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謝丁
「孔子門徒三千，賢人七十二。」趙曉力將精英的比例也定在2.4%。「他們上課的時候特別炯炯有神，你看他的臉，你看他的眼神就知道他能聽懂。你其實在講給他一個人聽。」
一
2003年的秋天，每個星期三中午，我騎腳踏車從萬柳宿舍到北大校園，去趕一堂課。我緊張不安，甚至有些焦慮。
那是令人緊張的一年。先是「非典」，我們被集體困在北大萬柳宿舍。然後因為一場感冒，我被關在北大西南角一個招待所的小標間，整日思考生命的長短。隨後，新的學期到來。我們很快遺忘剛剛過去的那場浩劫。在非典期間被停滯的現實生活，迅速回到我們身上。一度閒來無事進行的讀書和思考——也將迅速被畢業和找工作所代替。這是我在北大的最後一年。我隨意挑選了幾堂課，為了拿到足夠的學分。那時，趙曉力的職稱是講師，他講《西方法律思想史》。
在法學院，最惹人注意的明星老師是朱蘇力和賀衛方。幾乎我周圍所有的人，都聽過他們的課。但更多的同學選擇更實用的科目，他們總是提前為律師職業做好儘可能多的準備。趙曉力不太出名。有關他的傳說，僅限於法學院「四大才子」之一。
每週兩節課，安排在週三的下午。那是最容易令人昏昏欲睡的時段。我總是在家園食堂吃完午飯，早早來到三教，隨便找個教室趴著睡覺。快到兩點時，我走下樓梯，穿過東倒西歪的腳踏車，爬到四教二樓。這是一座更陰森的教學樓，走廊朝北，看不見陽光。偶爾，我會看到趙曉力站在走廊上抽菸。
他個子矮小，但因為微胖的身材，整個人倒顯得穩重。不愛說話，不像其他一些老師在課前風趣地和學生談笑風生。有時候甚至覺得他嚴肅得過了頭，同現實生活保持著固定的距離。抽菸時，他盯著窗外，像在思考，但我們似乎永遠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我也沒想到，這堂課的「教材」是三本書。《理想國》《君主論》《聯邦黨人文集》。我以前從未讀過其中任何一本。當我的同學聽說此事時，他們都睜著不敢相信的眼睛，然後以同情的眼神注視著我。這意味著兩種可能：我也許根本讀不進去，中途開溜；或者，我堅持一學期，但是期末考試很危險。
那是一間小教室，但是選這堂課的學生更少，根本用不著佔座。但如果遲到，你就得坐到第一排。我們總是在試圖拉開和老師的距離，喜歡往後靠。趙曉力說話聲音不大，很少抑揚頓挫，平心靜氣的。有時候覺得他彷彿只在對一個人講話，可能是你，或者我。輕言細語，內容卻嚴肅得要命。他從書本上偶一抬頭的瞬間，眼光犀利地瞟過教室，然後似乎瞭然於胸地繼續讀書。
我總是被這犀利所擊中。在《理想國》第一卷，這本書的最初幾段，我用鉛筆密密麻麻地寫滿了註解。因為害怕和趙曉力的眼光對視，我總是埋頭記錄下他說的一切。有時，我甚至根本不知道他在說什麼。僅僅是機械地跟著課堂的進度，艱難而無力地快速翻書。
這是一種全新的課程體驗。我習慣在人滿為患的教室，聽老師一個人在講臺上的獨奏。習慣不停在筆記本上重複老師在黑板上的板書。當然，我還習慣守著一本法學教材，它總能清晰明瞭地告訴我，一種邏輯推理，或者是死記硬背的知識。突然，我無意中選了這堂課，像闖進了隱藏在北大校園裡的一個陌生的角落。有可能，許多人都不曾知道。
二
我第一次聽說趙曉力，以為他仍是個學生。法學院廣為流傳的，總是說他如何瘋狂讀書，專注於學術，像個走路都在思考哲學的人。我們從未碰見過──也許真的碰見過，但我腦子裡立著一個「高大嚴肅」的形象。
趙曉力倒不再是學生，但當老師卻沒多久。在北大，他念了六年的研究生和博士。1999年，他正式在法學院執教。距離他高考，剛好十年，他是在南京大學唸的法律本科，那是1989年，劃時代的一年。
在南京大學，學校的文化氛圍已經完全不一樣了。知識界萬馬齊喑，但1980年代的積累還在——在圖書館。大學畢業之前，趙曉力讀完了圖書館裡《讀書》的所有過刊。還有許多被翻得破破爛爛的書，如果一本書被翻爛了，你總有好奇心去看一看。這四年，更像是自我教育。大學是文化傳承所在，但現在它中斷了，圖書館終究是死的。
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另一個時代開始。社會科學大規模進入中國，其中最強勁的是經濟學。趙曉力到了北大。在未名湖，他看見校衛隊穿著老式的警察制服，騎著三輪摩托車狂奔，真是不可思議，那是在南京永遠見不到的。第二年，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在北大成立。他們花了三天時間，舉辦了十四個講座，感覺像重新整理了一代學術。
攝/康欽
這當然和20世紀80年代已經不同了，但讀書和思考仍在繼續。讀書甚至不再像本科那樣一個人進行，讀書成為幾個人，或者更多人的事情。在北大，趙曉力很容易找到了其他的讀書人。他和強世功、鄭戈，還有當時是學術個體戶的鄧正來成立了一個讀書小組。讀得最長時間的是韋伯。
那時，蘇力還不是博導。他常常下課後飯也不吃，跑到趙曉力他們的宿舍聊天談學術。在法學樓，他們不顧路人側目，只要碰見就開始嚴肅的討論。有一次，趙曉力要借一本巴澤爾的《產權的經濟分析》，但圖書館的書被借走了。在借書卡上，他看見了李猛的名字和學號，找到社會學系的四十六樓宿舍。後來，他們和其他朋友組成了另外一個讀福柯的小組。
有段時間，李猛去了香港三個月。那時他們正在一起讀德里茲的《福柯》。那三個月，剩下的人感到很艱難。趙曉力說，從知識儲備和思想能力上面，我們都比不了他。碰到讀不懂的時候，我們只有面面相覷。
這是20世紀90年代晚期。在大學之外，已經有人開始質問，讀書有什麼用？但悖論是，當你沒有讀書時，你永遠無法知道讀書有沒有用。在讀書小組，熱情瘋漲。吳增定回憶說，李猛經常在食堂裡排隊買飯時，旁若無人地跟他討論哲學，聲音大得滿飯堂的人都聽得見，他只好唯唯諾諾，說你說得對。
2005年，趙曉力在一篇《無形的學院》的文章中回憶讀書小組。他說，「學術並不是大家跌跌撞撞摸到一起來的唯一原因，甚至不是真正的原因。現在，小組的成員已經星散，或者又在其他的地方另行集結起來，大家也久已不讀福柯。如果非說小組是什麼，那麼我寧願小組是一個友愛共同體。我們在那裡接受了相互之間的教育，並學會了自我教育。」
「是北大這個無與倫比的地方使這些成為可能。」他最後說。
三
天氣好的時候，週三下午總是有陽光射進教室。朝南的那兩排座位，隨著季節變換，佔座的人越來越多。我們從秋天讀到了冬天。蘇格拉底和格勞孔的對話，趙曉力一行一行地朗讀。有時候累了，就讓學生主動舉手來讀。
在北大未名bbs上，我看到一個學生髮的帖子。她回憶趙曉力講他喜歡的張五常、科斯和哈耶克的文章。「有美國的同學在校友錄上留言說，看見趙曉力在街上走。我腦子裡立刻浮現出來的，是他揹著法學院發的黑包，低著頭，步伐堅定地走在通向北大西門的那條路上。和他打招呼，他目光不太集中，似點非點地動一下頭。」
那是2002年，趙曉力在北大已經當了三年的老師。在給02級大一新生上法學原理課時，趙曉力安排了五個文本。《1984》《審判》《局外人》《雲》《蘇格拉底的申辯》。但那並不是「法律與文學」的學術研究，他只是覺得這些書的內容非常有意思。
但趙曉力最初做老師時，也沒想到採取這種教育方式。有一次，一個大一新生跑到他辦公室向他諮詢，畢業後應該做什麼，考研？出國？還是當律師？這讓他很驚詫，好像來上大學，是為了儘快離開。在這個學生的人生規劃裡，無論哪一條出路，都不用讀太多書。讀書並不在大學四年的計劃之內。「我是知道讀書的好處的，所以我不想教給他們那些很快就能學到，或者必將能夠知道的東西。」課堂，本來就很寶貴。
那一年的期末，趙曉力出了一道考試題：「如果讓你選擇，你希望生活在誰的世界裡，溫斯頓（《1984》）、k（《審判》），還是默爾索（《局外人》）？」
考試結果很有趣。大部分留學生願意做k，而大陸的學生更多選擇了默爾索。趙曉力猜測，外國人大概覺得k的生活對他們而言比較熟悉，而對於中國學生來講，恐怕最莫名其妙的就是卡夫卡的《審判》。
「當然，選擇默爾索本身並不意味著什麼，關鍵在於選擇的理由。有些理由顯示了非常高的理解能力，有些理由則暴露了心靈中驚人的荒蕪與貧乏，還有一些，可以看出是他是在努力猜想我的標準答案。實際上我反覆強調並沒有標準答案。」趙曉力說。
「有同學抱怨自己說了真實的想法，但是分數卻非常低？」一個學生問他。
「那當然，考試顯然不同於懺悔。」
趙曉力對考試的評分曾引起爭議。我聽過最離譜的流言是，他要麼給你一百分，要麼給你零分。但其實，趙曉力每次都是先把所有的試卷看一遍，選出最優秀的一份，給一百分，其他人參照這個學生依次評分。他認為大學裡的分數應該講究分配正義。
而那些拿一百分的學生，才被認為是他真正的學生。他們是這堂課的精英，而趙曉力很可能上了一個學期的課，其實只是講給他們幾個人聽。「孔子門徒三千，賢人七十二。」趙曉力將精英的比例也定在2.4%。「他們上課的時候特別炯炯有神，你看他的臉，你看他的眼神就知道他能聽懂。你其實在講給他一個人聽。」
大學是精英教育，而北大更甚。從建校起，這所學校就有濃厚的精英文化氛圍。趙曉力總是假定學生有差別，他只給最好的學生講，然後他們將成為標杆，進而輻射到其他人。精英教育的模式是，你只要抓住少數人，你就可以抓住所有。
但趙曉力並沒有將這種精英教育持續得更久。整個中國都在迅速地變化。進入大學的學生在變，思想在變。而北大也在變化。2004年，他調去了清華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