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一樣的「武士」，受了「王政復古」「廢藩置縣」的洗禮以後，也有得意的，也有倒霉的，也有間接做生意發財的，也有直接做生意折本的。十六年前，我旅居大連，有一天無聊的時候，同了幾個朋友到一個日本酒館喝酒，遇著一個氣度很好而知識也很豐富的歌妓，舉止言談，都不似流落在海外的普通妓女。問起他的家世來，原來是一個士族，他的父親乃是從前尊王倒幕時代的有名戰士，在十年之亂的時候，隨著西鄉戰死的。可見「武士」階級的當中，也就命運太不齊了。
那些武士靠廢藩時候分得一點最後俸祿的公債，哪裡能夠維持生活呢？一般得意的變做新時代的闊人去了，而大多數的武士們坐吃山空，既不能新式的洋文，又不通新式的操典。要想巴結著做官呢，也不是容易人人能夠的。有些打不來算盤，而又跑去做生意，於是折本倒霉，倒十有八九，這種人不用去說他了。那一些能幹有勢力得了地位的志士們，當中也有許多因為機會不好，或是自己力量不夠，或是脾氣不好，或是派別不合，或是思想不同，雖掌了權而又掌不了全權，和佔了地位重新被人家擠了下來的，又不曉得有多少。得意的武士固然是飛揚跋扈，出將入相，那失意的武士而又硬骨稜稜不甘落伍的人，也就免不了要做草大王了。
江藤新平舉兵，西鄉隆盛舉兵，這兩件是最大的事。「神風連」的舉兵，前原一誠、越智彥四郎等在福岡的舉兵，這幾件算是小事。在社會的全部關係上，都是有很重大的背景。但是從直髮的原因看來，得意的志士與失意的武士衝突，失意的武士想要取得意武士的位置自代是種種問題的因子。可是大勢所趨，社會的歷史的因果律支配著，得意的終是得意定了，失意的也算失意定了。失意的武士受人謳歌。得意的武士便受人唾罵。這些謳歌唾罵，一大半固然也有真正的是非在當中存在著，然而普通的原因還是在同情於失敗者的社會心理。如果目戶、大久保失敗，江藤、西鄉這一般人戰勝，就大勢上看，如前面所說的，日本的維新事業或者倒因此不能成功。至於在主義上說，依然是二五等一十，軍國主義，資本主義，官僚政治，這幾個必須運命所產生的結果，決計不會有兩樣的。
這些舉兵的，算他們是勇敢，算他們是潔白，卻總不能不說他們蠢，不能不說他們不識時務。為什麼呢？因為他們在一方面既然看不見國際政局的關係，一方面又不曉得有立憲政治民權運動這一條最適當的新路。不曉得把藩閥的團結變成民眾的團結去組織政黨，順應時代的需要，造就自己的新生命。江藤新平是曉得一點的，但是熱衷政權之心太切，一點不肯忍耐，大部分又被意氣鼓動著，被歷史的習慣支配著，一到失敗便去舉兵。西鄉的舉兵，固然不是出自本懷。（江藤舉兵的原因也有一大半是被部下逼著乾的）然而大多數的武士們的觀念，總以為天下大事只有兵力是最利害的，是能夠奪取政權，達到快意的目的，而忘卻了武力成功的前提是在民眾的需要，在時代的要求。古人論「兵」，以「道」為先，道就是主義，主義就是支配民眾利害的理論。背道而馳，就是背時而行，結果沒有不失敗的。因為徵韓論辭職的參議西鄉隆盛死在敗軍裡面，江藤新平又被捕梟首，一個氣蓋群豪的偉大英雄，一個高風亮節的廉潔學者，都落得如此悲慘的結果，寄與日本維新歷史上一大段的淚痕詩意，作後人追懷感詠之資。此外，徵韓論時代活動得最健的板垣退助、副島種臣、後藤象二郎這三個名士到哪裡去了呢？想起這一件事來，我們就要研究日本政黨的發生史了。
五參議辭職之後，西鄉隆盛回鹿兒島辦學去了，到底西鄉的偉大，在這一件事上面也可以看得出來，可惜後來被一般暴燥的小孩子硬斷送了。五參議裡面，最有新思想，在明治時代之前就主張四民平等的板垣退助，聯合了後藤、副島、江藤，主張開設民選議院，發起愛國公黨。後來江藤遭了橫死，板垣恨得了不得。他說：「這樣沒有耐性的孺子，萬萬幹不了大事。」提起半部《民約論》，唱著「板垣不死自由不死」的口號，回到土佐藩裡組織立志社，大倡民權自由主義。西鄉隆盛舉兵失敗之後，單想用武力改業的無效已經是證明了，差不多的武士們也不敢再舉兵了。迎著板垣的民權論，東也發起一個政社，西也發起一個政社。武士丟了刀，變做了論客文人。板垣的愛國社成了政治運動的中心，一變為「國會期成同盟」，再變為自由黨。不附和五參議辭職的大隈重信也組織了改進黨。這一普遍而深切的民眾運動，在一方面促進了日本的民權政治，一方面促成了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事業，一方面促進了一般青年智識，為後來科學發達的基礎，而現在的社會運動也種因於此時。我們細細從種種方面考察起來，就曉得不單日本的立憲政治由此而生，連一切勞動運動，婦女運動，乃至今天最猛烈的水平運動，直接間接，都脫不了此時的關係，失意的武士和得意的武士，官僚與革命黨，軍閥與商人，保守與進步，每一個偉大的時代轉換，必然是兩面分化著，適合於當時人們生存的需要和能力，不斷地進步，讀歷史的人，如果不懂保守主義者在建設上的功績，也就不懂得革命主義者在建設上的恩惠。
既然有了政黨，有了議院，和議院佔在相對地位的政府當然要想操縱議會，操縱政黨。操縱的辦法只有兩個，一個是壓迫，一個是收買。再從經營工商業的人一方面看，沒有政黨，沒有議院，一切運動只要對政府一方面便得了，既然有了議院和政黨，他們拿著立法權，所以無論什麼問題都非聯絡議員，買通政黨不可。從政黨本身看，政黨的目的就是掌握政權，不能夠完全掌握，也得接近政權。要掌握政權接近政權，先要擴充黨勢，金錢這樣東西當然缺不了。所以政府既然有利用政黨的必要，商人也有利用政黨的必要，政黨有利用官僚的必要，同時也有利用商人的必要。潔白的領袖和黨員用不來卑劣手段，受不慣勢力壓迫，當然幹不了這樣的勾當。自由黨之所以解體，原因完全在此。其後進步黨的基礎也隨著自由黨的解體而動搖。最初成立的兩大政黨的後身，都投降在軍閥官僚的旗下。在「政治」這樣茫茫大海里游來游去，打翻身，玩花頭的政客們，一定不是走官僚軍閥的路子，便是靠資本家的豢養，朝秦暮楚，總是為的「政權」「財權」，而且還得不著政權財權，只不過依靠政權財權，討得多少殘羹剩粥。強的利用人，弱的被人利用，這雖不是日本一國獨有的弊病，卻是在民權的基礎尚未確立，立憲政治的體用尚未具備，僅靠著依附弄權過日子的日本政黨，這樣毛病更是多極了。所以我說，政黨的生命必須要維持一種堅實的獨立性。要具備革命性，才能夠維持真正的獨立。如果把革命性失卻，獨立性也就不能具備。什麼是革命性，什麼是獨立性呢？當然不外乎「革命的主義」「革命的政策」「革命的策略」。這三樣東西，更靠革命的領袖和革命的幹部而存在。且看離開了板垣之後的自由黨，一變再變成了什麼樣子？政黨變成了股票交換所，政黨的幹部變成了「掮客」的公會，而軍閥官僚和商人卻成了有財有勢的顧主。明治維新的末運便由此現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