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成長小說」論張大春《大唐李白》首二卷的幾個問題
《大唐李白》是張大春自2013年起創作之長篇小說，以詩人李白（701-762）生平為經，大唐盛世為緯，預計四卷共百萬字以上。首二卷《大唐李白·少年遊》與《大唐李白·鳳凰臺》（以下簡稱《少年遊》與《鳳凰臺》）分別於2013年夏與2014年春出版。前者以少年李白隨師父趙蕤（659-742）於大匡山學習為主要內容；後者敘述李白二十五歲前於蜀地出遊，並與道教上清派宗師司馬承禎（647-735）相遇的經歷。小說出版以後的評論重點有二，一為還原李白在大唐歷史中的位置，完成以小說寫文學史之訴求；二為還原大唐文學環境之用意，延續歷史與小說「紀實與虛構」之辯。兩者都與作家多年來的寫作動向相關：「大說謊家」式的虛實比例探究，以及實存的古典詩歌與現代小說虛構的精神對壘。《大唐李白》的創作可帶來全方位式的解答。寫作手法方面，小說包含大量歷史的考證、神話的添補，對人物、情節與故事性相對壓抑。本文承接以上關注，試以另一路徑探索，從歐洲十八世紀「成長小說」（bildungsroman）的文類結構為參照，解答《大唐李白》首二卷意旨及小說技法上的幾個問題。
在現存有關《大唐李白》的討論中，論者提出過「學者小說」、「惡棍小說」、「旅程小說」的讀法，惟暫未出現過「成長小說」的課題。謂成長小說，俄國文論家巴赫金（mikhailbakhtin）認為最核心的型別特徵為「人的成長與歷史的形成不可分割地聯絡在一起」，簡言之為一種關注青年及趨向成熟的階段、把個人發展放置在社會語境的小說文類，著實與《大唐李白》中的歷史與人物兩端有著深刻的聯絡。其次《大唐李白》首卷題為「少年遊」，次卷題為「鳳凰臺」，兩卷主要內容仍只覆蓋至二十五歲前的李白，未及經歷婚姻、酒隱安陸的十年蹉跎，更遠遠未及四十歲入長安。換言之，《大唐李白》用上四卷中兩卷的篇幅，處理李白生平中相對不為人所熟知的首二十五年之「成長階段」。不過，上述有關篇名與內容比例的傾向，均不及《大唐李白》與成長小說經典《威廉·邁斯特的學習年代》（wilhelmmeister’sapprenticeship）及《威廉·邁斯特的漫遊年代》（wilhelmmeister’sjourneyman’syears）在結構上的相似引人注意。
首先，《少年遊》與《鳳凰臺》兩卷內容可以概括為「李白的學習年代」與「李白的漫遊年代」。前者記述李白以「學一藝、成一業、取一官、謀一國，乃至平一天下，皆佳」之志，師從趙蕤學習辭章摹寫、採藥引禽或「是曰非曰」之縱橫論術；後者承接趙蕤的安排，讓李白帶同胡商父親李客的借據作盤纏，先與大明寺和尚慈元出遊蜀地，再於金陵結交詩人孟浩然、貴族崔五，以及道教上清一派宗師司馬承禎。歌德的《威廉·邁斯特》系列亦有十分相近的元素：主人公威廉·邁斯特是殷商之子，但對繼承父業毫無興趣，期望在劇場界獲得文藝上的滿足。威廉對劇場的熱情隨著對不同女性的戀慕而起起落落，同時亦以為父親履行商務之名遊歷各地；後來與貴族女子娜塔妮結合，同時發現秘密組織「塔社」（societyofthetower）一直關注他的發展，而娜塔妮的哥哥羅沙利奧正是塔社的領導成員。最後威廉與羅沙利奧共同繼承了一筆鉅額財產，寄望為後來子弟造福。
本文無意把尚未完成的《大唐李白》與十八世紀末的《威廉·邁斯特》系列作太多類比與附會，但點出其中共有的成長小說核心仍是饒有趣味。兩部作品同樣教人思考：主人公怎樣才算完成目標？若最後違背了初衷，那算是完成了自我實現嗎？主人公的「發展」是由一連串的偶然機遇所造成嗎？其中主人公的自我實現與社會周旋無疑是成長小說的重點，兩者最終會綰合而導向一平衡的結局，惟這結局的必然性，卻是充滿不確定性的，因此也可以說，成長小說的結局一向並不重要。威廉·邁斯特所面對的十八世紀歐洲有劇場、中產階級、貴族、塔社；李白所面對的大唐盛世同樣有詩壇、商人、高門與道教上清派。撇除既有的時空文化差異，仍可見此中個人文學的追求、先輩出身的羈絆、貴族階層的嚮往及外來神秘組織的協助這四個座標。根據義大利學者francomoretti論成長小說的專著thewayoftheworld:thebildungsromanineuropeanculture（《世界之道：歐洲文化中的成長小說》）的研究，成長小說最大的文類特徵在於「兩個世界」之間的衝突、妥協與轉化。這個帶有黑格爾式（hegelian）辯證法意味的解釋應用在《大唐李白》的主題結構之上，大抵可以分成「士與商」、「仙與凡」、「正與反」三方面釋述之，從而解決《大唐李白》和成長小說的故事性、虛構性與時間的問題。
士與商：「賤商之子」李白與唐代政經制度
《大唐李白》出版以來有三大討論焦點：經濟學考據，虛構與史實的比例，以及李白較人性化的情感問題。本節先處理李白能夠完成學習與出遊的關鍵條件，再分析作者何以用大量篇幅考證李白的出身與唐代政治與經濟背景的關係，而相對地壓抑小說的故事性。
《鳳凰臺》寫李白初見孟浩然，互相驚為天人，對彼此仍一介白身有說不出的驚詫與遺憾。被問及「汝何不逕取彼一進士耶？」李白深知不能直言：「某，賤商之子，不合應舉。」不得已取另一答案以應對之。關於李白的出身，郭沫若《李白與杜甫》與王瑤《李白》均認為他是富商之子，另林庚《詩人李白》更進一步在「混遊漁商，隱不絕俗」中凸出李白的「布衣感」。然而關於李白父親李客的資料相當有限，大多來自範傳正《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並序》的一段：「自國朝以來，漏於屬籍，神龍初，潛還廣漢，因僑為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為名。」《大唐李白》以李客的背景與出身大造文章，一方面為李白鋪墊出最困擾的「布衣出仕」難題，另一方面卻從最為壓抑故事戲劇性的大唐政經制度入手，論證「賤商之子」與李白進入士人階層一體兩面的辯證關係，訂定了《大唐李白》「去故事」的書寫策略。
《大唐李白》卷一《少年遊》以相當平淡的綿州刺史李顒賦新詩開始，此一好官在立春前夕自制新詩：「終始連綿盡一朝，櫻垂雨墜頌觴椒。郊迎新歲春來急，老對初芽意未凋。筆墨催人消節氣，心情問世作塵囂。猶能幾度添佳詠，看洗寒冰入大潮。」李顒在一番聲律與典故的講究之後，呼同參軍、僕從及來客等驅車出遊戴天山「賞禽」與「會神仙」，所會者即李白的師父趙蕤。綿州刺史李顒為虛構人物，所寫詩歌亦為張大春所撰，惟所敷陳者，即《新唐書·李白傳》中記述李白「州舉有道，不應」一語。李顒的設定既指出「詩」為大唐士官階層之生活語言，講究聲律用典，為文官必備之才能；其二是由李顒出訪會神仙之說點出大唐文官的出處，在世襲與科舉以外往往由求訪隱逸之士而來。而李白的學習年代，跟從趙蕤所學之事，即此二端：詩文仿作之鍛鍊與正反隱顯之道。
趙蕤確有其人，見《唐詩紀事》引《彰明遺事》：「往來旁郡，依潼江趙徵君蕤。蕤亦節士，任俠有氣，善為縱橫學，著書號《長短經》。太白從學歲餘。」另《新唐書·藝文志》謂蕤：「梓州人，開元中召之不赴，有《長短要術》十卷。」結合《唐詩紀事》引《彰明逸事》：「隱居戴天大匡山，往來旁郡。」又《一統志》：「大匡山，在成都府彰明縣北三十里……唐杜甫寄李白詩：‘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亦名戴天山。」加上李白詩《訪戴天山道士不遇》，《大唐李白》即把戴天山道士解讀為趙蕤，並落實李白師從趙蕤讀書、養奇禽、學辯縱橫之經歷。值得留意的不僅是小說對李白的第一位師父及其教養內容的關注，更重要的是此一教養機遇，正正是由胡商李客帶來。
小說虛構李客因求醫而結識趙蕤，後來以一疊名貴的「逐春紙」求趙蕤接受其時正在大明寺寄住的兒子李白為弟子，為的只是避免「橫死於市」的下場，同時亦愛惜其好作詩文的天分。趙蕤起初拒絕，及後李白偕友人吳指南親自往訪戴天山，引出一段關於李白之學習目的與志向的論辯：
「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來求神仙指點。」
「出欲何往？」趙蕤一面問著，一面覷了眼旁邊的吳指南，發覺他也狀似茫然，並不懂得李白話裡的意思。
「學一藝、成一業、取一官——」李白笑了，「謀一國，乃至平一天下，皆佳！」
……
這時，他見少年李白得意，忽然起了玩心，操弄起對方的語句：
「若是學了一藝，而不能成就一業，抑或成就一業，卻不能掠取一官，抑或掠取一官，但不足以謀事一國，而謀事一國卻攪擾得天下大亂，可乎？」
吳指南又灌了幾口酒，每飲一口，都小心翼翼地吐去酒渣，他看來比李白還年輕些，卻能從容地對付這種新醅的濁酒，可見已經是個相當熟練的飲者了。李白到這一刻才索過壺來，徐徐而飲，並不在意浮沫，片時便將餘酒飲盡。他抬起袍袖擦了擦嘴角的酒痕，忽然答道：「亦佳！」
不過這種豁達的心態在《鳳凰臺》裡即產生變化。孟浩然問李白：「汝於天下，有一諾否？」李白卻不再有此「皆佳」、「亦佳」之說，只能以《莊子·人間世》「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應對，但其實那是他「自己都不能相信的話」。此亦巴赫金所謂「成長小說」人物隨時間環境之變化之特徵。但在《少年遊》中，李白已明確表示對商人之子身份的感慨，他與趙蕤曾有此頗令人動容的一段對話：
趙蕤一凜，他凝視著眼前這少年，炯炯眸子，猶如餓虎。在言詞上，他感覺受了頂撞，但是那一雙眸子所透露的，並無敵抗之意，只有天真。他微一動心，問道：「汝父曾告某：汝有兄弟在外？」
「兄在江州，弟在三峽，已經三數年了。」
「爾兄爾弟俱得在外自立，汝卻說什麼‘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
李白聽此一問，神情略微有些黯然，瞬了瞬在巨石上眼茫神迷、既困且惑，不住打著盹的吳指南，道：「他們耐得住計三較五，稱兩論斤，某卻不成。」
對答中的背景一來自李白《萬憤詞》「兄九江兮弟三峽」，並同樣如郭沫若的考證引申李白弟兄在長江上游和中游從事物資流動的生計，從而引出李白「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之熱中心情。不過小說的敘述並沒有由此轉入抒情，卻直接從抽離的角度評述大唐一代的政治環境：
近世以來，無論士大夫之家、耕稼之家、匠師之家，甚至商賈之家，如有子弟想要承繼先業的，父兄之輩，多催使及早自立。與前代相較，甚至與宋、齊或齊、梁之間比起來，這種風氣就顯得慌張而促迫得多。
天下家戶浮多，丁壯繁盛，許多年紀不過十三四歲的後生已經離鄉背井，行江走湖。即以士人而言，自從中宗以降，朝廷用政，鼓勵干謁，竟還有黃口小兒，童音嚶鳴，便至公廨見大人，議政事，獻辭賦；深恐一旦落後於人，便要淪落得一生蹭蹬不遇了。
這種插入史實或評論以壓抑故事敘事的手法，在《大唐李白》中比比皆是，但對照細析，即發現此抒情、敘事、紀實與評論交錯的手法，即為成長小說最核心內容之兩端：個人實踐與時代社會衝擊下的周旋過程。其中在《少年遊》中考證最為嚴密詳盡的，即為李白的盤纏問題。
如前所述，李白為殷商之子的出身已多所認證，由此亦引出對「千金散盡還復來」的經濟來源的各種研究，當中包括李白在《上安州裴長史書》中所謂「散金三十餘萬」的貨值對換或具體的營商行業之考據。惟《大唐李白》起碼有兩項關於大唐經濟史的猜測，卻純為小說家之發明：一是李客之財政來源與寺廟及田地制度的關係，即《少年遊》中提到大明寺和尚慈元以佈施所得放債而成「無盡財」，李客為其打理；二是以借據作盤川的實際猜測，亦即小說中所言李白帶著父親寄存在大明寺的「無盡財」借券，把本應轉交兄弟的錢財散盡天下。此一創造性的考證已由作者於不少訪談中闡述引申，其巧思及迂迴亦延續了自《城邦暴力團》以來一貫技巧上的肯定。當中歷史細節與可能性可繼續供史家考核，而在肯定小說的文史考證功夫與虛實互滲的書寫策略之餘，仍可指出若從成長小說角度考慮，《大唐李白》中大量文史考證細節的珍貴處，實不在作者個人才具之展示，或模糊正史野史真假的實驗，而是非得靠這看來確鑿無誤的條件，才能顯出李客對李白最弔詭的影響：賤商之子既是「我獨不得出」的最大宿命障礙，也是李白師從趙蕤，體會「終南捷徑」、「是曰非曰」之理，以至日後「遍幹諸侯」的資本。正如《少年遊》卷末所言，盧煥見李白心儀魏晉貴盛之人如謝玄暉，即毫不客氣地借醉問道：「若在彼時，以汝一介白身，能作半句詩否？」李白也只能如此反省：
李白一驚。盧煥的醉言醉語彷彿揭開了他從來不忍探看的一個角落——原來是這「一介白身」四字；縱令如何致力於文章書史，滿心想要追隨那些聖賢、英雄、高士、才人；他猶原一介白身耳。說什麼太白金星下凡，只消不在貴盛之家，偏能空懷鉛刀一割的假想，他其實什麼都不能做。
這正是李白的生成中最不堪聞問的一個問題，在講求門第的魏晉他根本無法寫詩，然則他的天才不是客觀而必然的。「大唐」與「李白」之間的張力，隨著李白的生成與成長小說跨越兩個世界的結構，以及考證陳述之去故事敘述，於此正式展開。
仙與凡：「太白星」李白與道教上清派理想
從成長小說的結構來看，作為商家之子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解構了李白作為文士的文章天才，帶出時勢出身之微妙。李白若要開啟大唐之門，所能仗倚的可能是另一種身份。賀知章見李白即謂是「天上謫仙人」，後世亦稱李白為詩仙。《大唐李白》在仙人與道教關係的問題上亦絕不會輕輕帶過。如前所述，小說以刺史李顒拜訪道士趙蕤為開首，提出道教與朝廷的關係，亦引出所謂「終南捷徑」的時風。正如趙蕤本人的出身亦有此奇異的兩面：既是隱居大匡山的道士，亦是醉心縱橫之術的《長短書》的作者。趙蕤悉心為李白引薦又轉身回絕，動機是十分清晰的：「自古仕、隱兩途，本來有著全然不同的價值觀、生命情調，或是國族信仰。然而到了唐人的時代，隱之為事，卻一步、一步，不著痕跡地，逐漸演變成為一種仕的程式，甚至手段。」
小說中對於李白如何擺脫賤商之子的身份有很細緻的鋪排，其中對「詩仙」身份的多重玩味即是其一。唐李陽冰《草堂集序》謂李白為太白星轉世：「驚姜之夕，長庚入夢，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世稱太白之精得之矣。」《大唐李白》即在《鳳凰臺》把這個神仙託生的故事與道教上清派把李白帶入宮中的關係綰結成一引人入勝的淵源，再一次展示小說虛構與歷史考證的張力，亦進一步豐富成長小說中從一個身份進入另一個身份的曲折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