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形形色色的現代西方思想中，精神分析作為一種文化思潮，顯然具有突出而重要的地位。精神分析的創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不僅在生前，就是在今天也仍然是一個聚訟紛紜、譭譽參半的人物。也許，弗洛伊德本人和由他開創的精神分析運動能夠招來如此猛烈的批評和攻擊，能夠吸引這麼多關注和興趣，本身就表明精神分析學是一股強大的、不容忽視的、具有某種內在生命力的文化思潮。對這樣一個明顯的文化事實，簡單地採取避而不談的鴕鳥戰術和嗤之以鼻的阿q精神，並不是一種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而敢於正視這一事實，敢於批判地接受包括精神分析在內的西方文化思潮的挑戰，對於建設健康而生氣勃勃的中國文化，建設具有博大的包容性、積極的進取性和鮮明的原則性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恐怕應是一種不可缺少的必要前提和思想準備。
事實上，弗洛伊德主義本身並不是鐵板一塊，無論是弗洛伊德本人，還是整個精神分析運動，本身都充滿了各種各樣的內在矛盾。揭示這些矛盾，對於正確認識弗洛伊德和整個精神分析運動，批判地接受弗洛伊德主義的挑戰，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鑑意義。
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精神分析運動的歷史，就是其傑出人物不斷偏離和反叛其導師的歷史。阿德勒、榮格、蘭克、萊許、霍尼、沙利文、弗洛姆、羅洛·梅等人對正統精神分析學的偏離和背叛，一方面不僅開拓了精神分析的新領域，壯大了精神分析運動的聲勢，另一方面，也從不同的角度揭示和暴露了弗洛伊德主義固有的內在矛盾。
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這當中尤其值得重視的是新弗洛伊德學派（thenewfreudianschool）從社會文化的角度出發對正統精神分析學所做的批判和修正。而卡倫·霍尼作為新弗洛伊德學派最重要的中堅人物之一，其著作和思想顯然有其獨特的價值和地位。
卡倫·霍尼（karenhorney），1885年9月16日出生於德國漢堡，祖先是猶太人，父親本來是一位挪威船長，後改入德國籍，並創辦了一家輪船公司。霍尼從小隨父親在海上漂泊，培養起熱情而勇敢的性格，對遙遠而陌生的地方始終充滿了好奇和憧憬。但在更多的時間裡她卻和母親生活在一起，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中學畢業後，霍尼隻身遠赴柏林，學習醫學、精神病學，並接受了精神分析訓練。她的入門導師是弗洛伊德最忠實的得意門生卡爾·亞伯拉罕。亞伯拉罕是第一個在柏林和德國開始心理分析治療和開創精神分析運動的人，他培養了大批優秀的弟子和門生，而霍尼無疑是其中最出類拔萃的人物之一。霍尼1913年獲醫學學位，1917年完成了第一篇精神分析論文——《精神分析治療的新技術》，1920年，她已成為柏林精神分析運動的重要人物。1932年，霍尼因不堪忍受希特勒和納粹黨徒對猶太人和進步人士的迫害而移居美國，並於1938年加入美國籍。在美國，由於接觸到阿德勒、弗洛姆等人，她的思想開始發生變化；經過艱苦的努力和長期的思考，霍尼於1937年出版了她的第一本重要著作《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這本書標誌著她思想的形成和對正統精神分析學所做的修正與批判。此後，她進一步在一系列問題上偏離正統精神分析學，這種反叛行為理所當然地遭到同行們的堅決反對和猛烈攻擊。1941年，霍尼被紐約精神分析研究所罷免了她作為職業精神分析醫生的資格，整個紐約精神分析界宣佈與她決裂。然而霍尼毫不畏懼，緊接著發起創辦了美國精神分析促進會。這個協會的名稱表明了她決心把這門仍然年輕的新科學繼續推向前進。
霍尼對正統精神分析學的修正，主要表現在她以文化決定論取代了弗洛伊德的生物決定論。她認為產生神經症的個人內心衝突，雖然不排斥性壓抑、遺傳稟賦、童年經歷等個人特徵，但本質上卻來源於一定社會的文化環境對個人施加的影響。弗洛伊德把精神分析建立在裡比多理論，俄狄浦斯情結，性慾發展的口唇階段、肛門階段、生殖器階段以及死亡本能等基石上，是企圖從生物學的角度確定某種普遍人性。但人類學對不同文化的考察，卻證明並不存在所謂普遍的人性。人性，人的各種傾向和追求，人所受到的壓抑和挫折，人的內心衝突和焦慮，乃至什麼是正常人格、什麼是病態人格的標準，所有這一切都因文化的不同、時代的不同而不同。這一思想在《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一書中已經形成。在本書中，霍尼反覆強調：「認為新的心理學發現將會揭示出人性中固有的普遍傾向，這種想法已經不再行得通了」；「事實上並不存在適合一切人的正常心理學」；「我們的情感和心態在極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的生活環境，取決於不可分割地交織在一起的文化環境和個人環境」；「如果我們未能詳細瞭解某一特殊文化對個人所發生的種種影響，我們就不可能理解個人的人格結構」；「弗洛伊德對文化因素的忽視，不僅導致他做出許多錯誤的概括和結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妨礙了我們對那些真正推動了我們態度和行為的力量的理解。我相信，這種對文化因素的忽視，乃是精神分析——由於它一成不變、亦步亦趨地追隨弗洛伊德開闢的理論路線——儘管表面上似乎具有無窮潛力，實際上卻已經走進死衚衕，只有靠濫用一大堆深奧難解的理論和含混不清的術語來裝點門面的主要原因。」這一批判，不可謂不深刻、不尖銳，無怪乎那些恪守正統精神分析理論的人要把她視為異端而加以驅逐。
從這一基本觀點出發，霍尼對神經症的理解有了一個全新的角度。她認為神經症雖然是一個醫學術語，但在使用中卻不可避免地要具備特定的文化內涵。所謂神經症病人，是指那些行為、情感、心態、思維方式都顯得不正常的人。但什麼是正常，什麼是不正常，卻「完全取決於特定社會強加於成員身上的行為標準和情感標準。而這些標準卻因文化、時代、階級、性別的不同而不同」。換言之，正常與不正常的標準是相對的，在一種文化中是不正常的人，在另一種文化中卻可能是正常的。所謂不正常的人，無非是指他的行為、感情、思維方式不同於一種文化中大多數人的行為模式。也許正因為如此，他們內心才充滿了那樣多的恐懼、焦慮和不安全感。
在本書中，霍尼運用精神分析的某些基本原理，深刻地指出，神經症病人內心充滿了各種各樣的衝突：一方面，他們對愛懷有病態的追求，但另一方面，他們又害怕愛，逃避愛，無法獲得愛；一方面，他們拼命追求權力、名聲和財富，另一方面，他們又懷著對失敗甚至對成功的恐懼，竭力要逃避競爭；一方面，他們對他人充滿了恐懼和敵意，另一方面，他們又總是傾向放棄自我，順從他人……所有這些病態傾向，固然一方面源於童年時代因缺乏安全感而產生的一種基本焦慮（basicanxiety），但更多地卻源於當前實際面臨的衝突。這些衝突深深地植根在文化內部，從這一意義講，神經症患者個人的精神危機，在一定程度上乃是一定社會、一定時代的文化危機的反映，神經症患者的內心衝突，只不過是一定文化內在衝突的縮影。正是從這一思想出發，霍尼不僅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病因說」，而且實際上對現代西方社會進行了文化上的，乃至社會經濟上的批判。
霍尼指出：「現代文化在經濟上建立在個人競爭的原則上。孤立的個人不得不與同一群體中的其他個人競爭，不得不超過他們和不斷地把他們排擠開。一個人的利益往往就是另一個人的損失，這一情形的心理後果乃是人與人之間潛在敵意的增強。每一個人都是另一個人現實的或潛在的競爭對手，這種情形在同一職業群體的成員中特別明顯，儘管他們也努力追求公平合理，並竭力用彬彬有禮的君子風度將這一點掩飾起來。必須強調的是，這種競爭，以及伴隨這種競爭的潛在敵意，已經滲透到所有的人類關係之中。競爭在各種社會關係中已是一個佔壓倒優勢的因素。它滲透到男人與男人的關係中，女人與女人的關係中；不管競爭的焦點是風度、才能、魅力，還是別的社會價值，它都極大地破壞了任何可能建立的可靠友誼。同樣，正如已經表明的那樣，它也妨礙了男人與女人之間的關係，這一點不僅反映在伴侶的選擇上，而且也反映在同伴侶爭奪優越地位的整個鬥爭中。它滲透到學校生活中，而且，或許最重要的是，它滲透到家庭生活中，所以兒童毫無例外地從一開始就接受了這一病毒。」這一批判，不禁使我們聯想到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所做的那段著名批判。
競爭和隨競爭而來的敵意、恐懼、孤獨感、軟弱感、荒謬感、異化感、不安全感，使人隨時隨地處在緊張的焦慮中。霍尼指出：「撇開表面現象而深入到有效地產生神經症的動力系統中，我們就會發現，存在著一種一切神經症共同具有的基本因素，這就是焦慮，以及為對抗焦慮而建立起來的防禦機制。」因此，焦慮是霍尼思想中的一個基本概念。所謂焦慮，乃是指個人面對一個充滿敵意的世界而產生的渺小感、孤獨感、軟弱感、恐懼感和不安全感。為了對抗這種焦慮，人不得不拼命追求愛，追求事業的成功，追求權力、名聲和財富，以獲得安全感和自信心；但由於這些追求本身建立在恐懼的基礎上，而同一種恐懼又妨礙了他去愛，去獲得事業上的成功，所以神經症患者總是處在無休無止的內心衝突中而無法獲得愛，無法獲得事業上的成功。這就進一步加深了他的恐懼和焦慮，由此而造成了更嚴重的惡性迴圈。
正是從分析「我們內心的衝突」著眼，霍尼揭示了西方文化中的內在矛盾，這些無法調和的文化衝突滲透到個人的人格結構中，造成了人格的分裂和衝突。霍尼強調了三種主要的文化矛盾：一是競爭與仁愛，個人主義與基督教精神的矛盾；二是不斷刺激起來的享受需要與這些需要實際上不可能實現的矛盾；三是個人自由的許諾與他實際受到的侷限的矛盾。這些矛盾以及所有其他的文化困境，迫使個人不得不與一連串使人道德混亂的價值標準打交道，使他不得不左右依違，進退失據，無所適從，動輒得咎。由於神經症患者無力正視和解決這些矛盾，他真正的自我始終得不到成熟，而不得不以一連串虛幻的、不真實的追求和幻想來代替其真實的自我。
焦慮的概念使霍尼把精神分析與社會批判相關聯，從而使她的思想達到了哲學的高度，而在她的晚期著作中十分引人注目的則是異化概念。所謂異化，在霍尼看來，乃是個人與他真正的自我相離異。在這種狀態中，不僅個人的價值標準，而且他的判斷能力、創造能力、自我指導能力乃至他的全部感覺都轉嫁給一種虛假的自我形象。這種虛假形象是他無意識中創造出來緩和他的基本焦慮的，其作用在於使他從內心衝突中解脫出來，而他真實的自我則被視為一個陌生人而受到仇恨和壓抑。一種內在的麻木使他泯滅了真正的感情，喪失了自己的本質（identity）和精神發展的內在動力。當霍尼的神經症概念日趨成熟後，她不再簡單地把神經症視為各種病態傾向的衝突，而是把它視為一種在異化中達到最後頂點的過程。在這種過程中，病態傾向始終反對著健康的傾向。
總之，霍尼通過對精神障礙和心理變態的深刻洞察，發現神經症遠不是什麼源於生物本能（例如性本能、死亡本能）的失調，而是有著深刻的文化背景。各種文化衝突以焦慮為中介，在人格中產生了一整套複雜的病態防禦機制和內在動力，它們支配著整個人格，最終變成一種生活方式。霍尼指出：現代西方社會的生活條件，一如既往地迫使個人放棄其真正的本質，難以獲得真正的認同。儘管人身上先天地具有一種不斷進化的建設性努力，具有努力實現其內在潛能的趨勢，但在現存的文化條件下，這些價值和潛能卻得不到實現。在今天的社會中，如果人要生存，選擇任何一種虛假的本質，維持任何一種低劣的生活模式總比導致人格的全面崩潰強。這就是說，由於大大超出個人控制之外的社會條件，神經症實際上已成為一種普遍的生活方式。儘管如此，霍尼認為，個人要想獲得精神的健康和人格的發展，並不一定要通過發動全面的討伐來實行社會改造，而主要應通過緊張的自我分析來解決內心的衝突，達到人格的重建。
通過以上簡要的介紹和分析可以看出，霍尼作為一名醫生和心理學家，無論對西方社會作了多麼尖銳的批判，最終卻並不主張訴諸革命以解決現代人的困境。她更多地仍是把精神分析作為一種使個人適應外界的治療方式，而不是作為一種社會批判的武器。無怪乎有的評論家總結說：「令人驚奇的是，這位最大膽、最直率地反對正統精神分析保守傾向的人，到頭來卻仍然接受了心理治療最傳統的應用。」
霍尼於1952年12月4日在紐約逝世。她的重要著作除本書外，尚有《精神分析的新方法》（1939年）、《自我分析》（1942年）、《我們內心的衝突》（1945年）、《神經症與人的成長》（1950年），以及她死後，由她的門生編輯出版的《女性心理學》（1967年）。她的基本思想，在本書中皆可初見端倪，而本書對神經症人格種種心態的精彩而透闢的分析，對一般讀者來說更是十分有趣和引人入勝。