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午鵬
（一）
「睡覺，醒來，睡覺，醒來，可憐的生活。」
當一個人對你這樣說話，可能你的第一反應是「嗨，先生，你需要去看下心理醫生了」。但那個人是卡夫卡。也許你會愣一下，產生一種莫名的擔心，但不要在這種小把戲面前退卻，這並非是要試圖反駁和說服你，而恰想借此來表達一種觀點，一種相當樸素的觀點：卡夫卡在一個正常人看來，確實是一個病人，而且病入膏肓。但與此同時，熱愛書籍的人們則應該慶幸，卡夫卡沒有閉上眼睛將自己奇特的夢境在通常面相和藹、戴著魚紋眼鏡並且口中唸唸有詞一如古時施展神詭巫術的那些人面前一一描述，否則，這個世界就再也沒有卡夫卡了，我們獲得的將僅僅是一個充滿臆想症徵候的精神病人，他的名字亦叫卡夫卡。
不過，讓人沮喪的是，「卡夫卡」這個名字遠比他的書籍更為廣大群眾所喜聞樂見，它儼然已經成為了現代社會常識系統目錄裡的一條。他的命運亦如同常識。「卡夫卡（franzkafka，1883—1924），奧地利小說家，出生於猶太商人家庭，18歲入布拉格大學學習文學和法律，1904年開始寫作，主要作品為4部短篇小說集和3部長篇小說。可惜生前大多未發表，3部長篇也均未寫完……」我通常讀到這裡就停了下來，因為我知道下面要寫什麼，而其後蜂擁而至的所有華麗的形容詞和名詞，都將與已經飛向天空的人毫無關係。榮耀，共鳴，各種匪夷所思的主義的爭執與吵鬧，在一個人的死亡面前，都是他的墓誌銘。在個人眼裡，「身後功名」對於卡夫卡而言，其實是一個相當滑稽的詞語——對所有人而言同樣如此——它們的存在，只是為了表示人類自身並非是一個愚蠢到不可救藥地步的族類。但實際上，他們在為死者加冕的同時卻犯了一個不可原諒的錯誤：他們太不誠實了，太虛偽了，太固執了，以至於試圖糾正無法糾正的東西——事實。卡夫卡是一個現實世界裡的失敗者。他們認識到了問題所在，卻不敢承認。當本雅明說出「要想理解作品（卡夫卡的），在所有的事情裡，首先要有一個簡單的認識，那就是，他是一個失敗者……這個失敗者的情況不一而足。你也許會說，一旦他成了永遠的失敗者，發生在他身上的每件事總是都像在夢中」，你能想象出這個卡夫卡式的偉大靈魂的最終境遇嗎？你大概不會想到，「歐洲最後一名知識分子」，瓦爾特•本雅明，於1940年9月27日在西班牙一個邊境小鎮被迫自殺。
「被迫自殺」，這就是所發生的事情。
但在閱讀多得令人髮指的關於生命逝去的訃告式新聞時，我們的悲傷和憤怒只有在觸及未知底線時才會爆發。我們失去了驚駭，並且習慣於諷刺。事實上，正是我們本身軟弱無力的諷刺，遙遠的嘲笑，不溫不火的奉承，在那些可笑的、看似不可思議的、悲劇性的事件的運作中，擔當著縱容犯的角色。記住，如果，言語不是振奮的，那就應當被摒棄。如果人生不參與，那世界對你即已滅亡。而在這裡，我們也從不想知道卡夫卡究竟是什麼樣的一個人，我們只需要知道，他是一個死人，與活人毫無關係，與自己毫無關係，就足夠在這個世界上生存下去了。通常，閱讀者們以「不知道」卡夫卡為恥——他是一個作家，一個名人，一個被埋沒的成功者——但卻從來不以「不認識」卡夫卡為恥。他們以為給了卡夫卡一個光環，就能夠心安理得在歷史的書頁上寫上濃墨重彩的一筆，但他們並沒有認識到，這一筆並未能放出光彩，反而貶低了他們要讚揚的人，進而貶低了他們本身。正如，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人們就應該意識到，期間所有讓人不禁落淚的懺悔，人類對美德和善良靈魂的讚頌，那些在前一次自相殘殺中積累下來的痛苦回憶，都將被證明是一種虛偽的印記，它們變得毫無價值可言。這就是實際上，我們正在對卡夫卡所做的事情，讓他變得毫無價值可言。我想說的是，誠實一點吧，誠實並非是一種毒藥。況且，我們也應當過了說謊可以被原諒的年紀。卡夫卡是一個作家，但徹徹底底是一個失敗的作家，他寫了很多東西，生前大多未發表，而且他想寫的三部長篇小說也未能寫完，而居然人們就能把「表現主義大師」這樣的稱號給了一個「相對不稱職」的人。而且這種相類似的做法並非一次兩次，而是很多次，以至於我懷疑他們這麼做的動機，是想說明他們的聰明，還是想表達一種阿諛之情。
卡夫卡和其他所有人都是不同的，在個人的閱讀體驗中，尼采就像是一個脾氣暴躁的火星人，康德則一直生活在邊緣的冥王星，叔本華是那個看著地球漸漸流淚的月球異類，而只有卡夫卡，是一個地球人，也許，他還是地球上唯一的人。他和其他外貌相似的同胞不同，至少和大部分聚在一起被古斯塔夫•勒龐稱之為「烏合之眾」的人不同，他們的語言本就有一種絕對性差異，因為他們之中只有卡夫卡說人話，所以他在極小活動範圍的生命軌跡中所說的話，所寫的東西，只給少數幾個生物看過，卻能夠引起與他的生命毫不相關的人們的共鳴。
為什麼？因為他們以為他們是「人」，他們懷疑過，但未能繼續下去，只有卡夫卡誠實而堅定地說，他們不是。他們流淚，為之瘋狂，為這個地球上的陌生的人的精彩證明而歡呼，這即是歷史中的「卡夫卡熱」。不是未來、現在、昨日，而是昨日的昨日才會擁有的珍貴記憶。但那並不是我要解剖與卡夫卡有關幻境的順序，因為那樣不合理，它的不合理很明顯，它就站在那裡。問題是，我們如何學習歷史？幾乎所有國家的教科書，都廣泛地採用這樣一種順序，從遠古到現代。但不合理就在這裡，我們竟然是從自己最不熟悉的東西開始著手瞭解人類的歷史，然後在一片理所當然的吻合之中滿足自己知識的慾望！按照這種認知邏輯，最初的時候，因為極度陌生，每個人對歷史都會有很多疑問、不解和焦慮，因為不熟悉，無法觸控，人對其有著一種本能的不信任，但隨著熟悉的話題的漸漸切入，人們可以去看，去撫摸，去嘗試，去驗證，那些原初的困惑便會隨風消散，人們會產生一種因為對結果的合理性（熟悉度）的堅定而對歷史的合理性（陌生度）的存在不抱任何質疑的幻覺。也許有人會以為這並沒有什麼錯，這是人誕生和成長的過程。但我不禁要問：這個小小的星球之上有多少種歷史教科書呢？在結果唯一確定的情況下，誕生了多少種對歷史源頭的闡述呢？如此看待歷史，人們只有一個惡果可嘗，那便是失去懷疑精神。它讓人們錯以為認識了孔子的後裔，便認識了孔子本身。而且，世界上的諸多紛爭，極大的一部分源於人們童年時閱讀的那些讓人匪夷所思的、毫無邏輯性可言的東西。所以即便現在，他們說「真愛永恆」這個詞，「真」不同，「永恆」不同，甚至他們要想表達的「愛」也是不同的。這僅僅是這個世界存在的許多本質問題中的一個而已。
在接下來的剖析之中，我們將會看到更多不可思議但合情合理的東西浮出水面。無須驚歎，那是每個人都知道但又不敢承認的東西，它們並非一種發明，而是一種處於偶然意義上的發現。那些並非出自遙不可及的上帝之口，那些真實、光鮮的東西也不需要上帝來說，人本身就可以做到，只是礙於某種恐懼而不去做。從卡夫卡的出生講到死亡，那是一個人偉大的過程，那也是我們給卡夫卡戴上光環的緣故；從卡夫卡的死亡分析到出生，那是一個人渺小的過程，那也是將卡夫卡帶入現實的唯一方法。卡夫卡一點都不偉大，他不是設計出作業系統的比爾•蓋茨，也不是想象出時空扭曲的愛因斯坦，更非創造出可以毀滅地球無數次的原子彈的奧本哈默，他是一個人，一個失敗者。他並沒有什麼可自豪的，即使有，他也無法知道，他只有無盡的困惑和憂傷。從生到死，是個悲劇；從死到生，我們則無需流淚。我們應當認識到這樣一點，卡夫卡還活著，藉著生者的舌頭，言語不停。如此，我們才有可能走近他，看到他所看到的東西，現實或未來。
在他的歷史之中，人們第一個應該瞭解，無論他們曾經是否瞭解，無論他們原來了解他的過程存在各種不同，但在我眼裡，第一個應該瞭解的，不是他的書，不是他的出身，也不是他的親戚朋友，而是與死亡最為切近的東西，他，以卡夫卡這個名字所寫下的遺囑：
thewillisthewill.
（遺囑即意志。）
我忽然發現英語這種語言的美麗所在了，不過遺憾的是，那不是我要敘述的重點。
（二）
在米蘭•昆德拉的《被背叛的遺囑》中有關於卡夫卡的論述，他在文中寫到這樣一個場景：「卡夫卡把他的《變形記》的手稿寄給一本雜誌，編輯羅伯特•穆齊爾準備發表，前提條件是作者做些刪減。（啊！可悲的大作家的相逢！）卡夫卡反應冰冷，並斷然拒絕，與史特拉汶斯基對安塞邁特一樣，他可以承受不發表的想法，但發表而被損毀，對此他難以承受。」而現在，如果要我們把卡夫卡已經出版的所有東西都按照他的遺囑來毀損，我想，對此，我們也難以承受。正如我們現在懂得了卡夫卡的價值所在，那個卡夫卡同樣有著這樣的自我認識。他寄出去的並非一份手稿，而是一個人，是他自己。要求作者刪減作品，無異於讓卡夫卡在自己的身上割下一塊肉來那樣痛苦不堪。接下來，我描述的是與之相比較而設計的另外一個場景：「卡夫卡把他的遺囑（並非法律意義上的遺囑，而是兩封私人通訊，儘管如此，我們仍舊可以認為它是卡夫卡本人的意志所在）交給他的好友布洛德，請求他遵照他的遺願燒燬他的所有作品，布洛德給了他否定的回答。」我想，這時人們的企盼都是一樣的，卡夫卡什麼反應？但是我們不知道。我們只知道在布洛德整理的《〈審判〉第一版跋》中，他解釋道：「……在1921年，我對我的朋友說我曾寫了一份遺囑，其中我請求毀掉若干物件，重新審閱別的，等等。這時，卡夫卡遞給我人們後來在他的辦公室找到的用墨水寫的那頁紙，對我說：‘我的遺囑會非常簡單：我請你燒燬一切。’我還能確切地記著我給他的回答：‘……我事先告訴你我不會這樣做。’」「卡夫卡，」他接著說，「懂得我對他寫的每一個字的狂熱崇拜。所以，他很明白我不會去服從他，所以他本來可以去選擇另一個遺囑執行人，如果他自己的打算是嚴肅的無條件的最後決定。」現在，我們仍然不知道卡夫卡當時的反應，要知道那時他還活著，從布洛德的敘述中顯然卡夫卡知道了自己這封遺囑將要面臨被背叛的命運，他能夠無動於衷？布洛德的說明簡直牽強到不可理喻的程度，因為他本身就是卡夫卡最好的朋友，卡夫卡如此之信任他，所以才把這樣一件難以啟口的事情託付於一個他認為無比真誠的朋友——布洛德。結果，布洛德在違背了卡夫卡的意志之後仍不免為自己臉上貼金，認為正是相信他會背叛卡夫卡，作為偉大作家卡夫卡的最好朋友，才把毀稿之事託付於他。即便，卡夫卡的打算是「嚴肅的無條件的最後決定」，如果連他最要好的朋友也無法按照他的意志行使最後的藝術葬禮，他還能堅信另外一個毫不相關的人恪守這樣一個令人匪夷所思的遺囑嗎？要知道，是所有文稿，不是一份，也不是兩份，是所有，也就是說，行使卡夫卡意志的人必須能夠說服那些與他相關的人毫無保留的交出東西來，這樣一個人，在孤獨的卡夫卡身邊，除了布洛德還會是誰呢？
人們經常說：如果卡夫卡的確願意毀掉他所寫的，他本來可以自己去把它們毀掉——這句話源自米蘭•昆德拉《被背叛的遺囑》末章第7節第二段，姑且信之。但同樣的邏輯下，是不是一個人想幹什麼事就必須馬上去幹，或者說親自動手幹呢？難道那些正常人所說的人生遺憾都是一種謊言？難道說有著這樣一種思想覺悟的人在死之前說「我其實想當一名詩人」時，活著的人不應該流淚，而應該扇他（她）一耳光然後置若罔聞？布洛德曾說，他對卡夫卡的每一個詞句都有著「狂熱的崇拜」，而實際上在早些時候，他甚至希望卡夫卡能夠順從別人，「取消一些東西」。最終，布洛德背叛了他的朋友，把他的「狂熱崇拜」變成了殘酷事實，他將卡夫卡的所有東西都公佈於眾。他一瞬間讓一個害羞的人脫光衣服在大街上招搖過市，並且口中充滿崇拜之詞。多麼要好的朋友啊！米蘭•昆德拉在文中批評布洛德時寫道：「布洛德的不審慎在我看來無可原諒。」這個「不審慎」在我看來簡直是對布洛德的一種褒獎，彷彿在他精神和注意力不集中的恍惚之間，拯救了這個世界上一個偉大的靈魂的碎片，讓世人得以親見。事實上，布洛德的「不審慎」並非他意識上的疏忽，而是他本人的屬性，因為他無法「審慎」，因為他不是卡夫卡，他雖然崇拜卡夫卡，對他的一些文字充滿敬畏，但他就像一個虔誠的信徒一般，對上帝一無所知。他看到那一堆堆閃光的東西，卻辨識不出金銀銅鐵。他想讓眾人看到卡夫卡的美，卻不知道哪一塊地方是該漏的，哪一塊地方是不該走光的。索性，他讓卡夫卡直接光著身子登上舞臺，他本人無法完成這項艱鉅的任務，所以他聰明地把任務推脫給了全世界。燒掉所有文稿，公佈某些文稿，公佈所有文稿。這些都應該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但沒有耐性充滿狂熱的布洛德忍不住了，他急於讓世人知道卡夫卡的某種偉大，一種他的敏感的直覺所看到的東西，同時也急於讓世人知道自己的偉大，布洛德的存在。甚至我想說的是，這個世界上不是隻有一個布洛德，而是有無數個布洛德，而那個在卡夫卡身邊的布洛德只是一個幸運的布洛德，當然，也是那個背叛了卡夫卡遺囑的布洛德。
顯然，沒有人會因為世界獲得一批無價之寶來苛責布洛德，沒有人會因為他背叛了卡夫卡的遺囑而對他的道德說三道四，是因為《審判》？《城堡》？他的敏感日記？他的寫作方式，表現主義？抑或一個隱藏在陰影裡的天使的隱喻？
不是，完全不是，只是因為，卡夫卡已經死了。
世人已經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了，甚至他們無法奢求的東西也被布洛德那個該死的好朋友全套奉送。他們無須感慨，只需微笑。他們接下來要乾的事情就是成為一個個考古學家，把那一個個象形文字背後的含義推敲出來，那就是他們所謂的「創造性工作」。米蘭•昆德拉不相信卡夫卡要求布洛德毀掉他們的通訊是害怕它們被髮表，他經過一系列分析，寫道：「即便是一篇他認為失敗的短篇小說，對於作家也不是無用的，它可以作為另一個短篇的素材，作家沒有理由毀掉他所寫的，只要他還不是奄奄一息……」以及他在分析卡夫卡的第二封信裡的一詞一句時得出「卡夫卡與那個傳說中要毀掉他作品的作家毫無相同之處」的結論，最後，他認為這是一個謊言。既不是卡夫卡想毀掉所有的文稿，也不是卡夫卡不想毀掉所有的文稿，而是卡夫卡想毀掉的文稿只是他所有文稿中的一部分而已。
「他希望毀掉的文稿，首先，加以強調的是（隱私的文稿）書信和日記；其次，他認為他沒有能夠寫好的短篇和小說。」
但，我不相信米蘭•昆德拉所相信的東西。
其一，書信和日記的理由尚能成立，僅因為它符合基本的道德，並非是通過邏輯分析得出的結論。我們不能將一般常理和遺囑的法律屬性混為一談，也就是說第一條，米蘭•昆德拉的分析做了無用功。
其二，什麼叫做「他沒有能夠寫好的短篇和小說」？如果存在，這是不是彷彿在承認，也只有他能夠知道哪些應該銷燬，哪些不應該銷燬？但奇怪的是卡夫卡的兩份遺書中的態度都異常堅決，一封用到了「毫無例外」這個詞，另外一封用到了「毫無保留」，當然前面還有一番總結，不過那是對已經發表過的東西的一種說明而已，他無法要求更多的陌生人那樣做，那是極其不禮貌也是不現實的。所以，第二個結論也異常牽強，除非他沒有看到遺囑的全部，或者第三段中所看到的中文遺書經過篡改。補充一點，遺書其本身的模樣已經封存，而且並不知道除了遺書還有哪些東西被封存了，但據新聞報道言，布洛德確實隱藏了比人們想象的要多得多的東西，它們會在某個恰當的時間公佈。
我只想說，卡夫卡的被背叛的遺囑一直是卡夫卡本身所寫的東西的一種忠實體現，它雖然被背叛了，但卡夫卡本身的意志卻沒有被背叛，卡夫卡並沒有說謊，而是人們故意在營造一種說謊的氛圍，這也是我一再強調的，他們在讚揚一個人時卻時刻不忘從另一個角度去貶低他。
被背叛的遺囑是卡夫卡幻境中的一種，也是最後的一種，而且我已經說過它的名字了。
即，遺囑即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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