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慶坊·1
餘慶坊的1號至11號稱為第1小弄，是大弄堂裡的小弄堂，我小時候的玩伴都在這條小弄堂內。
阿桃比我大兩歲，長得高高瘦瘦，是出了名的皮大王。他住在11號的亭子間裡，他的一次冒險經歷是從11號的屋頂一直爬到1號，然後從屋頂跳到1號我們家的曬臺上。其後果就是被他母親痛打一頓，過了兩天有鄰居向阿桃娘投訴：他家屋頂上的一塊瓦片被踩碎了。於是阿桃又捱打，眼睛都打腫了。
阿桃孃的心情不好，臉上始終烏雲密佈。阿桃的父親解放前當過警察，大概還是警官什麼的，所以解放不久就被抓了進去，後來就死了。阿桃說他家曾收到公安局通知：要交4000元子彈費（相當於1954年發行的新幣4角），原來解放初槍斃鬼（讀jū）挨的子彈費用是要槍斃鬼家屬負擔的。我吃不準阿桃是否在吹牛皮，我們這條弄堂內（指第1小弄）再也沒有人挨槍子，所以無從查考。
有一點是吃得準的，阿桃家解放前解放後都住亭子間，並不像當時有人講的那樣——國民黨反動派個個吃的是山珍海味、住的是花園洋房。阿桃爸爸肯定是反動派，否則不會挨子彈。而且據阿桃說他家過去也沒吃過山珍海味，只是肉吃得多了些。看來肉吃得多不是好事！
我老是泡在書店裡，在弄堂裡的孩子們眼中我是個另類，弄堂內的遊戲如打彈子、「逃加山」之類的我全不在行。但阿桃對我並不嫌棄，總是來叫我玩，可能是他和我都是獨子的緣故。他教會了我打撲克：沙蟹、羅宋、21點，等等，賭注是香菸牌子。很自然地我和阿桃成為一幫，阿桃是「老大」。
5號的小姑娘慧春也是我們的玩伴。我們玩「人猿泰山」遊戲：阿桃是泰山，慧春是珍妮，我是小泰山；有時我是泰山，阿桃是大猩猩，慧春永遠是珍妮。
慧春說：「還好阿拉爸爸不是反動派警察！」
餘慶坊·2
6號的國松人長得沒有阿桃高，卻很會打架，他是另一群孩子幫的老大，他的一幫人多勢眾，所以我們和他們「開戰」總是落下風。恨得阿桃打算去武當山學武藝，像「點穴」這種絕技也要把它學會，回來以後把國松這班人統統點趴下。阿桃的決定使我好幾天心神不定：因為阿桃是不看書的，甚至連環畫也不看！武當山點穴這些故事全是我講給他聽的，萬一阿桃去了武當山，阿桃娘豈不是要來找我算賬！
萬幸的是阿桃因為籌不到路費，所以沒能去武當山。國松一幫人和我們漸漸好了起來，尤其在和其他弄堂的「野蠻小鬼（讀jū）」發生衝突，比如爭奪踢小橡皮球的地盤時，第1小弄的孩子們都同仇敵愾、一致對外。國松常常請我到他家去玩，我和他的家人也熟了起來，我叫他的爸媽「陳伯伯」「陳家姆媽」。陳家的子女多，陳伯伯下班會帶零食回家，有一次他帶了一大包「花紅」——一種美麗的小果子回來，硬塞給我好多個。「花紅」酸酸甜甜的，我以後在水果攤見到「花紅」就會想到和善的陳伯伯。
1955年肅反，陳伯伯被抓走了，而且被髮配到青海，這一去就永遠沒回來。以後的幾十年裡，我再也沒有看見陳家姆媽笑過。
5號的慧春大了，已經不和男孩們玩了。有一回碰到我，她還是對鄰居家的事議論了幾句，最後她又說：「還好阿拉爸爸不是歷史反革命！」
去大華農場·1
那是一個春暖花開的星期天下午，我們去大華農場。
第1小弄的小夥伴差不多全去了，除了女孩和小不點們。國松說「小跟屁蟲」一律不帶，包括他的弟弟。這是第1小弄兩幫孩子們的聯合行動，帶隊的自然是國松和阿桃。我們做了精心準備：有拿彈皮弓的、有帶瓶瓶罐罐的（可以裝小魚和蝌蚪——「拿摩溫」）、有手持自制魚叉的（竹棒頂上裝有長鐵釘），據阿桃講大華農場的水塘裡遊滿了魚，一叉即得。
我們從虹口公園附近越過天通庵車站往西北方向走，都市的喧鬧漸漸淡去，出現了零星的菜地、雜草和矮樹叢，空氣裡夾雜著野花的香味。不知是誰，唱起了小學生的歌：
六月花兒香，
六月好陽光，
六一兒童節，
歌兒到處唱——
大家跟著唱起來，五音不全的阿桃嗓音混在裡邊聽上去挺滑稽，其實離六月還早著呢！
終於，我們見到了高高的「麒麟塔」，大華農場到了。大家穿過荒蕪的「原野」奔上臺階，在塔周圍的高臺上歡呼雀躍、打鬧玩耍。據說塔尖上原本是有一隻麒麟的，但後來不知是壞了還是被人砸了——因為這座塔是日本人為了紀念他們一個被炸死的將軍而造的。從塔上向四周望去，大華農場還是有綠油油的農田、菜地的，不過連不成片；也有灌木叢和一些草棚；小水塘不少，彷彿許多閃閃發光的碎鏡子。
我們要辦正事了，要去捕魚捉蝦了！下了臺階，經過一個廢棄的大游泳池時，大夥又停留了一些時間，乾涸的游泳池底盡是石塊。有人爬下池內玩石塊。後來我們找了一處池塘，開始抓魚，但發現魚跡難覓，阿桃的情報有誤，魚叉什麼的完全沒有用。但阿桃堅持有魚：如果我們「敲浜」——像他們川沙鄉下那樣把水池裡水抽乾，池塘裡肯定有點魚！而且是大魚！
正當大家離開這處收穫很小的池塘時，有一幫大孩子攔住了我們的去路，他們一個個破衣破褲、黑不溜秋的，有的手裡拿石頭，有的拿割草刀，嘴裡還罵罵咧咧，說的似乎是山東話，和餘慶坊過去的兩個大門警衛老山東的口音相似。
去大華農場·2
這幫操「山東口音」的孩子年齡不比我們大，但十分強悍。從他們的叫罵聲中我們知道我們犯了兩個錯誤：一、侵犯了他們的「地盤」；二、我們奔跑過的「原野」並不荒蕪——上頭有莊稼，而且是他們和他們的家人種的。他們氣勢洶洶地叫道要揍死我們。有一個人推了國鬆一下。
突然國松哭了！被嚇得大哭了！國松的哭極大地震撼了我，甚至比那幫孩子要揍死我們的叫聲還要令我驚心——國松是我們第1小弄孩子們公認的「第一條好漢」！那麼會打架的他竟然沒交手就嚇哭了……
「頭子活絡」的阿桃喊了一聲：「跑！」小夥伴們一溜煙地逃離了池塘邊，逃得那個真叫狼狽呀：有的人扔掉了「魚叉」，有的人丟掉了裝滿「拿摩溫」的瓶子……對方並不追趕，只是朝我們的後背扔了石頭，幸好沒有擊中任何人。
我們撤到游泳池邊，繼續玩的興致沒了，決定回家。因為走原來的路會遇上剛才那幫「強敵」，所以我們走另一個方向繞回去，我們繞來繞去，在一個大糞坑邊遇見一個「山東」老頭，他很熱心地問我們是否迷路了，大家七嘴八舌地告訴他一幫「山東」孩子要打我們的事。他笑了起來：「這裡哪有山東人！前兩年淮河發大水，我們都是從安徽過來的。這樣吧，俺帶你們出去。」
我們跟著「安徽老伯伯」（阿桃馬上這樣叫他）還是從原路返回，那幫從淮河邊來的孩子遠遠瞧著我們離開，倒是沒有過來找我們的麻煩。
一連幾天，國松都不到弄堂來，這回他在小夥伴眼前丟盡了面子。阿桃有點幸災樂禍地說：「看看伊弄堂裡介狠，跑到外頭去介‘縮’！」
跟著阿桃偷東西
阿桃告訴大家他長大了要當一個收舊貨的小販。
弄堂裡經常可以見到收舊貨的小販，他們斜揹著布挎包，手裡拿著麻袋和一杆秤，在弄堂裡穿進穿出，嘴裡吆喝著一句很奇怪的詞：「也——呼也！」其實收舊貨就是收破爛，收不到什麼值錢的東西，不過話說回來，真有什麼值錢的舊貨賣給他們，也拿不到多少錢，肯定「三佃不值兩佃」咯！那時他們收購廢銅爛鐵很起勁，尤其是銅——不知是否和當年正進行的朝鮮戰爭有關。
阿桃偷偷地把家裡的舊銅錢拿出去賣給收舊貨的，在他的「鼓勵」下我也在家裡翻出幾個解放前的「鎳角子」（舊輔幣）去和收舊貨的換鈔票。這類「非法所得」雖然很少，卻讓我們既害怕又開心。
有一個時期市面上砂糖緊缺，要很早去「南貨店」排隊（那時糖在出售南北乾果火腿食品的「南貨店」供應），我和阿桃受雙方家長委派去嘉興路橋附近一家南貨店排隊。結果不僅買來了砂糖，阿桃還趁人不備順手牽羊拿了一隻金屬「撬」（很大的勺子），後來換了錢，買了「敲扁橄欖」、水果糖和我分享。
自那以後我跟著阿桃，還有其他幾個孩子，在光顧小店和售貨攤時，常常買200元（相當2分錢）「末事」偷500元東西，如水果（桃子、李子）、香菸牌子之類，感到十分刺激，似乎在進行重大冒險！不過我一個人時卻喪失了這種大無畏精神，我在書店裡從來不偷書。
我向阿桃建議不要講「偷」，用「爹」。以後我們商議不講今朝夜裡去偷點「末事」，而是說今朝夜裡去「爹眼末事」，這算是我發明的黑話暗語吧。
過了一陣子，大家（包括阿桃）對「爹末事」的興趣減退了。新的冒險是乘電車「勿買票」——逃票。
慧春
慧春小時候挺好看的：大大的眼睛、瓜子臉、也愛笑。在「人猿泰山」的遊戲裡，男孩子爭著做泰山，其中一個緣故是珍妮永遠是慧春做，珍妮不就是泰山的「那個」嗎！
漸漸地慧春淡出了弄堂小夥伴的圈子，即使遇到話也很少，有時乾脆擦肩而過，只是矜持地點點頭，一副「大姑娘」的派頭。她母親得意地告訴我媽媽：慧春是什麼優秀少先隊員大隊長。此話不假，我見到慧春戴過三條槓的臂章。
陳伯伯出事後不久，我在弄堂裡遇到慧春。她竟然和我議論了幾句，還說：「還好阿拉爸爸不是……」，記得這是我第一次聽說「歷史反革命」這個名詞，也忘不了慧春那雙驚恐的大眼睛。她家5號，在6號陳家隔壁。
1957年慧春在銀行工作的爸爸成了右派，1958年初被送去白茅嶺勞動教養。素來沉默寡言的慧春爸爸怎麼會當右派呢？據張阿姨（慧春媽媽姓張）說她「先生」沒有寫過一張大字報！（所謂大字報就是用毛筆把批判內容寫在紙上，然後貼到牆上或者什麼公眾場合公佈於眾，因為字較大故名大字報。）「鳴放」會上沒有放過一個屁！只是悔不該給當時的市委書記柯慶施寫了一封具上實名的信！信上講了自己作為銀行留用人員不受組織信任的痛苦和某些黨員幹部的作風問題，完全是一封向黨交心的信，結果變成了向党進攻的信。慧春爸爸不僅是右派而且是極右，被開除公職去了白茅嶺。關於這封信的事張阿姨對我父母親講過無數遍，像祥林嫂似的「悔不該當初……」
慧春從那時起大變樣了，不只是不和大家說話；人也變得越來越不好看：瓜子臉變成了猴臉，臉色由白變黃，又戴上了眼鏡，她漂亮的大眼睛永遠地藏在了玻璃鏡片後邊……
冰春
冰春是慧春的弟弟，當年屬於「小跟屁蟲」範疇，我們外出「探險」從不帶他。
他爸爸出事之後，大概是年齡小吧，他看起來不像慧春那樣受打擊，在弄堂裡照舊嘻嘻哈哈，和過去的小字輩在一道玩——我們這幫玩伴都大了、已經退出弄堂江湖了。
冰春的覺悟始於1960年代。張阿姨告訴我母親：冰春在初中畢業前打了入團報告，報告中聲稱自己要和反動家庭徹底決裂！自此以後，他只要提到自己父親必稱徐某某，再也不說「爸爸」兩個字。這讓張阿姨很傷心。冰春進了中專後更加積極向上，不僅在家裡經常批判自己母親、姐姐的「錯誤言行」，而且會向學校組織彙報自己和家人作「鬥爭」的經過；每當他父親來信他必定要看，看後就向學校彙報。張阿姨說那麼多年他只給爸爸寫過一封信，信裡要徐某某好好改造，徹底向人民投降！
慧春大專畢業後去了外地工作，張阿姨哭得好傷心。她對我母親說：家裡沒有可以講講話的人了。前兩年她和慧春都是揹著冰春說心裡話的。
據說冰春在學校裡表現十分出色，下廠勞動、「學雷鋒」活動什麼的都評上先進，尤其對黨對毛主席有深厚感情：在會上提到黨和領袖時經常熱淚盈眶！在畢業時寫了決心書：堅決要求到邊疆去！他所在的中專是工廠辦的，畢業後全部留在了上海機電一局下屬各廠，所以冰春邊疆沒去成，但終於加入了共青團。
那時我已經回上海工作了，在弄堂裡常見到冰春。他和他爸爸長得很像：矮矮的、個頭很結實；他不像他姐姐有一雙驚恐的大眼睛，他的眼神陰沉，甚至帶點狠毒……
「文革」初期冰春像所有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一樣不受信任，只有老老實實在車間裡「做生活」，漸漸地他熬出頭了，當上了生產組長。他在「文革」後期結了婚，娶了一個出身於工人家庭的同廠女工（他一定要找家庭出身好的人當老婆）。婚後老婆和張阿姨老是吵架，冰春永遠站在老婆一邊（這是張阿姨告訴大家的、可能是一面之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