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疑」這隻雞，不可能下出「信任」的蛋。
學者劉擎指出，現代人擁有自由選擇信仰和理想的權利，但這種自由可能成為沉重的負擔。
從看病這件事便可見一二。在我爸和我小時候的年代，醫生是比較好當的，因為缺醫少藥，病人也沒有選擇的機會。人的平均壽命短，病也不多，藥物基本就是抗生素，惡性腫瘤之類的也治不了，所以要麼就是「青黴素能治的病」，要麼就是「青黴素治不了的病」。病人只有「沒有選擇」的無奈，沒有「選擇」的糾結。現在就不一樣了，醫藥科技如此發達，化學藥物就有好幾千種，分子靶向的生物藥層出不窮，養生保健營養品琳琅滿目，微創器械不斷更新迭代，治療方案之間的排列組合多如牛毛。
以前是病少藥少，現在是病多藥多。用白巖松老師的話來說，進入了患者賦權時代。醫生只是提供建議，由患者自己選擇，然後簽字確認。常見的現象便是患者和家屬要跑好幾家醫院，聽不同專家的說法，然後會發現，專家們的說法不盡相同，於是便在網上搜尋，打若干電話問親屬，最終選擇一個「騎牆」的方案。整個過程充滿疑問、糾結和痛苦。
有的患者實在沒轍，就會問醫生：「如果你是我，你會怎麼選擇？」醫生便會回答：「如果我是你，我就自己做選擇。」皮球又被踢回去。沒辦法，花錢和承擔後果的是病人，主題是誰做主，誰負責。其實醫生也感到鬧心，有時比較簡單的問題，在這個過程中變得複雜了。
看病以外，也充滿選擇的苦惱。高知分子一樣難逃「想不明白」和「不會選擇」之網。
我身邊有一個一流院校的狀元級學霸，是個男生，他畢業後去了一家比較清閒的企業，被單位同事帶著，染上了炒股的毛病。先是加了聊天群，每天就在聊天群裡看不知張三還是李四放出來的「訊息股」，然後幾個人線下分析討論這些股票。成天討論的不是基本面，就是k線圖，熱衷於從「訊息股」中選股。他說，不討論還好，天天討論都暈了，而且就算是幾個人達成共識，「一根‘陽線’就改變信仰」。「那怎麼辦呢？」我問他。「我們學不能白上啊，學了程式設計，我們就自己開發高頻操作軟體，用軟體炒股。計算機自動分析買進賣出，不用我們管。」這高科技炒股，還真是令人心動，人腦哪算得過電腦，用不了多久，世上的錢還不都得被他們賺光啦？「賺了很多吧？」我問他。「哪兒啊，都賠光啦！」
幸虧我這些年按著他，要不然他都要抵押房子去補倉。不過每次我倆討論「究竟是選擇重要，還是努力重要」時，他都還是堅定地認為選擇更重要。
我想試圖說服他：「我不是說選擇不重要。選擇也重要，努力也重要，但是我們不可能在當下的時間節點，看得清楚未來，所以選擇是沒有把握的。」
他也想試圖說服我：「選擇錯誤的方向，越努力越完蛋。我原來有個同事，在bp機（無線尋呼機）剛出來那會兒，選擇做bp機，囤了很多貨，借了不少錢，還貸了款，結果bp機不行了，手機很快出來了。他就完蛋了啊，借的錢現在還沒還清。」
我不放棄：「創業成功的企業家，基本都不是一次創業成功的，有的創業好幾次，積累經驗，最後一次成功啊。第一次選擇錯了，也不是就沒有機會了。」
他從機率論的角度來反駁我：「創業成功的企業家能有幾個？大部分還是失敗。能活過3年的企業，只有3%，最後能盈利活得不錯的企業，也就1%。」
我也不服：「那是因為他們後來放棄了，認命了，沒有堅持到底的失敗，也沒有半途而廢的成功。」
當然，我們是誰也說服不了誰的。所以到現在，基本上，他還是在選擇的道路上觀望，希望找到捷徑，而我也在以他鄙夷的蝸牛一般的速度在醫學雪山上攀行。
雖然我學術進步很快，但我沒有實現他認為的成功標準——財務自由。當然他也沒有。
不過，我們都沒有想到的是，這幾年，趕上了國家大力推動科技成果轉化，我關於眼科檢驗的技術專利不斷落地轉化應用，未來實現財務自由的希望似乎比他大一些，至少照目前來看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