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計界之拿破崙。」梁啟超這樣形容他。梁啟超孜孜以求的正是為中國找到富強之路，摩根可能正握有這富強的鑰匙。
除去溝通不暢，很有可能，梁啟超也在摩根面前感到慌亂。66歲的摩根正處於他權力的頂峰，他身材高大，他的大鼻子與他的巨大財富一樣世人皆知。在大西洋兩岸，摩根的崛起也代表著世界權力的西移——從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倫敦移到了摩根的紐約。30歲的梁啟超雖以一名中國流亡領袖聞名，卻仍處於他的個人的探索發現時期。他原本想和摩根談談寫作問題，但還是主動放棄了。
在《新大陸游記》，這場會面是最妙趣的插曲之一。這本寫作於1904年的遊記至今讀起來都妙趣橫生。他將「波士頓傾茶事件」比作林則徐「虎門硝煙」，它們都開啟了各自國家的新歷史。他引用了杜甫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來形容紐約的貧富差距，當他從紐約、波士頓、費城到環境更安靜的華盛頓時，說「正如哀絲豪竹之後，聞素琴之音，大酒肥肉之餘，嚼鱸蓴之味」。他還詫異地發現美國社會對婦女的重視，男人們在街上行脫帽禮，在車廂裡主動讓座，這正是美國平等精神的象徵。他想尋找一個印第安人一查模樣，卻無所得……
他詳細記錄電報線路的鋪設、港口輪船的噸位，紐約的高樓與交通工具，「十層至二十層者數見不鮮，其最高者乃至三十三層」，每日的生活被「電車、汽車、馬車」所包圍。他也發現這力量不僅是來自物質與技術上的，也是文化上的。儘管彼時的美國仍普遍被歐洲視作「暴發戶」，但它的公立圖書館、博物館、大學都給梁啟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美國的現代新聞業，它足以代表知識的一種新的生產方式，「蓋泰西之報館，一史局也……其最足令吾起驚者，則文庫是也。故無論何國，有一名人或出現或移動或死亡，今夕電報到，而明晨之新聞紙即登其像，地方形勝亦然」。
這是個大開眼界的旅程，梁啟超將7個月的旅程——從北部的溫哥華到南部的洛杉磯，歷經3座主要的加拿大城市、28座美國城市的旅程——變成了一場知識探索。
「從內地來者，至香港、上海，眼界輒一變，內地陋矣，不足道矣。至日本，眼界又一變，香港、上海陋矣，不足道矣。渡海至太平洋沿岸，眼界又一變，日本陋矣，不足道矣。更橫大陸至美國東方，眼界又一變，太平洋沿岸諸都會陋矣，不足道矣。」梁啟超在遊記中寫道。
他的經歷也正是一個19世紀知識分子的普遍性經驗（不管他是歐洲還是亞洲與非洲的），他們都面對一個地理的、歷史的、思想的、物質的迅速擴張的世界，既為此興奮不已，也為此焦灼不堪，他們都有著壓縮的、重疊的人生。
美國是他30年來遭遇的最強大與繁盛的國家，他所寄居的日本也正是因美國人的黑船才開始變革之旅的。
梁啟超到來時，美國正處於它的一個「歷史分水嶺」。在分水嶺一邊，是一個農業的、地方性的、價值保守的美國；在另一邊，則是一個工業的、全球性的現代美國。幾乎從一切方面，人口、社會組織、經濟、技術、道德，美國都面臨著深刻的、充滿希望的，卻也困苦不堪的轉變。
j.p.摩根是這一轉變的象徵之一，他代表著金錢的高度壟斷。托拉斯既是財富的來源，它是轉型期種種社會疾病的替罪羊，它似乎腐蝕了美國生活，貧民窟、商業與政治腐化、城市管理、種族偏見、貧富差距諸多問題似乎都與它有關。
梁啟超會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則是另一個象徵。梁啟超稱羅斯福與德國皇帝威廉二世相仿，是世界舞臺上最令人讚歎的政治人物。他代表著一個新興帝國的擴張。羅斯福是美西戰爭的狂熱支援者，他將國家的擴張比作歷史的生命力——「每一次擴張所以發生，是因為其民族是偉大的民族……在我們仍處於血氣旺盛的青壯年階段，仍處於輝煌燦爛的盛年的開始時期，能夠和那些疲憊不堪的人坐在一起，和那些羸弱的懦夫摻和在一起嗎？一千個不。」
梁啟超陶醉於這生命力，因為中國多少正是「疲憊不堪的人們」。他也對其中的擴張感到不安，新興的美國正加入帝國的行列，「吾恐英國鴉片之役、法國東京灣之役、德國膠州灣之役，此等舉動，不久又將有襲其後者」。
藉由這二人，梁啟超感覺到一個政治與經濟上雙重集權的時代到來。他必定還不知這兩種力量是衝突的。國家權力與托拉斯正在爭奪國家生活的制高點，羅斯福曾公然向摩根的著名鼻子揮舞拳頭。
他也對美國民主政治充滿了懷疑。他發現民主政治是平庸者與腐敗者的遊戲，頻繁的選舉令政策難以持續，往往是三流人才加入政治生活。幸好他沒有讀到正大獲全勝的「黑幕新聞」的報道，他的最大膽、生機勃勃的美國記者同行正在把美國描述成一個一無是處之地，城市充滿罪惡、托拉斯摧毀普通人的生活、政客們沉湎於欺詐，個人面對這個物質巨人無處可逃……
在相當程度上，梁啟超的觀察是托克維爾式的，他嘗試理解另一種政治制度、社會制度的結構與風俗。這是啟蒙運動以來最重要的知識傳統，這也正是梁啟超不遺餘力試圖帶入中國的。這視角也很有可能令《新大陸游記》成為中國第一本現代意義上的遊記或是報告文學，它不再如傳統文人那樣描述風景或是內心，而儘可能地描述政治、社會環境、他所遭遇的人物，書中蘊含了龐雜的資訊。
與托克維爾一樣，梁啟超不是系統式的思想家，也不是學術觀點的迷戀者——他們是直覺式的。強烈的問題意識給予他們獨特的視角。來自君主之國的托克維爾尋找的是「民主」，相信民主是我們時代獨一無二的理念，是歷史的潮流。梁啟超的最大熱忱則來自美國如何富強，而中國又可能從中借鑑什麼。在與美國華人的接觸中，他深感美國式的民主制度是不適合中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