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洛衛夫人說她會買花，因為露西已有活要忙。還得把門從鉸鏈那兒卸下來；蘭潑梅爾的人會來。然後，克萊麗莎·達洛衛心想，多棒的早晨哪！清爽得一如有孩童在海灘戲耍的早晨。
多好玩！多痛快！她一直都是這麼記得當時的情景：門鉸鏈輕微作響——她現在好像也聽到了這聲響似的——她一把推開落地窗，一下子就撲進外頭波爾登的擁抱裡去。那清晨的空氣多清新，多平靜，當然比現在這兒安靜多了。就像海浪的拍打；海浪的親吻；又冷又刺地，卻又有一絲（對當時十八歲的少女，也就是她來說）莊嚴的味道。就像以前一樣，她站在敞開的落地窗前，覺得不幸的事好像要發生似的；她看看花兒，看看被霧氣纏繞、白嘴鴉飛起飛落的樹兒；站著、看著，直到彼得·瓦爾胥說：「對著蔬菜發呆？」——他是這麼說嗎？——「我寧可對著人發呆，也不呆望著花椰菜」——是嗎？一定是某天早晨早餐時、她出去到陽臺上的時候，他這麼說的；他，彼得·瓦爾胥。他最近就會從印度回來了，六月份或是七月份她記不清；他的信是那麼地索然無趣；他說過的話才讓人印象深刻；他的眼睛，他的隨身小刀，他的微笑，他發脾氣的樣子；千萬樁往事早已煙消雲散，而——說來也怪——像花椰菜之類的那幾句話卻記在心頭！
弗吉尼亞·伍爾夫《達洛衛夫人》（一九二五年）
「意識流」一詞是小說家亨利·詹姆斯的哥哥，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創造出來的，指的是人類心靈裡那股流動不息的思潮與感知。後來的文學評論家借它來形容一種特殊的、想要捕捉模仿這個心靈活動過程的現代小說，尤其是以詹姆斯·喬伊斯、多蘿西·理查森、弗吉尼亞·伍爾夫的作品為代表的小說。
小說受人注目之處，一直是因為它能表達人的內心活動。「icogito/i,iergosum/i」（我思，故我在）這句話堪可形容小說這個特點，雖然小說家的「思」包括的不只是思考，還有情感、感官體悟、回憶以及幻想。在小說作為文類逐漸發展起來的年代裡，笛福筆下的自傳式主角，還有理查森的伏案寫信的主人公都是具有強烈的內省內觀特質的。從簡·奧斯丁到喬治·艾略特的十九世紀經典小說不但描繪故事角色的社會背景，還細緻地分析、關注人物角色的道德、情感等內在生活。到了十九、二十世紀之交（這可在亨利·詹姆斯的作品中觀察到），所謂的「真實」越發被認為體現在個人隱私的、主觀的意識上；人們越發認為要把個人經驗充分、全部告訴他人是不可能實現的。這正是所謂意識流小說是唯我論的文學表述這個說法的由來——哲學裡的唯我論是指，「除了自我的存在真實之外，其餘都不是真的」。然而我們同樣可以反駁說，意識流提供我們進入別人（即便是虛構的人物）心靈的途徑；這麼說或可讓面對「文學唯我論」的我輩稍覺安慰。
毋庸置疑，意識流小說傾向於同情故事角色的立場，因為他們的內心世界——不管他們虛榮也好，自私或是低賤也罷——暴露在讀者眼前，引發讀者共鳴。但是，換句話說，一個絲毫不能引起我們共鳴的角色，是不可能吸引作者和讀者持續地浸淫在角色的心理刻畫裡的。《達洛衛夫人》正可凸顯這一點，因為它的女主角在伍爾夫的第一部小說《遠航》（一九一五年）中曾以配角身份出現；《遠航》使用了較為傳統的著者敘述方式，以不無諷刺、偏見的語氣把克萊麗莎·達洛衛和她的丈夫描繪成英國上流社會里那種高傲自大、保守的形象。比如，在以下這段裡，早期的達洛衛夫人正要被引薦給學者安布羅斯和他的太太：
達洛衛夫人偏著頭，盡力要回想安布羅斯是誰——這是個姓氏嗎？——她想不起來。她之前聽到的傳聞讓她有些不安。她知道學者們並不挑剔討怎樣的女人為妻，有的學者娶的妻子是他們在農場或是讀書會認識的，有的娶的是來自小城郊區的女人，那些以令人不悅的語調說「當然我知道你要找的是我老公，不是我」的女人。這時，海倫進來了；看到她打扮雖然有些奇怪，但還不至於邋遢，舉止也還得體，腔調也還節制，這讓達洛衛夫人鬆了一口氣，這可是她認為一個女士該有的風範呢。
在這一段裡我們得知達洛衛夫人的想法，但是這想法陳述出來的方式卻使她顯得諷刺而且遙遠，並且還暗暗地譴責她。有證據顯示，當伍爾夫開始再次創作這個人物時，她本來是打算繼續這種類似諷刺的角度的；但是後來她發現自己善用意識流手法，這手法使得她改為採用較為和善的態度來刻畫克萊麗莎·達洛衛。
小說主要用兩種方式來呈現人物的意識：一種是內心獨白，在這種結構裡話語的主語是「我」，而我們似乎能偷聽到故事人物即時說出他們心裡的思緒。我在下一章會討論這一點。第二種方法，稱為「自由間接文體」，則起碼可回溯到簡·奧斯丁的作品，但其視野與技巧卻是在如伍爾夫等現代作家的作品裡日臻開闊與完美的。這種方法以報導敘述（第三人稱、過去式）來呈現人物的思想，但是它嚴格地只用適合這個角色的詞彙，並把一些正式敘述文體通常會有的附加語——「她想」、「她疑惑」、「她自問」等——給省略掉。這種方式讓讀者覺得直接進入了角色的心裡，但又不會把著者在話語敘述裡的參與給全然抹殺。
「達洛衛夫人說她會買花」，這是這部小說開頭第一句；這句話是由一個客觀不苟、難以揣測的著者式敘述者角度說的，這個著者式敘述者並不說明達洛衛夫人是誰，或者為什麼她要買花。讀者就這樣一頭栽進人物的意識思維裡去（通過推論，我們才逐漸拼湊出女主角的生平），這就是典型的意識「流」寫作。下一句，「因為露西已有活要忙」，又通過自由間接法——省略掉介入的著者附語，例如，「達洛衛夫人這麼想」——進一步把敘述焦點挪向人物內心；在這句裡，女僕是以熟悉的稱謂來指代的，就像達洛衛夫人叫她那樣，而不是以外界客觀角度來指稱她的工作屬性；並且，隨意、口語式的表達「有活要忙」，顯然是達洛衛夫人的說話口吻。第三句延續同樣的用法。第四句則稍稍退回著者式的語氣，以此告訴讀者女主角的全名、還有她在涼爽的夏日早晨喜歡做什麼：「然後，克萊麗莎心想，多棒的早晨哪！清爽得一如有孩童在海灘戲耍的早晨。」（字型變化部分為我加的強調。）
尾隨其後的驚歎句，「多好玩！多痛快！」表面上看起來是內心獨白，但是這其實不是成熟的女主角在那個威斯敏斯特的早晨出門去買花時的感觸。她想到的，是自己十八歲時曾回想起童年情景的那件事。也就是說，這個威斯敏斯特的早晨，讓她覺得「清爽得一如有孩童在海灘戲耍」；而她當年在波爾登（某個鄉間莊園，我們可以這麼猜），某個清晨「撲進」清涼、平靜，「就像海浪的拍打；海浪的親吻」的夏日晨風時，腦海中也浮現出類似的孩子在海邊玩耍的意象；在那裡她將要遇到彼得·瓦爾胥（從這裡開始，才像是個故事）。現在與過去交錯，真實經驗與比喻感覺交融，造就了這些綿長細膩的句子，每一個回憶或思緒都牽動了下一個回憶或思緒。在現實裡，克萊麗莎·達洛衛並不總確定自己的回憶是否正確：「‘對著蔬菜發呆？’——他是這麼說嗎？——‘我寧可對著人發呆，也不呆望著花椰菜’——是嗎？」
這些句子雖然很繞、不著邊際，但是它們不但具有自由間接敘述所賦予的彈性，還具有清晰的結構、優雅的韻律。弗吉尼亞·伍爾夫不動聲色地把自己特有的詩意盎然、動人口才糅進達洛衛夫人的意識流裡去。把這些句子改為第一人稱主語結構，你會發現這就顯得太文縐縐，又太過於矯飾，一點也不像是腦海裡的散漫思緒；這種過於講究的自傳式回憶會顯得像是寫作：
多好玩！多痛快！我一直都是這麼記得當時的情景：門鉸鏈輕微作響——我現在好像也聽到了這聲響似的——我一把推開落地窗，一下子就撲進外頭波爾登的擁抱裡去。那清晨的空氣多清新，多平靜，當然比現在這兒安靜多了。就像海浪的拍打；海浪的親吻；又冷又刺地，卻又有一絲（對當時十八歲的少女，也就是我來說）莊嚴的味道。就像以前一樣，我站在敞開的落地窗前，覺得不幸的事好像要發生似的；
我認為，伍爾夫後期的小說《海浪》裡的內心獨白讀起來就有點這種矯飾不自然的味道。詹姆斯·喬伊斯在使用意識流手法上，就比伍爾夫更為豐富、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