挫敗卻激起另一種回想。在「迷惘的一代」中取得非凡成功的是小說家們，世界開始興奮於美國人怎麼感受，卻還沒準備嚴肅對待他們的思想。因希特勒的崛起而湧來的歐洲知識分子，大多被這個國家的淺薄所震驚。直到1960年代，這種狀況才因「紐約知識分子」的崛起而改變—美國人也能為時代提供嶄新的分析。哈羅德·斯特恩斯正是被遺忘的先驅者。
二
對於紐約，我總有一種隱隱的痛。這個城市自然迷人，自從1930年代以來，它就逐步取代了巴黎，成為新的文化之都，是潮流與趣味的制定者。它成了別的國家與文化的流放者們的夢幻之地—你逃避家鄉的逼仄，贏得新的榮光。
紐約滿是現代中國流放者的記憶，他們因不同的原因—戰亂、政治或是個人追求而匯聚到此。胡適的狹小公寓與宋美齡的豪宅都處於上曼哈頓區，比起人生的輝煌時刻，他們晚年的流亡時光停滯、乏味。80年代到來的當代藝術家們或許與「迷惘的一代」最為相似，他們為了自我實現而來，在此尋找文化的豐富性，並在其中確認自我的獨特性。他們中的一些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從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古根海姆博物館到《紐約時報》的文化版，他們成了當代藝術中最炫耀的景觀。驅使他們獲得成功的除個人的創造力外，更是他們曾試圖逃離的中國，先是中國內部的災難，然後是戲劇性的崛起，把他們推到了舞臺中央。而在過去十年中，北京與世界似乎達成了一種新協議，共同締造出一套半開放的市場體制，少數的中國當代藝術家變成了這種體制的受益者—他們以輕微的不合作姿態，進行了一場合作。
不過，這並沒有什麼意外之處。藝術與世界性的財富從來就結為一體，1920年代如此，2010年代也是如此。中國正代表財富的新潮流。
但他們僅僅是被選擇的一小部分。我在紐約碰到的朋友們是另一種命運，他們不是自我的流放者，而是被迫的。他們與這群中央的藝術家是同代人，他們的人生在1980年代末被戲劇性地逆轉。但他們從事的事業不是孤獨的藝術，它需要群眾與舞臺，需要明確的對抗物件，否則它就陷入失重的虛空。它不僅無法激發、反而摧毀創造力。為了確認自己的存在，政治流亡者陷入無休止的相互攻擊和空洞口號中，目睹著自己的影響力迅速衰退。他們或許曾經吸引了某種注意力，但如今大多陷入匿名者的境遇。在今日世界，他們是全球最後、也是最大的流亡群落。
流放曾對我充滿浪漫的誘惑。在現代世界，倘若你想成為一個創造者，多少要宣稱自己是大地上的異鄉人，你要表現出與熟悉世界的強烈衝突，你要逃離、反叛自己的環境。但在這次的旅行中，這憧憬消失了，它甚至轉變成一種隱隱的焦慮與恐懼。倘若流放僅僅是流放，而沒有變成「奧德賽式」的歸來，我還會憧憬嗎？
在紐約，除去這莫名的憂慮，我也第一次強烈地感覺到某種「匿名之痛」。「如果他/她尚未以英語出版作品(或退而求其次的法語與德語)，那麼他/她就在現代世界尚未存在。」拉美文學研究的權威arturoarias曾這樣寫道。他目睹了在軍政府統治下的拉美作家們的命運—倘若他們不想在本國被監禁、折磨、禁聲，就必須自我流放。
在他鄉，你得到免於恐懼的自由，卻陷入了新的困境。在你的祖國，審查和監禁可能會讓你消失於公眾視野，失去個人的身份與意義，而在異鄉(除去少數傑出而幸運者)，你又成了匿名者—隱匿於陌生、庸常的日常生活裡。
對arturoarias來說，「拉美作家有成名的義務」，這既增加他們在國內時的安全性，也為他們的流放做好了準備—在異鄉你既保持了個人身份，也繼續為你受困的祖國發聲。身在加州的他也提醒美國讀者，當說起「流放(exile)」，拉美作家面臨的境況與美國的海明威與愛爾蘭的喬伊斯大不相同，後者只是為了逃避本國精神上的窒息，但前者則還必須面對直接的政治迫害。
在紐約，我不斷地想起arturoarias這篇寫於20年前的短文。很可惜，這些彼此不同的流放經驗從未被詳盡書寫、仔細分析。不管對於文學還是政治，流放都意味著另一種可能，對多元價值的尋求，流亡者在其中的掙扎與發現，更是對中國社會的思想與情感的巨大拓展。
但在進行這探索前，我首先要扔掉長期以來的輕薄念頭—那種以成功為前提的流放與挫敗，太過功利性了。我首先要開始理解挫敗、掙扎與恐懼本身的價值。
偷去的隱私
撰文瑪格麗特·阿特伍德
翻譯彭穎
置身其中，懷著一點自我療救的私心，把這時代的徵候記錄下來，大概也挺有意思。但如今記錄者似乎比時代陷入了更大的危機，真是可惜。
《圓圈》(thecircle)是戴夫·艾格斯(daveeggers)的第十本小說；「圓圈」一詞本身也相當吸引眼球。
艾格斯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是備受讚譽的《驚人天才的傷心作》。這是一部半虛構傳記，講述了艾格斯在父母死後是如何艱難地撫養年幼弟弟的。當時，他已經積極投身連載漫畫的創作，開始創辦小型雜誌，並在處於萌芽期的網路雜誌上寫專欄。接著，他開始了全方位的發展，包括創辦麥克斯韋尼(mcsweeney)雜誌和出版社、《狂熱分子》(thebeliever)月刊、青年教輔慈善機構「826瓦倫西亞」(826valencia)，以及「學者結對」(scholarmatch)組織，幫助舊金山灣地區窮困失學的孩子們找到相應的捐贈者。
此外，他還廣泛涉獵寫作：戲劇劇本、新聞報道，以及書籍。其中兩本書是直擊人與人之間的非人道主義行為，故事發生的地點分別是非洲和美國—《什麼是什麼》和《澤圖恩》。另有一本小說名為《國王的全息圖》，以一個悲情推銷員的視角講述了美國在國際上影響力的日漸削弱。艾格斯的才情自然噴湧而出，正如人們對《圓圈》的期待那樣，他在書中展現出了眾多的創意和設想。
對《圓圈》而言，觀點的湧現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從某種程度上說，它算是一本有關觀點的作品。那麼，是什麼樣的觀點呢？關於隱私的社會建構和解構觀點，關於日漸盛行的公司對隱私的控制，以及這種控制對西方民主本質所產生的影響。資訊的傳播是極具力量的，過去那些譁眾取寵的小報的經營者都深諳此道。秘而不宣的資訊和大方宣佈的內容同樣具有影響力，而到底誰能當眾說謊同時瞞天過海，這完全是由把關者說了算。因此，在網路時代，編碼者掌握著通往資訊王國的鑰匙。
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mcluhan)是一位先驅，最早探索各類媒體對我們集體意識所產生的影響，詳情參見他的兩本書—《古騰堡星系》和《理解媒體》。即便在互動式技術還沒得到充分開發的當時，他還是指出來，「地球村」的居住體驗或許不會令人愉快，甚至可能給人一種幽閉恐懼般的感受。早在1835年，托克維爾的《論美國的民主》就預言了公眾言論的嚴酷。而現在經由網際網路，它的力量更會被無限放大。
《圓圈》背後的隱憂其實由來已久，只不過最近，線上線下的報刊、雜誌和書籍都對此展開了激烈爭論。米沙·格倫尼(mishaglenny)在《超級黑幫》和《黑市》中滔滔不絕地論述網路盜竊和其他網路犯罪問題。《黑色程式碼》中，羅納爾德·戴伯特(ronalddeibert)詳細論述了各種有關民主和隱私的網路盜竊行為。2012年，凱瑟琳·洛絲(katherinelosse)出版了回憶錄《孩子王》，逐年記錄facebook的早期發展，並質疑人們對個人資訊公開的慾望。
因此，艾格斯舉起了一面藝術之鏡，投射出「真實」的世界，讓我們認清自己的真面目，以及身邊各種潛在危險。但是，《圓圈》既不是宣傳手冊，也不是分析報告，而是一本小說。正因為是小說，所以它往往會講述有關個人的故事。在型別上，小說帶有「梅尼普諷刺」的性質；與社會諷刺不同，它更多地將道德缺陷視為理性的墮落，而不是性格上的瑕疵。此外，書中還有大段蘇格拉底式的對話，通過一輪輪貌似理性的問答，操縱核心人物，讓他們表現出合乎邏輯的怪誕行為。
有人會把《圓圈》稱為「反面的烏托邦」，但是，在這個假想的美國世界，沒有出現奴隸制一般的暴政。事實上，熱心的居民在不遺餘力地改造著這個世界。災難並沒有接踵而至，星球也沒有爆炸，甚至連明顯的氣候變暖跡象都沒有。相反，這是一個充滿諷刺意味的烏托邦，滿眼舒適的綠色，一派祥和景象，資源得到回收利用，一切都是有機產物，人們相互表達著喜愛之情；但是，這個蘊藏著虛擬共享和關照的新世界，卻也同時孕育了惡魔。
書名《圓圈》取自社交媒體公司「虛擬西海岸」，它融合了很多公司特質，比如谷歌、臉書和推特。書中記述了女主角梅寶蓮(maebelline)在「圓圈」公司的起起落落，主角名字很像睫毛膏品牌「美寶蓮」，意寓著面具和表演(《圓圈》中的命名都是有含義的，因為作者對角色都賦予意義，有些人甚至會在網上為自己搜尋新名字)。人們一般把梅寶蓮暱稱為「梅」，經公司一位老員工宣傳，變得眾人皆知。她為「梅」開了一個zing賬戶，作為推特、簡訊和其他溝通形式的合成體。「我給你的賬戶起了個名字。」吉娜說。
「梅之日(maeday)。就像戰爭紀念日一樣。不是很酷嗎？」
梅對此不敢苟同，她不記得哪個節日是這麼命名的。
艾格斯先生真是機智!實際上，沒有哪個戰爭紀念日叫作「maeday」，但是，源自法語的「mayday」卻代表了一種絕望的求救訊號。「mayday」曾是異教徒的春季慶祝日，19世紀演變為「勞動節」。後來，「mayday」又成為斯大林時期的閱兵日，其間秘密警察尤為活躍；奧威爾的《1984》曾對此大加嘲諷，而這部作品也經常在《圓圈》中有所投射。梅寶蓮，網上暱稱「梅之日」：一款化妝品，一串求救訊號，一個極權主義宣告。對此，讀者會覺得有必要豎起大拇指。
最初，梅的生活方式也無傷大雅。和很多女孩一樣，她必須經歷屬於自己的一份磨難。她在加州老家的鎮上一家燃油氣機構做一份無甚光彩、廉價且無前途的工作，因為大學的助學貸款已經快壓得她喘不過氣來。接著，她毫無生氣的生活被大學室友、現任「圓圈」公司高管安妮改變。同樣，安妮這個名字也意味深長：安妮們會令人想到一個扛著槍的人物形象，這人槍法不俗，滿臉掩飾不住的囂張氣焰、神采奕奕，和男孩無異；她們是《孤女安妮》中的小女孩，勇敢無畏，受到沃巴克斯爸爸的悉心保護，而他本人又極為仗義疏財。而這本書中的安妮，是個好奇心頗重的小女孩，外表陽光，行為古怪，穿著男式法蘭絨褲子，在大學裡無精打采地晃盪。不過後來，她拿到了斯坦福的mba學位，應聘進了「圓圈」公司，從此熱氣球般一發不可收拾，受到萬眾豔羨。
安妮來自一個象徵著金錢和地位的階級—她的祖先乘「五月花」號而來，與「勞工日」毫無瓜葛—但是，愛翻白眼的安妮從沒有真正倚仗過自己的貴族身份。面對身份略顯低微的梅，她的優越感絲毫未減；而梅自從來到「圓圈」，就對安妮充滿感激，不敢相信自己真能置身此地，在她眼中，這家公司代表了唯一能撼動世界的力量。但是，正如讀者預期的那樣，這個如今還眼花繚亂的女孩必將目睹一場如《彗星美人》情節般的女生之間的惡鬥風波。
小說開頭，艾格斯就設定好了場景和選手，正如遊戲玩家為比賽鋪開遊戲板一樣。我們發現，「圓圈」公司由三大巨頭經營，他們被稱為「三大智者」。正如梅爾維爾的「皮廓德號」捕鯨船和斯蒂芬·金的「瞭望酒店」一樣，「圓圈」也是一個包含著實體環境、金融系統、戲劇人物和情感糾葛的大綜合體，力圖展現真實的美國，或至少美國區域性的生存狀態。所以，這三位智者，和梅爾維爾筆下的三位獵叉手一樣，是有象徵意義的。
泰勒·亞歷山大·戈斯波迪諾夫(tyleralexandergospodinov)，人稱「泰」，一位有遠見卓識的青年才俊，是「圓圈帝國」的締造者。他發明了「真你」(truyou)系統，無需密碼、虛擬身份驗證。他這麼做，不是因為想接管這個世界，而是希望事情能變得更簡單、更透明。他的名字中意義感最強的是「亞歷山大」—當然影射了亞歷山大大帝，不過他也有悲情一面，因為沒有其他世界等待他去征服了。泰是個神秘莫測的角色，除了熒幕上一個穿著連帽衫的頭像，大家幾乎沒法在公司裡見到他本人。「圓圈」公司，自稱要給予所有人、所有事完全的透明，卻依然存在這樣一個藏在陰影裡的角色，而且沒人知道他下一步要計劃什麼。
第二位智者是埃蒙(「富足的守護者」)·貝利(聯想到電影《貝納姆》)。身為聖母大學畢業生，他是公司裡一個和藹可親的長者角色，也是兼有耶穌會信徒溫婉形象的表演者。「所有人都喜歡他，」安妮說，「而且我覺得他也確實喜歡所有人。」這句「我覺得」應該會讓「梅」躊躇，不過她沒有。
第三位智者是湯姆·斯坦頓(tomstenton)。文學作品中，湯姆這個角色往往是頑皮、喜歡挑戰陳規的，比如大拇指湯姆(tomthumb)、小貓湯姆(tomkitten)、湯姆·布朗(tombrown)和湯姆·瓊斯(tomjones)；也可能是童謠裡的偷豬賊，或《了不起的蓋茨比》中腰纏萬貫的惡棍，或者也可能是頑劣、邪惡的天才，如《鬼馬小湯姆》和《哈利·波特》中的湯姆·裡德(tomriddle)。而「湯姆」再加上一個「斯坦頓」(意寓「石頭堆砌的圍牆」)，就很可能是個硬角色。所以，正是這位鯊魚一般的ceo湯姆，沉迷於金錢和權力之爭，不斷引發公司的戰爭，不給對手留餘地；他的一雙眼睛，據書中描述，是「沒有表情，無法讀懂的」。
三大巨頭領導下的，就是公司的內部核心成員，被戲稱為「四十人幫」：在《聖經》中，四十是個非常重要的數字。諾亞方舟在洪水中漂流了四十個日日夜夜，摩西在荒野中流浪了四十年，而耶穌在受到惡魔誘惑、用靈魂換取整個世界時，正處於四十天的齋戒期內。「四十」意味著一段歷煉和檢驗的時間，充滿了懸而未決的不確定性，而整本書中，受到歷煉和檢驗的，不僅僅是梅，也包括了安妮。
這些就是小說中的主要角色。當然，還有一些無足輕重的過客，甚至「游離」於系統之外的人—那些各懷私心、想盡辦法進入「圓圈」的局外人。「大魚吃小蝦」，在公司大佬們眼中，他們不過是吃食而已。沒錯，如果整個公司是社會的大寓言，有關海洋生物的隱喻則將其推上了高潮。「圓圈」公司有一個巨大的玻璃魚缸，可見並不是無意義的擺設。
接著，讓我們看下公司的內部環境，或者說「園區」；書中花了大量筆墨鋪陳這裡的迷人景緻：時尚生活雜誌的讀者會對這些修飾辭藻分外垂涎，並由此聯想到實際生活中類似「園區」內的真實生活場景。「圓圈」公司的安保牆內，是一片綠植、辦公樓、噴泉、藝術品和休閒場所的天堂，員工寢室也極盡奢華，滿足那些需要挑燈夜戰的員工需求。注意，加班甚至都不是出於「壓力」，而是一種「願望」。餐廳持續供應美味且健康的飲食，公司派對令人眼花繚亂，另有一間樣品展示間，陳列著製造商們迫不及待提供的樣品，希望「圓圈」公司的潮流領導者們選用並測試。
公司辦公樓以各個歷史時期命名：黑暗時代、文藝復興等等。(如《1984》中說，控制過去的人也將控制現在，控制現在的人也控制著過去。)藝術家們(不管是忍飢挨餓的，還是名聲顯赫的)被召喚來表演餘興節目，正如中世紀的行吟詩人，或者腓特烈大帝殿堂內的伏爾泰；因為這樣的公司就相當於現代版的王國和文藝復興時期的公爵府。順便一提，「圓圈」公司內有很多令人歎為觀止的藏品，由貝利悉數收集，此人雖然面上親民，卻是個不容小覷的「鑑賞家」。藏品中很多已經上了年代，比如皮革包邊的古書和綠色的閱讀燈，都是從失意的所有者手中獲得—資本家們失去的，我們收集起來。亨利·詹姆斯(henryjames)的作品《金碗》中，有個叫亞當·維沃的角色，既是富庶的金融家，又是藝術品收藏家。如果你覺得貝利多少有點維沃的影子，確實沒錯：金錢或許可以買到過去，並且讓人為此而沾沾自喜。
這座宮殿式建築是全玻璃建造的，表面上看，非常符合「圓圈」公司有關「透明度」的宗旨——所有人都必須在各個方面對其他所有人開誠佈公，這正是「圓圈」的宗旨。為此，我們要感謝那些聰明的腦袋瓜設計出各種專案和小玩意兒：比如可安插在任意地點的微型攝像頭(從此不再有強姦等暴行!)，在兒童骨質中嵌入晶片(從此不再有兒童綁架案發生!)。既然如此，難道有哪個神志清醒的人會拒絕這些「善舉」嗎？住在玻璃房子中的人們，不僅不該相互扔石子—他們根本連石子都找不到!這難道不是天大的好事嗎？如果你沒什麼好隱藏的，幹嗎對此抓狂？
但是，假如當真是玻璃建築，或者類似的冰體建築，是很難讓人放心的。玻璃辦公樓就是一個鏡子大廳，走著走著就可能迷路；要麼，它是可輕易溶解或打碎的幻象；要麼，就好比一間囚室，隨便誰都可以不經允許地看到你在做什麼。這一點，正如庫爾特·馮內古特(kurtvonnegut)在《五號屠宰場》中所描述的特拉法馬鐸星球人囚禁比利·皮爾格里姆的玻璃籠一樣。葉夫根尼·扎米亞京(yevgenyzamyatin)在1924年出版的小說《我們—美麗新世界和1984的先驅》中也描述了一個玻璃建築，而其中那些極權主義警察可以每時每刻監視所有人的一舉一動。不消說，在無人知道的情況下看到世間一切人和事物，是《聖經》中上帝的特權，或者間諜和檢查機構的職責；當然，窺陰癖患者也深愛此道。
隨著故事情節的深入，我們似乎能聯想起安徒生童話中冰雪女王的宮殿；在她的宮殿中，心都是冰封的，冰冷的女王用魔鏡來統治她的王國，而有關「永恆」的謎題又必須依靠愛來解答。我們還可以想到柯勒律治(coleridge)的長詩《忽必烈汗》中所描述的「堂皇而愉悅的穹頂」，「那用冰谷建造的陽光充足而令人愉悅的穹頂」。詩人幻想用藝術來再現寓言中的這一建築，但是其他人卻看到了其中隱藏的邪惡力量。「在他周圍編織起三股圓圈。」他們唱道。這編織的圓圈是為了把人們從他身邊隔離開來，因為他已經著了邪魔；用現代話來說，就好像他喝了「酷愛」飲料，然後，完全忘乎所以。
接下來，讓我們看看「圓圈」。讀者和主人公梅最早認識「圓圈」，都是通過公司logo。首先你可以在書皮上見到這個很親切的符號，接著，通過梅的眼睛看到：「雖然這家公司成立不足六年，但是，它的名字和logo—一個圓圈環繞一個編織網格，中心一個小c認證標誌—幾乎已經在全世界無人不知。」在不熟悉的人看來，這個標誌簡直就像一個窨井蓋。我當然希望艾格斯的想法是：這個光碟一般的標誌，暗示著月亮，或太陽，或曼陀羅—象徵宇宙的、有著宗教意味的閃耀的物件—但是，如果它暗示的是通往冥界的黑暗通道，或許更能引起人們的共鳴。
圓圈標誌或許是艾格斯對谷歌「圓圈」玩的小把戲，但是，實際情況可能遠非如此。圓圈，作為一個遠古標誌，有著眾多象徵意味。神聖的圓圈—埃及的太陽，詩人亨利·沃恩(henryvaughan)曾如此描述，「永恆在眼前展開/宛如一輪純粹、無垠的光束」；假如我們沒想到這層，埃蒙·貝利的私人辦公室頂上，你也將看到一片光潔如新的玻璃頂，頂上「無數天使排成很多個圓圈」。貝利自己也曾這樣談到圓圈：「圓圈，是宇宙間最強大的圖形，什麼也無法比擬，也無需任何修飾，因為沒什麼比它更完美。而這就是我們想要的：完美。」如果你和貝利同樣有著天主教背景，可能會警惕，他這麼說已經接近異端邪說，因為完美只能存在於上帝一個人身上。他也應該意識到，圓圈也可能是邪惡的：但丁筆下的地獄就是九層圓圈。或許他內心其實知道，只不過忽視了。
隨著故事的推進，「圓圈」公司從光鮮亮麗變得越來越黑暗。最初，從梅的視角看來，這個地方簡直充滿著神奇：
美國其他地方……與此相比，簡直像處於發展程式的一團混沌之中。「圓圈」之外的世界，一切都那麼嘈雜、煎熬，充滿失敗、汙穢。而這裡，一切都那麼完美。最優秀的人類創造出最好的系統，而最好的系統可以獲得金錢回報，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讓這裡成為了最好的工作地點。梅想著，一切看上去都那麼自然。畢竟，除了烏托邦的居民，誰還能建造出烏托邦呢？
可如果這真的是烏托邦，為什麼大部分時候梅都感到焦慮？沒錯，她負責的「使用者體驗」工作壓力巨大，需要她不斷地回答問題，傳送「笑臉」和「皺眉」—「圓圈」中相當於「喜歡」、「不喜歡」、「收藏」的圖示—給其他網站和賬戶，處理雪崩一般的資訊，並跟蹤其他員工的「邀請」，她承受著越來越大的壓力，花費所有的時間「參與」其中。但是，她最主要的恐懼還是擔心會被趕出圓圈之外：她竭盡所能生存下來，不時擔心自己給他人留下了什麼印象。她時刻在想，我是否獲得了足夠的肯定？因為各類資訊、zing系統、「笑臉」和線上觀察者都將對此給出評價。我的成績是否合格？
「圓圈」中的社交禮儀，就如簡·奧斯汀(janeausten)刻畫的那麼精細：你回應zing的速度，或者你說「好的!」這句話的語氣，都可能產生巨大差異；假如錯過某人舉辦的主題派對，幾乎意味著致命的怠慢。你的每個選擇都會被跟蹤、評價，每次「審美」都會被無情指摘。19世紀藝術批評家約翰·羅斯金(johnruskin)有句名言：「告訴我你喜歡什麼，我就能判斷你是什麼樣的人。」他認為，糟糕的品位等同於道德上的冒犯，而年輕的「圓圈」人都對此教條深信不疑：所以，要想被解僱，沒什麼比穿一條差勁的牛仔褲上班來得更快了。烏托邦，貌似更像是高中，只不過，作業似乎更多。
正如故事中有三位智者，同樣地，也有三個不合格的前男友：一個貌似循規蹈矩的手淫者，想要把自己和梅的性愛錄影帶傳到網上；第二個是時運不濟的藝術家傑米尼·克里克特(jiminycricket)，出於先前的經歷，讓她警惕「圓圈」體系內的非真實性和固有的極權主義；第三個是個神秘人，年紀較大，在性方面有很強的控制慾，時隱時現，就像《劇院魅影》中的「魅影」一樣。而這第三個人也扮演著惡魔情人的角色，給「圓圈」的陽光而歡樂的穹頂帶來一層陰霾，也讓梅看到了男人內心無數的黑洞。在這本書中，地下河道洞穴中有很多紅色的箱子，而其中就儲藏著所有人的資料檔案—稱之為「靈魂」。這個神秘人在書中名叫卡爾頓(kalden)，不是真名，在藏語中意思是「黃金年代」。所以，或許作者想表達的是：黃金年代已經一去不返。
艾格斯在書中展現了令人欽佩的創造力和熱忱。情節曲折蜿蜒，腳下的陷阱隨時可能開啟，語言風格也靈活恣肆，寓意時時呈現。他這麼有才華，居然沒有被獵頭髮掘，效力於品牌創意公司？書中有些設想，甚至比現實中的更合理、更妥善。但是，你可別指望能在《圓圈》中找到契訶夫風格的影子，或者期待主角們都能展現豐滿的個性、頗有層次的內心世界：說到底，這並不是一部「文學作品」。這本書是休閒娛樂讀物，只不過對讀者有些要求：希望讀者可以像故事中主角們那樣，設身處地思考。有些情節頗為有趣，有些情節可能令你大吃一驚，也可能兩者兼備。它就好像你做的一個噩夢，夢見自己正在眾人面前演講，猛然一低頭，發現自己一絲不掛地站在臺上。
本書涉及的方面還有很多：到底誰有權利在何種情況下窺探誰的生活瑣事？如果所有人都有辦法知道所有事情—就是說，你無時無刻不處於攝像頭的監控之下—那麼，除了性事和盥洗的空間和時間，我們還有什麼隱私可言？當然，不久人們也開始在廁所小隔間裡做愛，雖然文學作品或者你不瞭解的生活圈子中早有此例。私人交流也被逼到廁所裡，而已經有一些人意識到他們的電子郵件都可能處於監視之下—還有誰比「圓圈」中的人更瞭解潛在威脅呢？—於是，他們似乎不得不採用一種極其可悲的石器時代技術：在他們鄙夷的介質——白紙上，潦草寫下一些古舊的、符號式的內容來傳達資訊。
但是，除了一些幾近滑稽的「發現瞬間」—其中就有一個，由故事中角色們發現，稱為「資訊過剩」—艾格斯還有一個(或幾個)更為嚴肅的寫作意圖。他想提醒我們，致使我們被盲目引領走下坡路的，是我們的美好願望，而不是什麼邪惡意圖(他本人和故事中的角色，都展現出眾多美好願望，因此他有權這麼說)。另外，他或許也想審視一下，監視和被監視的本質。
據說，嬰兒能認出的第一個影像，就是一個凝視他的面孔。這是最初的交流模式。人類的凝視，即便缺乏生氣，也會在愛情詩歌中大加讚頌，而如果是空白、充滿敵意的凝視，則會產生生理上的恐懼感。誰可以看誰？可以看什麼？這不僅體現了父母從小的教導「不要盯著別人看」以及兒童時期頗感脅迫的「你在看誰」。其實，還體現了很多其他的人類行為方式，從著裝要求到電影的pg級標籤，再到針對偷窺狂的立法。「別當眾出醜!」小時候，家長都會這麼教育子女；但是在「圓圈」的世界裡，所有人都必須隨時隨地站在鎂光燈下：拒絕就意味著自私，或者，如貝利讓梅漸漸領悟到的，隱私已經完全被竊取了。
社交媒體上的言論，總有些表演成分在內，正如人類參與的其他一切「社交」活動一樣；但是，如果這片燈火通明的區域無限制延伸，以至於我們找不到任何安全的空間，可以摘下假睫毛，「放任」我們自己展現出不完美、亂糟糟的一面呢？如果必須每時每刻「待在場上」，我們會怎麼樣？若真如此，我們會成為被24小時監視的囚徒。完全生活在公眾視野中，意味著一種全新形式的單獨監禁。
在「圓圈」的世界裡，一切都那麼完美。最優秀的人類創造出最好的系統，而最好的系統可以獲得金錢回報，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讓這裡成為了最好的工作地點。但「圓圈」也可能是邪惡的：但丁筆下的地獄就是九層圓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