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傻子！」厄秀拉大聲叫道，「他怎麼不騎遠一點，等火車過去呢？」
戈珍瞪大了雙眼，中了魔似的盯著那個人看。可是他坐著，目光炯炯，一派倔強神氣，硬是要那匹馬服從指令。那匹馬像陣風一樣又轉圈、又閃躲地蹬踏不安，卻還是無法掙脫出主人的意志控制，也無法從周遭那令它驚恐的狂躁聲響中逃脫開來，因為這時那火車正在緩慢、沉重、駭人的聲響中，一節接著一節地由平交路口的鐵軌駛過去。
似乎想看看是否有解決辦法，火車頭這時也放下剎車，後面的車廂一節節地碰上又回彈，緩衝用的鐵桿撞得鐺鐺作響，像是震天銅鑼一樣，越來越逼近地碰撞在一起，發出一陣尖銳、可怕的震盪。那匹牝馬張開嘴，緩慢地站立起來，就像是被一陣恐懼的風給抬起來似的。突然，它伸開前腿往後退，渾身抽搐著要逃離這讓它害怕的一切。它往後退，而那兩個女孩互相緊緊依偎，生怕這馬會往後翻倒，壓在那男人身上。可是這男人身向前傾，臉上始終洋溢著開心的表情；他終究是把那牝馬壓制下來，令它平穩服貼，指揮它回到路標旁邊去。然而，儘管那男人的命令強制決絕，那匹馬的恐懼衝動也同樣龐大得無法壓抑；它拼命地扭轉著身子想要遠離鐵軌，還以兩條後腿站立，扭轉個不停，彷彿置身在旋風中心似的。戈珍的頭暈得厲害，這狂亂的景象好像要穿透她的心房。
戴·赫·勞倫斯《戀愛中的女人》（一九二一年）
粗略地說，任何指代其他事物的物件或意念，都可算是「象徵」，但是「象徵符號」的形成過程卻有許多不同的方式。十字元號可以在某個語境裡，以其與基督受釘十字架刑的聯絡而被視作基督教的象徵，也可因其圖形相似，在另一個語境裡指代十字路口。要解讀文學裡的象徵，可就沒有這兩個例子所示這麼簡單，因為象徵符號不但別出心裁，而且常有豐富的語意多重性，甚至是模稜兩可性（也就是說，它的這些特質是最不能見容於交通標誌或是宗教符號的，尤其是前者）。如果說，一個暗喻或明喻是由把a比喻為b構成的話，一個文學象徵就是暗示著a的b，或是說暗示著許多a的b。起源於十九世紀末期法國，尤其以波德萊爾、魏爾倫、馬拉美的作品為代表，被稱為「象徵主義」的詩歌流派，對二十世紀的英語文學創作有著深刻的影響，其特徵在於，它的象徵意義就像盪漾在水面的浮光一樣，沒有一個明確的核心。
然而，也有人說，小說家在能遊刃有餘地掌握象徵意義之前，更應該「是鏟子就說是鏟子」式地直言不諱；對於一個想要逼真重現「生活的幻影」的作家來說，這不失為一個忠告。如果，只片面專注於把「鏟子」的象徵意義闡釋出來的話，就會損害對人物行動的敘述的可信度。戴·赫·勞倫斯往往為了要表達某種預示性的洞見，而願意冒這個險。比如，在《戀愛中的女人》裡有一個插曲，他就讓男主角赤身裸體地在草地上打滾，還對著月亮在水上的倒影投擲石片。在本章引用的這一段裡，他就在寫實描繪與象徵暗示之間取得了一個良好的平衡。
這個例子裡的「鏟子」其實是個複雜的行為：一個男人騎著一匹馬，而這匹馬被平交路口疾馳而過的煤礦火車給嚇住了；此時，有兩位女士目睹這一情況。這個男人叫做傑拉德·克里奇，是當地煤礦主的兒子，他總管這個事業並最後會把它繼承下來。故事場景是諾丁漢郡——作為一個煤礦工人的兒子，勞倫斯就是在這兒長大的——原本恬靜的鄉野，如今卻是千瘡百孔，四處散佈著漆黑的煤礦口和鐵軌。我們可以把火車解讀為煤礦工業的一個象徵，因為就人類發展而言，它是文化的一個產物；還有，馬，是自然的生物，那麼它就象徵田園鄉野。由於資本主義的推進力量與剛猛意志，工業被強加給田園，這個過程也象徵性地通過傑拉德強行控制他的馬，逼迫馬接受火車發出的駭人的機器噪音這個動作，重新演繹出來。
這個場景裡的兩位女士是布朗溫姐妹，厄秀拉和戈珍。姐姐是教師，妹妹是藝術家；她們是在郊外踏青時目睹了平交路口這一幕的。她倆都十分同情那匹受了驚嚇的馬。厄秀拉對傑拉德的舉動感到氣急敗壞，並直截了當地表達出她的態度。可是，這個場景是由戈珍的視角來描述的，她的反應更為複雜，更為模稜兩可。傑拉德控制坐騎的勢頭頗有性愛的象徵意味：「他終究是把那牝馬壓制下來，令它平穩服貼，指揮它回到路標旁邊去」。在這個敘述裡，傑拉德明顯地刻意在兩個女士面前展示他雄赳赳的氣概。厄秀拉被這騷動鬧得心煩氣躁，然而，戈珍卻不由自主地被這股勃發的陽剛勁頭給攪亂了心湖。這牝馬「以兩條後腿站立，扭轉個不停，彷彿置身在旋風中心似的。戈珍的頭暈得激烈，這狂亂的景象好像要穿透她的心房。」「激烈」一詞實則是個轉嫁的修飾語，就邏輯而言，它應該是指涉牝馬所承受的煎熬；這個字眼被生硬地接到「頭暈」之前，不但表達了戈珍情感上的波瀾迭起，也進而讓我們注意到「激烈」一詞的本意——戳痛，刺穿；這個語意，連同下一句裡的「穿透」，都為這個場景的刻畫帶出一抹鮮明的陽物崇拜色彩。跳過幾頁之後，敘述者是這麼描述戈珍的：「她的腦子裡一片空白，看著那男人不屈不撓地以輕巧的重量壓制著牝馬活生生的軀幹：金髮男子那強壯、不服輸的大腿緊緊扣住牝馬悸動的軀體，逼使它完全順服。」這整個場景的確是預示、鋪墊了故事後來戈珍和傑拉德之間那場熱烈又相互傷害的愛慾關係。
然而，如果勞倫斯在鋪設象徵時，沒有同時讓讀者注意到這場景栩栩如生的感官細節的話，這麼豐富的象徵暗示必會失色不少。火車剎車時車廂發出的鏗鏘喧鬧，以及它的碰撞摩擦，在敘述中不論是句式或是用詞都是以擬聲手法描寫的（「越來越逼近地碰撞在一起，發出一陣尖銳、可怕的震盪」），後面又接著以華麗詞藻來形容牝馬在驚慌中不失優雅的形象：「那匹牝馬張開嘴，緩慢地站立起來，就像是被一陣恐懼的風給舉起來似的。」勞倫斯刻畫男女角色的方法或許不盡得讀者讚賞，可是他對動物的描繪筆觸倒是精彩得沒話說。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這一段中，象徵是以兩種不同的方式表達出來的。自然與文化對立的象徵是以修辭學上所謂轉喻和提喻顯現出來的。轉喻以原因替代結果，或是反過來（火車發動機指代的是工業文明，因為它是工業革命的產物）；提喻則是以區域性替代整體，或是反過來（馬匹代表的是自然，因為它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文章裡的性愛象徵又是基於暗喻和明喻寫就的，這兩種修辭手法都是以兩者之間的某種類似為依託，甲等同於乙：也就是說，傑拉德操控牝馬的肢體狀態似乎可堪比擬人類性愛行為。這兩類象徵之間的區別，最早是由俄羅斯結構主義理論家羅曼·雅各布森提出的，可見於文學文本的每個層面，並且，也見於非文學的文本；比如說，在我的小說《好工作》中，女主角羅玢·彭羅斯向滿腹狐疑的維克·威爾科克斯分析香菸廣告的那一段，展示的就是這一點。想進一步印證小說裡象徵的構成方式的話，可以參考本書第三十五章「異域風情」，摘引自格雷厄姆·格林小說的選段。
原文為poignant，兼有痛苦的、尖銳的、劇烈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