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理想國》，柏拉圖描述了一個歷史上最早的烏托邦。他先花了五卷的篇幅，來構建出一個理想國的組織。由此，他所達到的結論之一是，理想國的統治者必須是哲學家。在第六卷和第七卷，柏拉圖開始給「哲學家」下定義。
已經進入深秋。我越來越習慣每個星期三下午的時光，像躲到了一個不真實的世界。教室已經偏冷。我們朗讀著蘇格拉底和格勞孔的對話，有時覺得那個虛擬的烏托邦是如此荒誕，像這堂課。每當走出教室，迎來快要落下的夕陽，回到現實反倒不知所措。
教室裡總有一兩個學生，可以站起來和趙曉力討論某個段落，某個句子。他們也偶爾會站起來朗讀。和趙曉力一樣，學生的朗讀似乎也沒有激情。平靜，舒緩。但那些句子真有一種魔力，在以前的任何課堂任何空間，我從來沒這麼仔細地去閱讀一本書。
第七捲開始，我們來到了那個著名的洞穴比喻。柏拉圖把那些缺乏教育的人比作是關在洞穴裡的囚犯。他們只能朝一個方向看，因為被鎖著。背後燃燒著一堆火，面前是一堵牆。他們所能看見的，只有他們自己和他們背後的東西的影子──都是通過火光投射到牆上的。他們不可避免地把這些影子看成是真實的，而對於造成影子的東西卻毫無觀念。
最後，有一個人逃出了洞穴，來到陽光之下。他第一次看到了真實的事物，並知道他此前一直被影子所欺騙。他會覺得他的責任是回到洞穴，回到他從前的囚犯同伴身邊，把真理告訴他們，指示給他們出來的道路。但是，那也是困難的。因為離開了陽光，他看到的影子還不如別人清楚，而在別人看來，他比逃出去之前還要愚蠢。
一個學生站起來朗讀完這個比喻。趙曉力一邊聽，一邊在黑板上畫出這個洞穴，只是幾個線條。我把這副簡單的圖案原封不動地複製到我自己的書上。如同柏拉圖所說，我好像仍是一個被捆綁的囚犯，以為看到的都是真實。但許多年以後，我才漸漸明白，我們不僅需要一個有著真知灼見的老師，也許還需要一批渴望真知並且擅於思考的學生。
當然，我仍然為這堂課欣喜不已，儘管我並不清楚自己從中獲益多少。但它像開啟了一扇門。就在這個偏僻、冷清、沒有喧譁和掌聲的教室，我第一次明白，大學應該如何教育。
但這是2003年。課堂和教室之外，趙曉力平靜的敘述之外，北大整個學校正在掀起一輪有關大學教育的改革爭論。我們很快將從理想國回到現實。
北大其實有兩個。一個是表面上大家熟知的，還有一個是無形的、非正式的。趙曉力說，「在北大，大約有20%的老師是混子，但也還有大約20%的老師是無形的財富。他們可能不寫文章，教學也一般，只有少數人知道他們無書不讀，極有才華。他們不需要社會和學校的承認，只要自己承認自己。」但北大第一次推出的改革方案，把這40%都給去掉了。「如果這樣，北大將淪為平庸。」
有一次，就北大改革方案，學校找青年教室座談。趙曉力在會上跳出來了，他覺得不可忍受。他問設計方案的經濟學家：「你是研究制度經濟學的，我們都知道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那你知不知道北大的非正式制度？你是搞博弈論的，而這場博弈的後果就是，你會把無書不讀的人和不讀書的人同時給排除。」
但這些都發生在我們的視野之外。在課堂上，我們繼續閱讀理想國。當初冬到來時，我們開始閱讀馬基雅維裡的《君主論》。趙曉力幾乎從不把他在現實生活中面對的一切在課堂上告訴我們。第二年，我畢業離開學校。聽說趙曉力去了清華，而原因──在學生中廣為流傳的原因，據稱是因為職稱問題。
也許我們看到的，仍然是投在牆上的影子。
那一年，我記得在《理想國》第七卷讀完之後，趙曉力停下來，下課鈴聲已經響起。他仍舊慢吞吞地說，「這場對話是在當天晚上最黑暗的時間裡進行的，彷彿對話者在洞穴裡一樣，但他們討論的卻是最光明的東西。對話在這裡達到了頂峰。」隨後，他讓我們回去思考一個問題：為什麼那個走出洞穴的人，最後又回到了洞穴？
五
我再次見到趙曉力，是2008年初的寒冬。他的辦公室在清華明理樓的頂層，房間不大，但是單獨一間。一臺電腦，一個辦公桌，沿牆一排書架。他仍是喜歡抽菸，一根接一根。
在北大的那堂課已經過去四年，但這才是我和他第一次真正的對話。2005年，我曾經因為一件小事打電話採訪他，隻言片語幾分鐘就說完了。電話裡傳來小孩的哭聲，那時我才知道他結婚了。這次，我們坐在煙霧裡，聊了五個小時，忘了午飯。和課堂相比，趙曉力在辦公室滔滔不絕，與我之前對他的印象天壤之別。
那場關於北大改革的爭論，刺激了趙曉力的出走，同時也讓他第一次開始認真的思考大學和教育。而在此之前，在我們的課堂上，他覺得自己對學生沒有義務感──他只對那2.4%的，和他類似的學生負有義務。
但在清華，趙曉力遇到了執教以來最失敗的一堂課。他沒有找到那2.4%的學生，一個學期下來，所有學生毫無反應。「你不知道他們聽進去沒有，或者有沒有在聽？」他猛吸了一口煙接著說，「那一年我非常沮喪。」到這堂課的期末考試時，他遲到了考場，因此得了一個處分，沮喪到了極點。
趙曉力意識到，學生已經發生了變化。當老師的，總是潛意識認為底下的學生和自己當初一樣，但20世紀80、90年代，直至現在，學生一直在變，老師的教育方式卻幾乎從未改變。他們很難去想象現在的學生到底在想什麼，反過來，每當學生偶爾問及趙曉力的學生生活時，他總說，和你說了也沒用，因為你沒法想象，而且想象的東西總是差距很大。
中國的大學正在進入民主化。擴招，繼而是20%的適齡人口升學率。但學費昂貴，卻導致大學招考的基數在減少。一增，一減，「今天的大學生已經淪為平庸。」當然，也有少數有天份的學生，但那並不是因為教育所致，天份使然。在經歷了北大改革、清華失敗的一堂課之後，趙曉力開始認真反思教育。他作出了「大學民主化」這個判斷，然後開始嘗試在教育方式上進行改變。
「我們不能再依賴所謂的啟發式教學。就像北大那堂課，教和學是脫節的，你希望他去圖書館，自我學習。精英教育就是這樣。但現在，我們要轉向大眾教育。」
「那現在怎麼上課？」我問他。
「如果學生有上中下之分，我現在講課，針對的是中間那部分人。因為最好的那部分學生，2.4%，很可能已經沒有了。」
在那堂失敗的法學課，趙曉力等了一個學期，也沒有等到一個標杆式的學生冒出來。在第二年，他開始轉變教育方式，重點強調課堂，對課程進行流程化管理——倒有點像清華擅長的工科教育模式。教和學，必須同時在課堂完成。書仍是要讀的，但他開始在課堂上佈置作業。
我無法想象像讀機械工程課本一樣，去讀《理想國》。什麼時候具體讀哪一卷，在開學之初就已經定下。剩下的，就是按部就班。我想起趙曉力以前在課堂上那一瞥犀利的眼神，那是一種探尋。如果其中兩三個學生理解得快，他就講得快。現在，他得按照事先定好的課程設定，一步一步緩慢前行。
這當然並非清華和北大之間的區別。有許多人經常談論中國的大學教育，但卻很少有人在實踐中去嘗試。這兩年，甘陽在清華試驗了兩個學期的通識教育課程，趙曉力是助教。在北大時，他其實很少思考這些問題。但在清華，一旦接受這種現實，就得努力去做出一些建設性的實踐。
我們在煙霧瀰漫的小辦公室聊到下午兩點。這仍是一個令他很激動的話題。有時，我不免感到一陣失望，因為「平庸」這現實。我也大約能看出，相對於北大時期，現在的趙曉力更接近「老師」的身份和狀態。但我總希望，他應該是「導師」——至少，對於那2.4%的人來說──如果他們還存在的話。
六
時隔四年之後，我再次坐到了趙曉力的課堂上。我從國貿坐地鐵，到了五道口，步行至清華大學法學院明理樓。有點像懷舊，背包裡仍裝著《理想國》，自從畢業後我再沒翻過它。
課是下午三點，在三樓，一間敞亮的大教室。我提前半個小時到了那裡，一個人都沒有。這是給大四學生開設的，仍是《西方法律思想史》。趙曉力負責講後半學期，他安排閱讀兩本書，《聯邦黨人文集》和《論美國的民主》。那天是這學期最後一堂課。
離上課還有十分鐘，學生陸陸續續走進來。我旁邊一位女生一直在看一本《財經》雜誌，許多人開啟了筆記型電腦。前面兩排座位，仍然是空著的。趙曉力穿著深藍色毛衣和灰色夾克，仍是平頭，但精神很多。講臺很寬敞，講桌底下還藏著電腦，黑板上有大螢幕拉下來。相比而言，四年前的北大四教，像手工業，過時，卻珍稀和昂貴。
課一開始，趙曉力就讓一個學生到講臺做報告，可能是上堂課佈置的作業。那是一個挺內向的學生，但趙曉力曾對我說，他現在要保證每個學生都要被叫到一次。
學生的聲音不大，趙曉力說話彷彿更嚴厲了一些。教室有了迴音，或許是空間太大。整堂課，我們都沒有再一行一行朗讀文本。坐我身旁的一個學生甚至沒有托克維爾的原著，我們共用著一本書。
大部分時間，底下鴉雀無聲。偶爾傳來電腦打字的聲音，提醒我這是2008年。像四年前一樣，我隨著趙曉力平緩的聲調，開始緩慢進入一個遙遠的世界。當時是柏拉圖，現在是托克維爾。仍然有一種魔力。幾百米之遙的清華東門，是google公司和it人士聚集地。你會覺得那一切越來越遠。直到下課鈴聲久違地響了起來。
這是兩節課之間的十分鐘休息。趙曉力走出教室，我追出去卻沒看見他的身影。幾分鐘後，在樓道的男廁所，我碰見他站在視窗前抽菸。走廊禁止吸菸。他仍望著窗外，我仍然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蘇力，又名朱蘇力，少年從軍，後當過工人，1984年赴美留學，1992年回北大任教。現為北大法學院教授、院長。
甘陽，1952年出生於瀋陽，1985年在北京創辦象徵中國學術新生代崛起的「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主編出版的「現代西方學術文庫」等成為中國1980年代的文化標誌之一。近年來致力於大學本科階段通識教育課程的開展，舉辦「通識教育講習班」，並召集中國文化論壇年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