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且把自由黨的板垣先生的一生看看。他是日本民權自由運動始祖,在明治維新的人物當中,他是一個最特殊的人才。當時日本的維新志士,他們的思想都是很簡單而且是復古的。維新這一個大事業的動機,完全在歐洲勢力的壓迫。對於世界的問題,那些志士們只是一味的排外,再也造不出新的道路來。只有板垣退助,他不僅是尊王攘夷,他是看見必定要造成新的生命,然後舊的生命才可以繼續,必定要能夠接受世界的新文明,才能夠在新世界中求存在。在國內的政治上,他更看得見一代的革命,必定要完全為民眾的幸福著力,必定要普遍的解放民眾,才可以創出新的國家,所以拿起當時剛譯起的半部《民約論》,猛烈地主張自由民權。這一個運動的確是日本一切政治改革社會改革的最大動力。並且當時他和他的同志,不單主張解放農民,還努力主張解放穢多、非人那一種最悲慘的階級。直到後來,他和他的幾個舊同志離開了政治社會之後,大江卓也還是奉著他的教義專門從事水平運動。今天社會運動當中最有力的水平社,確是發源於板垣一派的自由運動。這一個民權運動,一方面使下層民眾得到了多少的自由,一方面也造成了現代產業文化的基礎。至於日本的立憲制度,不用說是他直接的功勞,所以不但是日本的農夫工人應該感激他,就是那些闊老官也沒有不受他們的恩惠,更應該要感激他的。如果沒有板垣先生的奮鬥,日本今天哪裡有這樣文明,這樣發達,真要算他是近代日本的第一個恩人了。而且他的努力是至死沒有休息的,他晚年雖然絕對拋棄了政治活動,在很窮的境遇中過他很嚴謹而誠虔的敬神生活,然而對於為民眾謀自由的努力仍舊繼續著。看見日本政府對臺灣那樣的高壓政策和不平等的待遇,非常痛苦,認為這是人道所不許的,於是發起臺灣同化會,主張日本應該撤廢特殊的統治臺灣的法律,給臺灣人一樣有憲法上的權利。他以八十幾歲的衰老身體,還親自冒著大熱炎天到臺灣去宣傳。後來他一離臺灣之後,日本的臺灣總督便把他發起的會所封了,辦事人拿了。我從「文明」「人道」的意義上很欽仰這位先生,從前每到日本,總去拜望他。但是我到他家裡去一回,傷感一回。他本來不希望舒服,不希望升官,不希望發財,所以才落到這個境遇。苦也是他的本分,窮也是他的本分。這樣一個討幕的健將,維新的元勳,立憲政治的元祖,竟沒有人理睬他。不是「門前冷落車馬稀」,簡直是「門前冷落車馬無」,連一個討材料的新聞記者也沒有上門的。至於他的生活呢,每年總有一兩回連米錢房錢都付不出,窮到不成樣子。我覺得日本這些慣講「食祿報恩主義」的人們,真是完全被「町人根性」同化了。從前名振一時的大井憲太郎、大江卓也之流,落魄京華,更不用說是當然的了。但是我們再仔細研究一下,何以他們會落到如此的境遇呢?這是很明顯的。板垣退助等所主張的一切主義一切政策已經都成功了,而民權政治的毛病同時也現出了,在這時候,他還是再作第二次的革命運動呢,還是隨著時代腐化下去呢?第一件他不能做,第二件他不願做。一面是不能,一面是不願。他又不能開一個新生面,另立一個工作的方針,另造一種社會的事業,自然他的社會生命隨政治生命以俱去,所能儲存的就只有一個使後人追慕的道德人格。所以一個民眾的領袖,必須要時時刻刻能夠順應著時代的要求,不斷努力,不斷地奮鬥,失卻「天行健」的精神,萬不能希望事業成功。而拋棄了戰鬥的生活,只是作消極的隱遁,消極的勸告,也是不成功的。
第十四章 板垣退助(第1頁,共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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