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君」所指，自是崔滌；「魏夫人」，則非道教上清派的始祖魏華存莫屬，其人其事，家喻戶曉，丹丘子身為道門之徒，自然瞭如指掌；那麼——「斯人」又是指誰？
魏夫人名華存，字賢安，山東任城人，東晉司徒魏舒的女兒。據《南嶽志》所引《南嶽魏夫人傳內傳》雲：此女幼時便熟讀「莊老之書」，「篤意求神仙之術」，發誓不嫁。不過到了二十四歲上，還是奉親命遣嫁南陽劉文，誕二子，長名璞，次名瑕。即使如此，魏夫人仍常服胡麻散、茯苓丸，吐納氣液，攝生夷靜，且「閒齋別寢，入室百日不出」，專務修道。緣此虔誠致志，感格於天。西晉太康九年孟秋，忽一日，天上降來了四位仙君，授之以《太上寶文》、《八素隱書》、《大洞真經》、《靈書紫文八道》、《神真虎文》、《高仙羽玄》和《黃庭經》等三十一卷真經，此即上清派原始文書。
其中，《黃庭經》草本除了開篇六句之外，皆為「七言韻文」——在當時，「七言」別為一體，若非里巷歌謠，就是識字開蒙之書，尚且不曾被視為詩之一格。以七言韻文，作長篇論述，也是極其罕見的事。
「七言」日後之成為詩之大宗，《黃庭經》更可以視為另一關鍵。魏夫人據其草本，殷勤注述，用意顯然是傳道，可是卻於無意間藉由道教傳播力量，推動了這種形式的詩作。
此須別加解注——
《漢書·藝文志》說《史籀篇》是周時史官教學童的書，又著錄「史籀十五篇」。本注：「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亡六篇矣。」魏晉以下此書全失。段玉裁推測：「其書必四言成文，教學童誦之，《倉頡》、《爰歷》、《博學》實仿其體。」
至於《倉頡篇》，世傳丞相李斯作；《爰歷篇》，世傳中車府令趙高作；《博學篇》，世傳太史令胡毋敬作。「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從此定型為小篆。漢初，閭里書師合《倉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統稱《倉頡篇》；《倉頡篇》流行直到東漢。
而在有漢一代，司馬相如改創其體，更易其制，創用「七言」。相對於之前《史籀篇》、《倉頡篇》的四言。漢賦大家（廣義的詩人）司馬相如最重要的改革就是引進了民間歌謠的「七言」，成就了《凡將篇》。比起沒有用韻的前代之作，司馬相如更知道國風風人的潛移默化之功，系乎簡單而有力的記誦，也就是經由民間歌謠所擅場之體，讓蒙童得以更有效率地識字見義。
其後，西漢元帝時代，黃門令史游以《凡將》為藍本，另作《急就篇》，也大部分使用七言。可見在當時七言大概正是眾口相沿的陽阿薤露之調，如：「急就奇觚與眾異，羅列諸物名姓字，分別部居不雜廁，用日約少誠快意，勉力務之必有喜。」
此外，從東漢的鏡銘上也可以看到許多七字韻語，似亦可復案昔時「七言」流行的程度。司馬相如和史游在七言詩發展史上乍看不具任何地位，但是注意並運用民間歌謠形式，推動普及教育，卻不期而然地為七言詩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在兩漢書以及其他成書於漢季的史料上，還可以發現一種兩漢人用語的習慣，那就是七字句。「欲不為論念張文」、「關西孔子楊伯起」、「五經無雙許叔重」、「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楷模李元禮」。這些個品評人物的單句七字用語斷讀幾乎全是「四三」（二二三）。
在殘存漢魏以降的字書之中，「七言」之堆砌羅列大體如此。《凡將篇》：「淮南宋蔡舞嗙喻」（見《說文》二上）。「鐘磬竽笙築坎侯」（《藝文類聚》四十四）。「黃潤纖美宜制禪」（見《文選·蜀都賦舊注》）。其他雜有脫漏之文之例直到唐代都還出現過，文氣亦頗雷同：「烏喙、桔梗、□芫華」、「款冬、貝母、木櫱萎」、「苓草、芍藥、桂漏盧」、「白斂、白芷、□菖蒲」（見《陸羽茶經》下）。
不消說，這樣的句式也都來自民間歌謠七字句。在《凡將》、《急就》等篇問世之後，這個開蒙記誦字句的固定形式，也反證了「七言」在民間的流行地位。像是「劉秀髮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這種事關革天之命的話，也順理成章利用「七言」，可見其琅琅上口。
然而天下之大事斷非成於二三先行豪傑之手；二三先行豪傑若非他故而留名於青史，亦未必然能獨於無佛處稱尊。接下來一個無心插柳之人也幾乎丟失了他在七言詩史上的重要地位——王逸。
古人解注章句，是推崇作品最直接有效的工夫。屈賦也好、《楚辭》也好，都是透過漢人「章句之學」尋摘浸淫，而成為詩三百篇之外的「別祖」。東漢王逸在劉向整理編纂的基礎上，把《楚辭》推向一個更崇高的位階。而在他那個時代，七字句已經是普天之下、率土之濱最流行的一種有助於記誦的語言形式了。
王逸作楚辭章句，經常使用七字句，句句用韻，再於句尾之處加上一個也字，這當然也是為了方便記誦。連王逸自己寫的《琴思》，都為後世學者懷疑為「某篇之注」；可想而知，許多王逸自作的詩句或可能也早就被混進「楚辭章句」之中去了——無論如何，王逸大量運用「七言加一虛字」的動機很明顯：他了解、運用這個人們長遠浸潤的記憶形式，統一了註文和原文的文氣，藉以方便學習者朗讀、記誦而流傳。
由此可知，漢唐間數百年，「七言」以其調俗而不被視為詩，卻又以其易記宜誦而成為流行謠諺的載體。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之中，此體並非一蹴而成就為近體詩格之一、蔚為大宗，居間《黃庭經》之功大矣。
漫摭其句如此：
上清紫霞虛皇前，太上大道玉晨君。閒居蕊珠作七言，散化五形變萬神。是為黃庭曰內篇，琴心三疊舞胎仙。九氣映明出霄間，神蓋童子生紫煙。是曰玉書可精研，詠之萬過升三天。千災以消百病痊，不憚虎狼之兇殘，亦以卻老年永延。（《上清章第一》）
黃庭內人服錦衣，紫華飛裙雲氣羅，丹青綠條翠靈柯。七蕤玉龠閉兩扉，重扇金關密樞機。玄泉幽闕高崔巍，三田之中精氣微。嬌女窈窕翳霄暉，重堂煥煥明八威。天庭地關列斧斤，靈臺盤固永不衰。（《黃庭章第四》）
諸仙授書於魏夫人時曾吩咐：「此書昔授之北斗壇君、西城總真君，復授之南華生，今以付子，且語以存思指歸行事口訣。」這話中的「指歸」二字，隱隱然像是在北、西、南三個方位之外，另示以東行之宿命。
獨得秘卷之後，魏夫人益發專篤修行。劉文早卒，時當司馬氏天下裂解，不能複合，魏夫人獨見時衰，推知人力無可挽救，遂攜子隨晉室東渡。兩個孩子扶養成立之後，魏夫人隨身僅一婢子，名曰麻姑，就在晉大興年間來到南嶽衡山，在集賢峰下結草舍而居。
相傳此一期間，西王母曾約魏夫人到朱陵山上共食靈瓜，並賜《玉清隱書》四卷，「時年八十，仍顏如少女」。這一段安靜修真的日子，長達十六年，終於在東晉成帝咸和九年白日昇天。傳聞當時她閉目寢息，飲而不食，一連七晝夜，之後才由西王母派遣而來的眾仙迎接飛昇，時年八十三歲。
昇仙之後，魏夫人還被天帝封為「紫虛元君」領「上真司命南嶽夫人」，與西王母共同治天台山、緱山、王屋山、大霍山和衡山等地之神仙洞府，侍女麻姑也列入仙班，弟子女夷受封為花神，主掌百花開落之事。古來華夏女子修道，向稱始於魏夫人。
三十年後，時在東晉哀帝興寧二年，魏夫人真仙再度下凡，以扶乩降筆之法，親授琅琊王司徒舍人楊羲《上清經》，命以隸書寫出，此據《真誥》卷十九《真誥敘錄》所載，其事極異，推驗不能復證；時移事往，湮遠難以深疑。楊羲將《上清經》再傳護軍長史許謐、上計椽許翽。無論這部經書的來歷如何，經由扶乩降筆一節，魏夫人便為後世上清派尊為第一代天師。
但是在司馬承禎的話裡，「魏夫人」三字一齣，崔滌感覺有一張模模糊糊的臉孔，從無限遙迢的歲月之流中濯浴而出，逐漸清晰了起來；他一面抬手擋著驟雨，一面不敢置信地囁嚅以對：「真君所言，乃某家一向所深諱之事乎？」
「一家之事，亦不免牽連一國之事。」司馬承禎雙眉一皺，念力微聚，居然讓面前看似緊閉著的木門應聲而開；廳中榻上給驀然驚醒的是個野人——吳指南一張困惑萬端的臉迎向乍然欺入的雨聲和天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