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思的生活需要以一種特殊的觀看方式為前提，這種觀看方式則需通過教育習得。在《偶像的黃昏》（götzen-dämmerung）中，尼采描述了三種任務，為此人類需要一位導師。人應當學會觀看，學會思考，以及學會說話和書寫。在尼采看來，學習的目的在於形成一種「高雅的文化」。學習觀看意味著「使眼睛適應於寧靜、耐性，使自己接近自身」，換言之，使眼睛擁有沉思的專注力以及持久、從容的目光。學習觀看是「獲得智慧的第一項預備訓練」。人們應當學會，「受到刺激不要立刻做出反應，而是能夠擁有阻止、隔絕的本能」。精神匱乏以及卑鄙的行徑，這些都是由於「沒有能力抵擋刺激的作用」，無法拒絕刺激反應。立刻做出反應、回應每一個刺激衝動，這已經是一種疾病、一種倒退，也是疲勞、衰竭的徵兆。尼采在這裡表達的正是重新恢復沉思生活的必要性。這不是一種被動的自我敞開，不是接受任何出現或發生的事物，而是抵抗那些蜂擁而至、不由自主的衝動刺激。目光不再臣服於外在的刺激，沉思生活將自主地控制它。這種否定性的、自主的行動比任何一種過度活躍都更加積極，因為過度活躍是精神衰竭的徵兆。被阿倫特忽略的積極生活的辯證法意味著，一旦積極性加劇為過度活躍，它將轉變為一種過度消極，在這種狀態下，人類將毫無防禦地回應一切衝動和刺激。由此導致了新的束縛，而非自由。如果一個人信奉越積極便越自由，那麼這只是他的幻想和錯覺。
如果缺少那種「隔絕的本能」，那麼人類的生存便成為一種煩躁不安、過度活躍的反應和發洩活動。純粹的積極性只會擴充套件已存在之物，而要真正轉向他者，則需要否定性的停頓。只有藉助中斷的否定性，行動主體才能夠衡量全部可能性，純粹的積極性則無法辦到。儘管猶豫不決並非積極行為，然而要避免行動降格為勞作，猶豫是必不可少的條件。我們如今生活的世界中很少出現停頓，少有間隔和休息。為了提高效率，一切間歇都被取消了。在格言錄「行動者的主要缺陷」中尼采寫道：「行動者往往缺少更高等級的行動。……在這方面他們是惰性的。……行動者如同石頭一樣滾動，遵循愚蠢的機械法則。」行動可分為不同的種類。那些遵守愚蠢機械法則的行動缺少暫停中斷機制。機器不能自行終止。儘管電腦擁有龐大的計算功能，但卻依然堪稱愚笨，由於它缺少猶豫遲疑的能力。
在這一普遍加速和過度活躍的發展過程中，我們也忘卻了憤怒（wut）。憤怒擁有一種特殊的時間屬性，與普遍加速和過度活躍無法相容。後者不允許存在時間距離，未來被壓縮成延長的當下。此外，它還缺少否定性，只有否定性才能形成投向他者的目光。與之相反，憤怒對當下提出質疑。它以當下的間歇和中斷為前提。在這一點上它有別於生氣（Ärger）。普遍的渙散是當下社會的主要特徵，因此無法提供憤怒所需的能量和專注。憤怒是一種能力，它能夠中斷一種狀態，從而開始一個新的狀態。如今，憤怒越來越讓位於生氣或不快，後兩者卻沒有能力引發決定性的改變。例如人會對於不可避免的事情感到氣惱。氣惱相對於憤怒，好比害怕（furcht）相對於恐懼（angst）。害怕往往針對一個特定的物件，與之相反，恐懼則是一種存在狀態（dasseinalssolche）。它包含、動搖了整個存在。與之相似，憤怒也並不針對某一單獨的事件。它否定的是整體，也因此形成了它的否定效能量。憤怒展示了一種例外狀態。世界的積極化發展導致例外狀態日益稀少。阿甘本忽略了這種不斷增長的積極性，與他的診斷恰恰相反，例外狀態同常態的界限日益模糊，如今社會的普遍積極性吸納了所有特例。因此，正常狀態變得絕對化。正基於世界上不斷增長的積極性，才導致「例外狀態」和「豁免權」（immunitas）獲得了更多的關注。然而，這種關注並不能證明它們的當下性，反而證明了它們日漸消逝。
社會逐漸增長的積極性還削弱了其他一些情感，例如恐懼和悲傷，這些情感以否定性為基礎，即它們是消極的情感。如果說思想本身是一個「由抗體和自然免疫反應編織成的網路」，那麼一旦缺少了否定性，思想將轉化為一種計算。電腦的計算能力優於人類大腦，能夠毫無阻礙地容納龐大的資料，也許原因正在於電腦缺少任何他者性（andersheit）。它是一臺積極主動的機器（positivmaschine）。正是基於一種自閉症式的自我指涉，以及否定性的缺席，白痴學者（idiotsavant）才能取得其成就，而只有計算機才能真正做到這一點。伴隨著世界變得普遍積極化，人類和社會也都轉化為一部自我封閉的效能機器。可以說，超負荷勞作使效績最大化，同時也消除了否定性，因為後者將阻礙工作程式的加速。如果人類是一種否定性生物，那麼世界的全面積極化將導致危險的後果。按照黑格爾的觀點，正是否定性為存在賦予活力。
有兩種不同形式的能力。積極的能力是去做某事。與之相反，消極的能力是不去做某事，按照尼采的說法，是說「不」的能力。這種消極的能力有別於單純的無能，即沒有能力做某事。無能僅僅是積極能力的反面。它本身也是積極的，由於它和某件事物聯結在一起，即它無法完成某事。消極的能力則超越了這種束縛於某件事物的積極性。它是一種不去做某事的能力。如果一個人缺少了消極的能力，那種不去感受某物的能力，而只有積極的能力，即感受的能力，那麼感官將無助地面對洶湧而至、不由自主的刺激和衝動。「精神性」（geistigkeit）也完全不可能存在。如果一個人只擁有去做某事的能力，缺少不做某事的能力，那麼他將陷入致命的過度活躍之中。如果一個人只有去思考的能力，那麼思想將迷失在一系列無止境的物件中。沉思（nachdenken）也便不可能存在，因為積極的力量，也就是過度的積極性，只允許「持續不斷地向前思考」（fortdenken）。
「不作為」的否定性是沉思冥想的一個主要特徵。例如，在禪修的狀態下，修行者試圖達到無為的、純粹的否定性，也就是一種虛空（dieleere），以此擺脫那些壓迫性的、蜂擁而至的事物。這是一種極度積極的狀態，不含任何否定性。它是一種訓練，其目的是達到一種自主自為的狀態，即一種中間平衡點。如果一個人僅擁有積極的力量，那麼他將完全被動地屈從於物件事物中。儘管看似矛盾，過度活躍是一種極度被動的行為方式，阻礙了一切自由的行動。它基於一種片面的、絕對化的積極力量。
nietzsche,menschliches,allzumenschlichesi,a.,s.235f.
海德格爾的「恐懼」和薩特的「噁心」都是典型的免疫反應。存在主義哲學強烈體現了免疫學的影響。存在主義強調自由，正是基於他者或外來者的危險性。上述兩位哲學家的著作恰好說明，20世紀是一個免疫學的時代。
baudrillard,transparenzdesbösen,a.,s.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