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師成了右派
1956年至1959年我在上海虹口中學讀高中，這3年對於中國而言是雲詭波譎的3年：文化人受難，文化進一步成為宣傳，經濟也成了宣傳——大躍進。對於我這樣的中學生來說，我切切實實感覺到了學校裡的政治。
進高中的第一年裡我仍然和過去一樣，渾渾噩噩地打發日子：看「閒書」、玩。但是班級的多數人都在認真學習，班上過半數的同學是從虹口初中升上來的，也許是虹中的學風嚴謹，也可能受1956年國家提出「向科學進軍」口號的影響，總之班上的讀書空氣很濃，這多少對我有點壓力。我初中的同學都去了其他學校，在虹口中學我一個熟人都沒有，於是我成天在自己一個人的世界裡生活。
高一的課程最有特色的是語文。語文課變成兩門課：一門是文學、一門是漢語。文學課教材簡直就是一部中國文學史：從《詩經》開始，經過《楚辭》、《樂府》、魏晉南北朝文學作品、唐詩宋詞元曲直到明清小說，其中按歷史順序還穿插許多經典散文、記敘文和雜文，如選自《左傳》和《史記》的文章、韓愈、柳宗元、歐陽修的文章直到清代桐城派。這樣的順序到1958年的語文課才被打亂。漢語課則是講修辭和語法。這套語文教材據說是葉聖陶先生主編的，壽命很短，總共只用過兩年。
教我們文學課的是聶克雷老師，聶老師戴黑邊框眼鏡，穿著整潔，人較胖，講的是揚州官話。他上課相當精彩（當然教材也精彩），有時聶老師讀課文不是讀而是吟誦，有時不是吟誦而是唱了。第一次覺得用揚州話朗讀古詩原來也很好聽——他低沉地唱著「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令人感傷；他若有所思地吟著「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讓人深思；他慷慨激昂地高唱「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使人振奮。聶老師把大家帶到了中國古典文學浩瀚的天地裡，今天我多少記得一點唐詩宋詞，多虧了聶老師。我一直記得聶老師引用古人對蘇柳兩位大家創作的比喻：柳永的詞須十七八女孩執紅牙拍板唱楊柳岸曉風殘月，而蘇東坡的詞則須關西大漢執鐵板銅琶唱大江東去！
1957年底1958年初吧，聶老師被抓走了。有同學看見聶老師被戴上手銬上了校門外的囚車，他是在學校裡被帶走的。原因是聶老師成了右派分子，又有「歷史問題」。
教我們班製圖課的陳老師也被抓了。陳老師比聶老師年輕，有點不修邊幅，講課時的口頭禪是「用高斯特標準來要求」（高斯特是什麼不作說明）。他對圖紙的清潔度要求頗高，我交上的圖紙總有墨跡，所以永遠只能得3分（及格）。就是這樣一位認真嚴格的陳老師也遭遇了和聶老師一樣的命運，也是打成了右派。
高一的人體解剖生理學教師戴潔老師和高二物理課的吳達老師也被劃為右派，他們比較「幸運」，沒有被抓，而是留在了學校裡接受組織和「群眾」「監督」。當然，書是不能教了。戴老師是女老師，上課條理清楚，經常要學生填圖：一會消化系統囉，一會呼吸系統囉，後來班上有幾個同學去考醫學院，可能受戴老師影響。吳達老師是位青年教師，那時不過20多歲吧，課也上得不錯，不知何故他也成了右派。
1957年的反右運動和以往的政治運動有點不同，它有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叫「鳴放」，就是號召大家向黨組織提意見、提建議，「幫助黨整風」，稱之為「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有的人本不想講什麼的被橫動員豎鼓勵講了一些，當然不乏年輕膽大如吳達老師主動「交心」的人；第二個階段就是「反右」了，當初號召大家提意見的領導變臉了，什麼「言者無罪」的話似乎從未講過（彷彿患上了集體健忘症），於是一個一個的「右派分子」被揪了出來，運動取得了偉大勝利。
我知道的就有4位老師被打成了右派，因為他們是上過我們班課的，全校教職人員被劃為右派的肯定遠不止4人。有一點是肯定的：反右之後的學校完全做到了「政治掛帥」，對黨對領導只有一片歌功頌德之聲。
不知道聶老師陳老師後來怎麼樣。
團組織成了班級的核心
反右之後，隨著黨支部成了學校的最高領導（過去不太明顯），班級中團支部開始顯山露水了。以前大家只知道曹正白是我們的班長，他學習拔尖、為人隨和，是從虹口初中直升上來的，在同學中頗有人緣。然而他不是共青團員，他和他的家人都是虔誠的基督教徒，有同學告訴我曹正白飯前必定禱告：感謝上帝或者主耶穌。顯然，在團組織眼中，曹正白繼續當班長就不太適合了。於是在高二第二學期班級進行了改選，引出了一場小小的風波。
在開班會之前，袁錫範告訴我們幾個非團員（他也不是團員）：團支部要把曹正白換下來，讓郭景德頂上去——阿德（郭景德）是團員。我們幾個（吳乾龍、嚴慶宏等）對阿德並無成見（我和阿德因為家靠得近關係還熟得多），只是覺得團支部以是否團員作為當班幹部的唯一標準不太公平。看來感到不平不光是我們幾個人，班會開始後有團員提名阿德為班長候選人，立刻就有同學提名曹正白繼續當班長。大家舉手表決，所有團員都選阿德（大概事先開過會），但是曹正白當選，原因是班上團員畢竟少數。接下來的經過很有戲劇性，凡團支部提名一個團員任班委，必有同學提名一個非團員唱對臺戲。比如團支部提郭元鰲作為文體委員候選人，則有人提張世剛，表決結果又是非團員的張世剛選上了。最後團支部又提名阿德為班委候選人，似乎是副班長還是學習委員我有點記不清了，袁錫範和王乃慶他們嘀咕了兩句，回過頭來輕輕地對我說：「算了，阿拉大家選阿德吧」，結果團員非團員都舉了手，阿德當選，不過不是班長，班長仍然是曹正白。
平心而論，班上的團員同學絕大多數是在初中入的團，那時都是些學習努力、不調皮搗蛋的好學生才能入團的，確實沒有什麼人靠吹牛皮打小報告加入團組織，他們的共產主義理想也是完全真實的（1958年之前基本如此）。你想，他們也不過是十五六歲的少年，仍然稚氣未脫，所以他們對我這類「覺悟」晚、不求上進同學的幫助是真心的，很有點「恨鐵不成鋼」的助人為樂胸懷。
高一學年結束時我有4門課不及格：幾何、物理、化學和體育，前3門課中只要有兩門補考不及格就要留級了。這就是不用功整天看「閒書」的後果。我沒有把要補考的壞訊息告訴父母，免得捱罵。不料暑假一開始，鍾經賢（團幹部、校學生會委員）來我家把補考的事告訴了我父親，還說要我父親關心我的功課，儼然一副代理班主任老師的面孔（高中三年班主任從未家訪過），弄得我好不尷尬。父親後來一直誇鍾經賢是好孩子。幸好開學前我補考都及格了，沒有留級。從那之後「識相」不少，除體育課外沒有再補考過。
接下來關心我的同學是住在我家附近的梁乃端，當然也是團員。阿端會約我在一起做作業，大概我不做作業他們都知道，我到永安裡阿端家裡去過幾次。他那時還擔任初中少先隊的中隊輔導員，挺忙的，所以幫助我進步的接力棒最後落到了阿德手上。阿德也住在永安裡，我們常常在早上一起去學校，途中阿德會講一些道理，如應該有遠大理想，要靠攏團組織，等等。
此時中央已經明確指示：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對於我們中學生而言，黨組織似乎很遙遠，同學中沒有黨員，班主任也不是黨員。我們班主任姜慶宜老師說話小心謹慎（可以理解——經過反右了），我記得在一次吸收新團員的團支部大會上，在經過各種程式和許多團員發言之後，姜老師發表感想，說列席團支部大會他深受教育，還大大地表揚了班級的團支部一番。由此可見班級團組織並非只是一個好學生群體（初中時代），今天已經是執行黨的教育方針的核心力量、是「組織」在班級的代表了。這次團支部大會邀請所有非團員列席，等於一次班會。
到了高三，班委作了調整：阿德當班長，曹正白當學習委員。調整結果只是在班會上告訴了大家一下，無人公開提出異議。
大辯論
1958年的事真多！慶祝總路線、消滅麻雀、教育大躍進、去工廠勞動、下鄉支援剛成立的人民公社、政治大辯論、大煉鋼鐵……改用一句老話：學校之大，已經容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
大辯論是「上頭」佈置下來的，屬於政治學習。先是大家寫大字報，講講自己看法——肯定有許多錯誤觀點囉；接下來就是正確一方和錯誤一方開展辯論，最後必定是正確一方勝利，大家統一認識，「思想覺悟」普遍提高。辯論題目不止一個，給我印象深的有兩次辯論：一次是蘇聯對我國的援助是否無私援助？另一次是個人奮鬥、個人主義有否積極性？
先講講關於蘇聯援助的辯論。
在1950年代，報刊上總是說中蘇友誼萬古長青、蘇聯的今天是我們的明天。前不久毛澤東在莫斯科世界共產黨會議上還指出我們社會主義陣營以蘇聯為首，當蘇聯造的世界第一個人造衛星上天時，我們這裡是一片歡呼（報上登了無數詩和畫）。《人民日報》還指出這是社會主義的勝利、世界人民的勝利。所以此時正確的結論必然是：蘇聯對我國的援助是兄弟般同志間的無私援助。然而班上有許多同學貼出大字報，認為蘇聯的援助不是無私援助，並且舉了一些例項：蘇聯幫助我國開發克拉瑪依油田，條件是要拿走一定比例的石油；蘇聯給我國的貸款要收利息；蘇聯給我國的機器要我國農產品去換，等等。真不知道這些訊息他們從哪裡得來的。
我和嚴慶宏、吳乾龍聯合寫了大字報，署名「龍士慶」，內容是同意持反方意見同學的看法。平時和我要好的徐英彪、傅若炎也都寫了支援反方的大字報，認為不是無私援助。（徐英彪和我因為都懂京戲而成了朋友，傅若炎也對京戲有興趣）耐人尋味的是全體團員都認為蘇聯是無私援助，持反對意見的同學都不是團員。
在辯論會上（連著開幾次辯論會），正方「首席發言人」餘志森滔滔不絕講了許多（他是校團委委員，後來是團委副書記），鍾經賢（校學生會委員，是否校團委委員我記不清了）也發表了不少理由，不過他的邏輯性明顯不如餘志森，大家都知道餘志森讀過不少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簡直就是個馬列主義者了。接下來團支部書記李海滄、支部組織委員徐懋華、支部宣傳委員王念親、支委阿德紛紛發言，把反方打得落花流水。反方同學大都不擅辭令，「閒話」會講，碰到要正兒八經長篇大論就不行了，不過也有例外。
反方同學中巫家梁、王乃慶、駱斌是「主力」。巫家梁讀書很多、喜愛哲學（據說讀過黑格爾的著作），長於思考；王乃慶是班級中年齡最小的同學、進高中那年才13歲，文理各科門門優秀、酷愛音樂（指揮過班級大合唱），被大家視作天才少年；駱斌反應靈活，人也相當聰敏。他們對為什麼認為並非無私援助作了有力說明，尤其是王乃慶說得很調皮，大家都笑了，這才為反方多少挽回了一點局勢。在以後的辯論中反方發言人只剩下能言善辯的王乃慶了，當王乃慶也和其他人一樣被眾多團員的氣勢壓得不說話時，正方宣告勝利，辯論結束。結論就是：蘇聯的國際主義援助是無私的，拿利息要補償是正常的。
有關個人主義有否積極性的辯論也是這樣：正方認為個人主義個人奮鬥沒有積極性，在今天甚至是反動的；反方認為個人主義有積極意義。正方主將仍然是餘志森、鍾經賢和團支委們，反方主將依舊是王乃慶、巫家梁和駱斌，我們一批非團員一如既往地支援反方，正如所有團員包括一些打算入團的同學必定站在正方一邊。最後還是以正方勝利告終：個人主義個人奮鬥毫無積極意義，青年人必須安心做一顆社會主義大廈的螺絲釘。
駱斌在團組織的幫助下有了很大進步，他和巫家梁他們漸漸疏遠。有傳言說駱斌「反戈一擊」向團組織反映了巫家梁一些言行，當時巫家梁被班主任方老師（黨員）看作思想複雜、家庭出身反動，又是處處和團支部唱反調的另類。不過本人在此宣告：這只是傳言，望駱斌同學勿見怪，再說你我當年都屬年幼無知。對吧？總之，高三時駱斌入了團。在方老師的努力下，班級中分成兩部分人：一部分是團員，另一部分是爭取入團的非團員，也許巫家梁除外。
來了位黨員幹部當班主任
高一的班主任是李光智老師，教代數。她畢業於武漢大學，人有點婆婆媽媽，絕非女強人。高二的班主任是姜慶宜老師，解放前做過記者，英語很棒，但教我們語文。姜老師大概是北京人，朗讀課文（如孔尚任的《哀江南》）起來是抑揚頓挫、京味十足。教工活動中有一個保留節目：姜老師唱京戲、趙校長操琴。什麼「捉放曹」啦、「武家坡」啦，姜老師的譚派老生字正腔圓、高亢激昂；趙校長的京胡烘雲托月、絲絲入扣，兩位絕對是專業水平。不過班上懂戲的人只有徐英彪和我，「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天才如王乃慶，儘管提起莫札特李斯等音樂大師來如數家珍，對京昆藝術卻一點不懂，聽阿拉吹京戲只好「悶忒」，不響。
高三學年開學，班主任換了方朝中老師。方老師剛從中共虹口區委調來任學校的黨支部副書記，黨員幹部做我們的班主任，結棍。方老師的名字像男性，其實是位青年婦女，當時也就二十七八歲吧，梳短髮，人很嚴肅，一副冷若冰霜的樣子。有同學問她：「方先生（那時同學習慣稱老師為先生），課程表上有幾個半天沒有課，阿是放掉回家？」
方老師冷冷地回答：「安排勞動。」
以前的班主任姜老師為人圓滑，很少批評學生，對團支部更是客客氣氣。方老師則完全不同，她在班會上經常分析學生思想動態，並點名批評。開展班級工作則緊抓團支部，所以團幹部班幹部圍繞在她周圍，形成了以方老師為核心的「戰鬥堡壘」，因為方老師代表了黨的領導。此外方老師還上我們的政治課，我們聽到了許多當時流行的新概念：什麼「成績和缺點是9個指頭和1個指頭的問題」（社會主義成績是9個指頭而缺點是1個指頭，永遠如此），「資產階級右派由於立場和人民不一樣，所以只看見1個指頭」；什麼「只是埋頭學習會走上白專道路。只有樹立了革命的人生觀，才會有為黨為社會主義發奮學習的正確學習動機，才會又紅又專！」等等。
戴桂興是體操明星，差一點調到上海隊當專業運動員，自然有股運動員的直率豪氣。一天他對方老師大聲地說：「方先生，李海滄（團支部書記）拍儂馬屁，所以儂歡喜伊。」
「誰說的？他什麼時候拍我馬屁的？我也經常批評他的。」
戴桂興不作聲了。那時我們這些「落後同學」（包括戴桂興）有這樣的感覺：方老師只對團幹部或者團員才會有點笑容，對我們卻不大理睬，話很少。
方老師提倡又紅又專，決不可先專後紅。「紅」的具體表現就是團員要爭取入黨，儘管中學生入黨很難，但還是有團幹部打了入黨報告（聽說）；我們這些非團員當然要爭取入團，所以許多同學都紛紛提出入團申請。記得一次在廠裡勞動時，我和戴桂興正好在一起幹活，我隨便問了他一聲：「人家才交入團申請了，儂預備寫伐？」
「勿要搞好伐？我真不會去申請吶！」戴桂興斬釘截鐵地回答。
想不到戴桂興第二天就交了入團申請。我真弄不懂昨天他為何要那樣說？我忽然感到人變得複雜了。
在一次班會上，曹正白對大家講了自己的思想鬥爭（方老師認真地聽著）：近來看到同學們的進步，想得很多，思想鬥爭很激烈，也很痛苦。自己從小信教，已成習慣。現在也認識到宗教是唯心主義的，也要堅決跟黨走。但是多年來的習慣一時也不容易改變……曹正白越說臉色越白，邊說邊痛苦地搓著手。終於說完坐了下去，我們也鬆了一口氣。然而曹正白講到結束也沒有承諾要放棄基督教信仰，所以始終沒聽說曹正白要爭取入團。不過方老師對曹正白也沒有怎麼樣（沒有逼他再表態之類），雖然班長不當了，但還是班幹部。
我和徐英彪傅若炎等許多非團員都參加了龐大的「爭取入團小組」，雖稱小組，人數卻不比團支部少，印象之中除了曹正白、巫家梁極少幾個，所有非團員全參加了。
吃飯不要錢
總路線釋出時，班級參加了慶祝遊行。自那時起，「幹勁大不大」、「幹勁很高」、「幹勁不足」之類的話流行開來，打撲克中也多出一個品種：「爭上游」。想想「總路線」的文句蠻有吸引力啊：「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既要多、又要快、也要好，最後還得省！真是面面俱到、無一遺漏。事實是總路線提出之後，各行各業似乎都打了雞血，一道跳了起來，來了個全國大躍進：互相比誰更多誰更快，絕對不會比誰更好誰更省的。學校當然不甘落後。我記得開過一次全校躍進大會，主要是各教研組的老師表決心、「放衛星」。歷史教研組要寫中國通史和世界通史；生物教研組不但要出版生物全國優秀教材，教研組長兼教導主任的於老師還要在生物科學上有重大突破；其他教研組都一個個發言，提出了雄心勃勃的躍進目標。個人也有：當時的團委書記董業建（大家稱他老董）說他今後要發表長篇小說，兩年出版一部。老董是虹中畢業留校的青年幹部，後來當語文教師。當時給大家的感覺大會是一次教師們的打擂臺。
接下來就是人民公社運動。在毛澤東的親自提倡下，人民公社迅速地在全國農村建立了。我們在政治課上學習了有關人民公社的種種優越性：什麼「一大二公」啦，是「消滅城鄉差別的最好途徑」啦，最吸引人的優越性就是「吃飯不要錢」。報上有許多據說是農民歌頌人民公社的詩，大都是歡呼「吃飯不要錢」的：
自從盤古開天地，
哪有吃飯不要錢？
人民公社就是好，
從此吃飯不要錢！
敞開肚皮來吃飯，
鼓足幹勁去生產！
人民公社是金橋，
共產主義早來到！
那時報上也好、學校大會也好，都有這樣的說法：共產主義並不遙遠。因為我們已經找到了消滅三大差別的最好辦法——人民公社。農村大辦食堂，解放婦女勞動力，上海的各個街道、里弄也辦起了居民食堂，報上還有文章說城市裡要取消工資制，實行各取所需的供給制，這樣做就能「跑步進入共產主義」。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此時上海的食品供應變得緊張起來，菜場裡肉、蛋之類的葷菜很難買到了，點心攤的生煎饅頭肉包子就此失蹤。我家一位親戚從外地來上海治病，住在醫院裡有個願望，就是嚐嚐上海的小吃「蟹殼黃」，我父親走遍整個上海，也未能買到。親戚是我父親的親舅舅，直到病故也沒有滿足老人的願望，所以父親為此很難過。
在學習人民公社偉大意義的過程中，也叫大家寫大字報。嚴慶宏把聽到見到的情況寫過一張絕非歌頌人民公社的大字報，內容是他想出來的，我贊同，吳乾龍執筆（他毛筆字好一些），所以署名還是「龍士慶」。用的是如夢令的格調（嚴慶宏喜歡用宋詞形式寫大字報），最後一段是：「知否？知否？豬比黑狗瘦！」
嚴慶宏見到過從農村弄來送往肉類加工廠的黑毛豬。
方老師對我們的大字報倒沒有批評，因為她馬上要率領班級下鄉，讓大家親身體驗一次農村人民公社的無比優越性。
農業大躍進
我們去的農村在浦東川沙，所以要坐輪渡過江，再坐小火車。那個火車站至今還記得，叫「慶寧寺」。在車上大家唱蘇聯歌曲《共青團員之歌》：「再見吧媽媽，別難過莫悲傷……」，彷彿我們去打仗似的。現在想起來，我們這一輩人的蘇俄情結實在太深。
那時的浦東農村是原生態的江南水鄉：到處是小河池塘，到處是田埂泥路；村落民居旁必有樹叢和小竹林，青磚黑瓦的平房是民居主體，也有不少草房。女生和方老師住房東家的瓦房，男生擠在兩所大草房內，草房大概原本是倉庫或者柴間。早晨走在鄉間的小路上，望著四周綠油油的田野，遠處是晨霧，近處是大糞坑，呼吸著清新夾有一絲臭味的空氣，這就是我第一次下鄉的最初感覺。由於我年齡和個子都小，被分配的農活都是輕活：摘收棉花、揀棉花之類。當時農活的主要工具是鋤頭、鐵搭和鐮刀，沒有什麼先進裝置；也沒有化肥，全靠人畜糞便、河底淤泥和草木灰當肥料。總之，離農業機械化還十分遙遠，竟然宣稱快進入共產主義了。而之前的政治課一直講共產主義的前提是生產無比先進，蘇維埃加電氣化（列寧語）。
我記得只要雞一叫，方老師就過來把男生們喊起，由於蚊子大家睡不好，清晨的雞鳴也聽不見。飯是在剛辦不久的大隊食堂吃的，到食堂得走一段路。對於下鄉學生並沒有「吃飯不要錢」，但收費不多。菜是茄子毛豆之類的蔬菜，飯是大灶燒出來的，特別香。嚴慶宏和幾個同學你一句我一句編了有關食堂的打油詩：「人民公社真正好！兩分毛豆吃得飽。」真的，一大碗水煮毛豆才2分人民幣，食堂不錯呀。不料有同學彙報上去，嚴慶宏受到方老師嚴厲批評。說他講怪話，諷刺偉大的人民公社！我在小組會上也受到指責：規定下鄉不許帶零食，我卻帶了一點餅乾。可巧我吃餅乾時被一同學看見，他還向我討了塊餅乾解解饞。沒想到這位同學在小組會上把這件事抖了出來，對我進行了批評。諸如此類的事其他同學也有，所以會上團委副書記餘志森作了總結：共產主義馬上要來臨了，然而許多人的思想離共產主義還很遠，所以大家要趕快把思想跟上去。
此時農業大躍進正在全國各地展開，報紙上天天報道各地的「高產衛星」：這裡糧食畝產8000斤，那裡糧食畝產1．2萬斤。後來產量打起了擂臺，你1．2萬是吧我1．4萬！端的是熱鬧非凡。又有紅色專家發文證明畝產萬斤甚至10萬斤都是有科學根據的。現在想來我們下鄉的公社領導肯定壓力極大，因為放不出「衛星」。整個川沙乃至全上海郊縣都是畝產「偏低」。因此公社要大鼓幹勁了，要從我們所在生產隊抽調勞動力去什麼地方「深翻」，弄高產田。當時有專家聲稱，高產的法寶一是深耕二是密植。深耕我們這裡叫深翻，就是掘地三尺，把深處的土翻上來。隊裡男社員都得去，班上身子結實的男同學也去了。深翻大隊離我們住處很遠，他們就暫時住到別的大隊，草屋內空了不少。也許有人會奇怪：農民怎麼不種自己住處附近自己生產隊的地而是忙別家生產隊的地呢？別忘了「一大二公」！在人民公社運動頭幾年，一切生產資料包括土地都歸公社所有，生產和分配都是公社管的，公社很大，相當於過去一個鄉。
我沒有去深翻，繼續幹點輕活。還被派去「掃文盲」：去過一位社員阿姨的家教她識字，這是我下鄉唯一覺得有意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