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從二○一一年起，我開始注意到自己所處的社會所出現的一些瑣碎的小現象，這些事情有時候發生在生活之中，有時也貫穿到我寫作或者是收集材料的某些觀點裡面。其中一點就是：如果一個社會充滿著機會，充滿著各種實踐抱負的場域，然而有些特定的人從出生開始就沒能握有這些機會，甚至永遠無法實現他們可能的抱負，那麼他們可能會去做什麼？
也就差不多在這體會的同時，我正準備動手寫《大唐李白》。
李白就是在當時一個盛世之中積極尋找自己機會的人。他出生於西元七○一年，過世於西元七六二年，一生所繫，大約與盛唐相彷彿——自七世紀末到八世紀中，差不多有半個世紀的時間，是大唐帝國看來最輝煌繁榮的時代。如果把盛唐這個概念和李白的生涯看作一個對比，我們就會發現兩者密不可分。
李白出生之前，整個唐朝經由唐太宗、唐高宗，一直到武后，甚至唐中宗，好幾代風範各異、行徑不同的帝后一直在做一件事，那就是持續地擴大其官僚集團。這其中有許多原因，而武后是特別的角色，她本來不該是李唐皇室的繼承人，但不論是基於個人的野心，或者是弘教的企圖——更可能是藉助於佛教經典（如學者所一再指出的《大雲經》，其中有女主稱帝的啟示）——她佈置一套全新的統治規模和價值。或許，武則天期望在舊有的官僚集團之外，找到帝國新生的力量。比方說，幫助李唐建立起皇權的關隴集團，一直對武則天這樣的當權者有強大的壓力。當武則天利用新的考選制度，引進更多計程車子之時，官僚集團便開始急遽地擴充。
李氏當國的時候原本就苦於自己的郡望不高，不足以和前代綿延數百年的高門大姓之家相抗衡。所以，從唐太宗貞觀年間修成的第一部試圖建立新士族階級的書籍開始，無論是稱之為「士族」、「世族」、「門閥」，都是世代為高官的家族。唐太宗修《氏族志》推揚時興冠冕，打擊古老門閥；日後新編的《姓氏錄》目的和手段也是相近似的，像是和李氏並肩打天下的武氏，也一樣不註明郡望，堪見《氏族志》、《姓氏錄》之為物，恰是對南北朝以來的高門大第做徹底而沉重的打擊。
武則天大量地擴充官僚集團的成員，使得整個王朝所運用的公務員數量增加了十到二十倍。這樣一個龐大的官僚集團固然帶給帝國經濟上的負擔，同時也為許許多多原先不可能進入士大夫階級的人帶來希望。不斷擴充的貢舉、制舉、雜舉不勝列舉；表面上的說詞都是「搜揚拔擢，顯舉巖穴」，而《史記·蘇秦張儀列傳》所謂「布衣卿相」的局面，似乎更加真切了。這為許許多多寒門之士——也就是社會地位比較低下的年輕人帶來無窮的希望。可是，李白卻偏偏沒有這樣的機會。
李白的父親是一位商人，而且根據種種跡象的判斷、資料的比對，我們可以猜想李白的父親可能是出生在西域的胡商，血統上應該是漢人，但他所從事的行當只能說屬於大唐帝國最邊遠底層的一個階級。
一般說來，商人除了繼承父族的家業、最後成為另外一個商人之外，是沒有機會進入到士大夫這個階級裡來的。因此李白根本沒有改換門庭的機會，充其量只能南來北往地從事貿易，其間或者從事各種放貸、投資的行為，將本求利，也容有腰纏萬貫的前途。然而，這是不是他想要的人生呢？這是一個問題。
大約在西元七○五年，李白的父親李客帶著一家人從西域來到了現在稱為四川的蜀中綿州昌隆縣（由於要避唐玄宗李隆基的諱，而改名為「昌明」）。李白四五歲即成為蜀中的居民。根據他日後的回憶，年幼時曾經在父親的指導下讀過司馬相如的賦作。這表示他的父親可能具有相當程度的文化修養，但是這一點不是沒有爭議。因為也有許多學者認為：如果在年幼的時候要教導一個孩子從事文章辭賦那樣的學習，這樣的父親應該不只是一個普通的商人，說不定也具有文人的背景。
關於這一點，我是存疑的。我相信李白的父親不見得實際教導過李白，那更可能是李白對於親長教養程度的吹噓。但李白的父親的確有可能通過金錢的支援，提供豐富的書籍。在大量如同遊戲一般的閱讀、模仿啟蒙之下，李白生活優渥，等閒不必操煩治生的實務，得此薰陶，他從童年起就長期浸潤於經籍文章之教，而沒有其他同代士子必須參與、將就的諸般科舉、制舉考試桎梏。
總之，在沒有進學（館學）唸書的背景之下，從年幼時就能熟稔古代辭章之學的經驗，堪稱是獨一無二的。根據《酉陽雜俎》所記，李白「前後三擬《文選》。不如意，輒焚之；惟留《恨》、《別》賦。今《別賦》已亡，惟存《恨賦》矣」。
但是我們仍然要問：李白為什麼要捏造自己的身世呢？他為什麼要誇張父親給他的文化教養？這裡，我們可以看出李白這一生之中極其介意，並且力圖振作的一個動機，那就是他不甘心成為帝國底層的一個賤民。在盛世之下，一個非士人階級的人，未嘗不能有野心、抱負，未嘗不想成就某些經國濟世的事業。李白真正的想法是什麼，我認為要從他十七八歲跟隨的師傅趙蕤這個人講起。
趙蕤這個人在歷史上所流傳的記錄不多，只知道他有個和他一樣不問俗名世事的妻子，曾經有地方官吏召見他們夫妻，希望趙蕤能出來做官，他嚴詞拒絕。李白曾經跟隨他至少三年以上的時間，在這幾年當中，有將近一年，李白自己到蜀中其他的城市，包括現在的成都（當時稱為錦官城）、峨眉山等處去遊歷。李白大約在二十五歲之前都在蜀中度過，其間跟隨趙蕤學習的一段經歷，對他日後的人生帶來了重大的影響。
趙蕤是一個今天來看「沒有中心思想」的人，也可以稱之為一個徹頭徹尾的「縱橫家」。所謂縱橫家，是以一套又一套儘管彼此相互矛盾、彼此扞格的論述，來達成言辯目的，以解決現實糾紛。這樣的人，經常藉由工具式的思維來謀求最大的利益——儘管未必是私利，卻也在一定程度上顯現其功利的、現實的、見風使舵的企圖。他們幾乎不真正探討或表現出自己相信些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