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秋意正濃的時節，我本是為尋找霞飛路而來。落霞孤鶩，秋水長天，很容易讓人自我沉醉。但淮海路的這次行走讓人感到失望。
於是回來，從檔案館裡抽出一本淮海路的百年志，拂去封面上淡淡的灰塵，聽它逐年細述，一篇讀罷，頭上頓覺飛雪，這哪裡又是一條路，分明是一個孱弱和哀傷得無以復加的歷史的畫皮。
1849年，那個叫做寶昌的法國佬就應該已經來到了上海，他興高采烈，一手叉著腰，一手撐著文明棍，看著東起黃浦江，西至周涇（今西藏南路），北抵洋涇浜（今延安東路東段），南從潮州會館向西沿城牆至諸家橋關帝廟（即今新開河外灘沿人民路抵壽寧路西藏路口），偌大的一塊地盤可以任由自己支配。
這還只是最初的法租界，1861年，法租界東南界擴充套件至十六鋪北側。上海的地方誌記載，其間，英、法、美等國又利用幫助鎮壓小刀會、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和防禦太平軍等事件，逐步攫取了租界內的市政、賦稅、警務、司法等權力，形成了「國中之國」。
1874年5月3日，以寧波籍為主的上海人抗議法租界公董局試圖佔去他們的鄉幫組織——四明公所，結果遭到了法國水兵的鎮壓，6死20傷。20多年後，法國人再次強佔了四明公所，面對大批前來理論和抗爭的市民，水兵再次上岸大開殺界，17人被殺。
如果追溯，今天的淮海路便是在壓過這23名國人的屍骨後被修建了起來。法國人將這看做是他們的一個勝利，而馬路的名稱便是時任法租界董事會總董的寶昌。
寶昌路，一個多好的名字，如果不去回覆歷史，我只以為那是一箇中國得不能再中國的符號。時光常常就是這樣地造化於人，明明是一部民族與民族，文化與文化的激烈衝突的歷史，到頭來，卻在一個溫情脈脈的符號面前戛然而止。
血，已經融入了地下，在寶昌路上生長出來的是法國梧桐。1915年，歐洲戰場上一個叫霞飛的軍官指揮法軍取得了一個對於他們的民族而言極其重要的勝利，法國人為慶祝這場勝利，旋即將寶昌路更名為「霞飛路」。
我有點不得不由衷地佩服那位貫通中西，且深諳國人心理的翻譯天才了，只消一筆，便為強盜脫下了蒙面的黑衣，取而代之以法蘭西的浪漫風情。
以一個馴服者的姿態，霞飛路倒真是從那以後「霞飛」了起來。道路兩側，形形色色，各種風格的歐式建築多了起來，這本是為了解決當時在上海的異國冒險家和達官顯貴的居住需要而自然形成的一種人文景觀，最後在無意當中造就了一條混雜著各種文化和折射著當時時尚的道路。
摸清了那些建築如今所在的門牌號碼，於是我重回霞飛路。如今的淮海中路375號便是當年的公董局，建築默默無聲，廊簷上長有衰草，有人沿著古老的樓梯進出，而在街角，黃昏的太陽正悄無聲息地投過來一抹陰影。
100年過去了，再長壽的強盜也已經死去，和著以他們命名的道路，但這些建築還在，還有那些已被融進城市肌理的時尚和商業氣息。它們長久地停留，不知道是作為見證，還是僅僅為等待著滄海桑田。
一路摸過去，在每一幢建築前幾乎都可以對應著找出大段大段令人窒息的發生在近代中國的歷史。暗殺與被暗殺，革命與被革命，前人的記載墨跡未乾，卻已像一片片的碎屑被掩隱在深處的風吹散了。
這又是一種怎樣的哀傷，我們眩目於殖民者所引入的文明，卻又深深為曾被強暴過的軀體而羞辱。當用一種迷戀的情緒追憶起霞飛路上的陣陣霓裳，以及藏在小樓裡的燈紅酒綠時，內心又因為對於痛苦的遺忘無不有一種酸楚。這種美，充其量也是用火紅的烙鐵在肌體上烙出的花紋，看的人覺得是一種美麗，於自己卻是一種痛苦。
好在一條商業街，在百年的流轉中留下的大多是值得炫耀的奢華。
歷史上，昏黃燈光下的密謀、巡捕房裡越南巡捕吹著長哨的狂奔，還有誰能夠記得？還有那些法國人、英國人、美國人、白俄人，他們又是為何要來到這裡，在這萬里之外的異國，劃地為界，填河造路？
種種追問在現實的人流面前顯得如此乏力，沉重並不討人喜歡，繁華可以被看見，哀傷隨即可以被掩去。歷史常常就是這樣地戲弄我們，用霓虹燈和櫥窗裡應接不暇的陳列遮住從前，路過的人看見這些，常常引以為快樂，並在快樂中將從前的一切遺忘。
b——廣州——/b
沙面街
帆影過後是靜謐
廣州長大的女作家黃愛東西在一篇文章中充滿詩意地描繪沙面：「如果一定要深究對沙面的感覺，我總是很不確定地認為孩童時有個人曾經在那些榕樹的鬚根和濃密的綠陰下仰著頭站過，很確定地知道直到現在這個人還是不抱希望地指望著再看見一艘龐大的帆船。巨大的帆影，無聲無息地滑過。」「那是獨立於廣州城之外的另一個外國城市。」也有朋友這樣介紹沙面。站在沙面南街，只能看到江面上往來的珠江日夜遊船或者是破舊斑駁的運沙船，沒有龐大帆船的丁點影子，甚至視線也會被那些不斷生長出的高層建築尷尬地阻隔。
這個「外國城市」狹小緊湊，其實最美的部分不是行走在其中，而是站在沙面外的大街上，從電線和高大的樹冠之間看過去，那些房屋的尖頂，各具特色又各自不同。天氣晴朗的時候，陽光傾斜在上面，它們明朗躍動，而在斜風細雨之間，它們又充滿了憂鬱的色彩，離滄桑很近又很遠。
到沙面最好是乘船，很容易找到杜拉斯筆下那個瘦弱的15歲半的白人女孩渡河遇到她的中國情人的感覺。1861年，正是杜拉斯所在的法國以及英國將沙面劃成了自己的租界。在沙面的重點建築上面，都會看到一塊鑲嵌在牆壁上的石板，上面記錄著這座建築的建成年代和用途。初期的沙面建有警察局、英領事館、禮拜堂等，現已不復存在。現存沙面的建築都是19世紀以後建設的，有領事館、教堂、學校、銀行、洋行、俱樂部、旅館、小住宅等等。建築形式有新巴洛克式、新古典式以及所謂殖民式，但已不再使用磚瓦和木材，而是用鋼筋混凝土梁板結構。共有19個國家相繼在沙面設領事館，在沙面租界裡先後設有9家外國銀行，40多家洋行和企業的公司、分行、支行、辦事處及代理處，沙面完全成了一個熱鬧而喧囂的世外小島。
當年的中國人是不允許自由出入沙面的，「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時代遠去了之後，現在在沙面的牆壁上同樣句式的話還可以發現：外來車輛不許停此，否則放氣。說不上歧視，只有幽默。
沙面的榕樹是聞名已久的了，這裡有150多株樹齡達百年以上的古樹種滿大道兩旁。濃陰掩映為這些風格各異、宏偉氣派的建築增添了不少的風情。在廣州1985年和1995年兩次公佈的古樹名木中，沙面就佔了半數。沙面最古老的一棵古樟樹如今已有300多年的歷史，這棵位於沙面四街北面的老樹直徑足有165釐米，是古樹中的極品。在沙面島上，樹齡超過180歲以上的有44棵，超過130歲的有98棵，超過100歲的更是有154棵。那些當年種植下這些樹的人，早已經化灰化土，古樹無言，它們用年輪見證了歷史，又用新枝，裝點了現代生活的靜謐與愜意。
踏過當年的傷口，沙面已經成了羊城小資的最佳去處，每年還有那麼多天南地北的遊人，擁入這裡又擁出，雨水和腳印已經掩蓋了當年沙面街上的曾經有過的掠奪和血腥，生活就是這樣，風景是無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