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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逃離(第1頁,共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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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你怎麼看這部片子?」我指著手中《昆西四季:約翰·伯格的四幅肖像》,封面上是白髮伯格線條清晰的側臉與扭過頭來的蒂爾達·斯文頓,那個消瘦、冷傲的模特與演員,也是這部片子的導演。

「實在太難看了,」傑夫·戴爾脫口而出,「這很做作……讓人覺得難堪、尷尬。」我沒追問原因,因為我尚未看過全片,但幾分鐘的片花讓我覺得相當迷人。他的回答一定有英式惡作劇的成分,但也透露了部分的真實。約翰·伯格是傑夫·戴爾智識上的英雄,鼓勵他踏上寫作之路。他人的詮釋總會有隔膜,雖然這詮釋來自一位與眾不同的女模特。做一個並不恰當的類比,這多少像是劉雯拍了一部關於木心的紀錄片,你問陳丹青的觀感如何。當然,丹青的回應必更開放、富有禮貌。

這個小插曲並沒緩解初見面的尷尬,在最初的5分鐘,我一直在擦汗。這與頭頂的攝影燈有關,也源自緊張,我渴慕他的寫作與生活。

4年前的一個夜晚,我讀到傑夫·戴爾。我剛拿到一筆數目可觀的投資,它給我帶來一種意外的快感。除去閱讀與寫作,我還可以成為一個創業家,沒能擁有海明威式的生活,但有機會開一家中國的莎士比亞書店。

可惜,這快感過於短暫。它隨即轉化成無窮無盡的焦慮,一個商業組織的所有細節問題都令我焦頭爛額。我終於意識到,就像有人天然對詞語或顏色敏感,還有人能敏銳地看到金錢的流動,我顯然看不到,還發現之前對詞語的敏感也正在丟失。很多時刻,我心中亂作一團,伴隨著灼熱。

我偶然翻到《懶人瑜伽》。如今,我幾乎忘記了其內容,語調與氣氛卻縈繞腦中:那股懶散、不經意、性的氣息,還有貫串一切的敏銳。我很是幻想了一下那位穿紅色比基尼的瑜伽教練,還有巴黎那沒頭沒腦的一幕。有那麼一刻,傑夫·戴爾將我從創業焦躁中拯救出來,但很快,一種新的焦躁湧來。我覺得自己選錯了人生方向,我本該過他這樣的閒蕩生活,卻被困在花家地。

從此,傑夫·戴爾成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我買來了他各種版本的作品,喜歡它們排列在書架上,散落在臥室、衛生間裡。他不是反覆要讀的作家,甚至我從未認真讀過,他最負盛名的爵士樂作品《然而,很美》,儘管只是薄薄的小冊子,我也沒讀完。它們像是對另一種生活可能性的提醒——這位戴爾先生自牛津畢業以來就沒做過一份正經工作,他有一種天然的「反職業」的傾向,甚至就寫作而言,都無法建立起某種連續性,剛嘗試了傳記,就跳到了小說,又是旅行與攝影寫作,然後就追憶起第一次世界大戰……這些跳躍中,又有著顯著的連續性,那迷人的混雜性文體——描述、評論、思辨、歷史、遊記、哲學,他想起什麼,就把它拽進來。他執意於這種不可歸類,我也著迷於此。連我們的精神譜系也頗為相似,本雅明、佩索阿、尼采,當然還有約翰·伯格,他們都是批評眼光與個人抒情之結合,有著永不停息的自我分析的衝動。

傑夫·戴爾將來北京的訊息傳來時,我的好奇心被激起。與他坐下喝一杯啤酒,談談拉丁區的巴黎姑娘、洛杉磯的落日,以及如何構思一本新書,該是個不錯的選擇。

我再次購買了他的作品,一套小開本精裝,適合握在手中。但我根本沒時間讀它,偶爾翻開時,心中竟生起了一股厭倦:原本迷人的自我分析顯得絮絮叨叨,它不能帶我逃離,反而增加了煩躁。這些絮叨更適合出現在《衛報》《倫敦書評》,被控制在一頁紙上,不該被延展成一本書。

或許,這源於新的焦灼。4年過去了,我仍沒成為一個職業的閒蕩者。我被困在一家公司裡,為下一筆投資發愁。我憤憤不平,覺得自己本該像他一樣周遊世界,看著自己的書被翻譯成不同文字,再隨時淡淡地愛上一位陌生人。

我們沒喝成啤酒。我們在一個下午見面,而且是一個看似正經的訪問。這位文字中散漫異常的戴爾先生,堅持飲酒時間要從傍晚開始。又瘦又高的傑夫·戴爾就坐在面前,還誇讚了我的鞋子。我卻不知該說些什麼,他所有的內心活動、思想方式都在他的書中展現無遺,我還要再問他如何去寫作d.h.勞倫斯、對塔可夫斯基的視覺語言的評論,或是寫作傳統的追溯嗎?我最想和他談論女人與酒精,問問他的妻子怎樣忍受他腦子裡那些想入非非。倘若實踐這些想入非非,他會有某種道德顧忌嗎?但這不是個好時機,丟掉攝像機與旁觀者的嘈雜酒吧才是理想去所。

我也下意識地感覺,所有過分明確的問題都不該用在他身上。他代表的是一種感覺,一種氣氛,一種不能明確劃分的思維與審美狀態。我還有一種淺淺的自卑,我覺得自己缺乏他的纖細感受力,沒有他的文化理解力。我的那套對時代情緒、轉折點的提問方式,在這種纖細與模糊面前,顯得笨拙、乏味。

最終,一切還是從約翰·伯格開始,這最安全。我記得那個著名的場景,從牛津畢業不久、一心想成為作家的傑夫·戴爾,受命去採訪伯格,一位著名、獨特,他深深仰慕的作家。採訪的部分沒有太多的記憶,採訪結束後,伯格帶這個瘦長、緊張的年輕人去酒吧喝一杯,並詢問他諸多問題,一場真正的談話才算開始。伯格兩年前去世時,傑夫在《衛報》上寫下了這則短短的回憶,它擊中了我的心。在潛意識裡,我總是渴望這樣一位mentor的出現。它是我對一個更遼闊、豐富世界的期待,或許也是我過分脆弱的自信的象徵,總等待更強有力靈魂的認可。

接下來的交談順理成章,我們都努力配合對方的感受,分享了對brucechatwin(布魯斯·查特文)與janmorris的看法。但說到卡普欽斯基的名字時,我們都興奮起來。

我很晚才聽說卡普欽斯基。或許是在2007年他逝世後,《經濟學人》在訃告上稱他是20世紀最偉大的記者之一。他把新聞作品帶入文學高度,為此獲得6次諾貝爾文學獎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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