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甘本看來,人類生活的政治化,只有通過和統治權力產生關聯才能夠實現,即「只有通過完全聽憑一種掌控生死的絕對權力」。赤裸的、隨時面對死亡威脅的生命和至高權力總是相互依存:「在現代社會,我們習慣於通過公民權利、自由意志以及社會契約等概念來理解政治空間,與此相反,從至高權力的角度看,只有赤裸的生命才是真正的、政治的存在。」那「暴露在死亡面前的生命」是「最初的政治存在」。「政治的原始形式」是一種禁令、絕罰,它產生了「神聖人的赤裸的生命」。至高權力和神聖人的赤裸生命,二者存在於同一秩序的兩個極端。相對於至高權力,所有人都是潛在意義上的神聖人。
阿甘本關於神聖人的理論依然堅持否定的模式。施暴者和受害者,絕對君權和神聖人,是彼此明確區分的對立概念。在阿甘本看來,絕對君權和神聖人的赤裸生命,「位於一個秩序的兩個極端」。阿甘本所論述的特殊狀態是一種否定的狀態。與之相反,功績社會中的神聖人則處於一種絕對的正常狀態,即一種積極的狀態。阿甘本忽視了在權威社會向功績社會轉化過程中發生的權力轉變。
功績主體脫離了一切外在統治機構,這些外在機制剝削他,迫使他勞動。功績主體只聽命於自身。外在統治機構的消亡並沒有取消強制結構。如今,自由和束縛融為一體。功績主體投身於一種自由的約束之中,即追求效率最大化。他進行自我剝削。剝削者同時是受剝削者,也是施暴者和受害者、主人和奴隸。為了提供效率,資本主義制度把他者剝削轉化為自我剝削。功績主體把自己視作自由人(homoliber)、擁有絕對主權的個體,實質上卻是神聖人。功績主體既擁有絕對主權,同時也是神聖人。自由人和神聖人合為一體。通過這種悖論的方式,至高權力和神聖人在功績社會中仍然相互依存。
阿甘本聲稱,所有人都是潛在的神聖人,由於我們全部處於至高權力的統治下,因此都面對絕對的死亡威脅。阿甘本的診斷不符合當今社會的特徵,現代社會已經不再是絕對君權的社會。如今,把我們變為神聖人的絕罰並非來自至高權力,而是來自對效率的追求。功績主體幻想自己是自由人,擁有絕對主權,卻處於效率的禁令之下,使自身成為神聖人。
埃亨伯格關於憂鬱症的理論也忽視了功績社會內部的系統暴力。他在很大程度上把暴力置於心理層面,而忽視了經濟、政治因素。因此,埃亨伯格注意到功績主體患有心理疾病,卻沒有從中發現新自由主義的統治關係,即僱主變成了自身的奴隸。
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把生存絕對化。人們生活在一種幻覺中,即更多的資本能夠創造更長久的生命。生命和死亡被嚴格、僵硬地區分開來,生命也因此被蒙上了恐怖、僵化的陰影。為了生存,人們患上了歇斯底里症,而不再關心如何更好地生活。生命被簡化成一種生物機能過程,生命變得赤裸,褪去了一切裝飾和敘事。然而,生命遠比生物機能和健康要複雜、豐富,簡化的生命失去了活力。當生命變得赤裸,如同一枚錢幣,並且空洞無物,缺乏任何敘事性內容,這時便產生了健康狂熱症。由於社會的原子化和公共事業的退化,個體僅剩下自我的身體,因此要不惜代價地維護它的健康。為了保持健康,赤裸的生命取消了一切目的論、一切企圖。這種健康是自我指涉的,其內在是空洞的,一種無目的的目的論。
在功績社會中,神聖人的生命同樣是神聖、赤裸的,但是基於完全不同的原因。他的生命是赤裸的,由於褪去了一切超驗維度,僅剩下此在的、裸露的生命,只能用盡一切辦法試圖將之延長。健康被奉為新的神明。因此赤裸的生命變得神聖。有別於極權社會中的神聖人,功績社會中的神聖人還擁有一個特點,即他是無法被殺死的。他的生命如同殭屍一般。他過度活躍,以至於他既不能死去,也毫無生氣。
sigmundfreud,»dasichunddases«,in:ders.,dasichunddases.metapsychologischeschriften,frankfurta.m.1992,s.294.
immanuelkant,diemetaphysikdersitten,hrsg.vonschedel,darmstadt1983,s.573.
ebd.
ebd.,s.574.
immanuelkant,kritikderpraktischenvernunft,hrsg.vonschedel,darmstadt1983,s.239.
richardsennett,verfallundendedesöffentlichenlebens.dietyranneiderintimität,berlin2008,s.563.
ebd.,s.581.
freud,»dasichunddases«,s.268.
alainehrenberg,daserschöpfteselbst.depressionundgesellschaftindergegenwart,frankfurta.m.2004,s.273.
ebd.,s.277:「在擁有無限可能的時代裡,憂鬱症代表了不可控的因素。我們能夠操控我們的精神和身體屬性,我們能夠通過各種方式解除我們的限制,然而這些操作不能帶給我們自由。限制和自由改變了自身的形態,然而‘不可化約之物’卻並未減少。」
ebd.,s.275.
ebd.,s.262.
ebd.,s.199.
friedrichnietzsche,alsosprachzarathustra.einbuchfüralleundkeinen(1883—1885),in:nietzschewerke.kritischegesamtausgabe,hrsg.vongiorgiocolliundmazzinomontinari,6.abteilung,1.band,berlin1968,s.52f.
ehrenberg,daserschöpfteselbst,s.11.
ebd.,s.248.
參見上書,第267頁:「個體間的競爭取代了不同群體間的鬥爭。……我們正在經歷一種雙重的現象:一方面,不斷擴張但卻依然抽象的全球化程式;另一方面,同樣不斷增長的、切實可感受的個體化程式。人們能夠同時對抗一位主管或一個敵對的階級,然而人們如何去對抗全球化發展呢?」
giorgioagamben,homosacer.diesouveränitätdermachtunddasnackteleben,frankfurta.m.2002,s.100.
ebd.,s.116.
亞里士多德認為,單純地追求資本是應受譴責的,由於人將僅僅關注生存,而不關心好的生活。「在一些人看來,這便是經營財產的目的。他們還進而捍衛如下觀點,人們必須守護自己的財富,並試圖無限地增加財富。這種觀念的基礎在於,辛勤地為生活操勞,然而卻不是為了好的生活;由於這種欲求是無限的,因此人們尋找無限的可能性去實現欲求。」(politik,1257b.)
尼采的「末人」將健康奉為神明:「他們崇拜健康。‘我們找到了幸福’——末人說著,眨眨眼睛。」(alsosprachzarathustra,kritischegesamtausgabe,5.abteilung,1.band,s.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