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更有利於偵破影像秘密的，是舉出一個夫妻夜談的例項：k先生作為機械工程和電腦的高材生，作為我的外星人學和機器人學導師，有一次在我們兩個看完斯皮爾伯格的新電影，一起喝夜酒的時候，對我說：「我只能在你這兒修我的宇宙飛船。」說的時候，那雙半百的眼睛像嬰兒眼一樣潮溼。
我腦海中立刻回閃出伊特魯里亞夫婦比骨灰體積大很多的船型棺材和他們臉上的神秘微笑，埃及夫婦如正副飛行員一般的並排端正坐姿，希臘同性愛人全副出遠門的獵狗加柺杖的行頭，中國漢代夫妻的「昇天圖」，頭頂的神秘大鳥和漫天靈物……哈哈，再回到元代的墓室，風吹草低見飛船，好個精細的游牧民族，還在「不辭而別宴」的桌子上留下了牡丹。
那個時刻，我知道自己魂肉中的大片廢墟終有一用，可作為這世界上對他來說唯一合格的飛船修復工廠。而租金相當誘人，最終一次付清：在幾十年的修復工程完成之後，帶著我離開這個被時間和空間綁死的星球。
現在你瞭解了，這是一份多麼美好的長期租約。
談談情，說說吃
撰文謝丁
環境一變，一切都變了。我想我永遠做不出和家鄉一樣的抄手了。
春節回家，有兩樣東西必吃。一是紅油抄手，我心中天下第一美味。二是湯圓，家鄉的傳統，大年初一不得不吃，吃得越多越吉利，要撐到喉嚨口，憋著一口氣去打麻將。
別的人回家，父母必是辦一桌好菜，清早就開始準備，直等你飛機落地。我家則簡單得很，開門進屋，我媽上來就問：「去外頭吃抄手？」於是扔下行李就走。一家人到了樓下，隨便走進一間麵館，總有賣抄手的。囑咐老闆少放點辣椒。剛從北京回重慶，得悠著點兒。三兩紅油抄手，邊吃邊冒汗，吃得火眼金睛。過年回家的第一頓，總是最愜意。
很多人問我，重慶那麼多好吃的，輪著吃，也能吃好幾天，幹嗎挑個最普通的抄手？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從小就這樣，一連幾天頓頓抄手也不厭。二十年前讀初中時，碰見一個和我同樣熱愛抄手的同學。我們都吹自己是抄手大王，僵持不下。有個週末，和他約好在城裡一家麵館比賽，看誰吃得多。他比我氣盛，三兩一碗，連吃兩碗。我討了個巧，二兩一碗，連吃三碗。打平。老闆在旁邊起鬨，說再送你們一人一碗。結果他硬是沒嚥下最後三兩，而我以八兩的記錄，僥倖得勝。如今這同學不知去向，如還在重慶，比我有口福。
上大學離開重慶後，我很難再吃到抄手。北京的「餛飩」很像抄手。再比如福建的「扁食」，沙縣小吃裡的「扁肉」(到了北京也改叫餛飩)，廣州的「雲吞」，長得都差不多，性格卻迥異。餛飩軟綿綿的，癱成一團，餡極少，只剩下一層皮。北京人拿它當早點，就著包子或餅，圖的是清湯。至於扁食，剛好相反，皮太薄，餡又太多，搞得像女人爆乳。而抄手是符合重慶人性格的，皮厚餡多，外硬內軟，重口味。
據說正宗的重慶抄手，煮完後，應該擱盤子裡，一個個抄手是站著的，無湯。成都的「龍抄手」也無湯，用小碗盛，面上一層紅油醬料。但重慶大街小巷賣的抄手，湯卻是很重要的，得是骨頭湯，提味。稍微有點名氣的店，都有自己的獨門秘笈。小時候，在我老家(長江邊的一個小城)，最有名的店，名叫「阮抄手」。老闆姓阮，女兒和我是同學。她家抄手獨步天下，靠的是起鍋後灑了一層胡椒粉，生意非常好。我那時極為羨慕這位女同學，可天天吃抄手。每次路過，總能看見她端坐店門口，雙手熟練飛舞，幫著父母包抄手。心想誰娶了她可佔了大便宜。如今，這女同學也不知去向。
母親知道我這怪癖，也常在家做給我吃。她不擅長做飯，甚至討厭女人整日黏在廚房，恰好抄手是簡單易行的，一頓包上百個，擱冰箱裡，餓了就煮點餵我。即便簡單，母親的抄手也有小講究。肉餡得是豬肉，加上鹽、蔥花、蛋清一起攪拌。抄手的麵皮很重要，厚薄適當，得去專門做麵皮的地方買。我印象中，她總買不對數量。不是肉餡多了，就是麵皮多。一切準備妥當後，包抄手就純粹是個技術活了，工具只是一根筷子。她喜歡坐客廳沙發上，邊包邊看電視。我就在那時學會了這門手藝。
離鄉十多年，除過年回家，其餘日子很少吃抄手，也不想。
但幾年前，有一晚工作到深夜，踱步到廚房，突然就想來一碗紅油抄手。冰箱裡只有超市買來的速凍餛飩，一煮就爛，而且怎麼都不對味，感覺低下。那一整夜，心裡都在流口水。第二日，便去市場買了肉餡和麵皮。但重慶抄手是四方形麵皮，在這裡尋不到。北京的麵皮是用來包餛飩的，呈梯形，而且極薄，只能將就著用。我歡快地包了一整天抄手，挑了二十個下鍋，其餘放冰箱凍好。一切程式，都遵守記憶中的樣子。等入口時，卻發現不是記憶中的味道了。
母親常說，我比她更有做飯的天賦。她是真討厭進廚房。在老家，她是地方上出名的女強人，愛麻將勝過工作，愛工作勝過做飯。一般來說，家庭婦女做久了，都會對廚房生一點怨氣，認為它佔用了自己本該更美好的人生。也許正因如此，許多男人退休後，倒是喜歡進廚房鼓搗點精緻的菜飯，一是覺得該讓老婆休息休息，二是真認為做飯是有趣的，到老了，總算可以乾點好玩的事。而我不同，自小就喜歡在廚房進進出出。我第一次做飯，可追溯到小學六年級。父母上班太忙，我放學回家，總是先做一份西紅柿雞蛋湯喝。久而久之，晚飯的蛋湯就由我包了。變著花樣做。雞蛋直接打入鍋裡，是喜歡它的淡雅。如果煎了雞蛋再做湯，是衝著那份油香。
在那個年代，家裡一個男孩喜歡做飯，肯定不怎麼好聽。我父母大概覺得，這總比我去外面荒玩惹事好。但總的來說，他們都認為，廚房一定是成不了大業的。從沒聽說誰家孩子的理想，是長大後當一名廚師。多年後，當我看見許多餐館和酒店的大廚都是男人時，我也好奇，為什麼全世界都這傳統—在家是女人做飯，在外就變成了男人？
男人在家裡下廚，定是大事。我有個親戚，三十多歲便考了三級廚師證書，但他卻在機關裡上班，平日沒機會顯示本事。只有逢年過節，輪到他家請客，他才圍裙上陣。老婆那時只好做他下手。每次去他家吃飯，知道是他在廚房，所有人都提了胃等著，像進了一家大酒店。我有次問他，為什麼大廚師都是男的？他瞪我一眼說，女的掄不起這大鐵鍋!
說得好像也有點道理。
讀汪曾祺的散文，寫他平日愛折騰吃的。他講，「體力充沛，材料湊手，做幾個菜，是很有意思的」。然後說，做菜，必須自己去買菜，他不愛逛百貨商場，卻愛逛菜市。汪曾祺講究吃，是出了名的，所以有次聶華苓和保羅·安格爾夫婦來北京，他就在家做了幾道菜招待他們。其中一道是煮乾絲，據說聶華苓吃得連最後剩的一點湯都喝掉了。但聽汪曾祺談吃，重點是吃，不是做。言語中，他也不是天天進廚房，只是偶爾興致來了，才做做玩玩，日常飯菜估計還是得老婆打理。
天天讓男人下廚房，全天下我只見過重慶人有這愛好(據說上海男人也如此，沒親眼見過)。我住在重慶那幾年，每天清晨上班，途徑附近一個菜市場，滿眼都是男人提一菜籃在買菜。難怪人家都說重慶女人厲害。但重慶男人做菜好吃也是出了名的，隨便街上問問，似乎人人都能對某道菜說出個一二三來。
我那時是獨居，日子一長，就把做飯的愛好培養出來了。起初，是看樣學樣，把我母親平日裡廚房那一套全用上了。慢慢地，就覺得太簡單。其實，應付個人吃喝已完全沒問題，但不知為何(也不知是不是男人都有這特點)，總想搞出點更復雜的菜式來。有一陣子，買過好幾本菜譜，擱廚房裡天天對著學習。如果你也這麼幹過，你就知道那根本沒用，否則滿世界都是大廚了。但學習菜譜有個好處，它讓你知道廚房的事，一招一式，看似簡單，卻內含玄機。比如麻婆豆腐，人人皆知怎麼做，但能做出其真味者，又有幾個？
不過，這大約也是廚房的樂趣所在？
扯得有點遠，說回抄手。其實說這麼多，不外乎給自己找些藉口—即便再簡單的食物，也是極難做的，但好玩就好在這個「難」字。
有一年春節，我從北京回重慶，特意讓母親在家做了一次抄手。我眼盯著她一步步的程式，和我在北京做的幾乎一模一樣，奇怪最後的味道卻完全不同。我認為這根本不是抄手本身和做法的問題，而是調味料的區別。眾所周知，重慶的調料是天下無雙的。而最關鍵的一味，也許是豬油。如今誰家還用這不健康的東西？那年離家返京，我背包裡就多了一罐豬油、一盒家鄉的辣椒麵、花椒和胡椒粉。
回北京後，我天天想著做一碗正宗的重慶紅油抄手。第一次做，就失敗了，忘了熬骨頭湯，那很麻煩，不是嗎？第二次騰了個下午，專門熬了一鍋湯。但抄手的味道仍不對，不知問題出在哪裡。我猜測，是調的紅油醬料不夠好。雖然我帶回了正宗的辣椒麵和花椒，卻不知如何搭配出完美的油辣子。有一天，和幾個朋友去北京南城的四川辦事處吃飯，突然看見他們售賣自做的油辣子，聞了聞，那才是地道貨。
一切準備就緒，我邀請幾個北方的朋友到家裡來，讓這幫只知餛飩的人嚐嚐抄手的厲害。肉餡是新鮮現買的，兌雞蛋清，加點蔥花，攪拌均勻。我窩在客廳沙發上，包了整整一個下午。濃白的棒骨湯也準備好了，我敢說全重慶的小麵館也沒我買的棒骨好。傍晚，人到齊。抄手下鍋，青菜做底，擱一勺川辦的油辣子，最後撒一層胡椒粉。我沒敢告訴大家碗裡放了豬油(就像母親也是偷偷地放一勺給我)。說實話，這真是一道簡單的主食，從頭到尾好像沒花什麼時間。但所有人吃完都嘖嘖稱奇。某人說，「沒想到，餛飩還能這麼好吃」。
只有我心裡明白，這次又失敗了。味道是好，卻仍不是記憶中的味道。難道是水質的原因？或者，只是環境一變，一切都變了。我想我永遠做不出和家鄉一樣的抄手了。
飲酒斷想
撰文陳力川
一瓶酒是一本書，凝縮了土地和酒農勞作的歷史。雨果把人造酒的功勞與上帝造水的奇功相提並論，他說「上帝創造了水，人創造了酒」。
一
葡萄酒是上好的飲料，也是上好的談資。然而酒是一個與觀念絕緣、與感官接壤的世界，所以談酒的前提是承認飲酒的感覺很難用語言表述，概念化的語言即使插上想象的翅膀也難於深入感官的領地。何況每一種酒都有其獨特性，獨特性是一種無法被概念化的真實，真實是沉默不語的。
即使是懂酒的人，也不見得有談酒的語彙。掌握專業技術語彙難，克服酒的不可言說性更難。用詞語表達酒的精髓比乘稻草扎的船去航海更危險。喜歡飲酒不意味著能夠得其真諦，就像得到一個女人的身體不意味著得到她的心。
二
飲酒不是一種需要，而是一種慾望。人的基本需要是普遍的，但慾望卻因人而異。人的基本需要是簡單、不難滿足的；而人的慾望卻苛求、挑剔，渴望的過程摻雜著追求、失望或瞬息的滿足。慾望中有太多幻想的成分，而幻想與幻滅常常難解難分。
人喝酒不是因為渴，而是因為想。酒要人喝，不是因為能解渴，而是要覓知音。波德萊爾說：「除了酒被飲的快樂，沒有什麼能與飲者的快樂相比。」當你與一瓶好酒對視的時候，你的快樂已經洋溢在酒瓶的上面。你甚至能聽到它的歌聲：「我們親密的結合將創造詩歌。我倆合在一起就是一個神，我們像鳥，像蝴蝶，像聖母的兒子，像花香插上翅膀飛向無垠。」
三
愛喝酒的人藏不住酒，酒喝得比買得快。酒擺在那裡，你會想它。你想酒不奇怪，奇怪的是你能感到酒也想你。那不是一種單相思，而是類似戀愛的感覺。不同的是，酒雖然想你，但卻比姑娘更羞怯，你不碰它，它不會自動跑到你的杯裡去。
盧梭說：「在這個世界上，夢鄉是唯一值得居住的地方。」對於一個好酒者，酒鄉才是唯一值得居住的地方。其實酒鄉與夢鄉是通的，這兩個地方都沒有意識的堤壩截斷水的流向。
四
葡萄酒能喚起我們的想象力，我們在想象中賦予葡萄酒許多它們不具備或者不完全具備的品質，因為任何想象都帶有美化的傾向。想象與期待是一對孿生兄弟，我們想象期待的東西與我們期待想象的東西幾乎是一回事。想象與期待的結果有時是滿足，有時是失望，失望通常多於滿足，因為滿足的空間是有限的，只有失望的空間與想象空間同樣遼闊。
許多品酒師自稱能夠排除想象，僅憑理性把葡萄酒當作一種可以客觀評價的物質。我常常懷疑這種說法，不是因為不相信他們超乎常人的味覺經驗，而是因為品酒離不開感覺，理性在多大程度上能夠駕馭感性實在是一件令人懷疑的事情。相反，酒常常能開啟理性的牢籠。
五
葡萄酒是感官的盛宴，酒與人的五種官能都有聯絡。觸覺(摸酒瓶，舉酒杯)，聽覺(斟酒聲，碰酒杯)，視覺(看酒色)，嗅覺(聞酒香)，味覺(品酒味)。世界上鮮有能同時調動人的五種官能的東西，酒和茶几乎是唯一的例外。
葡萄酒最忌諱拿起來就喝，更忌諱一飲而盡，這一點與中國糧食酒的喝法不同。喝糧食酒一飲而盡被視為豪爽，喝葡萄酒一飲而盡則顯得粗魯，是對酒的不敬，甚至侮辱。
喝葡萄酒的程式是一看，二聞，三品。視覺、嗅覺和味覺對於品酒同樣重要。很多人飲酒都忽略了視覺和嗅覺的樂趣。其實葡萄酒首先是好看，酒色的深淺、清濁、厚薄、濃淡能映照出酒的品質和特色。聞酒是與酒的第一次直接接觸。大部分酒的味道，聞起來與喝起來並不相同，很多時候，聞起來的味道比喝起來的味道還好，那是一種既微妙又複雜的幽香，能夠耐心加以分別的人並不多見。葡萄酒不只是為了喝而釀造的，聞酒的樂趣不亞於飲酒的樂趣。
六
飲酒是赴約：與土地和陽光的約會，土地蘊藏的礦物質通過葡萄汁釀造的酒而注入我們的肌體；陽光中的紫外線通過葡萄酒而射入我們的體內。
白葡萄酒適合靜謐的場合，因為白酒的微妙和溫柔受不了任何嘈雜。與粗聲大氣的人喝白葡萄酒就像在機器轟鳴的工廠拉小提琴。紅葡萄酒適合熱烈的場面，任何喧囂都不能淹沒紅酒的嘹亮，其剛柔兼濟的特效能化憂鬱為亢奮。
法國的葡萄酒無論紅白，幾乎一種酒一個性格，一種酒一個味道，無論好壞，總能以個性悅人，不似有些國家的酒喝來喝去味道雷同。現代化的釀酒手段可以縮短大年和小年的差別，使不同年份的酒同質化，然而飲者遠離失望的同時也遠離了驚喜。
七
一瓶酒是一本書，凝縮了土地和酒農勞作的歷史。沒有什麼比酒的歷史能更好地詮釋潛移默化的作用。一塊土地的個性與一個酒農的個性相結合孕育了一種酒的性格。
酒農是一些熱愛土地的人，他們有濃厚的根的情結。傳統像血一樣流在他們的身上。與其說他們擁有葡萄園，不如說葡萄園擁有他們；與其說他們是土地的主人，不如說土地是他們的主人。
雨果把人造酒的功勞與上帝造水的奇功相提並論，他說「上帝創造了水，人創造了酒」。人的生命離不開水，人的生活離不開酒。男人釀酒好比女人生育。對人類來說，釀酒與生育同樣重要，因為人釀酒，酒亦釀人。
八
相同的父母不同年齡生的孩子不一樣，同一酒莊不同年頭產的酒也不一樣。雖然產區、年份、酒莊、葡萄品種、釀造技術可以告訴我們一些關於酒的資訊，但是就像我們即使知道一個人哪一年出生在什麼地方而對他的性情一無所知，我們也無法僅憑年頭和產區來判斷一瓶酒的性格和品質。一瓶酒是一個謎，在謎底揭曉以前，它是一個懸念，一個線索，一個未知數。
有的酒喝過就忘記了，就像很多人見過就不記得了；有的酒喝過讓你長久地回味，就像有的人見過，讓你終身難忘。羅馬尼亞哲學家蕭沆(cioran)說：「人好比酒，隨著年齡增長，好人變得更好，壞人變得尖酸。」
一瓶酒是一個承諾。承諾可能兌現，可能不兌現，可能完全兌現，可能不完全兌現。兌不兌現不完全取決於酒，也取決於人。同一瓶酒不同的人能喝出同樣的味道，也能喝出不同的味道。酒對有的人秘而不宣，對有的人宣而不秘。
九
寧可錯待一個好人，不可錯待一瓶好酒。錯待了一個好人，還有道歉的機會，錯待了一瓶好酒，會遺憾終生。幾瓶好酒一起喝的時候，排序可謂如履薄冰。除了紅白之分，還要考慮不同的年份、不同的酒莊、不同的產區、不同的酒性。順序排得好相得益彰；順序排得不好兩敗俱傷。
外國人喜歡從新酒、淡酒喝起，老酒、烈酒壓軸；中國人喜歡從老酒、濃酒喝起，喝到後來新老不分，優劣無異。這一方面是由於中國菜不講究與酒的搭配，一方面是由於中國人喝酒的方式與西方人不同。西方人的喝法是細品，中國人的喝法是豪飲；品者和飲者的區別是前者適可而止，後者一醉方休。無論什麼喝法，飲酒的次數都需要間歇，有間歇為樂，無間歇為淫。
十
一瓶好酒最佳的開瓶時間常讓人捉摸不定。開早了可惜，開晚了亦可惜。不過遇到酒友，這個問題就解決了，開早開晚都不可惜。好的酒伴可以使劣酒變成好酒；壞的酒伴可以使好酒變成劣酒。同樣的酒跟不同的人喝，味道亦不同。酒將一些人的距離拉近，將另一些人的距離拉遠；開始和結束的時候，人與人的關係變化不拘：有時，酒可以讓你與一個陌生人肝膽相照，對一個熟人冷若冰霜。
酒伴最好是男的，男人會喝，也會醉。女人或不勝杯勺，或幹喝不醉。不勝杯勺，喝不到一起；幹喝不醉，樂不到一處。所以酒伴，還是男人好(當然也有例外)，喝到什麼地步，達到什麼境界大致相當，每個人都有進無退。碰到那種不進不退的人，無論男女都讓人掃興。
好酒者大都喜歡與人共飲，喜歡獨飲者寥寥無幾。幾個人聚在一起觥籌交錯，越喝越興奮；自斟自酌，形影相弔，越喝越傷感。陶淵明曾發出「引壺觴以自酌……感吾生之行休」的嘆息。人生是一場孤獨的遊走，人需要分享酒中的歡樂，擺脫個人孤苦伶仃的生存處境，哪怕只是一時一刻。
十一
與熟人喝酒，知己知彼，是一種樂趣；與陌生人喝酒，知己而不知彼，也是一種樂趣，喝到一定的份兒上，心中會萌生一種惺惺相惜的感情。飲酒讓人懂得憐惜，這不僅是一種物質行為，而且是一種情感行為。
有的人酒量大，酒膽小；有的人酒膽大，酒量小。酒膽大於酒量，這種飲者最可愛，雖虧在量上，卻勝在膽上，使人感慨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飲酒讓人懂得謙虛，見識山高水長。
十二
喝酒有伴自然好，遇到酒友就更好，見到久別重逢的酒友，你已經先有了幾分醉意。陶淵明有言，「未言心相醉，不在接杯酒」。因為酒量打了折扣，所以與酒友喝酒比與一般人喝酒更容易醉。正所謂「水為地險，酒為人險」。
喝到臨界點上，你眼前出現懸崖，你知道再向前邁一步，就會墜入崖下。其實你意識到危險的時候，危險已經發生，慣力足以推你邁出這無可挽回的一步。或許你要找的正是那種自由的感覺，「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
喝醉了固然難受，有時沒喝醉也同樣難受。最難受的是醉後想起酒來，剛剛還讓人生愛，現在卻令人生畏生厭。酒是人類為自己打造的一把雙刃劍。
十三
據說古希臘人一邊飲酒，一邊討論哲學問題。巴斯德說：「一瓶酒中的哲學勝過所有的書。」但是酒中的哲學並不比書中的哲學易懂。
按柏拉圖《會飲篇》中阿爾基比亞德的說法，蘇格拉底的酒量比誰都大，而且從來沒有人見他喝醉過。蘇格拉底被公認為古希臘最聰明、最有智慧的人，他能豪飲而不醉不僅證明他的海量，而且證明真正有智慧的人從不失態，始終能把持理智和穩重。巴斯卡爾說，「酒喝得太多或太少都會阻礙真理」，蘇格拉底是一個反例。
希臘神話中的酒神狄奧尼索斯代表了出格、放縱、癲狂、暴力的傾向。一個人深層的本性好像只有在酒的催化下才能顯現。波德萊爾說：「酒像人一樣：我們永遠不知道我們能在何種程度上敬重它和鄙視它，愛它和恨它，我們也永遠不知道它能產生多少崇高或醜惡的行為。因此，我們對它不要比對我們自己更苛刻，我們應將它視為同類。」
十四
錢穆引《中庸》說：「‘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這是說，飲食之味已難知，人生之味更難知。哪一個人沒有他的人生，哪一個人沒有喝過茶，喝過咖啡，要講到知味，那是藝術的，真不易。」錢穆沒有舉飲酒的例子，但是《中庸》的「飲食」二字應包含飲酒的意思。飲酒能知味已屬不易，但酒的本質遠超出味道，就像味道超出顏色。酒的本質使人想到美，當你如醉如痴的時候，心中泛起的是一種朦朧的美感。美的心境使你不再有分別心，你會發現周圍的一切一下子變得可親可愛，你想原諒自己和別人的一切過錯。尼采在《悲劇的誕生》中這樣描述「酒神狀態」：「此刻，奴隸也是自由人。此刻，貧困、專斷或‘無恥的時尚’在人與人之間樹立的僵硬敵對的藩籬土崩瓦解了。此刻，在世界大同的福音中，每個人感到自己同鄰人團結、和解、款洽，甚至融為一體了。」有些平時被你看得很重的東西，這時會忽然失去分量，一切事物都回歸了原位，或者說變得無足輕重。美成為唯一的存在，或者說是你唯一能感知的存在。這時你開始進入酒的世界。
哈佛來信
撰文楊瀟
置身其中，懷著一點自我療救的私心，把這時代的徵候記錄下來，大概也挺有意思。如今記錄者似乎比時代陷入了更大的危機，真是可惜。
時代精神
到住處時已過午夜，謹記中介之前的反覆叮囑(「擾鄰是要賠錢的」)，躡手躡腳提著箱子開門、進電梯、再開門，生怕發出一點聲響，公寓比想象的要好，連浴巾和手帕都整整齊齊備了好多條，客廳裡的假樹萎靡得很真，我差點就給它澆水了。
這裡比北京慢12個小時，頭兩個晚上都是凌晨兩點以後入睡，4點多就醒了，像是睡了一個綿長的夏日午覺，窗外風涼，楓樹和梧桐在黑暗裡發出沙沙的聲音，開啟電視全是購物節目，我鼓起勇氣從900多個頻道里尋找bbcworldservice，想通過看新聞找到自己在陌生世界的座標，卻只發現bbcamerica，它在播放烹飪節目，後來我又看過它幾次，好像每次都在教人做菜。
熬到6點，出門吃早餐，經過了一個五星級酒店、兩座教堂和一塊墓地後，居然摸到了哈佛廣場。人最多的aubonpain門口，風度翩翩的老人家微微鞠躬，微笑著說了聲nihao，我一進門就明白了他為何那麼確定我是中國人：餐廳裡有一半人是操著各地方言的同胞，哈佛還有兩週才開學，也不知是親友團還是旅行團。
搭幫朋友的介紹，週末混進幾個北美留學生社團舉行的論壇，連聽三場演講，b先生回顧了2003年以來中國社會運動的十年，從李思怡到太石村，從最牛釘子戶到鄧玉嬌，聽得我唏噓不已—這些事情都歷歷在目，但又感覺如此遙遠。2003年有時被稱為「民權元年」，記得那時候社會有共識，大家心氣頗高，覺得眾人推牆牆必倒，而今牆仍是牆，人也未必不是牆，就像匈牙利作家米克洛斯·哈拉茲蒂在《天鵝絨監獄》裡寫的：「……不僅是某些官僚程式，而是整個文化語境；不僅是國家的干預，而是所有合謀摧毀自主的真正藝術行為基礎的情形；不僅是政治勒令，而是一元化社會里的個人的世界觀；不僅是‘合法’與‘非法’的限制，還有維繫著國家權力能夠滲透到文化哪怕最後一個細胞的秘密心理源泉。」
每代人都有自己的記憶，它可能是眼界也可能是侷限，在哈佛教課的r老師說，你們這一代受汶川地震影響很深，所以對郭美美事件反應很大—有趣的角度，倘若一個外國觀察者空降中國，他能夠開啟我們話匣的問題之一肯定是：2008年5月12日那天你在做什麼？而塑造r老師那一代人的卻是更早之前的悲劇，如果我們不能理解他們的關切，不妨想象我們的下一代問我們：汶川地震真有那麼慘嗎？
r在課堂上運用政治社會化(politicalsocialization)的概念，來辨析教育、傳媒、同齡人、家庭等媒介(agents)在不同社會起的作用，從而對年輕一代價值觀與身份認同產生的不同影響。這並不是高深的理論，但能帶來很清晰的分析—你或許聽過一種熟悉的說法，「在哪裡都是被洗腦」，或者，「他們那個也是一種宣傳」，那就來看看這些媒介在不同社會的狀態吧，它們是集中還是分散的，是被一個權力中心控制還是被若干個控制？接下來的問題是，在對任何事情做出判斷前，你是否會意識到政治社會化對自己的塑造？
參加論壇的人價值觀比較接近，不過他們在中國留學生群體裡大概也是少數派，一個社團發起人在自己學校做的小調查說，大多數參加社團活動的留學生同意對政府的批評，但也同時認為這些批評「有損國家形象」，只有極少人對異議者表示同情。最後他總結，希望培養更好的討論氣氛，希望吸引到更多本科生，以及「更多女生」!然後一屋子男生都大笑起來。
活動結束，大家一起看了部介紹吉恩·夏普(genesharp)的紀錄片，吉恩就住在波士頓，以倡導非暴力抗爭理念聞名於世。片名叫howtostartarevolution(如何發動一場革命)，我之前沒聽過，用手機搜尋，敲到「howtostarta」時，下拉框提示出現了howtostartabusiness(怎樣創業)和howtostartaconversation(怎樣聊天)的句子，我繼續敲打，到「howtostartare」時，以為差不多了，結果出來的是howtostartarestaurant(怎樣開一家餐館)，這才是時代精神啊。
後知後覺
有時我特別後知後覺，5月起和尼曼工作人員通了無數郵件，他們所在的lippmannhouse也在郵件裡出現過無數次，我從來沒仔細看過那個詞，大概潛意識覺得，反正也是我搞不懂的老外人名。
來美國後，某天腦子裡突然「叮」的一聲，我就像烤熟的麵包一樣彈起：lippmann不是李普曼嗎？後來才知道，75年前，正是這位20世紀美國最著名記者的建議，哈佛才創立了「旨在提高美國新聞業的水平」的尼曼專案。
報到之前某天，去李普曼house列印資料，推門進去看到一個有點面熟的大叔—之前我研究過其餘23位同學的照片和簡介，便主動打招呼：「你是greg嗎？」彼此寒暄幾句後就各忙各的去了。當晚躺在沙發上看書，又不知為什麼掏出手機，登陸尼曼官網，看到greg的簡介上寫著，「thebangbangclub一書的聯合作者」，等一等，這書名怎麼也耳熟？google之，這回是「哐」的一聲，直接把我砸回兩年多前的一個傍晚。
那天已近黃昏，我在家裡無所事事地上網—有一回跟一群不用朝九晚五的寫字朋友聊天，說到最不喜歡一天中的哪個時分，大多數人都投了傍晚—設想你從一個遲到的夏日午睡中醒來，天色已晚，廣場上大媽們熱烈起舞，樓下的燒烤攤熙熙攘攘，你卻四顧茫然，而這一天就要結束，是否也會「細思恐極」？
彼時我剛從埃及的廣場回到中國的廚房，滿腦子是開羅匹薩餅—這是跟《紐約客》駐中東記者w聊了一個下午後的結果，她提醒我，歷代統治者都試圖在某個地方重建開羅，結果它的歷史不是埋在地下，而是如匹薩餅般攤開來的。我從科普特開羅走到伊斯蘭開羅，從「尼羅河畔的巴黎」來到納賽爾城，又從穆巴拉克時期的「嘈雜和混亂之地」來到革命當中的「解放廣場共和國」，滿心歡喜，自以為從這隻匹薩餅上看見了歷史。
那個傍晚我在網上撞見一部叫thebangbangclub(槍聲俱樂部)的新電影，四個戰地攝影記者的真實故事。從1990年廢除種族隔離到1994年首次全民普選，是南非民主轉型最為重要的四年，這期間流血衝突不斷，他們四人在槍聲中穿梭，向全世界媒體發去一張張珍貴可怖的現場照片，而自己也在職業的痛感裡掙扎，1994年4月，在拍攝又一次衝突時，ken中彈身亡，三個月後，kevin在汽車裡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如果你還記得當年《紐約時報》刊發的女孩與禿鷲的照片及其引發的巨大爭議，kevin正是那位拍攝者。此後若干年，greg和silva繼續行走在戰亂地區，南蘇丹、喀麥隆、巴爾幹、索馬利亞、阿富汗……
2010年，在坎大哈，silva踩到地雷，失去了自己的雙腿，比較起來，出現在李普曼house的greg是幸運的，但我一直沒有問他，經歷了那麼多，你怎麼理解人性？怎麼理解道德？我猜想也許他仍在為此探索，有一天orientation(熟悉、適應校園的課程)時我坐在他旁邊，看他正研究一門探討「人為什麼作惡」的倫理課。
如今greg早已不做戰地記者，他現在是南非一家線上日報的副主編，正寫一本關於去年南非馬裡卡納屠殺(marikanamassacre，南非警察向罷工的金礦工人開槍，震驚全國)的書。李普曼的時代，新聞業一步步走向光榮與夢想的頂峰，而在我們這一屆尼曼學者抵達校園前，最大的業界新聞是《華盛頓郵報》被亞馬遜創始人傑夫·貝索斯以2.5億美元的「低價」收購。並非所有人都對傳統媒體的黃昏感到憂傷，但你可以聞到這種情緒，一個同學說，他已經厭惡了那種對於自己工作的擔心。我有點好奇，你也會擔心工作不保嗎？「我不擔心自己丟掉工作，目前我們不愁錢，但我擔心這種趨勢席捲過來，最終你得裁人、減薪，越來越為錢低頭。我懂新聞，不懂商業，現在做新媒體的很多人懂商業卻不懂新聞，我希望學一些商業的東西，掌握自己工作的命運。」
w也成了我在尼曼的同學，她帶來一個朋友拍攝埃及革命的紀錄片，放映完後眾人聊如何報道革命，最後大家都認可這樣一種說法：你幾乎不可能先知先覺地在革命洪流中看清歷史的脈絡，而只能在隨波逐流中，盡你所能採訪你遇到的人，逐漸加深自己的理解。我有時覺得，也許對於絕大多數從業者來說，新聞業的革命也是如此，你只能做好手頭的事，然後和大家一起等待，看看未來會發生什麼。
購課一週
進教室坐下五分鐘後，我就開始慶幸自己來得早。10點一過，人不斷湧入，白皮膚、黃皮膚、黑皮膚、棕皮膚，穿短裙的，裹頭巾的，還有一位大叔，乍看以為是查韋斯轉世。10：07開始上課時(上課時間總比課表遲七分鐘，所謂「harvardtime」)，教室裡大概擠進來小兩百人，幾無立錐之地。授課教授和《少年pi的奇幻漂流》裡那隻老虎同名同姓，銀髮銀鬚，看著頗威嚴，課名是「宗教、政治與公共政策」，講宗教對美國政治的巨大影響，好玩的是，他在牛津讀書時的室友，是著名的無神論記者希欽斯(christopherhitchens)。
這是我在哈佛shopping的第一堂課。李歐梵先生在《我的哈佛歲月》中寫，哈佛有個不成文的慣例，「就是在開課的第一個禮拜讓學生任意‘購課’(courseshopping)。學生可以遲到早退，亂成一團；教授也勢必使出渾身解數，以吸引學生……除了吸引學生之外，教授必須印發大量的‘商品’—課程表和書單—以便學生‘選購’。過了頭一兩個禮拜以後，課堂的人數才會穩定下來。」
週一恰逢美國勞動節，所以週二、週三是「購課」的高峰，宗教課一結束，來不及向老師請教他對希欽斯的看法，就騎著單車往社會學系趕，去聽「記憶的政治」(memorypolitics)。這是人類學專業開的一門小型研修課(seminar)，只有十幾個座位，最後也來了三四十位「顧客」，女生為主，個個青春逼人，一個女孩的筆記型電腦上貼滿了女權主義的漫畫。兩堂課的大綱都寫明瞭「閱讀任務重」幾個字，講「記憶的政治」的老師，不斷丟擲普里莫·萊維、漢娜·阿倫特、齊格蒙·鮑曼這樣的名字，沉重得讓人抬不起頭來。案例分析重點集中在拉丁美洲，「我知道你們肯定會嚷嚷，為什麼不講前蘇聯國家？」她一攤手，「我就是在拉丁美洲做的田野嘛。」
第二天倒有一門大課專講前蘇聯和東歐，嘩啦啦一堆本科生又把教室擠爆了，老師瘦高個，膚色棕紅，俄國口音，上來就說會專門花一堂課講講普京的俄羅斯，「我是一個現在時的歷史學家，雖然我歷史系的同事都說，太關注時事是罪過」。但與此同時，「我也會帶你們回到1930年代。假如這是1930年代的課堂，我想你們中的大多數，或者很大一部分會同情社會主義，一部分會成為社會主義者，還有人會成為斯大林主義者。如果你看那時知識分子的文獻，你會驚訝於自由資本主義在和社會主義的競爭中處於怎樣的下風。」
這位親歷蘇聯解體的歷史系教授，看起來還是有點緊張，好幾次摸鼻子，講著講著還會自己笑起來(相比之下，肯尼迪政府學院的老師個個都是演說家，不動聲色讓底下笑成一團)，有幾分天真，又覺得有討好學生的企圖，有一次他明顯口誤，尷尬地笑：「對不住啊，昨晚看美網看得太晚……」轉過身去，看見他皺巴巴的襯衫背後溼了一大塊。
身邊多數同學關注的都是政治，「記憶的政治」、「網路時代的媒體與政治權力」、「講故事的政治」、「個人資料的政治」……一個同學說，她的課堂裡有兩個前中情局僱員，其中一個還是發言人，「他發言可真多……」另一個同學在聽了「個人資料的政治」後很興奮地告訴我，你知道嗎，從技術上說，只要掌握你的生日和郵政編碼，就能鎖定你的位置……也有人選了查爾斯河對岸商學院的課，回來感嘆就是不一樣—在哈佛其他院系，可能你上了一學期課老師也不一定知道你名字，但是在哈佛商學院，你還沒去上課，老師就已經把你google了個底朝天。這也讓我想起之前去商學院參觀，問公共關係部主任，這裡是否也有遲到七分鐘的哈佛時間？他立刻否認了：「全部準點開始，有些教授到點還會把教室鎖起來!」
也不是所有老師都對「購課」感冒，「講故事的政治」(thepoliticsofstorytelling)是本學期新開的課，老教授叫邁克爾·傑克遜(是的)，來自神學院，不講開場段子，不笑，不提問，不發教學大綱，站著筆直開講，有人中途離開，但關於這門課我聽到的最好評價是：有一種古典的美。
有關邏輯
「記憶的政治」的老師佈置了作業：回去看一部1961年的黑白影片《紐倫堡的審判》，大多數同學都去圖書館電影資料室，我只花了一分鐘就在某影片網站找到了清晰版本，帶中文字幕，有一點坐海盜船的快感。
電影長三小時，講述二戰結束兩年後德國戰犯第三輪受審的故事—特殊處在於受審者是納粹時期的法官，他們被指控批准給猶太人施行絕育手術，但更根本的追問是：你是做一個愛國者，忠實地執行這個國家的法律，還是拒絕執行你認為不義的法律，當一個叛徒？
威克法官選擇拒絕希特勒的法律，被迫辭職，審判時他作為證人出現在法庭上，面對自己的曾經的同事、受審者簡寧法官。他遭到簡寧代理律師勞爾夫的步步逼問—這正是影片最精彩的地方，這位年輕的德國律師在逼問證人的同時，也把電影不斷推向高潮。
「請問威克先生，你是否曾對1934年公民效忠誓言宣誓？」他的眼睛死死盯著威克，「(既然你認為希特勒的法律不義)為什麼你不拒絕宣誓？如果每個人都拒絕宣誓，希特勒就不會走到絕對權力這一步!為什麼你不拒絕？是不是你擔心自己的養老金……」看到這段時，不知怎麼就想起了八年前，賀衛方先生以「暫停招收碩士生」抗議他所就職的北大法學院研究生招考制度，記得當時看到一段媒體報道，有人質疑賀衛方「為什麼不辭職」，賀衛方反問：你怎麼不問我為什麼不自殺呢？(大意)
勞爾夫巧舌如簧，善設邏輯陷阱，又懂得適時以暴風驟雨式的「吼問」震懾證人，在另一場質證中，他面對的是被強制施行絕育手術的猶太人魯道夫，勞爾夫攻擊魯道夫的母親有精神問題，攻擊魯道夫智力低下，所以應當做絕育手術。在魯道夫掏出母親照片，激動地「自證清白」後，法庭一片沉默，這時勞爾夫深吸一口氣，冷冷地說了一句：法庭不知道你以前是什麼樣的，它也永遠不可能知道了，你說的都是你的一面之詞。
一種深切的悲涼降臨在我那開不了窗的臥室裡，這可能是整部影片最讓我難過的時分。對於簡寧這樣的大人物，哪怕身陷囹圄，也有貴族太太願意在法官面前為他求情：「你不知道他在希特勒面前是多麼勇敢!」大人物的一言一行都記錄在冊，罪責與榮耀，雖然也有各種糾結和難言之隱，總歸有人書寫，可誰會去理會魯道夫這樣的小人物？歷史永遠不可能知道你是誰，哪怕你是博阿齊齊—我曾讀過《時代》週刊2011年年度人物《抗議者》的長文，好歸好，可是在文章裡，這位引發阿拉伯之春的突尼西亞自焚小販也只不過是一個被設定的角色，好像他短暫的一生就是為了走向那片兇猛的火光，然後變成一個導語。
我和以色列同學都選了這門「記憶的政治」，當老師從紐倫堡審判講到東京審判時(後者只是附帶)，我想我們都各懷心事。下課後，想跟老師分享一下自己的感受，因為感情過於洶湧而一時語塞，她寬容地笑了，這卻讓我更加苦澀。在媒體待久了有時會失掉了一些基本的痛感，比如對於慰安婦問題，我好像一直提不起興趣，也許是覺得太「老生常談」(我們都預設了新聞就是「勢利」的，影片裡的記者很直白地對法官說：我可能發不了稿，美國讀者對審判戰犯已經不感興趣了)，也許是對這一議題常被政治操弄感到不滿，但終究沒有去想一想這麼多年她們需要面對的日與夜。
我自然沒有笨到認為她們不會有新的生活，「記憶的政治」後是一門介紹社會運動理論的課，現代意義上的社運和古代各種起義最大的區別之一就是前者有一套複雜的意識形態和話語體系，我一邊聽老師講對「意義(meaning)」的建構方式一邊瞎想：學社會學的人把各種話語拆解得這樣不留情面，會不會很容易「再也不相信愛情了」？而圍繞著慰安婦建構起來的種種話語，又是不是總還有些堅固的東西在裡面？
《紐倫堡的審判》的最後，主審法官和勞爾夫有一段對話，勞爾夫說：「我跟你打賭，在五年之內，你宣判無期徒刑的人都會(因為冷戰形勢的變化)被釋放。」法官回答：「你所說的那些人都會釋放，在我們時代是正確的邏輯。但合邏輯的不一定是對的，世上沒有人能使它正確。」
公正先生
這學期桑德爾沒有開「公正」課，而是和哈佛大學幹細胞研究所創始人之一道葛拉斯·梅爾頓(douglas)合講另一門本科生課程：「倫理、生物科學和人性的未來」。據說哈佛本科生每六人就有一人上過公正課，這門新課選修的人也不少，三百人左右的講堂座無虛席，後排還要再加椅子(順便說一句，這學期另一門受歡迎的大課是《科學與烹飪》)。
課堂不許使用筆記型電腦(哈佛許多課堂都籠罩在沙沙的鍵盤聲裡)，著名哲學家和著名生物學家各據講臺一端，梅爾頓負責科學，介紹幹細胞研究、克隆人、性別選擇、基因工程等有爭議問題的背景知識和前沿進展，桑德爾負責倫理，通過不斷提問、不斷請學生舉手「表決」來推進課程。除了師生間的大量互動(和「公正」課一樣精彩)，吸引我的還有梅爾頓這個「變數」，他會隨時提出各種科學依據，而你會明顯看到，這些依據如何影響人的倫理選擇。
這天討論興奮劑問題，從類固醇(尿檢即可查出)講到epo禁藥(需要血檢才可能查出)，梅爾頓解釋epo原理時不忘調侃一下美劇csi(《犯罪現場》)裡的科學家：「作為一個總在實驗室裡待著的人，真是羨慕他們啊，穿得那麼好，試管裡的液體還總是五顏六色那麼漂亮……」
epo是「促紅細胞生成素」的簡稱，能提高血液攜氧能力，讓肌肉工作時間更長。梅爾頓用一張幻燈片打出8種增加紅細胞的方法：1、鍛鍊和休息，2、高海拔鍛鍊和休息，3、低海拔鍛鍊，低氧艙休息，4、服用能讓人體生成更多epo的食物，5、服用能讓人體生成更多epo的轉基因食物，6、注射epo，7、注射epo基因，8、注射能夠自動生成epo的人造化學物質。一個比一個高階，桑德爾的問題來了：假設你是國際奧委會委員，當運動員採用其中哪些方法提供成績時，你會舉手否決？
1和2自然沒人舉手，3也沒人舉手，桑德爾和梅爾頓對視一眼：這是真實的奧委會正在爭論的問題。到4時，有兩個學生舉手，到5時，有大約二十人舉手，這時「變數」梅爾頓開始干預：「我要提醒一下，你們去某多納圈連鎖店吃的就是轉基因食品。」幾隻舉起的手放下了。到6時有更多的人舉手，梅爾頓繼續提醒：注射的epo可以是自然產生的，又說，「你們是不是對‘注射’敏感？那好，讓我們換一個詞，‘服用’epo，如何？」看到又有幾個人把手放下了，桑德爾在講臺那邊「著急」：「不要告訴他們這個!」大家都笑了。
一直到8還有幾十個人沒有舉手，兩位教授都有點驚訝，一個沒舉手的學生約書亞說：我對這些方法都沒意見，倫理是發展的，要知道一百年前人們還在爭論是否應該讓整天訓練的職業選手參加體育比賽呢，可是現在，沒人會說比賽只能由業餘選手參加吧？舉手者則多從安全性和不公正(不是每個運動員都有條件注射epo)表示反對，「那麼，讓我們假設，」桑德爾說，「如果這些方法都絕對安全，又便宜可得，你們是否接受？」
一個女生表示仍然不能接受，「這轉移了體育比賽的重點，把人身體之間的競爭變成了製藥的競爭。」約書亞反駁她：「我覺得我們都忘記了一件事：epo只是一個促進手段(enhancement)而已，到頭來運動員還得艱苦訓練才可能在競爭中獲勝。」
「約書亞提到enhancement，讓我想起一件事，」桑德爾說，「大概二十年前的波士頓馬拉松賽，有個選手跑了一小會兒就睡覺去了，睡醒後直接搭地鐵綠線(波士頓地鐵線路按顏色區分)第一個到達終點，後來他被取消了成績。為什麼？為什麼不能搭綠線？不把綠線和一雙好跑鞋、epp一樣，僅僅當作一個enhancement呢？」「馬拉松選手不允許搭乘地鐵吧？」「據我所知，波士頓馬拉松沒有不允許選手搭乘綠線的規定，而且綠線也安全，還便宜……」全場大笑，約書亞被自己的「手段論」難倒了，張口結舌。
桑德爾開始推進他康德式的論述：「倫理之線在哪裡劃下，和手段(means)有關，而在這些例子裡，手段並沒有本質區別，但即便如此，我們還是不能接受馬拉松選手搭地鐵，為什麼呢？這也許和我們所希望的比賽‘目的’(purpose)有關，和體育比賽的正直(integrity)與本質(essence)有關，如果你搭乘綠線，那就不再是馬拉松了，人們也不會激賞獲勝者的品質。」
下課時學生散得很快，我看見桑德爾快步追上約書亞，面露歉意地說了兩句什麼。
公正夫人
週一傍晚見到kiku時，她滿面紅光地跟我擁抱：「下午的課怎麼樣？我的學生是不是很棒？」說的是週一下午的「文化與社會」，因為和她先生桑德爾的課時間衝突，所以我只好輪周旁聽，這周輪到聽kiku。和桑德爾的煌煌大課相反，kiku的課只有九個學生，是典型的seminar，那天除了我，還有一位kiku請來教學生使用學術檢索工具的老師，如果說桑德爾是通過提問來推進課程，那麼這堂課kiku連問題都提得很少，而是一直微笑著看著九個學生從人們如何利用facebook來表現(frame)自己談起，彼此問答完成思考。有那麼一會兒眾人互動得有點詞窮，一個學生突然轉向她：你一直沒說話，你怎麼看？kiku稍微點撥兩句，又重新把球傳回學生手裡。
這學期kiku在哈佛張羅了一個圓桌會議，每月邀請學者、藝術家、傳媒人參加，探討藝術、流行文化和公共生活中的重要話題，第一期的主題是「藝術與審查」。圓桌會議前，我們一塊喝茶，她向我問起中國知識分子與媒體人的處境，又說到上次和桑德爾去中國，某地的一次活動被突然叫停後，組織者如何處變不驚、大事化小：「我發現這很有意思，美國人對待審查的態度是非常嚴肅的，碰到這種事情多半得起訴，而中國人則靈活得多，這讓我想起小時候在泳池裡玩的捉迷藏：有孩子必須躲進水裡，但總有別的孩子在別處浮出水面。」
那次圓桌會議也是「自由流動」的討論，從柏拉圖對審查制度的主張談到早期爵士樂對主流的反抗，kiku播完一段黑人爵士樂的影片後，王德威教授說，其實招致審查的不只是冒犯，有時甜美也會，比如鄧麗君的歌曲之於1980年代的中國大陸。正好我隨身帶了ipad，就給他們播了一首鄧麗君的《小城故事》，王教授同聲傳譯—想來，也許《甜蜜蜜》更像是「靡靡之音」？
後來，kiku請我在她的課上簡單介紹一下鄧麗君，我就放了《甜蜜蜜》，一個去過臺灣的學生「驚呼」：「teresateng!themoonrepresentsmyheart!」就又轉到《月亮代表我的心》。下課那個學生問我，鄧被禁是不是也和臺獨有關？我說這都是哪跟哪啊，於是又急吼吼地解釋一通，也不知道他聽懂沒。
kiku是攝影師，也是社會學研究者，她的上一本書叫pictureperfect，中文版可能會在近期推出。pictureperfect勉強可以譯作「(照相般)完美」，kiku在書裡探討的核心話題是，當19世紀照相技術發明時，人們驚歎於它對真實的還原，但如今人人都知道照片是會說謊的，而鋪天蓋地的影像文化，已經模糊了生活與姿態、真實與虛幻、新聞與娛樂……的界限。我半開玩笑跟她說，這本書簡直就是為微信時代寫的嘛，然後跟她介紹微信的功能，講微信鼓勵影像而非文本，有人用了半年微信也不知道怎麼用它寫字云云。
事實上，作為一個來美國後才開始經常使用微信朋友圈的人，我發現自己也越發模糊了生活與姿態：很難說自己發的每一張照片(不論是異域美食，還是出奇的藍天)，究竟是出於記錄當下的衝動，還是為了迎合想象中的他者目光。就像kiku在書裡寫的：「我們有了對世界塑造自己形象的能力，但也開始落入一些陷阱，而這些陷阱，往日只有政客、名流和媒體關注的人士才須面對。我們正對他人塑造的是哪個自我？又在為誰的眼睛而造？他人會如何看待真實的我與我的姿態？而我又如何看待他們？」
「發表」者容易有一種糟糕的錯覺：未經描述的世界是不存在的。某種「在場感」下，你總是習慣性地想要把你看到、感受到的東西變成頭腦裡的文字或畫面—感受力大概就是這樣失去的。如何處理和讀者的關係從來都是難題，但也從沒有哪個時代達到今天的「互聯」程度，並以無所不在的「逼視」(用kiku學生的話說，你的facebook也是你的文化資本)，去影響每一個想要發表點什麼的人。對此我不知應該感到不幸還是慶幸，但pictureperfect的思維已經把我推向下一個問題：他們會在這本書的中文版腰封上寫什麼推薦詞呢……
無聊休克
熬著沒睡，坐等凌晨兩點全美進入冬令時，結果寫電郵忘了時間，開啟cnn時已過兩點，時間又回到了一點，聯網的兩個手機無縫切換，只有老舊的時鐘需要回撥。平白無故賺了一小時，卻感覺時間被偷走了，這麼想時又覺得傻兮兮的，就是一個刻度而已。入秋以來樹都成了刻度，每天都能看到顏色變化，騎車上下課經過幾條固定線路，有時會突然發現某棵樹不見了，其實是葉子掉光了，有時又發現自己看錯了，它還站在遠處，通體紅透，就稍微心安一點。
還是calendar可靠，這裡人人都用calendar，這樣即便把飯局約到了一個月以後也不會忘。總在各種場合聽到輕微的滴聲，那是calendar在提醒你半小時後的活動，生活就這樣被切割開來。早晨起來照calendar給的方向去聽第一堂課/講座，坐下時，一位勤奮的俄亥俄大學教授已經通過郵件組發來了當日值得關注的中國報道，開小差讀一篇餘華的專訪，其他研究中心的講座通知也陸續進來，中東主題的最多，說的都是三個字：抱恙中。還有同學朋友通過facebook和微信推薦的活動，加上哈佛的app，看到感興趣的點選兩下，calendar就愈加飽滿自信，好像已經聽過講座似的。某天我在電腦前看書，臥室突然被染成明黃色，原來是窗外那顆梧桐一夜變色，陽光照射下黃得觸目驚心，我呆看了半天，這事兒calendar上沒有。
到週末，活動通知一下子消失了，郵箱也變得清靜，就特別容易忘事，比如，去買週日版《紐約時報》。安慰自己說反正厚得也看不完，又說，在這個「連起來」的時代，也不會真正錯過什麼，《紐約時報》的南中國海專題、對greenwald(最早報道斯諾登)的專訪最後都變成了cnn、飯桌以及社交媒體上的話題。人人都在說「連起來」，還有人號召大家「重新連起來」(rewire)，麻省理工媒體實驗室ethanzuckerman的新書就叫這個名字，開頭卻從1977年的德黑蘭講起，講流亡在外的宗教領袖霍梅尼的演講如何通過磁帶滲透進伊朗，促成1979年伊斯蘭革命—只要網際網路專家們願意，他們一定可以從上下五千年裡找到「連線改變世界」的證據。
紐約客倒是登了篇《斷開》的長文，作者evgenymorozov，著名的網際網路懷疑者。和zuckerman一樣，他也先拽了一段歷史，把我們帶回到1924年的魏瑪共和國。這年的11月，德國社會學家siegfriedkracauer在《法蘭克福匯報》發表了一篇抱怨現代城市生活的評論：街邊的廉價菸酒廣告牌劫持了人們的神經，電影和劇院上演著不屬於任何人但讓每個人都精疲力竭的生活，而收音機則把我們置於一個永遠在接收，永遠胸懷倫敦、埃菲爾鐵塔和柏林的狀態。這些城市資產階級啊，kracauer感嘆：「在熱鬧喧譁中越陷越深，最後忘掉了自己還有一顆大腦。」
該怎麼辦呢？kracauer的藥方很簡單：「無聊休克療法」。在一個大家都出城兜風的陽光明媚的下午，把自己鎖在屋裡，拉下窗簾，躺在沙發上向無聊投降。唯有如此，我們才能調動出自己那些荒唐、尷尬、未經修飾的想法，進而達至一種「神秘的喜悅」，最後學會與自己相處，「你不再被應該做某事的欲求所束縛，什麼都不做也能泰然處之」。聽起來像近年國內鵲起的禪修班，把手機電腦上繳，在郊區某個院落或者遠方某個寺廟打坐冥思數天。幾天前，一個新認識的朋友還在向我們推薦：「麻省就有，離波士頓兩小時車程，已經排到了明年，我在那裡待了12天，大哭了三次。」
不過，morozov告訴我們，許多西方人還是決定用他們熟悉的方法來對抗資訊過載：掀起一場「資訊環保運動」。在阿姆斯特丹就出現了一種能自動遮蔽wifi的座椅，而一群挪威大學生則設計出一種叫igoo的小玩意，可以遮蔽家裡所有的電磁訊號，這真是可愛的西式思維—改變自己前，先試著改變周圍的環境，創造出幾個身邊的瓦爾登湖來。
瓦爾登湖其實很近，搭通勤火車40分鐘到康科德鎮，再走半小時就能抵達。我去的那天陰雲低迴，我盯著岸邊倒伏的白松，想著1845年3月末梭羅砍樹建小屋的那天，「那是愉快的春日，人們感到難過的冬天正跟凍土一樣地消融，而蟄居的生命開始舒伸了。」梭羅小屋僅剩遺蹟，一群紫衣姑娘在林間練習健美操，暴雨忽然落了下來，坡地水溝縱橫，姑娘們四散而去。
如影隨形
在漢堡聽到那句「世界上所有的一切曾飛向我們」時，我覺得這是一個城市驕傲的靈魂，儘管實際上，哪怕只是為了更好地理解德國，我都得不斷離開那裡，去往柏林。到了哈佛，這句話立刻洗掉了所有形而上，變得特別世俗。釋永信帶領少林武術來表演那天，我沒去湊熱鬧，白天的課程已經耗盡我的體力；而當李安帶著疲憊的神情出現在每一個講臺時，我有點驚訝地發現，來了那麼多尼曼同學，他們甚至連「飲食男女」都看過。我拿著提前一個月才申請到的見面會門票，後悔沒去看少林功夫—絕佳的軟實力比較教材啊。
晚上哈佛電影資料館上映《色,戒》，李安再次現身，主放映廳爆滿，照例又開了副廳，旁邊的同學只能看英文字幕，我幾次忍不住要提醒，這裡她們說的是上海話，那裡她說的是廣東話，好像也不重要。影片末尾，王佳芝放走了易先生，一個人走下樓來，招手叫了人力車，那風車轉啊轉地開始閃回：空蕩蕩的劇場裡有人叫她的名字，轉過頭來全是青春年少。第四次看了，還是抑制不住地鼻酸。李安說他自己像王佳芝，演戲演到後來發現自己其實更像戲中人。
和兩個憂心忡忡的朋友吃飯，趕上一場華人抗議的大戲。我對那個拙劣的玩笑不以為然，但也覺得抗議本是正當權利，他們則試圖告訴我這幕戲的導演(依他們，這簡直是不證自明的)，事情一下子變得險惡起來，好像黑色大海里裂出一條不知什麼時候會合上的通道。也許他們是對的吧，但是，正義之前，是不是最好什麼戲都不要上演了？
我換了個話題，想聊聊美國，聊聊1980年代後美國的右轉，以及保守派對「愛國」一詞的佔有—但憂心忡忡再次降臨：美國和中國不同，「愛國」也不可同日而語—沒錯，可是我只是想談談美國而已。也許在討論任何問題之前，我該先背一段葛底斯堡演講(就像背誦四項基本原則一樣)？真是無聊啊，但自己又能置身事外嗎？如影隨形得早就沒有正常心態了。
一晚上聽了三個故事，三個人的祖父母一代都是東歐猶太人，二戰時避難新大陸並紮根於此。其中兩人算是富二代，似乎對歷史不太感冒，另一人出身平民，聽祖母講述納粹統治下的恐怖故事長大(祖母的兄弟姐妹幾乎沒人從集中營裡倖存)，大學時又知道了自己的父親是同性戀，出櫃後不久父親因病去世，「他這一生從未過得自在」。她說，她從小就知道，在這世上，人們是多麼容易互相歧視和彼此傷害。後來她成了一位人權律師，在中東工作時為巴勒斯坦人打官司，周圍的猶太人朋友都覺得她瘋了。她說她願意把猶太人的身份認同傳給自己的孩子，但不願意再傳遞那種不信任別人的恐懼。
背景、價值、任務……如此種種，疊加起來，就把人壓扁拉長變成一個平面甚至一條直線，想想真是奇怪，這些東西難道不應該讓人變得更豐富嗎？於是反抗者開始與所有的終極指向決裂，在生活中，也在戲碼裡。一個在蘇聯長大的哈佛教授寫過一本《懷舊的未來》，她說，在美國，人們總是對她的蘇聯背景充滿好奇，有人會問她：你懷舊嗎？她有時回答，懷舊，但不是你想象的那樣；有時回答，不懷舊，但不是你想象的那樣。
在某個活動現場，一箇中年人問我，你知道fairbank嗎？「當然知道，我經常去fairbank中心的圖書館。」「我說的是johnfairbank(費正清)這個人。」「啊，您是？」「他的外甥。」
隔了兩週去拜訪中年人的母親，費正清夫人費慰梅的妹妹，101歲的瑪麗安。1934年，從拉德克利夫學院畢業後，瑪麗安到中國學習了一年繪畫。我給她看之前在網上找的她與梁思成林徽因的合影，她一眼就看了旁邊身材高大的金嶽霖:「laojin!」又跟她閒聊當年的北平、上海、福州，說來也巧，拜訪瑪麗安之前的三天，國內一箇舊書論壇有人貼出了她1939年出版的畫冊《三寶北京歷險記》，給老人家看連結，她露出不可思議的表情，然後跟我半開玩笑：真的有中國人看我的書嗎？我的書能在中國出版嗎？我知道你們現在很有錢!我聽了也跟著笑，但是「peking」卻煙消雲散了。
原始嚎叫
晚上收到錯誤情報，走到哈佛廣場時發現哈佛先生銅像前一片漆黑，連個鬼影都沒有，偶有人經過，都把頭縮在高高的領子裡，這一天寒流來襲，氣溫降到零下三度。
到附近24小時開放的本科生圖書館lamont避寒看書，一派期末備考的氣氛，有人桌上的書可以砌牆了，還有兩個哈佛學生心理健康協會(smhl)的女生挨個派發巧克力和小紙條，上面印著勵志作家h.jacksonbrown的話：「thinkbigthoughts,butrelishsmallpleasures.(雄心勃勃，不忘享受微小歡愉。)」底下兩行加感嘆號的大字：別放棄!你很棒!11點多，眼前突然走過一個只穿紅內褲的男生，特別自然地穿過人群，戴上耳機坐下自習。臨近午夜，圖書館門口有點躁動，我對面的哥們站起來就開始寬衣解帶，也是脫到只剩底褲，穿上靴子，披著貂就出去了。
跟著人群往外走，沒兩步已經聽到廣場那邊低沉的嘶吼，到銅像前，發現鼓樂隊已經就位，那邊一棟教學樓下，幾百裸男裸女擠在一起，就像剛從冰窟窿裡撈出來活蹦亂跳散發著熱氣的魚，一起在唱「我們是冠軍」呢。唱了一會兒就改喊usa，午夜鐘聲一響，就尖叫著歡快地潮水般向前湧動，把旁邊舉著手機的一堆亞洲面孔衝得七零八落，這就是哈佛著名的primalscream(原始嚎叫)了。
1960年代時，這儀式的確以嚎叫為主，每學期期末考試之前的一週，學生會開啟所有宿舍的窗戶，集體咆哮十分鐘，1990年代左右嚎叫演變成了裸奔，但目的是一致的：減壓。一個學生曾在報上描述自己的體驗：「我看到象徵著這個國家學術尊嚴和光榮時代的廣場被一千個光屁股填滿。經過那些寒冷、尷尬、悲慘但很爽的瞬間，對期末考試的焦慮被拋到了幾光年之外……」不知道那個幾天後搞出「詐」彈風波想取消期末考試的韓裔學生有沒有去原始嚎叫，收沒收到小紙條，無論如何，他也算是thinkbig了。
嚎叫前一週，課程陸續結束，每堂課的末尾都照例是學生鼓掌感謝老師，我想普鳴(michaelpuett)教授的最後一課一定比較壯觀：七百多個學生齊刷刷鼓掌。他教授的「中國古典倫理與政治理論」是哈佛這學期第三受歡迎的大課，僅次於經濟學入門和電腦科學入門。《大西洋月刊》為此寫了一篇長文，探討為何這麼多哈佛學生想要學習兩千多年前的中國古代智慧。「美國人傾向於認為人是理性動物，大腦依邏輯地做出各種決定，但在中文裡，表示‘mind’和‘heart’的是同一個詞語：心靈……莊子教導人們，應在日常生活中道法‘自然’，而不是受困於各種理性抉擇。」讀到這段時我停了一下，想想似乎很久以前自己就已經把mind(頭腦)和heart(心靈)區分開來，而今卻藉助一個西方人，「重新進入中國」；又想起剛來美國時那段時間，不斷被問到「是不是和中國很不一樣」，我每次都老老實實回答：其實沒有那麼不同。說到底，我們都是被全球化與現代性沖刷的一撥人，彼此能有多大差別呢？
《大西洋月刊》的文章借學生之口說，這門課可以改變你的一生，「有一點樂觀了吧。」去年選過此課的一個本科生微笑著告訴我。她解釋說，其實這門課的火爆，有一些與學問無關的原因，比如說這門課不容易掛科，而ethicalreasoning(倫理分析，哈佛鼓勵博雅教育，本科生必須在幾個不同大類裡修夠一定學分，桑德爾之前的「公正」課也屬此類)這個大類裡可選的課也有限，當然還有，不論是公正課還是中國古代哲學，在哈佛已經成了一種cult(在特定群體裡流行的)，一種「正面的peerpressure(同輩壓力)」，好像你來到哈佛，就應該聽一聽這樣的課，正如你來哈佛，就該嘗試一下冰天雪地原始嚎叫一樣。
cult也有邪教之意，我也很邪地想到另一件據說在哈佛讀書「該做」的事兒：至少在widener圖書館裡嘿咻一次。我曾許多次下到像一個星球那樣巨大荒涼的widener藏書室裡，裡面陳舊的紙張氣味不敢恭維，但曲徑通幽的書架的確提供了很好的掩護，那天我想翻翻東歐知識分子寫的書，發現那個區域全是伸縮書架，這意味著當你按動按鈕想看看羅馬尼亞人作品時，擺放波蘭人著作的書架會緩緩合上—希望大家辦事都不要來這裡，被一堆thecaptivemind(被禁錮的心靈？頭腦？中文兩個譯名都有)夾住，大概是最悲慘的死法了吧。
明日的世界
回到波士頓當晚趕上暴風雪，才發現暴風雪裡的雪花一點兒也不像雪花，倒更像密密麻麻的雨線，風一吹就東倒西歪織在一起，不是雪大如席，是雪密如席了。
鎖閉門窗，想看看氣象主播口中的「真正的暴風雪」到底會發展成什麼樣，上一次雪後，我跟鄰居在一樓電梯口閒聊，說到還挺期待那種推不開房門的大雪，被經過的一個老太太聽到了，「你們不開車當然不用操心，」她說，「我們可是得把車子從雪裡挖出來……」
夜深了，雪勢不減，隔一會兒就拉開窗簾看看外面那盞路燈，好像裡面隱藏著什麼秘密。路燈昏黃，幾乎比被新雪映照的周圍夜色亮不了多少。
大概在七八年前，我也經常走在這樣的路燈下。那時的世界是緩慢富有條理的，我每天坐著大一點的班車上班，再坐著小一點的班車下班，工作並不複雜，常常帶一本自己的書去讀，該吃飯時就去吃飯，該開會時就去開會，該爬山時就去爬山，逢年過節會發電影票，所以，該看電影時就去看電影。
其實世界就在我的周圍拼命流動，只是我不太能感受得到，小區離五環路很近，車流在上面低吼時，我正對著一個停車坪的牆壁抽擊網球。某天晚上我走到五環外，打探那裡一個醫院的情況，第二天我見到了同鄉肖志軍，他垂頭喪氣蹲在地上，被所有的人一遍遍地問：你為什麼不簽字？
他的「岳母」李小娥好像還在恍惚中，對一群記者念著女兒李麗雲：「我都不知道她出走這三年，在外面是怎麼過來的。她今年老是向我們要錢，我隔一段時間就給她寄錢，她十天一個星期給我打一次電話，我問她住在哪裡，她不肯說，每次都說，媽媽，你放心，我掙了錢就回來。上次她給我打電話，說媽媽我春節就回去。……我根本不認識這個男的(肖志軍)，她從來沒告訴我她結婚了。我在火車上都不相信我女兒死了，我以為她是被傳銷給騙了，到了北京，我跟著乘警去派出所瞭解這個男的情況，突然看見桌子上的《京華時報》，才知道我的女兒真的死了!……」
藉助當時的稿子我才回憶起這些細節，做完稿子沒過兩個月，我就搬走了，再沒從五環下那個橋洞經過，此後生活開始流動、變化，像是漂浮在水面上的油膜，各種顏色暈在一起，甚至被用在文章結尾的肖志軍的回答我也忘記了：「我想不通，我懵個噠(懵掉了)!」
是夜重溫《海上鋼琴師》，1900踏上舷梯，但最終沒有踏上紐約的陸地，那一瞬間他大概也「懵掉了」：「拜託，能告訴我城市的盡頭在哪裡嗎？……城市裡縱橫交錯的街道，什麼都有，就是沒有盡頭。沒有盡頭……老天啊，你看到那街道了嗎？光街道就有成百上千條!你怎麼在那裡生活？」
我曾於某個黃昏從東河登岸，不斷上坡，過街，急匆匆地趕往時報廣場，藍黑色天幕下的曼哈頓中城就像一個巨大的佈景板，好像不是你在前進，而是它們在後退，生生的虛幻感。如今我更能體會那種心情：讓人停下來的並不是看得見的街道，而是看不見的街道。沒有什麼「該」做的事情了，神靈，家族，單位，這些班車正在遠去或者解體，而我們大多數人，並沒有一個司機可以諮詢。
「啊，人類啊(oh,thehumanity)!」美國芝加哥wls電臺的記者帶著哭腔喊道。那是1937年5月6日，那個時代最大的航空器興登堡號飛艇在空中被烈焰吞噬，29名乘客當場喪生。我是在華盛頓新聞博物館聽到這段音訊的，如果你想一想當時的世界已處在二戰前夜，那一聲「人類啊」簡直有如天啟。百年來傳播技術不斷更迭，newsreel(新聞短片)已經被送進了博物館，但它承載的故事與情感卻從未停止與我們的共振。我戴著耳機坐在地上，挨個點選這些短片，身體極其疲倦但就是停不下來，胸口好像被什麼堵住了。
明日的世界究竟會怎樣？我想自己可能也得焦慮地尋找司機，或者和許多人一起苦苦守候一輛永遠也不會到來的班車吧。但想一想，置身其中，懷著一點自我療救的私心，把這時代的症候記錄下來，大概也挺有意思。如今記錄者似乎比時代陷入了更大的危機，真是可惜。
註釋
baudelaire,paradisarticiels,ceuvrescomplètesi,gallimard,paris,1975,p.387.
ibid.p.381.
baudelaire,paradisarticiels,？uvrescomplètesi,gallimard,paris,1975,p.380.
錢穆《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26頁。
尼采《悲劇的誕生》，周國平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6年，第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