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時代的政權、兵權、土地所有權，是藩主和武士階級專有的，學問也是武士階級專有的。教育的機關，除了藩學而外，私立的學塾也是為武士而設。商人、工人、農夫，不但是在社會階級上被武士壓服，連知識上也是被武士階級壓服了的。日本從前叫商人作「町人」，因為他們是住在街坊上的；叫農夫作「百姓」，這大約是把中國的熟語用錯了。這兩種人的品性很可研究。農夫完全是靠務農生活，雖是一生一世沒有知識，沒有學問，又沒有社會上的榮譽地位，但是一生和自然做朋友，所以性格是很純樸的。兼之那個時代政治思想是重農主義，藩主武士們腦筋裡受著中國民以農為本的感化，至少對於百姓們的人格不會有很大的輕侮，所以還過得去。唯有商人，在社會階級上既然處於被治的階級，住的地方又和治者階級接近，所營的生業又要依賴治者階級，只在一種極鄙陋曖昧的空氣裡面作世襲的守財虜，性格上自然發生出很齷齪的卑鄙習慣來。人格上毫無地位的商人當然不會有高尚的德性，因為高尚的德性不但不能夠幫助他的生活，反而可以妨害他的生活的。有名的實業家澀澤榮一，他有一篇論封建時代商人性格的文章，講得很清楚。看他這一段話，就可以明白六十年前的商人氣質了。
從前國家的租稅，為主的就是米，也有徵收蠟、沙糖、藍、鹽各種貨物的。幕府及各藩邦，把自己所徵收的貨物，用他們的官船裝到江戶〔就是現在的東京）、大阪去，用投標的方法賣給大商人，大商人再賣給門莊的小店家。此外雖然也有直接向農家收買米糧等類來販賣的商人，不過大宗買賣卻是由官府出來的。所以那個時代的商人不過是一種小賣店。這大一點的商人，所謂藏宿（是代官府賣貨兼做貨棧的商人）、「御用達」（是專替官府做買賣的大掮客），都是歷代相傳的大家。主人只要在屋子裡面招呼一點年節計算，就可以了，其餘生意的事都交給經理的人。到各藩府裡出入，年節非送禮不可，對那些官吏非請他們吃酒嫖妓不可。只要這種事做得周到，生意就大可以發達了。
這個時代，商人和官吏的社會階級相差得很遠，絕對是不能夠同席談話的。極端地講，簡直就是沒有把商人當人。江戶那樣大都會比較好一點，小藩地方尤其利害。小小一個代官出門，商人農夫都要跪在地下。商人見武士，無論什麼事，都是絕不能夠辯論是非曲直。如果武士們出了一個難題，實在不能應承，也不過只敢說：「貴意是一點不錯的，請許我詳詳細細地想過之後，再來回明就是。」總而言之，當時商人對武士，實在卑汙到極點的了。
商人既處於插賤的地位，當然養成了一種卑劣的性格。從前那些武士們，對於商人是很鄙屑的，他們所讀的中國書也都是充滿了賤商主義的文字，以為這是下賤人天生的習性，叫這種性質做「町人根性」。罵人的時候，也就把這一句話用作頂惡劣卑賤的意義。一直到現在，上流社會里面的人平常還拿這句話來罵人。就這一點看來，就可以曉得日本的封建的制度，一面是養成一部分食祿報恩主義的武士，一面也造成下賤卑劣的商人。武士的性格是輕生死，重然諾；商人的性格是輕信義，重金錢。一面是回教式的神秘道德，一面猶太式的現金主義。所以承繼武士道氣質的武人雖然專制，卻是許多年來的歷史把他造就成一種意志堅強，自尊心豐富；能夠不怕強權，同時也就不欺弱小；在戰陣上能夠奮勇殺敵，而在自己失敗的時候，也就能夠為惜名而自殺。我們要曉得歐洲尊重女子的風俗是出於騎士憐愛女子，就可以推想所謂武士道的特質了。我常常想，何以歐洲人對於美洲土人那殘酷，竟忍心動輒坑殺數十萬的土人，原來這種行徑絕不是出於純粹的戰士，而是出於拿了刀的商人和流犯。日本封建時代的所謂「町人根性」，一方面是陰柔，而一方面是殘酷。以政治上的弱者而爭生活上的優勝，當然會產生這樣的性格。現在日本的實業家裡面，除了明治時代受過新教育的人而外，那些八十歲級的老人裡面，我們試把一個武士出身的澀澤和町人出身的大倉比較研究起來：一個是誠信的君子，一個是狡猾的市儈；一個高尚，一個卑陋；一個講修養，一個講勢利。這兩種極不同的性格，就可以明明白白地看出武士與町人的差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