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構想的心理機制是一種充滿了禁令和戒律的壓抑性機制。它如同規訓社會一樣，主要由醫院、瘋人院、監獄、軍營和工廠構成。因此，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只有在壓抑性社會中才有效，其組織結構以否定性的禁令為基礎。但如今的社會不再以規訓為主要內容，而是一個功績社會，它逐步消除了戒律和禁令，成為一個自由的社會。
弗洛伊德理論中使用的情態動詞是「應當」（sollen），而適用於功績社會的則是「能夠」（können）。社會的變遷導致了人類心理內部的轉化。現代晚期的功績主體和過去的規訓主體擁有完全不同的心理，不再適用於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理論。弗洛伊德的心理模型中佔據主導地位的是否定、壓抑和對違規的恐懼感。自我成為一個「恐懼的場所」（angststätte）。現代晚期的功績主體則完全不同。他是一個肯定的主體。如果說無意識（dasunbewusste）必須和否定性的排斥和壓抑相連，那麼這種全新的、解放的功績主體則不再擁有無意識，而是後弗洛伊德式的「自我」。弗洛伊德的無意識概念不是一種超越時間的存在。它是壓迫性規訓社會的產物，如今我們已經逐漸與之告別。
弗洛伊德式自我的主要成果在於完成一項義務。他在這一點上類似於康德的規訓主體。在康德的理論中，道德良知取代了超我的位置。他的道德主體同時也臣服於一種「暴力」：「每個人都擁有良心，並且感到自己被一個內在的法官注視，此內在法官威嚇他，使他充滿敬畏（一種與恐懼相結合的尊敬）。而這種看守著他內心法則的力量，並不是某種他自己（隨意）造成的東西，而是處於他本質之中、與生俱來的。」康德的主體和弗洛伊德的一樣是內在分裂的。一個他者發號施令，卻同時也是他自身的一部分：「這種原始的知性、道德（由於它是一種義務的觀念）能力，也被稱為良心，它具有這種特性，即，雖然它的工作是一項針對自身的任務，卻被它自己的理性所逼迫，好像是在另一個人的命令下去從事這一工作。」康德將人的這一分裂狀態稱為「雙重自我」（dasdoppelteselbst）或「二重人格」（diezweifachepersönlichkeit）。道德的自我同時是被告人和法官。
規訓主體不是享樂主體，而是義務主體。康德的主體也服務於一項職責，從而壓抑他的「天性」。康德的上帝，「一個統治一切的道德存在」，不僅僅是一個懲罰和判決的機構，他還有另一個常被忽視的、十分重要的面向，即作為一種獎賞的機制。道德的主體作為義務主體儘管為了美德而壓制了一切享樂的天性，然而為了獎勵他在痛苦中完成工作，有德性的上帝將賜予他福祉。上帝的賜福將「完全按照和德性相稱的比例」進行「分配」。道德的成就將得到相應的報酬。道德主體為了美德而承擔痛苦，同時也清楚即將獲得的獎賞。他和作為獎賞機制的他者之間存在一種親密關係。這裡不存在獎賞危機，因為上帝是守信的、不會欺詐的。
現代晚期的功績主體不再臣服於任何義務。他的信條不再是順從、法規和履行義務，而是自由和自願。他工作的首要目的在於獲得樂趣。他並非遵從他人的指令行事，而是更多地聽命於自己。他成了自身的僱主，從而擺脫了負面的、發號施令的他者。這種脫離他者的自由卻並非一種單純的釋放和解脫。自由的辯證法不幸地將其自身轉化為強制和束縛。
他者的缺席將首先導致一種獎賞危機。獎賞作為一種認同機制，需要他者或第三方為前提條件。理查德·塞尼特（richardsennett）也認為自戀型人格障礙和他者的缺失導致了獎賞危機：「自戀是一種人格障礙，它恰恰同自愛相反。沉浸於自我之中不會帶來獎賞，而只會導致痛苦。自我和他者之間的界限消失了，這意味著自我再也不能遭遇‘新事物’或‘他者’。後者已經被吸收和改造，直到自我在其中發現了自身——然而他者也因此喪失了意義。……自戀者不從經驗出發，他希望——在一切他遭遇的物件中——體驗到自身。……自戀者沉溺於自身之中……」人們在種種經驗（erfahrung）之中遭遇他者。經驗是變化的，即被他者改變，而體驗（erlebnisse）則將自我延伸至他者和世界之中，是一種同化機制。在自愛形式下，自我和他者的界限是明晰的，而自戀則模糊了一切界限。自我無限擴張，因而變得混沌不清。
儘管塞尼特將現代個體的心理障礙同自戀情結（narzissmus）聯絡在一起，但他卻得出了錯誤的結論：「期望不斷提升，任何一次經歷都無法帶來滿足，相應地，沒有能力去完成任何一件事情。完成某項任務的滿足感被遮蔽了，因為這種感覺使個人的經歷具象化，使其擁有了形態和外貌，從而脫離自我，獲得獨立的存在。」然而，現實情況恰恰相反。完成某項任務的感覺並沒有被有意地「遮蔽」，而是從未產生過這種大功告成的感覺。自戀的主體並非不渴望終結，而是無法抵達終點。效績強迫症促使他不斷地提升效能。因此永遠無法達到獲得獎賞的休止點。他永遠生活在負罪感和匱乏感之中。由於他同自身競爭，不斷試圖超越自己，直到最終崩潰毀滅。他苦於精神癱瘓——過勞症——的折磨，功績主體努力實現自我，直至死亡。自我實現和自我毀滅在這裡合而為一。
歇斯底里症是規訓社會的典型心理疾病，精神分析學也建立在這種病症之上，它以否定性的驅逐為前提，無意識也由此產生。慾望被驅趕進入無意識，並「轉化」為身體症狀，顯著地呈現在患者身上。歇斯底里症患者展示出一種獨特的形態。因此，歇斯底里症同憂鬱症明顯地區分開來。
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論，「個性」是一種否定性現象，因為如果沒有心理審查機制，個性便無法形成。弗洛伊德將它定義為「客體侵佔的痕跡」。當自我意識到在本我之中發生了客體入侵時，他通過壓抑機制試圖抵抗入侵。個性之中便包含了壓抑的經歷。個性建構了一種自我和本我、超我之間的特殊關係。歇斯底里症患者表現出獨特的性格形態，而憂鬱症患者則是不定型的、無形態的。後者是沒有個性的人。
卡爾·施密特指出，敵人寧可說是「內在分裂的標誌」，而「並非一個唯一的、真實的敵人」。關於朋友也是同樣的情形。在施密特看來，不存在一個唯一的朋友，而僅僅表明了個性和形態的匱乏。施密特認為，後現代個體在臉書上擁有眾多好友，只體現了自身缺乏個性和形態。從積極的方面講，無個性的人是靈活變通的，他能夠呈現出任何一種形態，承擔任何一種角色和任務。不定型和靈活性產生了巨大的經濟效益。
弗洛伊德強調，無意識和壓抑機制「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關聯的」。然而當今的心理疾病，如憂鬱症、過勞症或注意力缺乏多動症之中並不存在壓抑和否定機制。它們更多地指向過度的積極性，不是否定性，而是缺乏拒絕的能力；不是「不允許」，而是「能做任何事情」。因此精神分析學不適用於這些病症。憂鬱症不是壓抑的後果，不是由超我一般的統治機制所導致。在憂鬱症患者身上，沒有發生「轉化」過程，沒有關於受壓抑心理內容的暗示。
當今的功績社會充滿了自由觀念和去管制化，大規模地解除了規訓社會下的種種限制和禁令。其後果是徹底的去界限化和普遍的混亂無序。如今丹尼爾·保羅·施雷柏爾（danielpaulschreber）一般的偏執型妄想症已經不存在了，弗洛伊德將施雷柏爾的疾病歸因於受到壓抑的同性戀傾向。「施雷柏爾病例」是19世紀規訓社會的典型案例，針對同性戀的嚴格禁令在其中佔據統治地位，乃至於一切享樂、快感都遭到禁止。
然而在憂鬱症中，則沒有無意識的參與。阿蘭·埃亨伯格卻斷定：「正是憂鬱症的發展歷史，幫助我們理解了社會和精神領域的重要轉向。憂鬱症勢不可當地增多，從而迫使20世紀上半葉的主體進行了兩個層面的調整：心理的解放和身份認同的不確定性，個人的主動性以及行動能力的缺失。以上兩個層面清楚地顯示出一些人類危機，即精神病學中的神經衝突轉變為憂鬱症式的匱乏感。由此形成的人類個體將面臨來自未知事物的訊號，人類無法掌控這些未知物。這一不可化約的部分，在西方世界被稱作無意識……」在埃亨伯格看來，憂鬱症象徵了「不可控」和「不可化約之物」。它產生於「無限可能性和不可控性之間的碰撞」。按照這一觀點，個體追求自主性，在不可控之物面前遭遇失敗，由此產生了憂鬱症。然而，不可控、不可化約或陌生之物如同無意識一樣，是否定性形象，在積極性過剩的功績社會中，它們並不是決定性要素。
弗洛伊德認為，他者內化為自我的一部分，自我和被內化的他者之間的毀滅性關係便是憂鬱症。通過這種方式，原本個體和他者之間的矛盾被內化了，轉化成和自我的衝突關係，從而導致自我的困窘和自我攻擊。當今的功績主體患有憂鬱症，患病的前提條件卻不是消失的個體和他者間的衝突關係。其中並不存在他者的層面。導致憂鬱症和最終精力枯竭的原因在於，過度緊張的、過量的、自戀式自我指涉，這種自我關注帶有自我毀滅的性質。疲憊的、抑鬱的功績主體在不斷地消耗自我。在同自身的戰鬥中，他因為自身而困苦不堪。現代功績主體沒有能力從自身中抽離，無法抵達外在和他者，無法進入世界，只能沉湎於自身之中，卻導致了矛盾的結果——自我的瓦解和空虛。他將自己困在一架不斷加速、圍繞自身旋轉的瘋狂競爭（hamsterrad）之中。
新媒體和資訊交流技術也逐漸消除了自我同他者的關聯。數碼世界缺少他者和反抗力量。在虛擬空間中，自我甚至能夠擺脫「現實原則」任意移動，現實原則即一種他者的、對抗的原則。自戀式自我在虛擬空間中主要面對自身。虛擬化和數字化程式將導致對抗的現實世界逐漸消失。
現代晚期的功績主體擁有過量的選擇，因此沒有能力建立一種密切的聯結。憂鬱症患者身上，一切關聯被解除，包括同自身的聯絡。悲傷和憂鬱症的區別體現在，前者和客體之間存在強烈的力比多關聯（starkelibidinösebindung）。憂鬱症則沒有客體，因此沒有明確的方向。憂鬱症和抑鬱也應當被區分開來。抑鬱以一種缺失的經驗為前提，因此它尚且處於一種關係之中，即和缺席之物的一種否定性關聯。與之相反，憂鬱症則切斷了一切關係和聯結。
當一個承載大量力比多的客體消失時，便產生了悲傷。悲傷者完全沉浸於對他者的愛戀中。現代晚期的自我卻將大部分的力比多能量投注到自身之上。剩餘的力比多被分配到不斷增多的交流和短暫、膚淺的關係之中。這種關聯是薄弱的，因此很容易把力比多從一個物件轉移至新的物件。漫長、痛苦的「哀悼期」也便沒有必要了。社交網路中的「朋友」承擔的主要功能在於，提升個體的自戀式自我感受。他們構成了一群鼓掌喝彩的觀眾，為自我提供關注，而自我則如同商品一樣展示自身。
阿蘭·埃亨伯格認為，抑鬱和憂鬱症之間僅僅存在量的差別。抑鬱曾經只屬於少數精英，被民主化為如今的憂鬱症：「如果說抑鬱曾經是一個獨特群體的屬性，那麼憂鬱症則顯示這種獨特性已然變得大眾化。」憂鬱症是一種「平等化的抑鬱，是民主社會的典型疾病」。埃亨伯格認為，在這樣一個時代中，尼采曾預言過的自主的人（dersouveränemensch）大量出現，憂鬱症便是這一時代的產物。按照這種觀點，憂鬱症患者因為其自主性而精疲力竭，他沒有力量做自己的主人。由於持續不斷地追求主動性，他變得疲憊不堪。埃亨伯格提出的憂鬱症病原學理論陷入了一個悖論，因為抑鬱概念形成於古代，當時尚不存在疲倦的功績主體。一個古代的抑鬱者完全不同於憂鬱症患者，後者沒有能力「做自己的主人」，亦缺少「成為自己的激情」。
患有憂鬱症的功績主體不是自主的「超人」，而更多地是「末人」。與埃亨伯格的觀點相反，尼采的超人恰恰是疲倦的功績主體的對立面。超人是悠閒的。尼采反對過度活躍。「強大的靈魂」擁有「寧靜」，他「行動遲緩」並「對一切過於活躍之物感到厭惡」。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尼采寫道：「你們所有熱愛苦工的人，你們熱愛快速、新穎和陌生之物。你們無法承受自身，你們的辛勞是一種逃避，是意圖忘卻自我。如果你們更加相信人生，你們便不會拜倒在瞬間面前。然而你們的內在缺少足夠充實的內容去等待——甚至也不能偷懶。」缺少了牽引自我的萬有引力，便會產生疾病。每個人都有義務「必須成為他自身」，「只屬於他自身」，這一絕對命令取消了聯結彼此的引力。
然而，尼采的文化批判存在一個問題，他完全忽視了經濟發展的影響。他提出的終極形式，即自我擁有一個固定的「內涵」，對於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來說過於僵化。換言之，終極形式阻礙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加速發展。當功績主體保持開放、靈活的狀態時，他能夠最有效地進行自我剝削，因此他成了「末人」。
抑鬱和歇斯底里或悲傷一樣，是否定的現象，而憂鬱症則是和過度的積極性相關聯。在埃亨伯格看來，憂鬱症是抑鬱的民主化形式，這一觀點忽視了二者的根本性差異。應當從別處尋找憂鬱症和民主制的關聯。按照卡爾·施密特的理論，憂鬱症是民主制的典型症狀，由於民主制失去了決定的力量，缺少能夠產生決議的強權。
埃亨伯格僅僅從個體的心理和病理學角度考察憂鬱症，而忽視了其經濟背景。並非自主的人為了「成為自己的主人」耗盡力量，從而導致了憂鬱症。過度勞累作為一種病理現象，更多地是由心甘情願的自我剝削所導致。個體面對擴充套件、轉化、創造個人的命令，這一命令的背面便是憂鬱症，它同時需要一定數量的身份選項。人們越頻繁地更換身份，便需要開發越多的選項。在工業時代的規訓社會中，個體擁有固定不變的身份，而後工業時代的功績社會則需要靈活的個體身份，以便不斷提高生產效率。
埃亨伯格認為，衝突的缺失導致了憂鬱症：「憂鬱症盛行的原因在於衝突的缺失，主體概念以衝突為基礎，這種主體概念是19世紀末期留給我們的遺產。」這種衝突模型主導了經典的精神分析學。病人如果能夠意識到，他的內在心理中存在衝突，換言之，如果他將自身提升到意識層面，那麼他便痊癒了。衝突模型以壓抑、否定為前提。因此，它不再適用於當今的憂鬱症，因為其中全然不存在否定性。儘管埃亨伯格注意到，衝突的缺失導致了憂鬱症，然而在解讀憂鬱症時他卻繼續沿用了衝突模型。在他看來，憂鬱症以一種隱蔽的衝突為基礎，由於抗抑鬱藥的出現，這種衝突變得更加隱秘，「一方面是實現自我的神聖信條，另一方面是對功績的崇拜，二者使衝突變得越來越不明確，並失去了其穩定的主導地位，然而衝突卻沒有消失」。不同於埃亨伯格的觀點，功績主體不允許負面情緒出現，因此也不會累積形成衝突。功績主體不斷追求提高效率，這種壓力剝奪了他的語言能力。他同時也失去了處理衝突的能力，因為這項工作需要耗費大量時間。相比之下，服用抗抑鬱藥則簡便得多，可以使他快速地恢復功能和效率。
如今，對抗不存在於不同的群體、意識形態或階級之間，而存在於個體之間，埃亨伯格認為，這一轉變是導致功績主體危機的主要原因，但事實並非如此。個體之間的競爭並不是問題所在，而是個體的自我指涉，即和自我的競爭激化成為一種絕對的競爭。功績主體同自我抗爭，從而陷入一種毀滅性的壓力之中，他必須不斷超越自身。這種自我剝削，偽裝成自由的形式，並以死亡為終結。精力枯竭便是這種絕對化競爭的後果。
在規訓社會向功績社會的轉型過程中，超我被積極化為理想的自我。超我是壓抑性的。它的主要功能是釋出禁令。超我具有「嚴厲、殘酷、壓倒性的約束力」，以及「嚴酷的限制和無情的禁令」，並以此控制自我。有別於壓抑性的超我，理想的自我富有魅惑性。功績主體按照理想的自我形象構造自身，而規訓主體則屈從於超我。構造和屈從是兩種不同的存在狀態。超我產生了一種否定的約束。與之相反，理想的自我對個體形成一種積極的壓力。超我的否定性限制了自我的自由。按照理想自我去建構自身則被視作一種自由之舉。自我被困在一個永遠無法達到的理想自我之中，因此變得日益消沉疲憊。由於真實自我和理想自我之間存在鴻溝，從而產生了一種自我攻擊。
現代晚期的功績主體不屈服於任何人。事實上，他已經不再是一個主體，因為主體的根本屬性即是屈從（subjectto）。他把自我積極化，解放自我，使其成為一個建設專案。從主體轉化為專案卻沒有消除束縛。曾經來自他者的約束如今變為自我約束，後者卻偽裝成自由。這一發展變化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存在密切關聯。當生產力達到一定程度時，自我剝削比他者剝削更有效率，功能更加強大，因為自我剝削伴隨著一種自由的感覺。功績社會是自我剝削的社會。功績主體不斷剝削自我，直至精力枯竭。他發展出一種自我攻擊，並往往以自我毀滅為終結。建構自我的專案（projekt）如同一枚子彈（projektil），功績主體開槍瞄準自身。
在理想自我面前，真實的自我是一個失敗者，他被淹沒在自怨自艾中。自我同自身發動戰爭。在這場戰爭中沒有勝利者，因為勝利意味著勝利者的死亡。功績主體在勝利的同時走向毀滅。積極社會擺脫了一切來自他者的約束，卻陷入了毀滅性的自我束縛。因此，精力枯竭、憂鬱症等精神疾病成為21世紀的流行病，它們都帶有自我攻擊的特徵。病人對自身施加暴力、剝削自我。自我形成的暴力取代了他者的暴力，前者的破壞力更大，由於受害者生活在一種虛假的自由感之中。
神聖人最初指由於犯下罪行被逐出社會的人。人們可以殺害神聖人，而不會因此受到懲罰。獨裁者擁有絕對的權力，他能夠推翻現行的法律制度。他代表了立法權，他處於法外之地，同時和法律產生關聯。獨裁者無須被賦予權力，他享有制定法律的特權。在特殊的情況下，他能夠取消現行的法律制度，從而產生一個法律真空地帶，在這裡他對其他人擁有絕對的支配權。神聖人的產生便是君權的最初產物。他的生命是赤裸的，由於他處於法律之外並隨時面對被殺害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