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時，想錢。要是有一大筆錢，就能把家安在一間老舊而奢華的酒店裡。每次夜歸，床單都平整如新，熨好的襯衫按照顏色掛在壁櫃裡，也不用擔心無法滿足隨時都可能飢餓的胃……更迷人的是，在人來人往的廳堂與酒吧，在昏燈、煙霧與酒精之間，一縷餘光就可能瞥到，她或者他的失落與期望、鎮定與放縱、落寞與誘惑。不為創造時機而存在的偶然是乏味的，你可以幻想怎樣短暫地進入彼此的生活，又怎樣迅速地逃離。午夜之後，熱鬧散去，在天花板的縫隙中，在枝形吊燈的陰影下，你會聽到過往的亡靈們自顧自地歡笑和嘆息，他們滲透到你的生活裡，自然得就像往威士忌里加了幾滴水。
一定是菲茨傑拉德給了我這般錯誤的幻象。他用花言巧語、耍賴撒潑的方式從書商那裡騙來各種預付的版稅，維持他在巴黎里茲飯店的放浪，對，就是《像里茲飯店那樣大的鑽石》裡的那個里茲。換作我，沒有澤爾達就更完美了，在那裡，很可能會邂逅很多不同的澤爾達，那可是文學與縱樂齊飛的「爵士時代」，一戰和二戰之間短暫又脆弱的和平時期。無力感知更無法駕馭歷史程式的人們，能品嚐出滋味的，唯有感官的果實。
遺憾的是，這個夢想到今天也還是夢想，但並不影響我成為這類酒店的熱情體驗者。是啊，你怎麼能拒絕香港的半島酒店，雖說它久負盛名的下午茶對我而言太膩了，像一隻開啟後只有蟹黃的閘蟹，但有多少茶客知道，1941年，英國人就是在半島與日本人簽署了投降書；你又怎麼能忍住不去仰光的strand，在酒吧喝上一杯，20世紀上半葉，這裡是東南亞最時髦的場所，吧檯上曾坐過身為帝國警察的喬治·奧威爾，還有永遠沉溺異域風情的毛姆；19世紀殖民時代的豪華酒店還在開業的，已經沒有幾家了，新加坡的萊佛士還在，它的longbar不僅調出了第一杯新加坡司令，接待過康拉德、吉卜林、伊麗莎白·泰勒，還見證過建國者們的爭吵。吊扇依然緩慢轉動，花生殼落了一地；當然還有開羅那一家，我忘掉了它的名字，它有世上最鮮美的草莓汁，傳言關於開採蘇伊士運河的決定是在此做出的……它們無一不活在昔日長長的陰影中，不斷的衰敗增加了它們的魅力，儲存了另一種生活，很多的可能性。
這串酒店名單上怎麼可以少了伊斯坦布林的佩拉宮？當佩拉宮飯店在1892年建成時，它不僅是伊斯坦布林，也是整個奧斯曼帝國最豪華的酒店，是東方式的奢華與西方技術的結合，「餐廳完全是巴洛克風格……頂部有高聳的玻璃天蓬，室內鑲嵌著人造大理石，裝點著金絲銀線細工精緻的紗屏」，而且，它的「鑄鐵框架、木製轎廂」的電梯，是繼埃菲爾鐵塔之後歐洲第二部。乘坐歐洲國際鐵路公司的臥鋪車，入住這家新酒店，享受「電梯、衛生間、淋浴、暖氣、電燈」等現代化設施，同時有「金角灣壯麗的美景」。佩拉宮飯店立刻就進入了歐洲最奢華遊客的首選名單。
但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在這樣的時間地點問世的佩拉宮，註定要經歷繁華，也要目睹浩劫。600年曆史的奧斯曼帝國在漫長的衰退之後，正處於崩潰的前夜，這個在16世紀令歐洲陷入驚恐的帝國，到了19世紀已經被恥笑為「歐洲病夫」。龐大的疆域在不斷收縮，反叛和離散的張力在治下的不同的民族中醞釀。更重要的是，在英國、法國、德國這些軍事、物質、文化力量面前，它毫無抵抗之力。
稀裡糊塗捲入一戰的奧斯曼帝國，並沒有投機到浴火重生的機會。在戰勝的協約國的安排下，蘇丹出逃，帝國落幕，領土等待被列強瓜分，國土上包括希臘、亞美尼亞、土耳其、猶太等眾多民族的族群，對未來各懷心思……這一切大變革的震盪都從伊斯坦布林地處暴風眼的佩拉宮穿梭而過。
一個行將崩潰的龐然之物，往往能展示最後也是最絢爛的輝煌。蘇丹帝國傳統的格柵已然腐朽，攔擋不住任何力量的衝擊，新的自由應時而生，也孕育出一代新人。他們勇敢無畏，既是空想家又是行動者，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年輕的軍官穆斯塔法·凱末爾。他發起了一場民族主義運動，用單一的土耳其聲音取代了奧斯曼帝國原有的各種鳴響。
20世紀初的一個顯著的特徵是各種意識形態試驗同時發生。凱末爾的民族主義的努力，只是其中一種。很快，伊斯坦布林與佩拉宮又被迫捲入另外一場試驗。1917年莫斯科宣佈共產主義運動開始，大批的白俄羅斯人流亡伊斯坦布林。他們在隕落的奧斯曼帝國的廢墟上，疊加了另一個影子帝國——沙皇帝國。芭蕾舞演員、畫家、貴婦、小提琴手，他們被驅趕出新生的紅色俄國，在伊斯坦布林這個多種文明的夾層中，變成了廚師、女招待、夜總會看門人，妓女與乞丐。20世紀20年代的伊斯坦布林，就像彼時的巴黎、上海或是魏瑪一樣，混亂、多元，有潦倒也有野心。
當歷史學家查爾斯·金在20世紀80年代發現佩拉宮時，它已經不可救藥地衰落了。他發現「紅色的絲絨座椅大多空著」，當他點了一杯雞尾酒和不太新鮮的烤鷹嘴豆時，酒保竟然感到意外。這種衰落既是事物不可逃避的命運，也與凱末爾創造的新土耳其有關。他的單一聲音或許在短期內更有力量，卻逐漸扼殺了之前的多樣性。查爾斯·金最終利用舊照片、檔案、剪報，還有他的想象力，重構了昔日的佩拉宮與伊斯坦布林。
在這本以酒店為主角的書中，佩拉宮飯店與它所在的伊斯坦布林，充滿了荒誕不經又引人入勝的片段。就是在這裡，土耳其作家納辛·辛克美在1929年創作了長詩《蒙娜麗莎與鄉村藍調》。在詩中，他安排蒙娜麗莎逃出了盧浮宮，愛上了一名共產黨黨員，投身於革命，最終被燒死了。納辛是那個時代的典型角色，將先鋒藝術、政治革命、詭異的想象力還有危險的誘惑雜糅在一起。而弗雷德里克·布魯斯·托馬斯是另一個迷人的角色，他原本是密西西比河畔一位黑奴之子，在成年後前往芝加哥、倫敦、巴黎討生活，是那個由輪船、電報、報紙構成的全球化的衝浪者。他在1899年的莫斯科找到了自己的立足點，不僅娶了一個俄羅斯姑娘，還開辦了一家聲名大噪的夜總會，考慮他的膚色，這實在是個驚人的成就。當他被難民的浪潮推到伊斯坦布林時，他甚至複製了莫斯科的成功，他創辦了本地最受歡迎的爵士酒吧，在他去世時，《紐約時報》稱他為「爵士樂的蘇丹」。
在《佩拉宮的午夜》中，充滿這樣的迷人例子，它是現代伊斯坦布林，也是現代土耳其的縮影，是「東方與西方、帝國和共和國、懷舊與創新」交匯之處，而帝國陷落前的餘暉也是最令人神往的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