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縱橫家而言，勝負跟是非是可以等量齊觀的。這樣的一種人格，這樣的一種訓練，也許和李白天生的個性有所衝突，可是畢竟對李白的成長帶來重大的影響。趙蕤的著作——《長短書》內容還相當完整，就是通過種種反覆的舉例、辯論，針對一個一個設定的議題進行言辯，和劉向所編的《戰國策》、《說苑》、《新序》相當類似，堪稱是一部辯論手冊，而非思想論著。
李白寫文章除了模擬整個《昭明文選》之外，這種辯論術的訓練也使得他日後能侃侃而談，從容應對，在種種與人相互交談的過程中發揮機智，展現一種過人的風采。我常疑惑李白既然不能夠參與名目繁多的科舉、制舉，為什麼還那樣用功讀書。明明不需要考試，為什麼他會那樣努力呢。我相信在李白而言，那是一個有趣、恆久而且極其吸引人的遊戲。更進一步說，寫文章，學人寫文章，借用前賢修辭表現而令時人歎為觀止的製作，對於李白而言，就是一種表演。這種表演，無關乎日後能不能獲取成為士族、成為官吏的機會。他只關心一件事情：我的文章比起古代那些高高在上、號稱天潢貴胄者，那些諸侯卿士大夫，比起這些人，我李白應該毫不遜色。
與古人爭勝，與時人較勁，看起來是兩回事。如果說將「與古人爭勝」來取代「與時人較勁」，那麼這又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態？我們可以這樣說，在現實之中，基於身家地位不能參加科考的李白，如此積極地學習、模擬，並且一篇又一篇地寫那些看起來幾乎沒有人會欣賞的文章，到最後反而成就了李白作為一個文章家、詩人最重要的訓練。成就了此一訓練的李白也滿足了某種可以稱之為虛擬的抱負。在二十五歲離開蜀地之前，李白還碰到了什麼樣的事呢？我認為接下來的這件事情貫穿李白的前半生，甚至到最後還影響了他的婚姻。
讓我們先旁敲側擊地看一眼李白的父親為自己命名為「李客」這件事。
為什麼會有人為自己命名為「客」呢？客就是客人，也就是客商。給自己起這個名字，很顯然李白的父親並不是認真的。李白一定也知道李客並不是父親的真正名字。
唐朝人非常重視避諱，也就是兒子不能口呼父名，也不能在自己的作品裡書寫父親的名字。從這個角度來看，李白有很多的作品，比如「客心洗流水」、「樂哉管絃客」，至少在他的詩篇裡面能找到幾十個客人的「客」字，為什麼他不避諱呢？一，他本來就不屬於嚴格遵守禮法計程車大夫階級，可以不在乎。可是李白是一個希望自己能夠從模仿到亂真，把自己視為一個士大夫的人，應該還是要避諱的。李白不避諱，那就只有第二個可能，他很清楚父親本名不叫「客」。取名為客，因為他是從西域回來，心態上還是作客，何況他還是一個客商。
身為一個行商成本負擔要比一般的店商更多，冒的風險要更高，可是也許正因為交通流動遠地的貨物，獲利也可能更大。還有一點很要緊，就是需要擁有更好的償債能力以及更卓著的信用。
從實務面來看，既要獲利高又必須負擔比較少的風險，就應該在一次次長途交易貨品的往來之中，建立我們今天所說的倉儲和物流中心，以及區域性的交易網路。李客是有條件的，除了李白之外，他還有大小兩個兒子。李白很認真地讀書、寫作甚至吟詠詩歌，可是這些活動並不是承擔家族事業的正務，而是先前所說的遊戲。相較於同時代其他相同或不同階級的男子，李白遊戲的時間相當長。無論是否讀書應考、謀求仕進，唐代男子到了十四五歲即告「成立」，李白的哥哥和弟弟，大約就是過著這樣平凡而順命生活的人。
李白曾經有詩這樣說「兄九江兮弟三峽」，他的哥哥在九江，他的弟弟在三峽。九江和三峽兩地是長江流域整個水運的終點和起點，在這兩個地方，兄弟待了近乎半輩子。李白的哥哥大概也就是在十四五歲上到九江，幼弟差不多在同樣的年紀到三峽紮了根。這顯然和整個家族的營生有關。兄弟二人在水運起迄之地，轉運東來西就的貨物，春去秋來，執業如斯，本本分分從事著物流商的本行。至於李白，他在開元十三年忽然離開家鄉乘船下三峽，並且經過九江。可是他經過三峽的時候，並沒有去探望他的弟弟；經過九江的時候，也沒有去拜訪他的哥哥，讓人覺得很不可思議。看起來，他好像是要躲避與親人的會晤，為什麼呢？
十六七歲的時候，李白可能犯下過殺人的案子，根據他自己的吹噓，他曾經出手使劍，殺過好幾個人。如果李白所言不虛，那麼根據大唐律法，唐詩會少掉八成的光輝——李白就來不及把作品傳到後世了。李白並沒有真正殺人。他也許動了刀——因為他隨身帶刀。根據日後李白的好朋友崔宗之詩裡的形容「袖有匕首劍，懷中茂陵書」可知，李白的袖子裡隨時都藏著匕首。可能李白在殺人成傷之後，在進入偵查的過程中，暫時被釋放了，後來也不被追究——可能是李客花了些錢幫他擺平官司？接著需要一段平息的時間，李白不能在家鄉昌明市上繼續鬼混，這中間也許是半年，也許是一年。
接下來要問：在這一年左右的時間裡，李白去了哪兒？大致上，根據三言兩語、極為有限的資料，我們可以推測，他少年時期在一個叫大明寺的所在待了一年多。這會衍生出來另一個問題，寺廟可以讓任何人長期居住嗎？如果你是一個士人，也就是可以赴考任官的人，則儘管唐人筆記上流傳著「飯後鐘」（也就是吃過飯之後才打鍾，招呼來寺廟僦居計程車子前去用餐）那樣悲慘的故事，寺廟還是有義務接待各方進京趕考的讀書人。但是一所寺廟要讓李白這樣的少年犯進入，以讀書為藉口，逃避刑責，大概還是需要更復雜的關係。就此我們可以從當時寺廟與商人之間的經濟供輸，推敲出他們最可能的交往關係。
這就是我寫《大唐李白》最早的一段路徑。透過細節追索，我想描繪出一個文學史上沒有敘述過的李白。文學史這門課程以及這個概念，是一個近代學院的產物；學院制度生產出來之後，我們學習的人誤以為那厚厚的一本書裡就是古代文人生活、創作的大體風貌，作品好像總是跟前代的以及後代的作品發生直接的影響關係。我們因此而忽略了每一個時代的作家都可能更大程度上與他那時代的實際生活有著更密切的瓜葛。
李白的詩、生活與情感之所以還值得我們繼續求訪，乃是因為整整一千三百年前的大唐時代，還有太多值得我們去想象拼湊以及研究理解的痕跡。我才起步而已。
（本文從作者接受《外灘畫報》採訪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