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約11年前，在香港的一家書店，我隨手撿起一本《傳教士與浪蕩子》（themissionaryandthelibertine），它歸屬於「亞洲興趣」（asianinterest）一欄。
彼時的香港，殖民地的氣息正在散去，但仍能輕易感受得到。在灣仔的六國酒店，在銀行家穿梭的中環，還有舊中國銀行上的「中國俱樂部」，你能感受到那個吉卜林、奧登與大班們眼中的香港。它是西方與東方交融的產物，前者是征服者，後者是承受者，充滿了殖民地的異域風情。連asianinterest這個書分類名稱都帶有明顯的這種痕跡，asia是歐洲人創造的概念。
這本書是這種視角的延續嗎？至少看起來，標題正是如此，封面也是如此，一個裸露雙肩的東方女人顯露出驚恐的表情。
我也被作者的敘述吸引，個人遊記、新聞報道、文學批評、歷史敘述、政治分析，毫無縫隙地交融在一起。他不僅捕捉住這稍縱即逝的時代情緒，還給予了這情緒以更大的歷史框架。
更重要的是，你可以感受到作者對陳詞濫調的逆反，他用追問、質詢、嘲諷來對待所有程式化的判斷，他既質疑西方眼中的東方主義，也懷疑所謂的「亞洲價值觀」。比如對於香港，他顯然不同意這是一座純粹的經濟城市，他看到了這座城市更深的渴望：「去發展一個政治身份，進而使得人們必須有連續感，共同分享一個過去，更重要的是，分享一個他們可以為之負責的未來，他們作為獨立民族國家的公民，而非帝國主義驅使下的臣民。」
我買下了這本書，記住了作者的名字——伊恩·布魯瑪，一個曾長期在亞洲生活的荷蘭人，通曉包括日語與中文在內的6種語言。未曾料到，這本書也隨即成為一種隱喻、一個指南，它開始緩慢卻有力地塑造我的思考、寫作與生活方式。
馬尼拉、加爾各答、東京、首爾、臺北……我去了他去過的地方，試影像他一樣觀察、交談與書寫。我也尋找到他的其他作品，從20世紀80年代的《面具背後》（behindthemask）、《上帝的塵埃》（god'sdust），到90年代的《罪行的報應》（thewagesofguilt）、《伏爾泰的椰子》（voltaire'scoconuts），再到《壞分子》（badelements）與《西方主義》（occidentalism），還有那本迷人的小說《中國情人》（thechinalover）……
在某種意義上，他與奈保爾、保羅·索魯、簡·莫里斯一樣，變成了我過去10年中反覆閱讀與模仿的物件。他們來自不同區域，年齡、性別不同，所關注的題材也不盡重合，卻分享著相似的特質——都因個人身份的焦慮而獲得了對外部更敏銳的觀察，有了某種局外人才有的洞見，並且都在極度個人視角與龐雜知識世界之間達成了微妙的平衡。
在他們中，布魯瑪或許是遊歷的地理與涉獵的知識最廣的一位，在很多方面，他與16世紀的人文主義者或18世紀的啟蒙思想家更相似。他繼承了他們對他人的文化與生活的廣泛興趣，除了知識、思想，更有對歷史中模糊、曖昧、灰色地帶的興趣。在他的很多作品中，情慾常佔據著顯著的位置，他也常把目光投向邊緣人——這種誠實正是理解、接受以及慶祝人類情感與思想的多樣性的基本態度。
但在這多樣性中，思想的清晰性與道德的嚴肅性從未消失。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在追溯德國與日本的戰爭罪責與社會記憶的著作《罪行的報應》中的陳述：「沒有危險的人民，只有危險的情境，它不是自然、歷史規律或民族性格的結果，而是政治安排的結果。」
一些時候，1951年出生於荷蘭海牙的伊恩·布魯瑪讓我想起他的先輩伊拉斯謨。後者在16世紀開創了人文主義傳統，倡導一種寬容、多元的價值觀，他也是世界主義者的先驅，從不受困於具體的地域、語言與文化。布魯瑪不具這種開創性，卻是冷戰結束後湧現出的新的全球經驗書寫浪潮中的重要一員。2008年，他獲頒伊拉斯謨獎，被認定是「新世界主義」的代表人物，「將知識與超越距離的擔當結合在一起，以反映全世界的社會發展」。
二
2013年出版的《零年：1945》（yearzero：ahistoryof1945），既是布魯瑪一貫風格的延續，也為被不斷論述的「二戰」勝利帶來了新視角，探索了那些常被忽略的角落。在結構上，還從他慣常的鬆散文集變成了一本更有系統性的專著。
在西方讀者熟知的敘事中，1945年是一個充滿英雄主義、勝利感的年份——自由世界戰勝了法西斯的挑戰，是羅斯福、丘吉爾的光輝歲月，戰後的世界新秩序由此建立起來。
布魯瑪卻描繪了歷史的另一些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