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分鐘後，莎莉總算來了。
「等我好一會兒了吧，弗里茲親愛的？」
「才半個鐘頭吧，我猜，」弗里茲懶懶地故意拉長音調，以一派主人腔調中又藏不住高興的聲音回答。「請容我介紹，這是伊舍伍德先生；這是鮑爾斯小姐。大家都叫伊舍伍德先生為克里斯。」
「才不是呢，」我說，「弗里茲是我這輩子裡，唯一叫我克里斯的人。」
莎莉笑了出來。她穿著黑色絲質裙裝，肩上披著一件小披風，頭上還時髦地斜戴著一頂門童那樣的帽子，她說：
「介意我用一下電話嗎，甜心？」
「沒問題。在這兒哪。」弗里茲望著我，說，「克里斯，咱們到另一間房去。我有事找你。」顯然，他迫切地想知道我對莎莉——他的新女友——的第一印象。
「看在老天的分上，別把我一個人留下、單獨和這個男人在一起！」莎莉高聲說道，「不然的話，他會由電話那頭來引誘我的。他可是個熱情澎湃、難以抗拒的傢伙。」
她在撥電話時，我注意到她的手指甲塗成翠綠色；這個顏色選得真不好，因為它讓人把目光投向她的手——她的手因為抽菸染上黃漬、髒得像小女孩的手。她膚色很黑，就跟弗里茲的同胞姐妹似的；她的臉蛋又細又長，粉擦得死白。她有一雙圓滾滾的褐色眼珠，眼珠顏色應該要再深一點，好般配她頭髮以及眉筆的顏色。
「哈－囉－唔，」她沉著嗓子，撅起小巧誘人的櫻唇，看起來好像要親吻話筒似的，說：「istdassdu,meinliebling?」她的嘴張出一個甜美的痴笑。弗里茲和我就坐著，看著她，彷彿是在戲院看一場演出似的。
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再見，柏林》（一九三九年）
毋庸懷疑，人物是小說裡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其他的敘述形式（例如史詩），其他的敘述媒介（例如影片），都能夠講述故事；但它們都比不上歐洲傳統小說在刻畫人性時那般豐富多樣，那般細膩地呈現人物的心理深度。然而，人物或許是小說藝術的諸多複雜方面中，最難用技術詞語來進行討論的一點。這原因在於小說包含太多不同型別的人物，而且，展現人物角色的方法又不計其數：有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有平板的或是豐圓的人物；有刻畫其內心的人物，如，弗吉尼亞·伍爾夫的達洛衛夫人；有依據別人的視角、從外界觀察的人物，例如，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的莎莉·鮑爾斯。
莎莉·鮑爾斯是輕快的人物速寫故事集《再見，柏林》裡的女主角；這個故事曾成功地改編為舞臺劇、電影（《我是一部相機》）、舞臺音樂劇和音樂劇電影（《餐館》），所以我們心中早已深深植根了莎莉·鮑爾斯的形象。乍一看，這個女主角會變得這麼有名，倒有些不可思議。她的容貌並不出眾，也不特別聰慧；作為歌唱藝人，她的才藝又不怎麼精彩。虛榮、輕率、以男女性關係來交換錢財。儘管如此，莎莉·鮑爾斯還是保有一股令人憐惜的天真和脆弱；在她的炫耀自負與生活實況之間產生了一道鴻溝，滑稽的喜劇感也因而油然滋發。她的故事背景是魏瑪德國時期的柏林，就在納粹上臺之前，這也更加引發讀者的興趣。租住在簡陋的房子裡，莎莉夢想著名聲與財富，輪換著一個又一個品行不端的保護她的情人；她以直白露骨的方式來恭維、利用別人，還撒謊騙人。莎莉代表了那個即將滅亡的社會的自欺、愚蠢。
介紹人物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在舊小說裡常見的）描述人物的外表，給出他的生平概要。喬治·艾略特寫的《米德爾馬契》一書裡，對多蘿西婭·布魯克的介紹就是這個方法的極致表現：
布魯克小姐的美，被她那質樸的衣衫襯得更加出色。她的手和手腕是那麼地精緻，就算她穿的服飾衣袖再怎麼沒有樣式，她總顯得像是義大利畫家眼中的聖母那般端莊雅緻。雖然她的衣服樣式在簡單中透著鄉氣，但是卻把她的側面、身高、儀態襯托出一股尊貴，給人一種古典優雅的印象，彷彿在報紙裡讀到一段聖經經文的引述或是經典詩歌的節選。人們都說她非常聰明，但是卻還會補上一句，她姐姐西莉亞更懂得常識。
像這樣的敘述還延續了好幾頁。這種方法不錯，但它比較適合一種步調緩慢悠閒的文化，比較不適合我們現在的文化品味。現代小說家通常傾向讓人物的細節資訊慢慢地、通過多變的行為與話語浮現出來。不管怎樣，小說裡的所有敘述都是具有選擇性的；所需的基本修辭法是提喻，以區域性指代全體。喬治·艾略特和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兩人都通過聚焦女主人公的手和臉龐，來讓讀者想象她們其他的外表特徵。鉅細靡遺、毫髮不差地描述莎莉或多蘿西婭的外表、心理特徵勢必會佔用好幾頁的空間，甚至耗掉一整本書的篇幅。
服飾一向能顯示出人物的個性、社會階層和生活形態；尤其是在莎莉這個好誇耀自己的人身上更是如此。比如，她那黑色的絲質披風（輕便的午後訪會時穿的）透露的是，她迫切地想要給人留下深刻印象、打扮誇張（披風）以及不乏挑逗調情的意味（這本書裡還常提到她戴的門童高帽；那種高帽讓人想到性別錯亂、性別曖昧、變裝癖等等）。這些特點馬上都被她的言詞行為再次強調出來。比如，借打電話為由，她把自己近來的豔遇講給男性友人聽；在這個場景裡，敘述者順勢描繪了莎莉的手和臉龐。
亨利·詹姆斯所謂的「場景刻畫方法」——他反覆勸勉自己「戲劇刻畫！戲劇刻畫！」——力求達到的效果就是這樣。不同的是，詹姆斯心裡想的是以舞臺為範本，而伊舍伍德則是屬於與電影一起成長的第一代作家，電影的影響表現在作品裡。《再見，柏林》的敘述者說「我是一部相機」，他想的是一部電影攝像機。如果說多蘿西婭是靜靜地擺著姿態，好讓別人用文字為她繪就畫像，而且實際上也被比作油畫中的人物；那麼，莎莉則是通過行動來展示她自己。我們可以試著把這一段分拆成一連串的電影畫面：莎莉，身穿黑色絲質外衣，擺個姿勢；兩個男人很快地互換眼色；莎莉撥電話時，鏡頭拉近到她塗成翠綠色的指甲上；又一個近距離畫面定在莎莉濃厚、拙劣的妝容上，她跟情人說話時，臉上表情矯揉做作；還有，兩個鏡頭快速地帶過這兩個男人盯著看莎莉做戲的神情。
無疑地，這或多或少說明了為什麼莎莉·鮑爾斯的故事能夠成功地搬上熒幕；然而，紙頁之間還是有無法演繹出來的文學興味。一提到莎莉的名字，我首先想到的是一雙汙穢的手配著鮮豔翠綠的指甲。在影片裡你可以展示這些鮮綠的指甲，但是你無法再現敘述者那句評語，「這個顏色選得真不好」。「選得真不好」講的就是莎莉·鮑爾斯的命運；在影片裡你還可以讓鏡頭帶出莎莉手上的煙漬和汙垢；但是，也只有敘述者能告訴我們，那雙手「髒得像小女孩的手」。在世故魅惑的表象之下，藏著孩童般的特質；這就是為什麼莎莉·鮑爾斯是個讓人難忘的角色。
德語，是你嗎，我最親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