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湖廣會館是一個風雲際會之地。1870年，曾國藩在這裡度過了他的六十大壽。這個湖南湘鄉人覺得，只有在這裡才「宛在洞庭雲夢」，能夠感受到水鄉澤國的氣象萬千。接著是八國聯軍殺進北京，這裡做了美國人的司令部。只是現在沒有資料可以說明會館在美軍的腳下遭受了怎樣的凌辱。
讓湖廣會館得以保留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孫中山五進會館進行演講。
1912年9月4日下午大雨，孫中山冒雨前來演講，上千人聚滿了湖廣會館，當時國會正在做立憲準備，孫中山認為他的共和理想將要實現，他說：「兄弟素抱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民族、民權現已達到，惟民生一端尚等研究」。而在此之前的8月25日，孫中山在這裡將5個政黨組合成了國民黨並以最高票當選為理事長。湖廣會館鄉賢祠階前，有一眼子午井，據紀曉嵐的《閱微草堂》記載，「子午二時汲則甘，餘時則否」，被視為神井。現在這眼井還在，只是黑洞洞的不知道是否有水，就是有水也不知道是否是子午二時是甜水，其餘的時間就會變苦。
b——上海——/b
上海會館之慾隱還現
真正的上海會館的蹤跡如今是越來越難尋了。倘若稍微翻一下辭典，也只有在極專業的記載中，方能瞥見舊時上海會館的一些殘留片段。書店裡各式各樣的上海懷舊散文層出不窮，會館卻像獨獨被遺忘了似的，鮮有人提起。
這也不能全怪作家們的，更具上海風情的故事講還講不完，又有誰還專心致志地來講述有關會館的事情呢。由市井間同業或者旅滬的同鄉而產生的這些會館，更多地記載了民族工商業在早期發展的情狀。從明末以後，這類會館開始在上海出現，到上海開埠後，隨著萬商雲集，也逐漸達到了高潮。
當時的會館集中於今天的南市一帶，這裡靠近黃浦江的碼頭，是來往客商的必經之地，同時，這裡與西藏路、南京路等市區內的主幹道也相鄰很近，是租界內的繁華之處。如果去尋找那些留存的會館遺蹟，從南浦大橋下來，就在董家渡站的旁邊至今還有一條叫做會館碼頭街的小路。數百米長的這條小路如今更像是一條小巷，從中山南路一直連線到黃浦江邊，原以為這裡或許會儲存一些會館，但門牌絲毫也透露不出那些老房子的歷史，只聽得當地的老人講，這裡以前確實有許多大大小小的會館，當然，在這樣的一條小路上的，也多為一些小行當的小會館。考證這些行當以及會館在當年上海黃浦江邊的存在，只要沿著江邊向前走便可以了，許多通往江邊的路名都是以某個行業命名的，諸如竹行碼頭街、十六鋪等。小的會館其實能更直接地透露出這種組織的功能。如上海的賣魚者在1879年看到市場上其他行業都已經建立起了會館，並且因為有會館在中間的干預和協調，整個行業變得更加有序，因此也宣佈成立同業會所，在報紙上釋出通告，規定所有的賣魚者須前來登記造冊，並按月交納一定的會費。如此規定其實是針對當時魚市上強橫者欺壓弱者而制定的，旨在打造出一個更為公平的競爭環境。類似的還有藥行的會館，藥行的錢要更多一些，因而每月能舉行規模更大的活動，他們在自己的會館裡看戲、聚餐，名為聯絡感情，其實彼此有一個更為重要的任務，將自家的秤帶過來，用會館裡的公平秤校準，以免有人做鬼。
這些行業會館並沒有因此形成抱成一團的壟斷者，這用今天的眼光看來，確實是有些難以理解的。在商業的操守上，當時的商家確實有讓後人感到汗顏的地方。藥行的老闆們能主動將秤校準，事後彼此監督，這是會館本身所具有的制度的力量，但同時，他們也並非全無其他的標準。《申報》當年記載的一則事情就充分說明了會館相當看重傳統道德里的一些信條。一個農婦抱著自己織造的20匹布到集市上販賣，恰在一家布店的門口，該布店認為這名農婦違反了布行的規矩，扣下她的布，然後雙雙來到會館論理，會館的董事認為農婦私賣布匹固然不對，但其也為生計所迫，將布匹發還給她，讓她回家，或擇日辦妥手續再賣。在這件事情上，我們並沒有看到佔了絕對強勢地位的一方強橫霸市，露出時下常見的行業管理者以老大自居的面目來。
事實上，制定行業規範，進行行業監督只是會館的部分功能。規模更大的同業或者同鄉會館往往履行著更多的實際作用。譬如旅滬的徽商會館，則有免息幫扶困難的同鄉的規定，他們甚至還替初來上海的會館之成員找臨時的住所，如果意外客死他鄉，則還要替他們安排後事，且必處理得井井有條。至於更為出名的寧波同鄉會的四明公所，因其規模龐大（其公所在西藏中路，為今天申花足球隊辦公地），高峰時，寧波商人在上海的人數達到40萬之巨，一個彙集如此龐大力量的會館自然不會限於商業協調的功能，它的存在已經形成了一股在政府權力外的民間力量，就舊時的上海而言，它還是在官辦的機構與外國勢力之間獨立存在的力量。四明公所就曾經因為用地的事情和租界發生衝突，在衝突中甚至有會員為此而喪生。
追究這些會館產生的原因是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傳統的會館身上無不帶有強烈的同鄉幫會以及宗教的色彩，儘管在客觀上會館是由於近代商業的發展才興盛起來的，但在組織的形式和操作上，卻處處能見到來自中國傳統社會中鄉村和廟宇裡的影子。這也就更加證明了中國的城市是根植於鄉村社會的延續，所有在鄉村社會已經約定俗成的規則變了個樣子後同樣會來到城市。幾千年來，中國的國家行政機構向來只設到縣一級，之下往往依靠民間中介的力量，我們也常常低估了民間的組織實行自我管理的能力，實際上會館很典型地給了我們一個在政府和個體之間產生的第三種力量的樣本。由同鄉和裙帶關係扭結成的這種力量在自我管理上的有效性讓人吃驚，與其後產生的被賦予更多政府色彩的商會比較，會館則比後者顯然更有凝聚力。更進一步，其作為非政府組織，介入到行業和公共事務管理的經驗，即便是在今天，依然能帶來許多思考。
三山會館：一個晚清會館的標本
三山會館由晚清的福建水果商人建造，原本在更靠近江邊的地方，現時的這座建築其實是後人照樣遷移過來的。離開會館不遠的十六鋪依然是今天上海水果批發的集散地。藏於一片民房內的三山會館儘管臨著熱鬧的中山南路，高架路上的車輛呼嘯而過，但如果不是專門的造訪，很少有人能注意到街面的後面竟然存在這麼一片無論與傳統的江浙建築，還是殖民地時上海建築都迥然不同的群落。紅磚高牆，兩邊各有幾扇漆成墨黑色的小門相通，與高達十多米的院牆相比，這些小門顯得低矮而幽密。
從其中的一扇走進去，在圍成四方形的一塊千餘平方的院落裡，大殿朝南，這是整個會館的主體建築，最初這裡供有天后，福建人信奉媽祖，凡是他們足跡所到之處，也將信仰傳播到所在的地方。其實，會館帶有廟宇和宗教的色彩是清代上海各家會館非常普遍的現象，猶如散沙般的眾人在異鄉經商謀生，本質上需要一個能夠團結在一起的組織，但這種組織又需要一個共同的信仰加以維繫，宗教自然是最能被普遍接受的選擇。何況宗教裡倡導的濟世精神與會館存在的價值又相當一致。這種宗教色彩在清代會館中往往還加以延伸，修建會館的鉅額資金通常要靠募集，成員中德高望重而又經營有方者責無旁貸，在捐獻出巨資之餘，作為一種回報，這樣的人往往也被列入到廟宇中，設長生祿位，供人景仰，這在活著的人看來，是一種非常崇高的榮譽，會館的興起某種程度上也與推行對於「義信」的崇拜和信仰有關。無形的神和活著的人的雙重供奉實際上樹立了一個既宏大又具體的價值座標。可惜的是，會館的大殿雖原樣保留了，但這些原汁原味地反映當時會館特徵的細節卻已無存。
在大殿的前方，一座古戲樓修建得相當精美，雕樑畫棟清晰可見。這座建築建成至今尚不足百年，但在建築的規則上卻嚴格秉承了古法，戲樓頂部的結構非常符合自然擴音的聲學原理，所畫的圖案，包括戲臺的大小、高度也都遵循了嚴格的定律，處處顯示出製造者的一絲不苟。戲臺之所以正對著供奉媽祖的大殿，原意為唱戲時好讓媽祖看得最為真切，但事實上，戲臺的設計原本就是會館為成員們所周到考慮的一項內容。看戲的座位就設在大殿和戲臺之間的兩邊。這種源於鄉村廟會或紅白喜事時請戲班子唱戲的傳統同樣在城市裡商人社會中流行，會館也產生了讓眾人娛樂的功能，只有在這種融洽的氣氛中，許多感情才方便溝通，人氣也才能更好地聚集。
三山會館並不是上海晚清會館中建制最為宏大的一座，但這種規模和佈局在會館中相當具有代表性，同時，這也是現存的惟一儲存完整的上海清代傳統會館。上海人煞費苦心，在拆遷造路的時候，卸下一磚一瓦，模仿著重新建造，方使這座建築得以儲存。
b——廣州——/b
廣州會館：那些幸運的見證者
2003年4月，位於廣州市荔灣區的錦綸會館，因為康王路的拓建問題，被迫「移居」——而不是就地處決，毀屍滅跡——媒體大篇幅地報道，居住在這個城市中的人，在媒體的轟炸之下，也逐漸知道了自己的城市裡有著一個古董寶貝。
相比其他已經消失在城市改造和擴建中的會館，錦綸會館是幸運的。它不僅幸運地存活了下來，而且幸運地被作為文物而受到保護，珍而重之。總是聽到有關廣州沒有文化沒有歷史的傳言，對錦綸會館的保護，或許是廣州在證明自己也有文化也有歷史的過程中所採取的一項步驟吧。經濟發展的同時，雖然會帶來新的文化因子，但必然帶來對舊有文化的全面圍剿。不管怎樣，在城市快速發展的今天，錦綸會館暫免一死總是值得拍大腿叫好的事情。
天下沒有無緣無故的恨，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一切都得按照市場規律辦事。錦綸會館之所以「受寵」，自然有著諸多經濟和文化上的考慮。廣州是維新運動的發源地之一，廣州人喜歡新鮮事物，喜歡嘗試及模擬新鮮事物。一件舊的東西，如果在廣州人眼中受寵，惟一的、直接的解釋便是，這個東西是件「古董」。錦綸會館始建於清朝雍正元年，距今已近300年曆史，是絲綢行業的行業公會所在地，也是廣州市惟一倖存的行業會館，舊廣州紡織業老闆日常開會喝茶展開對外貿易的所在。
廣州的城市歷史漫長而且無跡可尋，除了歷朝歷代的地圖以及方誌上的記載，在廣州，尋找一個具有數百年曆史的遺蹟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300年的歷史建築，在中國很多城市裡幾乎算不上什麼稀奇之物，而在現在的廣州，則成為了古董，應該珍重對待，只可遠觀不可褻玩。遙想幾百年前，廣州是對外貿易的集散地，各種行業齊聚廣州，建立會館，以便於掌握市場走向，適時地調整運營結構。如今，其他行業會館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
和錦綸會館相類似而不同的八和會館，是粵劇藝人的行會，始建於清朝光緒年間，1937年被日軍夷為平地，抗戰勝利後重建，解放後被收歸國有。1985年，經過粵劇界名人紅線女等人的努力爭取，廣州粵劇界終於取回對八和會館的使用權。時至今日，這座有半個世紀歷史的會館已經年久失修，據說準備重修，規劃已報有關部門批准。
算來算去，在今日的廣州，儲存完好面目一新的會館，大概只有位於越秀南路的惠州會館，始建於清末民初。它有著顯赫的歷史背景，不僅曾經是國民黨第一個中央黨部所在地，而且是中華全國總工會所在地、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所在地，講習所的第一任主任為革命烈士彭湃，第六任主任為毛澤東——在毛澤東任內，講習所已經搬到番禺學宮（中山四路）。1988年，惠州會館成為了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錦綸會館，關於絲織的記憶
拐出熙熙攘攘的上下九步行街，一時間簡直難以適應康王路的寬闊暢通。在這條南北貫通荔灣區的主幹道邊上，有一處不起眼的工地：灰不溜秋的舊房子給無數的鋼管「架」著，藍色的一人多高的護牆幾乎把整個建築都給遮住了。只有高出護牆的屋頂稍微引人注意——屋頂兩側各有一隻「耳朵」，像倒置的「u」。
這就是錦綸會館。眼下，它正接受整修，準備著恢復舊貌之後被建成廣州第一座絲織行會博物館，重現廣州絲織業的歷史場景。
說起錦綸會館，不得不先說說廣州絲織業的歷史。絲織在嶺南地區的發展年代，是晚於中原的。晉人「裴氏廣州記曰，蠻夷不蠶，採木棉為絮，皮員當竹，剝古綠藤，績以為布」。——裴淵所說的「蠻夷」是指越族土著居民，而不是從中原遷徙到嶺南的漢民族。秦朝時，趙佗為穩定秦在嶺南的戍軍，曾「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為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中原農業生產是男耕女織，因此這一萬五千名負責衣補的女子中，有善於桑蠶絲織的，應該是不容置疑。西漢政府重視絲織，曾設「東織」、「西織」兩個機構，在漢高祖和漢文帝賜予趙佗的物品中，都包括絲織品。到了西漢中後期，絲織已在嶺南百姓中普及，「蠻夷不蠶」的狀況已不復見，即使在比較落後的海南島，亦有蠶桑織績，至於近海的大都會番禺（廣州的古稱），就更為廣泛。《前漢書》雲：「儋耳珠涯郡，民皆服布，如單被穿中央為貫頭，男子耕農種禾稻、麻，女子桑蠶織績。」中唐以後，南方的絲織技術不僅超過了北方，而且精製技術也比北方優越，而隨著南宋時期大批江、浙人南移廣東從事絲綢生產，這種情況更成定局。
明清時期，廣州絲織業已很繁盛，主要集中在西關一帶，並發展到分工分行生產。生產品種有朝蟒行、十八行、十一行、金彩行、通紗行等；除朝蟒行是絲織業最為古老的行業，不再分小行外，其他行下面又分若干小行，分工十分細密，如十八行便分為洋貨三行、金彩三行、幹紗三行、雜色三行、洋八絲三行、綾綢三行。清雍正年間，廣州絲織業已與蘇、杭齊名，至嘉慶、道光年間，所產紗緞有「甲於天下」之說。商品經濟的發展，必然帶來經濟制度、生產關係和某些政策的變化。在明中葉以前，封建統治者實行「匠籍」制度：凡被編入「匠籍」的手工業者，每年以「輪班」或「坐住」或「存留」的形式，為官府服強制性無償勞役。到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匠籍制度開始逐漸改變，輪班匠可出銀代役；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規定一律以「匠班銀」代役；清順治二年（1645年），明令各省「俱除匠籍為民」，從此，手工業者才從封建奴役中解脫出來，成為自由手工業者。自由手工業者身份的確立和絲織行業的貧富分化，為絲織行業中僱傭關係的出現奠定了基礎；同時，「機戶出資」、「機工受值」的資本主義萌芽狀態的新勞資關係，也為絲織業的進一步發展創造了條件。在這種背景下，廣州絲織手工作坊中出現了代表東主和工人各自利益的組織，即「東家行」和「西家行」——「東家行」是東主的組織，「西家行」是工人的組織。東家與西家代表各自利益彼此對立，又在保護行業共同利益中相互依存。廣州絲織業的東家與西家組織何時出現，史無記載，但據歷史學家推測，也許便是在作為東家行的錦綸會館建立之後。錦綸會館始建於清代雍正元年（1723年），於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光緒年間皆有重修，今年正好是它建成的280年紀念。
錦綸會館原先坐落在荔灣區下九路西來新街，坐北朝南，寬三間，深三進，建築面積347平方米，是一座典型的嶺南祠堂建築：兩邊青雲巷，兩坡硬山頂，碌灰筒瓦，陶瓦當、滴水剪邊，蝸耳形風火山牆。中軸線縱向排列著頭門、中廳和後堂，兩側對稱，有遊廊相連。雖然歷代屢有重建，但現存的建築格局應該是在道光年間形成的，但據推測，當時的建築規模應該不僅僅是現在儲存下來的幾座建築。根據雍正九年所立的《錦綸祖師碑記》記述：當時在廣州的數百家絲織業主共同出資興建錦綸會館來供奉「錦綸行」（即絲制業）先師「漢博望張侯」，即張騫。關於張騫出使西域，錦綸行內人一直相信著這樣一個美麗的傳說：漢武帝派張騫尋找黃河源頭，張騫乘木筏直達天河，一位婦人贈之一石。張騫回朝後拿給善卜的嚴君平看，嚴說，這是織女用來支撐織機的石頭啊！後來，張騫便創制立法傳之絲織業。這就是「支機石」的傳說。雖然錦綸行內人認為絲織業在黃帝之世便已出現，但其技術得以發展成熟卻是張騫的功勞，因此感念其恩，建錦綸會館來紀念他。同時，錦綸會館作為錦綸行的行業會館，是廣州絲織業的總機構，也是東家聚會的場所。錦綸行內人制定了本行的「廟例」，成立了「錦綸主會」，每年選出「值理」負責行中之事，選「值理」的活動，便是在錦綸會館進行。除此之外，每年農曆八月十三「師傅誕」，也是錦綸行的一件大事。這一天，行內人敲鑼打鼓，抬著燒豬來到錦綸會館賀誕，東西家代表討論機工價格以及維修錦綸會館等大事——這些活動表明，錦綸行已經是一個制度較為成熟完善、具有特色的行會了。
1841年，千餘絲織工人打著七星旗前往三元里支援抗英鬥爭，就是在錦綸會館集合出發的，而且還得到了錦綸會館的資助。其中陳棠因表現勇敢而受到清政府嘉獎。解放後，錦綸會館作為公共財產被政府接管。
1958年，民政部門將會館作為民居租給市民居住。整個會館住進了40多戶，100多人，不得不在原來的堂屋中加上大量磚木結構的間隔。院子裡，閣樓、灶間、雜物間，東一處西一處地冒了出來。會館裡坤緬木做的柱子——後來人們知道是非常「值錢」的——想釘釘子就釘，想砍就砍。西北角是一個公用的大廚房，六七十個爐頭兩溜排開。每到晚上，兩三張牌桌，四五把樂器，煞是熱鬧。舊時的氣象就這樣悄悄湮沒在喧囂的人聲之中。
1997年，錦綸會館被廣州市公佈為第五批文物保護單位。
2000年底，由於康王路建設的需要，有關部門決定把錦綸會館整體遷移到100米外的地方。
2001年9月27日，經過整整38天的遷移，錦綸會館終於安全抵達了新址。最為幸運的一點是：由於會館遷移，原居住於會館內的居民都已搬遷，在拆除會館內居民自建間隔的過程中，發現了鑲嵌在牆內的19塊清代碑刻——這些碑刻對研究錦綸會館的歷史以及清代廣州絲織業發展提供了寶貴的文字資料。
然後，經過長達一年多的維修方案論證，錦綸會館復原工程於2003年4月拉開序幕，整個工程由市政府投資200多萬元。其中最為困難的是對會館的整飾——雖然當年居民的改建沒有對建築格局與整體構架產生太大的破壞，但大門、中門處的木門欄都已不存，一些石券及簷下花板在「文革」中被毀，由於年久失修，屋脊灰塑、墀頭磚雕大部分都被毀壞。工作人員根據錦綸會館的照片，對殘破不堪的建築物，像灰塑、花雕、陶塑等進行逐件修復。
廣州曾經有四大行業會館，鐘錶會館（位於今解放北路一帶，估計建於清末，為鐘錶製造業的會館）、梨園會館（建於清末民初，館址在今多寶路尾至黃沙大道如意坊附近，為粵劇會館）等已經被拆毀；粵劇會館八和會館現僅存留有一塊牌匾和兩扇門於恩寧路；錦綸會館是其中惟一倖存的，加上同樣位於荔灣區的銀行會館（該會館建於1675年）便是廣州市僅存的兩座行業會館。而銀行會館至今還未列入文物保護單位。
如今，絲織業已經退出了廣州的歷史舞臺，錦綸會館作為一段記憶，又被投注了新的目光：如果連這也失去，恐怕便再沒有什麼留下了。
看見的，熄滅了；消失的，記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