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佐賀藩主鍋島肥前守的上書中有一節說：
幕府之職，世號徵夷大將軍，此徵夷二字實為萬世不易的眼目。當今太平日久，士氣偷惰，正宜乘時奮發，耀威國外，乃足以挽回末運，奠定國基。
(三）川越藩主松平太和守的上書中有一節說：
凡諸外夷，對於皇國有敢為不敬者，允宜施以皇國武力，悉加誅罰，以光國威。
只此區區數節，也就可以揣測當時人的思想和知識了。在這樣一種空氣下面，最有力的刺激文字就是宋明亡國的歷史，蒙古滿洲蹂躪中國的事實。一般有志氣的人，時時把這一種事實來鼓舞全國國民團結抵抗計程車氣。而鴉片戰爭和英法聯軍戰爭兩件大事，更把日本全國的武士的熱血沸騰起來。一面以亡國的危險警告國民，一面也學習不少的國際情形。所以中國在十九世紀初中葉所受外國的壓迫，也是日本維新的大興奮劑。梁川星巖《詠鴉片戰史》雲：
赤縣神州殆一空，可憐無個半英雄。
臺灣流鬼無人島，切恐餘波及大東。
山內容堂《詠英法聯軍陷北京詩》雲：
誰教醜虜入燕城，八百八街羶氣腥。
開帙獨誦淡庵集，失聲欲罵小朝廷。
這兩首詠中國的詩，不用說是處處都對著日本當時的國情說話，想要激動全國士氣的。幕府外受逼於外國的威力，內受逼於志士的責備，其非倒不可實在已成了必然的事實。所以攘夷和倒幕成了一樁事情，正和中國排滿和排外成為一個時代傾向，是完全一樣的。
大家以為明治初年的徵韓論是薩藩西鄉一派鼓吹出來的，其實不然，長藩裡面的人主張徵韓並不在薩藩之後。木戶孝允、大木喬任，並且是最初頂熱心主張徵韓的人。大木喬任有一篇文章，論日本國是，說：「世界各國，唯有俄國是頂可怕的，是頂能夠妨害日本大陸發展的。日本如果要在大陸發展，應該要和俄國同盟，中國的領土就可以由日俄兩國平分。」這個意見，木戶孝允極力贊成，以為是日本建國唯一的良策。他這主張還在西鄉隆盛之前。不過是後來大家雖是理想一樣，政策上打算就不同。主張徵韓的，以為「國裡面的封建制度廢了，不趕快向外面發展，那些沒了米吃的武士們怕要鬧亂子。」反對的人說：「日本國裡面的政治還沒有改良，力量還沒有充足，趕快要整理內政。」相差的地方不過如此，並不是根本上有什麼兩樣。
在這個時代，還有一般受了歐洲民權思想感化的人，曉得世界潮流，不是繼續日本的法律政治，可以圖國家發展，所以民權思想就同「開國進取」的思想同時並進。力量最大的就是英法的思想。據明治四年統計看來，東京一個地方，教授英法文字的學塾已經十有一所。合了蘭學通算起來，有十九所。就學的學生有二千多名。可見明治初年時代外國文化輸入的勢力了。
我們將日本從封建時代變成統一時代的歷史看來，有什麼感想呢？簡單講來，就是日本的改革並不是由大多數農民或者工商業者的思想行動而起，完全是武士一個階級發動出來的事業。開國進取的思想固不用說，就是「民權」主義，也是由武士這一個階級裡面鼓吹出來的。還有一個最要點，就是「世界的人類同胞思想」，在前期和後期，都是由外來思想的感化而起。前期的「世界的人類同胞思想」，是由中國儒家思想給與一種政治和道德的世界大同理論，由佛教的眾生平等思想，給與以世界大同的信仰。然而這一個觀念，在武家時代漸漸被日本民族優越的統治思想壓伏了下去，連奉中國文化為正宗，認中國為中國的意義，都被《中朝事實》那一種日本正統的神權歷史學說壓伏了。王道的政治理論，在亂時勝不過霸道的武力，也是必然的現象。這日本式的自尊思想，到得幕末時代被歐美侵來的勢力又壓迫出一個新體態來，民權思想和歐化主義就是維新後的特產。這一種新的民權思想，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可以說是日本後期的「世界人類同胞觀念」。一個閉關的島國，他的思想的變動，當然離不了外來的感化。在他自己本身，絕不容易創造世界的特殊文明，而接受世界的文明卻是島國的特長。我們觀察日本的歷史應該不要遺漏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