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有人會說，看呀，有人中了五百萬，有人一分錢也沒中。但實際上，「五百萬」和「零」有什麼不同嗎？僅僅是，前者將「五百萬」這個詞語選中，隱藏了「零」，後者將「零」選中，而隱藏了「五百萬」這個詞語。
在詞語面前，人人平等。沒有人比任何一個人更值得稱讚，也沒有人比任何人更歸於卑賤。人性看起來不同，乃是因為人的皮囊裝不了那麼多詞語。人性在變化，也是因為它在不斷地更換一些詞語。甚至更換也是不存在的，它在強行吞噬另外一些詞語，而使得自身變得更加偉大或渺小，正義或罪惡。這就是，為什麼z城的讀者常常閱讀到作家的作品，而心中湧起無限羨慕、稱讚、嫉妒和仇恨的原因。理解作家作品的人是和他一樣的人，不理解的人則要麼試圖成為和他一樣的人，要麼，就選擇相反的詞語來充填自己。這種交流，更激發了作家與讀者，兩種身份之間的轉換，但在本質上，它們仍然是同一。
如今，z城的人們時時刻刻都在閱讀，他們讀得越多，自以為知道得越多，卻未明白，他們只不過是在發現他們曾經知道的東西。他們是一群歷史的拾荒者。而令人諷刺的是，這個觀點，已在遠古時期，被一個叫做蘇格拉底的人一語道盡，但仍然不為眾人所知。他是歷史中第一個被冠以「智慧」之稱的人，他的一生是尋找「智慧」這個詞語的涵義的一生。他，用我的話來說，是一個真正「講」故事的人。
毫無疑問，當每一個作家拿起筆來成為一個講故事的人時，他都期望講一個有意義的故事。但他之所以尋求「意義」，乃是因為故事本身缺少「意義」，這個詞語——他注入意義，用自己的微渺的靈魂之光來給予瑟瑟發抖的生活以希望。但很少有作家在小說中說他發現了「意義」，即便他說了，我想，很多人也會認為其毫無「意義」可言。
而與此同時，z城的人們，不斷地希望通過閱讀來獲得意義。但實際上，他們尋求的並非是「意義」——他們遮遮掩掩，謊話連篇，甚至他們從不閱讀那些看起來像有意義的東西——他們追求的，不是意義，而是，發現新的詞語時所產生的驚顫。通常，他們不會去閱讀那些和他們生活相似的作品，他們習慣於閱讀與他們的生活決然不同的作品，這種習慣，就是一種顯在的證明。進而，他們的習慣影響到了講故事的人，使得作家背叛了生活，背叛了自身，從現實步入超現實。作家因而為謀取一個好的故事而去虛構故事，儘管故事是原本存在的，但他拋棄了自身的故事，講的是不屬於他的故事，是另外一個人的故事，一個存在於歷史中的被遺失的故事，一個存在於現實中的被忽視的故事，一個存在於未來中的還未發生的故事，甚至不存在於這個世界而存在於另一個世界的被隱藏的故事。他，這個作家，用「故事」刺殺了另一個人，同時也殺了自己。
所以，在歷史中，有一位偉大的作家卡夫卡，寫一份奇怪的遺囑，他竟要求銷燬他所有的作品。沒有人理解，最終它成為了一個悲劇性的喜劇，一份被背叛的遺囑。在我看來，理由其實很簡單，他所寫的作品並不屬於那個時代，他超越了時代本身，甚至直接把地獄寫進人間。而他求生的願望如此強烈，和任何正常人一樣，他決計是不願意「自殺」的，結果他反而被「自殺」了。這是一種個例嗎？不，遠遠不是——何況我舉再多的例子也不過是一種重複，它不具有比一個例子更強大的說服力——這是所有作家的共性，我還能對此說什麼呢？這就是一個不斷發生在講故事的人的身上的悲劇命運，一種無望的衰落。
而讀者，正被牽涉其中。他們對講故事的人的審判，僅僅侷限在詞語，他們從來不審判故事的「意義」，因為意義的審判早已在他們生命中了。而且，他們的審判也相當可笑。寫得簡單，他們說太膚淺了，因為每一個詞語他們都認識；寫得艱深，他們說太晦澀，因為他們不熟悉那些詞語；寫得有時簡單，有時艱深，人們又說太混亂了，因為他們無法找到詞語之間的契約。結果是什麼？結果便是讀者自身的衰落。書架上全是既不簡單又不艱深的變異品，報紙上全是乏味詞語堆積出來的事實，廣告在一句又一句重複中貶損人們的智力，語言在一次又一次對話中形成不可逃脫的慣性，而生活，正是在這種可笑的審判中不斷地，不斷地貶值。
如此，當讀者祈求講故事的人說一個農夫也能聽懂的故事，但能給他們帶來天堂與地獄之別的感受時，講故事的人就應該馬上閉嘴了，作家就應該停止寫作了。哪怕作家和讀者能夠找到新的詞語，甚至新的語言，那也不過是死刑的緩期，生命的回光，它們並不能改變z城衰落的命運。所以，唯有停止，才能打破這一迴圈，唯有停止，才能使歷史不再被自身所貶低。唯有不再重複，才是停止重複的唯一方法。
正是在這種經驗中，有些人發現了重複的本質，他們因此而做出了常人難以想象的抉擇。
不，不是發現了它，而是重複本身，一點一點浮出水面。
真理，從不會大聲喧譁，它總是自然、緩慢地浮出水面。
那麼，以詞語為生的講故事的人，歸根結底是要衰落的了。但這仍然是一種重複，因為衰落不是結尾，也不是從中間才開始的，它更沒有起點。
講故事的人的歷史，整個的就是一個衰落的歷史。
……
……
我寫的時候，歷史正在衰落，我停止書寫了，歷史也還是在衰落，說明還有其他人在寫，他們和我一樣，還是在寫。
為什麼？
因為，他們如我，不想寫，但是忍不住寫，寫了又忍不住悲傷。寫作對他們而言，不是榮譽之事，而是生命之事。雖然並不存在不得不做的事情，但人生在z城，他們的一生就註定是寫作的一生。無論在何種工作的名號下，不是用手，就是用嘴，不是用嘴，就是用心。他們陷入了詞語的牢籠之中。他們想，與其寫那些簡單乏味的東西，不如努力著講一個有趣的故事。但他們以為世界理解他們，同情他們，支援他們，它是他們忠實的情人和保姆。他們奮筆疾書，寫完之後，卻發現它竟不在他們身後，反而排斥他們，諷刺他們，詛咒他們，甚至冠以他們「濫用詞語」之罪，產生一腳把他們踢出z城的慾念。他們和我，最愛的人，竟是講故事的人的敵人。
哦，我明白了，這是一個雙方都淪陷的戰爭局面。表面上一片和平，而實質上，乃是戰爭的隱藏。
在這種對峙中，敬愛的人們，如果你是我，你會怎樣想，怎樣做呢？是把你的右臉也獻上，是如西西弗斯進行一遍又一遍重複的悲劇性反抗，是對此置若罔聞，還是早早地結束這一切？四者之間，哪一種更為妥當？
卡夫卡，在日記中寫道：「寫作是絕望。」
我，一個名為「作家」的作家，禁不住對著z城大喊：「這世界，誰來滿足我的絕望？」
（該文為浙江大學第十二屆校園文學大獎賽獲獎作品，作者時為浙江大學控制系2005級資訊自動化專業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