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爾維爾的短篇小說《巴託比》（bartleby）經常被用作形而上學或神學的闡釋物件，也可以被讀作一則病理學案例。這篇「來自華爾街的故事」描述了一個非人的工作環境，其中的人物全部被降格為勞作動物。小說詳盡描述了被高樓環繞的律師事務所，其中的氛圍壓抑陰鬱、了無生趣。在距離窗戶不足三米處，聳立著一道「高高的、由於歲月累積且常年在陰影下而顯得黑黢黢的磚牆」。這間如同水井一般的工作室裡沒有一絲「生命力」（原文「缺少任何風景畫家眼中的‘生命力’」）。小說中經常提及的憂鬱和沉悶構成了小說的基調。律師的助手們全都飽受種種神經症的折磨。助理「火雞」被一種「奇特的、激動的、混亂而毫無目的的忙亂」驅使。另一位野心勃勃的助理「鉗子」受苦於精神性消化功能障礙。在工作中，他把牙齒咬得嘎吱作響，並不斷髮出低聲的詛咒。與這種神經的過度活躍和敏感恰恰相反，巴託比構成了另一種極端，他變得沉默、呆滯。巴託比的症狀是神經衰弱症的典型特徵。這樣看來，他的口頭禪「我寧願不做」既沒有「無為」的否定力量，也並非「精神靈性」所必需的抑制性本能。它更多地體現了無精打採和冷漠麻木，巴託比也正因此而走向死亡。
梅爾維爾描述的社會依然是一個規訓社會。整部小說中充滿了高牆和壁壘，它們是屬於規訓社會的建築要素。《巴託比》正是一則「來自華爾街的故事」。「牆」是小說最常使用的詞彙之一，常出現在「死牆」這一片語中：「第二天我看到巴託比什麼都沒做，只是站在窗邊，沉浸在他的死牆白日夢之中。」巴託比本人坐在一道隔牆後工作，心不在焉地望著窗外的一堵死牆。牆總是和死亡聯絡在一起。此外，梅爾維爾還反覆使用了另一個規訓社會的典型母題「圍牆厚重的監獄」，他將之稱作墓穴。一切生命的跡象在這裡都被消除了。巴託比也進入了墓穴，並在徹底的孤獨和疏離中死去。巴託比仍然是服從的主體。他尚未發展出現代晚期功績社會的標誌性症狀——憂鬱症。巴託比的情感世界中沒有自卑和自責感，也沒有對失敗的恐懼。他並不熟悉那種不間斷的自我譴責和自我攻擊。他不曾面對過現代晚期社會典型的絕對命令：「必須做自己。」他並非失敗於「成為自己」這一計劃。巴託比被指定的唯一工作是機械式抄寫，在這項任務中他沒有任何自由空間，自主性在這裡既不可能也不必要。導致巴託比生病的並不是過度的積極性和過多的可能性。現代晚期的絕對命令——使個人成就自己——沒有成為壓迫他的重負。他從事的活動是複製，恰恰不允許任何積極性存在。巴託比仍然生活在充滿傳統機制的社會中，他尚未感受到自我的過度疲勞，以及過勞最終導致的抑鬱和自我倦怠感。
阿甘本從本體論和神學角度對巴託比的故事進行了闡釋，而忽視了其中的病理學面向，因此錯誤地理解了敘事物件。此外，這種闡釋也沒有考慮到當代的心理結構轉變。更可疑的是，阿甘本將巴託比提升為一個關於純粹力量的形而上譬喻：「這便是屬於巴託比抄寫員的哲學境況。作為一個不再書寫的寫字員，他是虛無的極端形態，一切受造物都由此產生，同時這一虛無在其純粹、絕對力量中提出了無情的索求。書寫者成為一張寫字板，從此以後，他除了是自己的白板之外，什麼也不是。」巴託比象徵了這樣一種「精神」，一種「純粹力量之存在」，指向空白的、未著一字的寫字板。
巴託比這一形象並沒有指向自身或其他任何事物。他沒有個人世界，是不在場的、漠不關心的。如果他是一張「白板」，那麼原因僅在於他缺乏任何與世界的聯絡或意義關聯。巴託比那睏倦、暗淡的雙眼（dimeyes）便說明他並不是純粹、神性力量的象徵，正如阿甘本所言。阿甘本的下述論斷更加缺乏說服力，他認為，巴託比頑固地排斥寫作，停滯在一種能夠寫作（schreiben-können）的狀態中，他徹底放棄慾望從而宣示了一種絕對的力量（potentiaabsoluta）。因此，巴託比的拒絕是一種宣示和宣告。他代表了純粹的「捨去一切頭銜的存在」。阿甘本把巴託比視作一位天使般的信差，一位報信天使，儘管他「以虛無宣告虛無」。阿甘本忽視了巴託比對一切「差事」的抗拒。例如他始終拒絕前往郵局：「‘巴託比，’我說，‘薑餅現在離開了；你願意走幾步路到郵局去嗎？’……‘我寧願不去。’」整篇故事以一則奇特的後記收尾：巴託比曾短暫地擔任郵局職員，專門負責處理死信，即無法投遞的信件（死信辦公室），「死信！這聽上去不像死人一樣嗎？設想一個人由於天性或厄運使然，陷入了乏味的絕望之中，那麼還有什麼業務比這項工作——不斷地處理死信，將之分類、燒燬——更會加深這種絕望呢？」律師滿腹懷疑地高聲質問：「他為生活奔波，這些信件卻加速他的死亡。」巴託比的存在是一種趨向死亡的否定性存在。這種否定性和阿甘本的本體論——神學式解讀相矛盾，按照阿甘本的解讀，巴託比被提升為第二次創世，即一種「去—創世」（ent-schöpfung）的先知，在「已有之物」和「尚未成形之物」，以及「存在」和「虛空」之間的界限被再次瓦解。
儘管梅爾維爾在這個墓穴（tomb）中保留了一點微小的生命的種子——一小塊草皮（被囚禁的草坪），然而相較於沉重的絕望感和死亡的陰影，這一小塊草地恰恰凸顯了死亡國度的否定性。律師對被囚禁的巴託比講了一些安慰的話，也顯得十分無力：「你待在這兒，沒有什麼好指責的地方。你看，這裡並不像人們想象的一樣是個悲傷之地，這兒還有天空和草地。」巴託比只是無動於衷地回答道：「我知道我在哪兒。」阿甘本把天空和草地都解讀為救世主彌賽亞的象徵。那一小塊草地作為死亡國度中唯一的生命跡象，僅僅加重了絕望的空虛感。「他為生活奔波，這些信件卻加速他的死亡」，這也許是整篇小說要傳遞的最重要的資訊。為生活付出的一切努力，都將導向死亡。
卡夫卡筆下的飢餓藝術家則拋棄了一切幻覺。他的死亡，無人關心，卻給周遭的人帶來了極大的輕鬆感，一種「即便是最遲鈍的感官也能體會到的放鬆」。他的死亡為朝氣蓬勃的獵豹空出了位置，後者象徵了對生命的純粹喜悅，別無他求。「看守員無須思考良久，便送來它愛吃的食物。它似乎從未因失去自由而惆悵。這具高貴的軀體，應有盡有，不僅具備利爪，似乎連自由都隨身攜帶著。自由彷彿隱藏在它牙齒中的某處。生命的喜悅隨著它喉嚨中發出的劇烈吼叫而產生，以至於觀眾很難承受。然而他們剋制住自己，擠在籠子周圍，捨不得離去。」拒絕的否定性賦予飢餓藝術家自由的感覺，但這種感覺和獵豹「牙齒」中保留的自由一樣是虛幻的。那位長得像一塊肉的「肉排先生」也是巴託比的同伴。他熱情洋溢地誇讚事務所，並試圖勸誘巴託比吃點東西：「先生，希望您在這裡過得愉快——寬敞的庭院——涼爽的辦公室，先生，希望您能和我們共度一段時光，請您儘可能過得舒適愜意。先生，肉排太太和我能有幸邀請您在肉排太太的私人房間共進晚餐嗎？」在巴託比死後，律師面對震驚的「肉排先生」，近乎嘲諷地說道：「‘哎！他睡著了，不是嗎？’‘同眾位國王和律師一道。’我喃喃自語。」小說並沒有提供彌賽亞式希望。伴隨著巴託比的死亡，「破敗神廟裡最後一根支柱」也轟然倒塌。他如同「大西洋中的殘骸」一般沉沒消失。對於巴託比的口頭禪「我寧願不做」，無法進行任何基督教—彌賽亞式解讀。這則「來自華爾街的故事」不是一則「去—創世」（ent-schöpfung）故事，而是一則關於倦怠（erschöpfung）的故事。小說結尾的感嘆語既是哀嘆也是控訴：「唉，巴託比！唉，人類！」
德勒茲寫道：「儘管巴託比患有緊張症和厭食症，但他不是病人，而是醫生，他醫治病態的美國。他是醫生，是新的基督，是我們所有人的兄弟。」（bartlebyoderdieformel,berlin1994,s.60.）
在德文譯本中，「防火牆」（brandmauer）和「黑黢黢的磚牆」（blindeziegelmauer）都失去了和死亡的聯絡。
agamben,bartlebyoderdiekontingenz,berlin1998,s.33.
ebd.，s.13.
ebd.，s.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