家們，成長於1890年代，從未迎來他們的綻放時刻，卻因時代的轉型窒息而早夭。在迷惘的一代人中，斯特恩斯的遭遇或許更具普遍性。如今想來，《流放者歸來》記錄的榮耀而不是挫敗，才是擊中我的原因，沒有日後的榮耀，這挫敗會顯得過分窒息。但歷史中的基調卻是挫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