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永玉
藝術有時是需要忍耐和等待的，不過，她等得太久了；漂亮女孩消磨成華髮滿頭的漂亮老太太。淵源於彼而又黨性於此，有什麼辦法？
一
讀音樂書，「sinfonia」希臘文這個詞有最早的「交響樂」的意思；但還不叫做「交響樂」，只稱為「聲音一起響」。
這稱呼據說是從j·c·巴赫創作的曲子裡逐漸明確起來的。
我很欣賞「聲音一起響」的這個意境；覺得比「交響樂」更傳神、更通俗。以至於中外文化界遇到好的和倒大黴的場面，同聲大哭或歡笑一堂時，都會說：「哎呀！這簡直像一場交響樂！」誰說不是呢？搞「運動」了嘛！「聲音」怎能不「一起響」呢？是不是？
我得識龐薰琹先生，就是在解放戰爭奏起的交響樂、「聲音一起響」起來的1947年。我在許多寫過的文章裡都提到，「上海美術作家協會」餐會在狄思威路薰琹先生家難忘的回憶。（前天我在龐均個展會場上問起他，有一次在狄思威路他家餐會上廚房忽然喧騰起來，我們幾個年輕人想進廚房幫忙，後來停息了。到底出什麼事？龐均告訴我，「小時候的事，記不起來了」。）那時，龐薰琹先生和另外的幾位先生是主要策劃人，是一種在共產黨領導下的進步活動（我當時也住在狄思威路東洋街904弄）。
對龐薰琹先生我只是仰慕、尊敬。沒有私人來往，卻從朋友口中聽到對他很多的稱讚。辦事的忠誠執著，熱昏的勤奮，手藝的高超，待朋友的誠懇，處事的瀟灑爽直……
更親切的，他畫了許多苗族人的生活，點燃了我故鄉久別的親情。我默會於這點心思。他不像許多俗子所表現的穿花衣、扭苗舞、帶銀飾的淺溥庸俗獵奇角度弄出的作品；當時我已經有能力認識理解龐先生的作品跟他們完全不同。他懂苗族人氣質和美的所在：純樸、憩靜、溫良。他謹慎用筆，細心渲染苗族衣服常用的植物藍靛與暖和而墨黛色調，幽雅極了，純熟極了。我知道他在抗戰開始杭州美院遷校的時候在沅陵呆過，也在貴州、雲南、四川苗族地區嘗過酸辛。
在上海虹口他家客廳左壁掛著一幅兩位苗女細語的卷軸，每一次餐會，我都選擇靠近這幅作品的座位，進一口餐，看一眼畫。
請原諒我的愚魯，那時我才23歲啊！
在龐家聚餐有多少次呢？其實也沒多少次。因為少，因為是龐薰琹先生家，才記得那麼深刻。
沒想到我1953年在中央美術學院會成為龐薰琹先生的同事。他在工藝美術系，我在版畫系。
早上上班常遇見他，致了意，各進各的「車間」。大家忙成這樣，一個學習接一個學習，聽報告，「聯共黨史」、「聯共黨史」、「聯共黨史」、「中國革命中國共產黨」……搞了我們好多年，然後「肅反」，然後「反右」，然後「打麻雀」……
1953年畢業生成為中國解放以來美術界年輕的頂樑柱，詹建俊、靳尚誼、蔡亮、劉勃舒、葛維墨、龐濤、龐均……好大的一個陣容。蔡亮、李宏仁、劉魁秀、蒲以莊調在版畫系當研究生後來做助教；不久調整了一下，調走了劉魁秀、蔡亮；蒲以莊仍當助教兼黨支部書記，靳尚誼教素描，龐濤教繪畫基本技法、色彩之類的課。
就在這時，「聲音一起響」的「反右交響樂」奏鳴起來。
我根本鬧不清楚是怎麼一回事？毛主席所作的「七年、八年又來一回」是多年以後「文革」的指示，那時還沒有人預料得到。「運動」一個接一個，個個都令我害怕；開始的「運動」整的「人」離我還遠，到了「反右」，很多輪到我的熟人了。馮雪鋒、聶紺弩、蕭乾、李荒蕪、黃苗子、丁聰、吳祖光……忽然我們的院長江豐，副院長王曼碩，平時尊敬的油畫家馮法禩和龐薰琹先生、鄭可先生、高莊先生都成為右派了。
不明不白的恐怖，才是真的恐怖！
這裡單講龐薰琹先生。
他為什麼成為「右派」了？大禮堂這個上來那個下的批判我都在場親耳聽說過，我並不是一個毫不好奇的人，決定一個人終生命運的特大號罪狀我怎能忘記？不過只是一個外行領導和一個具有專業知識權威領導如何辦學的爭論而已。反正龐薰琹先生就此垮臺了。
我細考自己一生的記性，理悟出一些脈絡：凡是夾帶著有趣生動形象的事物，我能牢牢記得住。
批判龐薰琹先生的大會上，龐先生當年在法國留學時的同學、某位權威教授的重點發言，我至今不單記得住它的內容，還能準確無誤地模仿他假天真的神韻。
「我和龐薰琹在法國的時候，他常常欺侮我，看不起我……他常常穿一件紫色天鵝絨衫衣……他自以為法文講得比我好，他常常和法國同學講法文而不理我。……回國以後，他過著法國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他給他的兒女開畫展……龐薰琹！你還要認真交待你跟密友老右派傅雷的關係……」
要不是在莊嚴的批判大會上，我一定會指著龐薰琹先生鼻子哈哈大笑起來：
「龐薰琹呀！龐薰琹！這下你可完了！張三李四你不找，偏偏要跟這混賬老王八蛋去法國留學呢？你看他多會調理自己！幾十年埋藏在心裡的深仇大恨，今天才能在大禮堂講臺上得到翻身解放，揚眉吐氣！你簡直是當今的黃世仁嘛！他簡直是當今的白毛女嘛！」
那位老混蛋的文化質量和品格質量暫且甩開不說，「反右運動」的「聲音一起響」所使用的這類破鑼似的「響器」奏出的「交響樂」，收到的是什麼成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想起《聖經》「箴言」第十一章九節那兩句話：「不虔敬的人用口敗壞鄰舍，義人卻因知識得救。」
「反右」過後好些年，在公共汽車上遠遠看到車尾一叢怒放的白髮。那是薰琹先生。
丘堤師母逝世，在校尉營賢良祠舉行告別式，我帶著複雜悲涼的心情去參加追悼。
一位優秀的藝術家又是好妻子更是好母親，揹負一家精神和物質以及時間的重擔還要顯得神色自若，是我對她遺容最後的印象。
「四人幫」垮臺不久，我在山東石島賓館門口遇見龐薰琹先生和他的新夫人和女兒，他們正預備找車回北京。他們是私人旅行，沒有跟任何部門聯絡，而我卻是輕工業廳請來的「專家」，受到貴賓式的接待，簡直惶恐之至。連忙向廳長孫長林兄彙報真材實料的大藝術家、老輕工專家駕到，於是他們也感到神仙下凡的榮幸，重新接回賓館，並在山東半島各處參觀，從「出口」角度給當地輕工藝品生產提了許多好的建議。龐先生對藝術的真誠，教育和感動了很多人。在一家陶器廠，居然遇見了正在淪落遭難的顧群同志，她也是反右的受害者；當地人也不清楚顧群的來龍去脈，抽象地讓她在那裡生活了不少時間……知道我們原來都是同事，於是又覺得撿到了另一個寶……
一生景仰的龐薰琹先生，竟是在一個巧遇中得以圓夢，不可謂不是一種緣份。
二
龐濤和我在版畫系同事好幾年，只聽說她教學認真嚴格負責，前頭寫她教色彩什麼什麼，也是我姑妄言之，不太靠得住的回憶。她是黨員，我跟她也沒什麼交談。幾十年雖然天天見面眼看時間就這麼過去了。
我在版畫系最感困難的局面是開小組學習會。尤其是「運動」來了的那種小組會。也曾意識到運用一點馬列主義和毛澤東理論的詞彙來協調學習氣氛，被動的心情總是像京劇裡某個唱段一樣：
「未曾開言我的心內焦，尊一聲列公大人細聽根苗……」沒有我平常跟朋友聊天那麼順當。這種困境延續性很強，直到六七十歲之後才恍然大悟，開會的忐忑，是讓往日閱讀太多的「資產階級」、「封建階級」閒書文化混擾了。周圍的同志沒有這種困難，他們讀書範圍的純潔性成了思維和發言的優勢。
龐濤這個人很沉著，爸爸、媽媽遭遇瞭如此大難而從不憂形於色，照往日一樣從容堅強地工作。一般地說，漂亮女孩是不大有這種性質的耐力的。
我只是為她可惜，那麼好學養家庭出身的子弟怎會絕少畫作？
實際上，我對她瞭解得太少。後來一位同系的好友告訴我一些往事。
「文革」前後在一次系裡黨支部會上，一位來頭很大的權威同事對我有過嚴厲的指責：
「黃永玉穿著黑膠綢衣服，戴著黑眼鏡，牽著狗，穿著塑膠拖鞋上課……」
嚇！這形象我自己聽來似乎也覺得不怎麼樣，豈不是像個電影裡的特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