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潘師正這一群弟子中，有「龍馬狼驢」之目。「龍」是龍潛，「馬」即司馬承禎，「狼」為郎岌，「驢」則是盧藏用。
慶州龍潛，字於淵，據聞此子天資穎慧，於學無所不窺，追隨潘師正最早，能觀星，擅術數，惜其年壽不永，曾無一文傳於時，很早就過世了。
盧藏用的叔祖盧承慶曾任度支尚書，父盧璥，官至魏州司馬，世為士族，又是進士出身，以文章名家；其學辟穀、煉氣之術，極為時人所重。中宗神龍中，盧藏用任禮部侍郎，兼昭文館學士，數度隱居於長安近郊的終南山，人譏為「隨駕隱士」。此公最為後世所周知樂道者，是他曾經指著終南山，對司馬承禎說：「此中大有佳處。」而司馬承禎則答以：「以愚觀之，此乃仕宦之捷徑耳。」用這一段對話作為盧藏用的諡注，似乎有些冤枉。盧藏用工書法，書體酷肖右軍，與陳子昂、趙貞固交遊極密，情誼佳好；而陳、趙年壽不永，都早早地過世了，盧藏用為此二友撫孤以至於長，可見風義。
至於狼，在龍馬狼驢四子之中，年齒最長，他也是崔湜夫人的傳道師郎岌。
此人原籍定州，年幼時尚未修習道法，已擅佔氣候，名動兩京，潘師正眾徒之中，他是唯一受訪顧而得以相與接談的。一談之下，潘師正驚為天人，向不以弟子視之。
郎岌弱冠之年，便常應達官貴人的禮聘，為土木風鑑之資。可是，一方面由於天賦異稟，他一向視研讀道經、修煉丹藥等為餘事，不甚措意，是以積學不能厚，言事便不能深。也由於少年得意，性情排奡不羈，落落寡合，常直言忤人，所以交遊雖廣，也頗惹忌憚。
傳聞：郎岌曾在東西兩京之地到處遊觀多年，身後時時有一班衣冠人物追隨，聽其指顧，隨口談吐些個災祥休咎的言語，當下以為說笑無稽，可是日後往往徵應不謬。這是他被崔湜看上，迎入府邸、奉為上賓的根柢。
崔湜密邀郎岌入府，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有個一向潛心習道的妻子魏氏。崔湜的盤算是，倘能市之以恩，賂之以惠，有朝一日若得盡收郎岌之術，成其內眷私學，則自己在風雲詭譎的官場之上，容或還能由於透達的識鑑，持續他「先據要路以制人」的勢力。
令崔湜大喜過望的是，老郎岌居然一口答應，入府不數日便設施典儀，行授業之禮。郎岌受拜之際，看著九炷香菸，忽然嘆了一口氣，對新收的女弟子道：「年外或將有不可測之大故，吾等且勉乎哉？」這話令崔湜若有所悟：原來郎岌之所以答應入府，並非圖報於崔湜的籠絡，而是為了能及時得人傳授了自己的道法。
至於那「大故」為何，郎岌不說，誰也沒敢問下去。這是中宗景龍三年初的事，正當時，宗楚客拜為中書令，蕭至忠為侍中，崔湜也由於私侍上官昭容的緣故而得以為同平章事，實際上掌握了相權，然而為期不長——崔湜的父親崔挹任國子監司業，私收選人賄賂，而崔湜不知，反而把給了錢的選人給汰除了。那人不服，前來理訴，道：「公所親受某賂，奈何不與官？」崔湜怒道：「所親為誰？當擒取杖殺之！」那人冷笑道：「公勿杖殺！殺則來日便要戴孝也。」為了這樁醜聞，崔湜被外放到襄州為刺史，行前郎岌笑著對崔湜說：「春榮到襄，秋實返秦，安之。」半年不到，中宗行郊祀禮，果爾放還。
不過，這還談不上什麼「不可測之大故」，論及彼一「大故」，仍須從前事索尋。
先此，武后久視元年春天，成州有身長三丈、面色如金之人，夜半現跡，有人說那就是佛；佛還留下了話語，謂：「天子萬年，將有恩赦！」於是改元「大足」。
當時郎岌便與崔湜說：「深恩不可測，大獄或將興。」中宗皇帝當時復為皇太子，皇太孫李重潤則受封邵王，果然在這一年，邵王和他的妹妹永泰郡主、妹婿魏王武延基由於議論張易之、張昌宗兄弟與武則天的宮闈穢事而遭賜死。
這樁慘案，留下了一個伏筆，直到中宗繼位，雖然追封李重潤為懿德太子，仍心有不愜；而李重潤的生母韋后，更對中宗的庶長子李重福常懷嫉恨，以為當年賜死之事，乃是李重福與張易之兄弟聯手構陷所致。中宗遂先貶李重福為濮州員外刺史，再徙之於蜀中合州，復遷往湖湘之均州。非僅奔波於萬里程途之間，在地且不能兼領權柄，直似流人而已。
景龍三年，中宗祀於京師南郊。崔湜當時更由於攀附上安樂公主的緣故，奉召入陪大禮，風聞將有大赦，可是郎岌卻力持反議，笑吟：「帝氣三千界，悲風下邵陵。」此處的邵陵，所指乃為邵王陵寢，語意明顯：基於皇帝對李重潤的悽惻追思，李重福斷無逢恩被赦的機會。
流人遇赦而放還的事所在多有，偏偏李重福總不能沐此天恩；他鬱懷慘悄，陳情上表：「陛下焚柴展禮，郊祀上玄。蒼生並得赦除，赤子偏加擯棄。皇天平分之道，固若此乎？」其悲憤可知。然而，縱使有這樣一封書信，也沒能得到回覆；日後——也就是在中宗駕崩之後，相王李旦即位之初——李重福終於發動了一場兵變，而這一場迅速被撲滅的兵變所牽連動搖者，將應於多年之後洛陽的天津橋畔，是時李白在焉。
然而，就在中宗行郊祀禮的當天，郎岌在京中遙望南郊氣象，反而流露出哀悽的神色，同崔湜道：「昔言‘不可測之大故’，今可測矣，崔郎宜早訂計。」
崔湜一向服其神算，聽這語氣，更不像平常那般坦易從容，遂跟著慌張起來。郎岌推算了整整七晝夜，才道：「太陰、歲星犯紫微，大喪數定；非有巨力，吾等亦將不免，噍類無遺矣！」
帝星有故，大寶易主，這是常例。不過，郎岌卻推看出更多的細故和變化。首先，帝星之災，居然變自中宮，也就是顯然指向了韋氏與安樂公主；其次是二度履儲君之位的相王，其家也有異狀。那是在長安城東、隆慶池北，相王的五個兒子——分別是壽春王李成器、臨淄王李隆基、衡陽王李成義、巴陵王李隆範和彭城王李隆業——列第於此，廣宇連棟的宅邸，朱甍碧瓦之上，鬱郁然繚繞著帝王之氣，連日更盛。僅此二象，便教崔湜更加不安了。
崔湜向所倚附，不外韋后與安樂公主之黨，兼以旁通上官昭容，私侍太平公主；若說太陰、歲星所指確為外戚，則不免涉嫌篡逆，如此一來，崔湜的麻煩可就大了。郎岌也顧慮及此，遂議：「並從二象，而定於一策之間，唯入相王府耳！」
相王李旦性懦而多懼，敬鬼畏神，疑風惑影，常到處尋訪術士以求前知，總想逆料天命，趨吉避凶。尤其是從母親武后那裡承襲一事，常著迷於字卜，無可自拔。所謂「字卜」，遇事隨機見字，便以該字為該事徵兆，幾乎無處不可行之。非密邇之人，不知相王積習如此，還當他一意著迷於文字訓詁之學。
郎岌所定之策，是先與相王家人私語：崔湜之妻早歲即得異人傳授秘法，能佔氣候，且擅以經卷字句為卜，恰是以此術觀得隆慶池北的五王宅第森森然有帝氣，堪信仍有可以深入參詳的機宜，何不召之過府，詳詢底蘊？
此番夤緣布畫，還有另一籌在其中——郎岌得以老僕之身，隨侍在側，暗中指點。這樣預著地步，一方面可以親近相王，一方面還可以讓崔湜本人避於嫌疑之地，以免招韋氏一黨耳目。
這時節，正逢臨淄王李隆基罷潞州別駕之職，返回京師，到處結交豪傑、陰聚才勇。一旦聞知隆慶池北帝氣之說，自然也平添了十分興味，隨即擇日將魏氏、麻姑、璞娘、瑕娘並郎岌等一行主僕十多人都輾轉迎去，先在臨淄王府盤桓竟日，所圖無他，就是仔細觀瞻王府地理。一時鬨傳崔湜獻妻，臨淄王與崔湜則從未為這穢聞做過隻字片語的辯解。試想：有這樣繪聲繪影的閒話，以為遮掩，豈不比什麼託辭都來得有效，且不落痕跡。
在臨淄王府，李隆基摒去閒雜人等，僅萬騎軍果毅葛福順、李仙鳧隨同侍衛，引魏氏、郎岌周遊王府。隨行的，只有當時正在王府做客的西城、崇昌兩位縣主——她們都是李隆基的妹妹，從小就研讀道經、訪習道術，執意相從，李隆基也不能峻拒。
那魏氏每看一處亭臺樓宇或是園林池沼，便回頭同那俯首低腰、神情極為虔敬的郎岌肅容相商，聲語甚低，旁人但聞窸窣，不能辨解其義；偶然聽得零碎字句，不外「北斗」、「紫微」、「太白」、「入犯」等不成片段的話，之後，郎岌才以十分簡潔的詞彙慎重稟報：「林木佳祥」、「土石安頓」、「觚稜渾穆」。李隆基也只能唯唯而已。直到遍行一週之後，郎岌又同魏氏一陣耳語，忽然討了手版筆墨、鋪紙疾書十二字：「庚子日晡時出玄武見流星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