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個詩人的生活中都會有這樣的時刻，他掙脫了他的母親，開始逃跑。
不久前，他還在順從地朝前走，他的姐姐伊莎貝爾的維塔利走在前面，他和弟弟弗雷德里克排在後面，他的母親象一個軍事指揮官走在最後。年復一年，她就是這樣使她的孩子們在沙勒維爾的大街上列隊行進。
當他十六歲時，他第一次掙脫了她的控制。警察在巴黎抓住了他。他的老師伊澤蒙巴德和伊澤蒙巴德的姐妹們（是的，就是在他頭髮裡捉蝨子的那幾個女人）收容了他幾個星期。然後他的母親來領他回去，打了他一耳光，接著在他們冷冷的擁抱中，她的雙臂再次摟住他。
但阿瑟·蘭波繼續逃走，一次又一次，一個頸圈牢牢地拴住他的脖子，一邊逃跑一邊寫詩。
這一年是1870年，普法戰爭的炮聲在沙勒維爾迴響，這樣的形勢特別有利於逃跑；抒情詩人們懷舊似的被戰鬥的槍聲吸引住了。
他那有著畸形大腿的矮小身軀穿上了輕騎兵的服裝。十八歲的萊蒙托夫成了一個士兵，逃離了他的祖母和她那令人厭煩的愛。他用揭示人們靈魂的筆來交換開啟世界之門的手槍。因為如果我們把一顆子彈送進另一個人的胸膛，就好象我們自己進入了這個胸膛，而另一個人的心臟——就是世界。
自從他從母親的懷裡掙脫出來後，雅羅米爾就一直在跑，他的逃跑後面同樣跟著戰鬥的迴響。它不是隆隆的槍炮聲，而是政治大動盪的吼聲。在這樣的時代，一個士兵僅僅是裝飾品，真正的戰鬥在別處。雅羅米爾一直在勤奮地參加政治學系的學習。他已經停止了寫詩。
革命和青年緊緊地聯合在一起。一場革命能給成年人什麼允諾呢？對一些人來說，它帶來恥辱，對另一些人來說，它帶來好處。但即使這一好處也是有問題的，因為它僅僅對生活中糟糕的那一半有影響，除了它的有利外，它也需要變化無常，令人精疲力盡的活動，以及固定習慣的大變動。
青年的境況要好得多：他們沒有罪惡的負擔，革命可以接受所有的年輕人。革命時期的變化無常對青年來說是有利的，因為受到挑戰的正是父輩的世界。剛剛進入成熟的年齡，成人世界的壁壘就嘩啦啦傾塌了，這是多麼令人激動啊！
1948年後的最初一段時期，在捷克大學裡，共產黨員教授只佔少數。因此，如果革命要保證它對學術界的影響，就不得不把權力交給學生。雅羅米爾積極參加了青年委員會的活動，在大學考試期間，他擔任了這個組織的監考人員。他向政治委員會提交有關教授們考試方法和他們政治觀點的報告，結果受到考查的實際上是教授而不是學生。
但是，當雅羅米爾向委員會彙報時，他同樣受到了嚴厲的考查。他不得不回答那些嚴肅熱情的年輕黨員提出的問題，他希望找到能使他們滿意的言詞：當年輕人的教育處在利害攸關的時候，妥協就是犯罪，具有陳腐觀點的教師是過時的，未來將完全是嶄新的，否則就根本不是未來。那些一夜間就改變了觀點的教師是不可信任的；未來將是純潔的，否則它將是可恥的。
如果雅羅米爾已成了一名可以影響成年人命運的熱情的工作人員，我們還能堅持說他在逃跑嗎？他不是彷彿已經跑到終點了嗎？
一點也不。
當他只有六歲時，他的母親就已經把他放在比他同學小一歲的位置上了。他現在還是小一歲。當他正在彙報一個教授的資產階級態度時，他的心思並沒有在這個題目上面。確切地說，他急切地在審視那些正在聽他講話的年輕人的眼光，觀看他自己的形象。正如他從浴室的鏡子裡審查他的微笑和頭髮一樣，他從聽者的眼光中檢查他的話是否堅定有力，是否具有男子氣概。
他總是被一堵鏡子的牆圍住，看不到那一邊。
成熟是不可分割的；它要麼是完整的，要麼就根本不存在。在生活的任何領域，只要雅羅米爾仍舊是一個孩子，他對考試的監考和對教授情況的彙報將仍然是一種逃跑的方式而已。
他繼續在逃跑，可他不能甩脫她，他同她一道用早餐和晚餐，對道晚安和早安。每天早晨，她都要給他一個購物袋。瑪曼並不在乎這個平凡的家庭象徵物很不適合這位教授思想的監督者，她派他每天去市場購買東西。
瞧：他走了，沿著我們在前一章開頭看到他行走的那同一條街道，當時他看見一個迷人的女人朝他走來，他的臉就紅了。幾年過去了，雅羅米爾仍然愛臉紅，母親打發他去的那個商店有一位穿白色衣服的姑娘，他害怕遇到她的眼光。
他非常喜歡這個姑娘，這個可憐的姑娘必須每天在籠子般的出納員小間裡坐八小時。她那溫柔的面容，那那緩慢的動作，她的監禁——這一切對他來說都是那樣神秘的熟悉，恰如其分，預先註定。實際上，他明白他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這個姑娘長得象那個未婚夫被德國人槍殺了的女傭人瑪格達。瑪格達——"鬱郁動人的臉。"而這個出納員的小間就象他看見她洗澡的那個浴缸。
他彎身坐在寫字檯前，擔心著他的期末考試。現在他害怕大學裡的考試就象當初在中學裡一樣，因為他已經習慣於把優秀的成績單給母親看，他不願讓她失望。
戶外的空氣中充滿了革命歌曲的回聲，手拿錘子的巨大身影浮現在窗外，在這樣的時刻，他的小房間裡顯得令人難以忍受的狹窄和悶熱。
偉大的俄國式革命已經過去了五年，而他卻被判處眼盯著一個課本，因考試而怕得發抖。這是什麼命運！
最後他把課本推到一邊（已經夜深了），沉思著他那寫了一半的詩。他正在寫一個叫簡的無產者，他想靠使夢實現來扼殺他那美好生活的夢。他一隻手拿著錘子，另一隻手挽著他的戀人，由大批同志簇擁著，大踏步走進革命。
那個膽怯的法律學生（是的，當然，這是伊希·沃爾克）看見桌上覆蓋著鮮血，許多鮮血，因為
一個被扼殺之夢的
傷口是恐怖的。
但是，他不害怕；他知道，一個真正的男人決不會害怕鮮血。
商店六點打烊，他在對面的拐角覷視，他知道那位女出納員總是在六點過幾分離開，不過他也知道，她總是由同一個商店的一個年輕的女售貨員陪伴。
出納員的這個朋友一點也不漂亮；事實上，雅羅米爾還認為她幾乎很醜。這兩個姑娘截然相反：出納員是黑髮，另一個卻是紅髮；出納員體態豐滿，另一個卻瘦骨伶仃；出納員少言寡語，另一個卻喋喋不休；出納員令人感到神秘的熟悉，另一個卻使人反感。
他監視了好幾次，希望有一個晚上這兩個姑娘會分別離開，這樣他就可以對那位黑頭髮姑娘說話。但是，這種情形從來沒發生。一次，他跟蹤她們；她們穿過了幾條街，走進了一幢公寓房子；他在這幢樓房前來回踱了大約一小時，然而，她們倆沒有一個出來。
沃爾克太太從家鄉來看望他，聽著她的她朗誦詩歌。她感到心滿意足：兒子仍然是屬於她的。不管是別的女人還是這個瘋狂的世界都沒能把他從她的身邊奪走。相反，倒是女人和世界被圈在這個有魔力的詩歌中心，她自己招來圍著她兒子的一個圈子，她秘密地君臨其上的一個領域。
他正在朗誦一首他寫的懷念她母親，即他親愛的外祖母的詩：
我將奔赴戰場我親愛的外婆
為了這個光輝世界的榮耀……
沃爾克太大的內心處在安寧之中。讓她的兒子奔赴戰場，讓他一隻手拿著錘子，一隻手挽著戀人吧。這沒有什麼損害。畢竟，他的這個世界包括她，外婆，家庭廚房，以及她反覆給他灌輸的一切美德，讓這個世界看見他手裡拿著錘子吧。她非常清楚，在世介面前遊行與進人世界是完全不同的事。
這位詩人也意識到了這個區別。只有他知道在詩歌的房子裡當一名囚犯是多麼抑鬱。
只有真正的詩人才知道他多麼渴望不當一名詩人，渴望離開籠罩著令人耳聾的沉默、裝滿鏡子的房子。
一個夢的領域的逃亡者
我將在人群中找到我的安寧
把我的歌變成詛咒。
但是當弗朗季謝克·哈拉斯寫下這些詩句時，他並沒有同街道上的人群在一起；他正在裡面工作的那個房間是安靜的。
事實上，他根本不是一個夢的領域的逃亡者。相反，那些他正在描寫的人群倒是他那夢的領域。
他也沒能把他的歌變成詛咒，確切地說，他的詛咒卻在不斷地變成歌。
難道就沒有逃離這所裝滿鏡子的房子的路嗎？
然而我
剋制自己
把我的腳後跟
踩在我自己的
歌喉上
維爾迪米爾·馬雅可夫斯基寫道。雅羅米爾懂得他。詩的語言如今在他看來就象母親內衣櫃裡的精細網織品。他好幾個月沒有寫詩了。他一點兒不想寫。他在逃跑。母親要他去市場買東西他就去，但他一直鎖上他的寫字檯抽屜。他已經把現代畫的複製品從他房間的牆上取下來了。
他又貼上了什麼呢？卡爾·馬克思的像片？
不。他貼上了他父親的像片。這是一張1938年的照片，正是不幸的大動員時期，他父親穿著一件軍官制服。
雅羅米爾喜愛這張照片，他對這個男人幾乎不瞭解，而且這個男人正在從他的記憶中消失。他懷念這個足球隊員，士兵，囚犯。他非常懷念這個男人。
哲學講堂裡擠得水洩不通。幾個詩人坐在講臺上。一位滿頭濃髮的青年，穿著青年協會成員那些日子正流行的藍色襯衫，正在講話：
"詩歌在革命時期起到的重要作用是任何時期都無法比擬的；詩歌充當了革命的代言人，反過來革命又把詩歌從孤獨中解放了出來；詩人現在知道，人們，尤其是青年人正在傾聽他；對青年人來說，詩歌和革命完全是一回事。"
然後第一個詩人站起來，朗誦了一首詩，描寫一個姑娘和她的戀人斷絕了關係，因為這個在她旁邊車床工作的年輕人很懶惰，沒有完成他的生產定額。年輕人不願失去他的姑娘，於是開始滿腔熱情地工作，很快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的紅星就釘在了他的車床上。其餘的詩人接踵發言，朗誦詩歌，歌頌和平，列寧，斯大林，反法西斯鬥爭中的烈士，以及超額完成任務的工人。
青年人對青春所有的巨大力量一無所知。但是，現在這個站起來朗誦的白髮如銀的詩人卻知道它。
他用悅耳的嗓音宣稱，那些與年輕的社會步伐一致的人是年輕的，這個年輕的社會就是社會主義；那些與未來一道前進的人是年輕的，他決不朝後看。
按照這位白髮如銀的詩人的觀點，青春不是人生一個特定時期的名稱，而是超越任何具體年齡的一種價值。這個思想用恰當的詩表達出來，成功地達到了一個雙重目的：既恭維了年輕的聽眾，又神奇地抹掉了詩人皺紋，使他成了一個與青年男女同等的人，（因為他清楚地表明，他是與未來手挽手前進的一個先鋒）。
雅羅米爾坐在聽眾中，很有興趣地望著這些詩人，儘管他覺得自己象是另一個岸上的人，也就是說，他不再屬於他們中的一個。他冷漠超然地聽著他們的作品，就象他準備向委員會作彙報時冷漠超然地聽教授們的言詞一樣。雅羅米爾特別注意此刻正從椅子上站起來的那個著名詩人（對那個白髮如銀的詩人的讚美詩報以的掌聲已經平下去）。是的，此刻正大步走向講臺的這個人就是曾經收到裝有二十個電話聽筒的箱子的那個詩人。
我親愛的大師，我們現在正處在熱戀之中；我十七歲：正如人們所說，希望和幻想的年齡……如果我寄給這些詩……那是因為我熱愛所有的詩人，所有優秀的高蹈派詩人。當你讀這些詩時，請不要過分譏笑。親愛的大師，如果你如此心好，使我的詩得以發表，我將欣喜若狂！我不為人所知；那有什麼關係？詩人們是兄弟。這些詩句堅信。愛情，希望。這就是一切。親愛的大師。朝我伸下手，把我舉起來；我很年輕。幫我一把……
他在撒謊；他當時只有十五歲零七個月。甚至這還在他第一次逃離母親，逃離沙勒維爾之前。但這封信將象羞恥的祈禱文，象一份記載他軟弱的依賴的文獻，久久地在他頭腦中迴響著。他要報復他親愛的大師，報復那個禿頭老傻瓜邦維勒！僅僅一年後，他就將嘲笑他所有的詩，所有那些充滿他詩歌中的珍貴的風信子和百合花；他將寄去一封嘲弄的信，就象是寄去一記耳光。
但此刻，這位正在講臺上朗誦詩歌的親愛的大師卻對潛伏著等待他的仇恨一無所知。他朗誦的那首詩描寫了一個俄國城鎮被法西斯毀滅，並且正在從廢墟中站立起來。這首詩充滿了奇異的、超現實主義的場面；蘇聯姑娘的胸脯象五彩繽紛的氣球飄過街道；一盞石油燈從天空掉下來，照亮了白色的城鎮，直升飛機象許多下降的天使降落在屋頂上。
聽眾們被這位著名詩人的個人魅力迷住了，爆發出熱烈的掌聲。但在這群沒有頭腦的聽眾中，還有少數有思想的人，他們知道，革命的聽眾決不能象恭順的乞求者那樣等待講臺上的禮物。相反，如今正是詩歌的乞求者，乞求被允許進入社會主義天堂。但是，守衛著這個天堂之門的年輕革命者必須提高警惕：未來必須是完全嶄新的，否則它將根本不是一個未來；未來必須是純潔無限的，否則它將是完全可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