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擊婦女和小孩
攻擊婦女和小孩
來吧來吧
來到美國的臂彎
另一首歌redhillminingtown是關於工業衰敗城市的哀歌。歌名來自一本紀錄1984-1985年英國礦工大罷工的同名書；這場大罷工對英國音樂的政治化非常重要，許多音樂人如billybragg，paulweller等人都積極聲援罷工。
onetreehill則提到了智利的傳奇左翼民謠歌手victorjara——他在皮諾契將軍上臺後被刑囚然後處死。在這首歌中，波諾透過jara來表達他自己一貫的音樂哲學：「jara把他的歌曲當作武器，手中緊握著愛。」
戰爭與和平
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冷戰結束，世界進入新的時代。但相對於天真的歷史終結論，其實人們並不知道他們要進入的是什麼時代，且歷史的古老問題依然繼續糾纏著人們：戰爭、貧窮等。
u2的音樂也進入了全新的時代，他們在1990年代製作了三張加入更多電子音樂成分的專輯。但新時代也會有永恆主題，u2的新音色同樣維持著一貫的社會關懷。
1990年11月，u2到柏林錄音，做出新專輯achtungbaby。這張專輯中出現了他們在1990年代以後最重要的政治歌曲，並被英國q雜誌選為史上一千零一首最佳歌曲的第一名：「one」。
「one」不是關於「同一」，而是關於「差異」。
此後這首抒情歌曲幾乎成為他們在各個政治議題音樂會中的必唱曲。
另一首u2在1990年代的重要政治歌曲之一，且他們最重要的政治參與是關於薩拉熱窩。
南斯拉夫瓦解後，波斯尼亞打算獨立。從1992年到1996年，塞爾維亞部隊包圍了波斯尼亞首都薩拉熱窩。這是人類史上最長的圍城。
戰爭前，薩拉熱窩是一個塞爾維亞人、克羅尼西亞人、回教徒共同居住的地方，是一個能體現宗教與種族多元共存的城市。但現在，這裡成為一片煉獄。
塞爾維亞部隊在薩拉熱窩城中終日以炮彈與子彈攻擊平民。狙擊手刻意攻擊小孩和婦女以製造恐懼。人們每天起床後，不知道今天房子是否會被炸燬，自己是否會死於槍下。
西方國家對於要如何幫助城裡的人們沒有共識，聯合國維和部隊也只是在此地觀察。事情每日惡化，火焰不斷然燒，而世界只能無能為力地旁觀。
1993年冬天，一個美國人比爾·卡特去薩拉熱窩提供人道協助。他認為西方媒體都忽視了戰火中生活的人們，所以他找到u2，希望他們可以在演唱會上播出薩拉熱窩人真實的生活畫面。
卡特說，在薩拉熱窩的庇護所中，年輕人聽著搖滾樂，並且把音樂放到最大聲，以對抗外面的炸彈聲。他們也看mtv頻道，看著和他們一樣年紀的青年，卻不知道為何沒人在談論自己面臨的困難處境。
於是，卡特每天在市區中尋找願意接受訪問的當地人，然後在u2演唱會上現場播出錄影片段。
當然，u2的zootv巡演就是一個討論媒體的演唱會。只是，當每天夜間新聞似乎成為一種娛樂時，u2的演唱會似乎正好相反，是真實侵略了娛樂。這使得u2成員自己都覺得，往往情緒很難轉換：在演唱會上看了十分鐘的苦難，看到戰火猛烈、人們四處逃竄的街頭之後，他們如何能輕易回到演唱會的歡愉？他們幾度覺得無法繼續這樣下去。
最糟的一夜是在英國溫布林登體育館。鏡頭中三個年輕女子哀慼地說：「你們正在享樂，而我們卻這麼不快樂。你們到底可以為我們做什麼？」當波諾正要回答時，女孩打斷他說：「我知道你們會怎麼做：那就是你們什麼都不會做。你們只會回到你們的搖滾音樂會。你們甚至會遺忘我們的存在，而我們全都將面臨死亡。」
全場無聲。u2、觀眾，與搖滾樂自以為是的政治介入，都遭到最重的一擊。
1995年，u2與音樂人、他們的製作人brianeno合作專輯originalsoundtracks1中，並特別做了一首單曲《薩拉熱窩小姐》，歌劇男高音帕瓦羅蒂也在歌曲中獻唱一段。
這首歌是在抗議這場波斯尼亞戰爭，批評國際社群沒有能力去阻止戰爭，並且讚美人們如何勇敢地拒絕放棄他們的日常生活。例如有一個女子不願意去避難所，只想繼續在家中彈奏鋼琴；或者有一群女性自己舉辦選美比賽，並且說「我們要用口紅和高跟鞋跟他們對抗」。
歌曲mv中最震撼人的畫面，以及單曲的封面照片，就是這群選美小姐在臺上舉起布條，上面寫著：「不要讓他們殺了我們」。
她們要跟世界說，世界或許遺忘了我們，但是我們仍然堅強地活著。
1997年，u2終於來到薩拉熱窩舉辦演唱會。他們是圍城結束後，第一個在那裡舉辦演唱會的西方樂隊。臺下的聽眾包括幾年前彼此要殺害對方的塞爾維亞人和克羅埃西亞人，而現在他們在這裡一起高唱「one」。
第二天，當地報紙說，「薩拉熱窩圍城在這一天結束了。」
終結貧窮？
1985年的liveaid結束後，不像大多數人只是來參加一場公益活動，波諾和妻子去了衣索比亞六週，實際瞭解當地狀況。他慢慢發現饑荒固然和內戰及旱災有關，但非洲的貧窮問題是結構性的。
在20世紀末，他開始面對、解決這個問題。
「兩千年大赦聯盟」（jubilee2000coalition）是由超過九十個ngo、教會、工會所組成的聯盟，主要目的在於推動西方國家以及世界銀行等組織在西元2000年前，勾銷52個較貧窮的發展中國家無能力支付的外債。他們找到波諾作為代言人。
從「兩千年大赦聯盟」，波諾瞭解到，非洲的問題固然與當地政治領袖的腐敗有關，但是也和西方國家的腐敗有密切關係。「西方國家為了戰略理由，在冷戰期間大量貸款給非洲國家，即使這些國家的統治者是壞人，但只要他們不是共產主義者，就能拿到大筆錢。這些獨裁者拿錢肥了自己，但西方國家卻要讓孩子未來的生活成為當時獨裁者借款的抵押。」他說，「這不是關於慈善，這是關於正義。」
波諾對於自己角色的認識是：」搖滾樂是好的溝通者。我們用pa、錄影帶、歌詞和t-shirt去傳播訊息。我曾經參加過綠色和平和國際特赦組織的行動，所以我的工作是鼓勵樂迷成為這個計劃的草根運動者。這個聯盟在歐洲已經有比較好的基礎，但在美國則比較少人知道。不過，在1998、1999年，已經來不及形成一個廣大的草根運動，所以我只能直接尋求決策者，把想法丟給他們。」
於是，這開啟了波諾，或是搖滾樂的全新政治介入方式：成為專業遊說者。波諾拜訪了前後任美國總統，從克林頓到小布什，從教皇到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從歷任財政部長到最保守強硬的共和黨大佬賀姆斯（jesshelms）。他認真學習，成為知名經濟學者薩克斯（jeffreysachs）的學生
兩千年大赦聯盟在2001年結束。此時，三分之一的窮國外債正在被免去。美國、英國、法國都勾銷了窮國欠他們的外債；但是那些國家仍然積欠世界銀行和imf的外債。
另一方面，他們也開始認為，公平貿易對非洲國家同樣重要。此外，非洲面臨最迫切的問題是艾滋病造成的死亡。因為有兩千五百萬的非洲人民是艾滋病毒攜帶者，估計到了2010年，全球將有四千萬個艾滋孤兒。「這是每日都在發生的大屠殺。」波諾說。
所以波諾和原來兩千年大赦聯盟的部分成員在2002年成立一個組織data，四個字母分別代表債務（debt）、貿易（trade）、艾滋（aids）、非洲（africa）。從另一個角度說，西方願意撥款給非洲國家時，也希望後者可以做到d、a、t，亦即是民主（democracy）、問責（accountability）和透明（transparency）。這一年，波諾出現在《時代》雜誌封面上，標題是：「波諾可以拯救世界嗎？」
當然，雖然名氣好用，但波諾也面臨許多挑戰。他說：「我知道找一個搖滾明星來談世界衛生組織、免去第三世界國家外債或者非洲艾滋病問題，有多麼可笑。」的確，imf主席一度諷刺他說：「哦，你是個搖滾巨星。你是不是賺了很多錢後，然後發現自己的良心？」但波諾回答說：「不，我是先有良心，之後才成為搖滾巨星。」
2005年是對抗貧窮的關鍵年。因為，聯合國高峰會在這年評估《千禧年發展目標》報告，由英國所領導的八大工業國高峰會議（g8）把優先議題放在幫助非洲發展，而12月在香港的世界貿易組織部長級會議的重點也是如何結合第三世界發展和貿易自由化。
因此，推動扶貧的團體稱這一年為「終結貧窮」（makepovertyhistory）年；在美國，同樣性質的活動則稱為one。波諾和之前主辦liveaid的歌手bobgeldof決定再次號召英美知名歌手，在歐洲和美國六大城市舉辦了針對在蘇格蘭召開的g8高峰會的「live8」演唱會。這一年，正好是1985年liveaid演唱會的二十週年。
但這次活動並非重複二十年前的liveaid演唱會，以號召募款來解決非洲饑荒；這一次的演唱會是免費的，是要喚醒民眾的政治意識，進一步給予八大工業國領袖壓力來改變政策，從而改變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不平等。liveaid活動只需要音樂人的悲憫之心；現在的行動則需要對以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批判。他們說，這不是一種慈善，而是追求正義。所以，這次活動是「朝向正義的長征」（thelongwalktojustice）。具體目標是要求西方國家增加對非洲的外援到五百億美金，免去非洲積欠國際金融組織和西方強國的外債，並且建立一套更公平的貿易制度。
抗議樂隊、搖滾巨星還是政治明星？
波諾說：「作為一個搖滾樂隊，你必須抓住時代精神，並且介入。」尤其，「如果搖滾樂不敢質問大的問題，那還是搖滾嗎？」
的確，u2與波諾確實是最嚴肅思考時代精神的搖滾樂隊，並且三十年來，他們始終在思考人類面臨的大問題：戰爭與和平、人權、環境、貧窮等等，並且從來不怯於跟ngo組織合作，一起改變世界。
沒有人像他們一樣，挑戰過這麼多重大議題，沒有人像他們如此善用音樂與演唱會的力量去打動人心。我看過他們的vertigo演唱會，看過他們如何在演唱最動人的歌時，舞臺上升起一個個非洲國旗的電子影像。u2用音樂召喚著我們為理想獻身。
也從來沒有音樂人走到像波諾今天這樣的政治地位。
問題是，正當波諾從搖滾巨星走向世界最重要的政治人物時，他們的音樂幾乎是與他的政治實踐脫鉤的。
u2團員曾說，波諾的行動不會影響到樂隊的創作。他們的意思是，不會有負面的影響，不會影響波諾對樂隊的參與。但這個不會影響，不也意味著沒有「正面」的影響嗎？亦即這些政治行動參與成為音樂素材的可能性？
2004年發表howtodismantleaatomicbomb專輯時，波諾說：「原本這張專輯會是很政治的，因為世界如此震盪不安。你會以為有必要響應這些時代的問題。但是過去幾年，我都在樂隊工作之外，在不同場域的肥皂箱上發言，所以我不太想把u2當作我的肥皂箱了。」
波諾對自己的新角色很自覺：「一個搖滾客站在街頭路障旁，手上拿著汽油彈，當然比拿著一皮箱的世界銀行報告更性感。」他的意思是，雖然這工作不討好，但確實可以取得真正的成就。
他說他相信搖滾迷自1960年代後已經成長了：他們知道革命不是在轉角；世界的改變必須是一點一滴的。
我們可以同意後面那句結論。但是不代表搖滾樂的有效政治介入，只能是拒絕革命，或者放棄成為「街頭鬥士」。正如具體的社會改革需要政策論述、需要遊說，但街頭抗爭同樣必要。搖滾的政治行動也可以是多重的。
所以，你還是可以走進u2的精彩演唱會，去感受讓人激動的音樂，感受音樂如何展現政治能量的力量。然後，走出演唱會，你可以加入一個組織，去遊說、寫信、上街頭。
以愛之名。
b楊宏偉作品/b哲人／sage／木版／woodcat／46×60cm／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